《制片人》 文\裴蓓
选自《人民文学》2012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裴蓓：女，江西上饶人，珠海作协副主席，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2002年在《中国作家》发表小说处女作《曾经沧海》，2010年制作本人首部电影《天上人》，获多项文学和电影类奖项。
1
素琴要从楼顶跳下来。
那天清晨，素琴坐在楼顶天台的边缘，两腿悬空垂着，两手往后撑，头微微仰起，视线与遥远的苍穹对接。素琴颀长的脖颈、颀长的双腿以及被海风撩起的长发，在这南国的清晨里，构成一幅极其别致的图景，很是凄美。
楼下围着一群人，这群人的视线和素琴垂下的双腿对接。素琴裸露在外的肌肤晶莹剔透，在晨曦里泛着炫人眼目心神的光晕。那楼不高，只有5层，这个高度足以让素琴极致的魅惑冲击人们的视觉以及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
素琴是我电影《幻影》中的女主角，我在拍戏，我是这部片子的编剧兼制片人兼副导演，我的导演是一位在国际影坛颇有地位的女导演，前几天冒雨拍了一天的戏后一直高烧不退，我在当实习导演。我只是一个所谓的作家，之前只卖过小说和剧本，从未拍过电影，这么多重而复杂的角色我是第一次扮演，而素琴说，戏中的那类角儿，她也是第一次，她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演自己。
素琴的话让我肉跳心惊。这一场是女主角跳楼的戏，她要是也不分戏里戏外，假戏真做地跳下来，那我这辈子就该走到头了。
为拍这部戏，我把家当都搭了进去，我名下的，我先生名下的。我的先生在取款单上签字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文盲，半天写不完自己的名字，最终，先生停下笔，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我也不说一句话，看着先生，然后低头看自己的手指，我的手指突然间有些僵直，有些供血不足般的抽搐。那一刻，我们似乎是在祭悼某种东西，用真金，不是冥币，我祭悼的是青葱时的梦，我的先生祭悼的是我为他含辛茹苦的岁月。
为防万一，我们的场景把20楼改为5楼，拍摄前，我的现场制片和道具做了很多防护，还在素琴的腰上绑了一个隐形的安全带，安全带的后面勾连着一根隐形的钢丝，钢丝的一端挂在天台另一边的栏杆上，场务检查了又检查，然后从楼顶伸出一只手，手指比出“OK”。事前我交待过素琴，不要有跳下来的动势，后面的戏会用电脑特技完成。
楼下的上百号人是我的剧组。此时，摄影、灯光、录音、化妆、服装、道具等等所有部门，全部就位。
这是片中的高潮戏。女主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一次一次受伤后，信念幻灭。素琴按照剧本的要求，坐在建筑物顶层的边缘，对人生作诀别。
镜头从下往上对着素琴，此时的素琴离天很近，离人很远。
我看着监视器，对着话筒喊：“素琴，你的头稍微再仰一些，对，眼神，眼神再迷茫一些，对。你看着远处，又什么也没看，因为前面什么都没有。对。开始！”素琴真是一个好演员，她的眼里先是盈满泪水，很快地，眼泪收了回去，眼里的迷蒙慢慢变成了淡然，变成了漠然，变成了空洞，她的世界已空无一物，万物归寂。骤然，我的心被揪起，被揉皱，很疼，我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已经很久不哭了，以前我总是哭。
我哽咽地喊：好，停！
然而，素琴没有停，而是一跃而下。
安全带……呢？！现场制片变调的喊声和素琴着地的声音同步，我瘫倒在导演椅上，一群人混乱地在我眼前晃着，那是一组无声的变形的图像。
2
我缓过神来时，人已经被半扶半架着进了医院的休息室。制片主任吴一根站在边上。我的助手帮我取点滴药水去了，据说我的脸色比跳楼的素琴难看一百倍，因为素琴脸上有妆，我没有。
“安全带呢？”我气若游丝，这些日子的超负荷运转让我的身体承受力到了临界点。
“素琴自己把安全绳解了。”这话从吴一根的牙缝里挤出来，好像着火的房子里挤出的火焰。吴一根一定挺怪罪我，从一开始他就反对用素琴。
“她人呢？”我说。
“在抢救。情况还不清楚。”吴一根说。
我的头垂着，我发现脖颈要支撑起头颅是需要很大能量的，现在我的身体供应不了这个能量。我垂着的视线刚好对着我的鞋尖，那双名牌休闲鞋是开机前我特地去香港买的，我把导演的行头准备得很足，第一次当导演么。现在，第一次成了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还只做了一半，这一半里，我还是个实习副导演。我为了做这四分之一都够不着的导演，搭上了一条半人命，一条是素琴的，半条是我的。
“幸好今天我清了场，没围观的人。不然，这事就成娱乐头条了。”吴一根很清楚，这样的头条如果只是炒作噱头，那绝对把大家的眼球弄爆，可要是发生在拍摄期间的真事，这戏也就玩完了，“我那些兄弟，我都警告过了，谁要是走漏一点风声，我教他别在这圈里混！”
吴一根还说，素琴在医院里登记的是化名，能瞒一天是一天吧。
我感激地点点头。吴一根是我的本家亲戚，大我10岁，按辈分我叫他叔。当初不是他答应带他全班人马过来帮我张罗这摊子事，我也不敢贸然进这个圈。这个圈在我们作家圈里很有些让人谈虎色变、闻风丧胆之名，我却以一介文人之一腔傻帽，一脚踩了进来，让我的同行们真正色变了一回，他们又羡慕又同情的眼神让我有了冲锋陷阵抛头洒血的悲壮。
吴一根从包里取出一包枸杞和菊花，放到我的保温杯里，在饮水机上泡上热水，然后弓着身子递给我。吴一根身型高个瘦条，平时和我说话身子都躬着，现在我坐着，他身体的弯曲度就更大了。虽然高我辈分，在剧组他一直保持着毕恭毕敬，他说，这是规矩，圈里有个好习气，等级分明。
“刚刚我去交钱了，这医院够狠，押金就是5万。”吴一根说，“这戏还有一半，你看……”
我看……我看了看吴一根，没回答。吴一根叹息一声，出去了。
吴一根瘦长的身体飘晃出门的时候，女二号赵艳艳进来了。20岁的艳艳半蹲半跪在我的腿边，抬着椭圆形的脸，眨巴着细细长长的狐媚灵动的眼睛，说：“导演，下午是我的床戏，还拍吗？”
艳艳把“床戏”两个字说得很重。之前，艳艳一直就这场和男二的床戏和我掰扯，她要求全裸，真情出演。而男二不愿意，男二是来客串的大明星，口碑正面，不想为我这样还没出炉的电影人牺牲了一世英名。我也不觉得有必要把床戏拍得那么详尽那么……这玩意，大导演大制片人可以玩，我玩，麻烦就大了。导演病了，我拍这几天的戏都磕磕绊绊的，更别提床戏了，如果让两个熟悉的演员裸着身子在我面前折腾，我会懵的。这东西拍好了就是艺术就是人性，拍不好就是低俗就是色情，审查要是没过，连观众的面都见不上。
艳艳嘟着肉乎乎的小红唇，说：“你是怕被封杀？那不更是噱头了吗？炒呗，让网友声援呗，还没公演，片子就火了。不就那点事么，那些人装什么装啊。”
我没心思理会艳艳，只是抿了一口茶，很苦。
艳艳换了一个姿势，依然半蹲半跪，只是蹲和跪的腿调了一个个。艳艳依然仰着脸看我，表情很真诚。自选角始，我便患上了演员恐惧症。你要演员什么表情，他们立马给你什么表情，要痛苦给痛苦，要悲伤给悲伤，要邪恶立即满目狰狞，要真诚瞬间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耶稣般的温情……还不只是单一的表情，甚至，诸如内疚的邪恶，暴戾的善良，真诚的狠毒，亢奋的忧伤……以及很多你说得出说不出的所有糅合着极度相反情绪的表情他们都能在一瞬间准确地给你。这让我叹服，好演员都是高智商的。但这种高智商也让我有些畏惧，让我在生活交往中，总揣测他们真实的内心。
我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其实演员并不可怕，表演只是他们的职业，或职业习惯，真正可怕的是占有许多社会资源的强势人群，他们好些人把表演当作人生。
但此时，我看着艳艳的表情，判断着艳艳的真诚，我变得有些不厚道了。
“导演，我也替素琴姐难过，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剧本吧，把素琴姐的戏改成别人的戏，不能改的戏，就用替身，用背影。”
戏是跳着拍的，改戏就意味着，很多戏得作废，很多戏得重拍，而目前已经超预算了。
“改成谁的戏？”
“我的。”
我认真地看艳艳。这样一改，艳艳就成女一了。
“我这是为您好，导演。”艳艳摇着我的大腿说。
艳艳摇动我的大腿时，表情是娇憨的妩媚的，但她手心的热度传达了另一种相反的情绪，紧张和坚定，她在和上帝赐予的机会博弈。
其实，剧组的本质就是博弈，圈里叫“掐”。
“制片部门和主创部门掐，制片和导演掐，导演和演员掐，演员和演员掐，摄影和灯光掐，摄影和灯光一起和导演掐，然后所有人一起和制片人掐，一边掐，一边拍，掐完了，戏也拍完了。”一位女制片人如此告诫我时眼神全是对我的不屑。这位女制片人是我的一位编剧前辈介绍的，前辈善意地想劝阻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径。
这位女制片人30多岁就淡出了这个圈，见我懵懂，又说：“你懂掐么？还有，这个圈里的人大多是神经病，你懂怎么和神经病打交道么？”
我想，我不懂，但我懂诚恳。
我的诚恳确实让剧组良性运作了这么久，至少表面是这样。要是没有素琴的意外，要是圈里有人组织“和谐剧组大赛”，我想这个剧组，即使捧不了杯，入围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我后来回忆这位女制片人的话，有了一些切肤的感慨。
剧组么，往浅里说，一个高投资的草台班子；往深里说，一个没有固定场所固定设施固定人员但结构和要求要比任何固定单位都更齐全更精到更高效的有限时间里的特殊组织；再深入浅出或浅入深出地说，这个行业的高投入高风险决定了剧组的短期性和超乎想象的工作强度，由此拍戏便成了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肉搏战。
闲时喜欢翻翻史书，春秋时的古人好可爱，打仗都像是比赛。那时平民是没资格上阵的，上阵的都是贵族，于是礼节多多，又是约定开战和结束时间，又是约定规则，不击鼓不能开战，鸣锣不能不收兵，不能对受伤者补第二刀，不能追战败者，追也只能是五十步，五十步外的敌人，不但不能追，还要想办法让敌人跑远。
剧组可没有古人的幽默。百十号人，内战大概比数十万之众的阵列战都来得惨烈，其惨烈不在血腥，在没有血腥。
剧组里血腥四溅也是常有的事。剧组是以艺术为名的江湖，艺术人么，言行总有那么一些自恋，一些不合常理，一些极端和偏执，又人在江湖，江湖总有些派别，有些侠义，又是超负荷的配合运转，于是，情急之处，来一场赤膊上阵棍棒飞舞的团体混战，也不新鲜。从这个意义上说，剧组的战争和古代一样，属于冷兵器战争。
剧组战争大多还是无兵器战争，人们在长期的艰辛的自我保护和自我伸展中，琢磨透了孙子兵法的精髓——“上兵伐谋”，“兵者，诡道也。”
说白了，拍戏就是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人们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或艺术理念最大化的一场无底线规则的攻城略地。像我这样毫无战场经验、还带着不合时宜之情怀的制片人注定会在这场攻城略地的博弈中遍体鳞伤。
3
素琴还在抢救，我站在抢救室门口，像死刑犯等待终审判决一样的期待和恐慌。我真担心眼前上演很多影视里的镜头——门开，医生出，问，谁是病人家属，然后，摇头，然后，我崩溃。
素琴没有家属。她三岁没娘，爹在娘去世三个月后娶了后娘，后娘暴躁，老是趁爹不在时使劲拧她。两年后，爹也没了。后娘嫁了人，她跟着后娘生活了半年，被送进了孤儿院。
我当时听了纳闷：“媒体有登你和家人的照片啊。”
素琴说：“假的，这年头，连爹妈都假。”
我之所以能知晓这些秘密，是因为，开机前，我准备不用素琴。
素琴是提前两周进剧组的。没到两天，她就和各个部门闹了一个遍，弄得整个剧组鸡飞狗跳的。淡定雅致只是她的银幕形象，实际的她是冲动的、神经质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我想，她曾红极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可能与她的性格有关吧。
素琴嫌服装师给她准备的衣服不够好，嫌化妆师用的化妆品不是顶级品牌，动作还太慢，嫌道具师给她的钻戒是假的。老天爷，那款式的钻戒得八九万，我们又不给特写。道具师只好拿着费了老大劲才弄到的仿真性极好的钻戒来找我，苦大仇深的。素琴和生活制片争吵，嫌把她的房间安排在北边，看不到海，又嫌菜里油多。生活制片叫苦不迭：“北边的房间大，南边都是小间，她要住挺好啊，我还省钱呢！只听过抱怨菜里油少嫌我克扣的，这次增加伙食标准，她还有意见了。”素琴又给摄影师下了死规定，镜头和她的脸之间的角度必须在30度和45度之间。摄影师黑着脸撂挑子了，导演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这是拍电影，又不是拍静态广告！灯光师附和着摄影师，也不说具体的，只是一个劲地说，这活他干不了，这碗饭他吃不了。
更让我担心的是，好几个人说她深夜老是在酒店的走廊和院子里游荡，她又瘦又高挑，披一件几乎拖地的丝质睡袍，还是黑色的，走在幽暗的灯光下，活像个幽灵。男一号的妻子和孩子送男一进组，晚班飞机晚点，黑灯瞎火中刚好遇见游荡着的素琴，孩子以为是午夜惊魂，当场面无人色，高烧不退，住院几天。因事出剧组，我这个制片人赔了医疗费不说，还赔了不少精力，赔了不少笑脸。
那天，素琴又为一件休闲戏服不是百分百纯棉她会过敏而和服装师赌气，人突然不见了，下半夜都没有回来。全剧组的人披星戴月，找啊找，恨不得掘地三尺，折腾到快天亮，她醉醺醺地回了。她走进我房间，喷着酒气抽着烟对我说，这里的酒好，酒好，你知道世上什么东西不会骗你？酒，它说让你高兴你就真的高兴了，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会骗你？酒，你喝了，高兴了一回，醒了，他妈的什么都一样。
我耷拉着熊猫一样的黑眼圈，说：“你不应该做演员，你比我更适合当作家，等拍完你的戏，我也该没命了，明天你离开剧组吧，制片主任和财务都在等你。”
她愣了，半天，向门口挪，开门时，背着脸说：“可以和您谈谈吗？”
她回过脸来，满脸是泪，说：“这个角色是为我度身定做的，这辈子我碰不到了。”
素琴说了她的身世秘密。她在孤儿院长到8岁，一个舞蹈老师将她带到了舞蹈学校，她成了那里唯一不离校的孩子。18岁时，被后来的名导当初的演艺青年李堡发现，两人合演了他的处女作，红了。这以后，后妈和后嫁的男人死活要认她这个女儿，她不答应，但经纪人要她答应。经纪人半说服半威慑地说，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孤儿么？你知道孤儿在别人眼里的形象么？心理障碍，人格残缺，这样你还能成偶像么？明星是需要保护色的，你的保护色就是和睦家庭。
我半天没说话。素琴的话我信，她是一个很本色的演员，不演戏，只演自己。
素琴是纠结的，我的主人公也是纠结的。她们渴望真情，追求完美，服从内心，在这个浮躁与功利已经渗透进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的现实世界，无助而无奈。
素琴留了下来，尽管剧组的人对此很有微词。
此后，素琴安分了很多。虽然时不时还会做一些非常规的事、说一些非常规的话，但自己立即意识到，收回去，还道歉。如果我在场，她会求助似的看看我，忐忑惶恐的眼神尽显这个女人的真诚与脆弱，我惺惺相惜。
4
素琴终于被推出了急救室，腿部粉碎性骨折，脑部受创，昏迷不醒。我扶着素琴的推床，腿一软，站在一边的艳艳和助手一把搀扶起我。
我回到剧组所在的酒店，在我们包下的两层楼里，好热闹，喝酒的，打牌的，一边喝酒打牌一边打情骂俏咒天怨地的。
经过吴一根房间，门开着，我本来想进去，却听见吴一根在骂负责查夜的场务大支，便停下了。吴一根骂道：“这两天赵艳艳夜不归宿，你也不管管？”
大支是吴一根小舅，人高马大，站在吴一根面前嘟哝着：“我管得着吗？她睡到别人的床上，我又不能和他们来个二一登对？”
“她睡谁的床上了？”
“李堡。”
“那个导演？”
“是，他那个剧组也在我们酒店，刚进来，在三楼。”
“你管不了赵艳艳，素琴你也不管？我听说她这几天夜里又在外面游魂？”
“这个我管了，还偷偷地跟踪了她两次，被她发现了。”
“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好了，寻死了，戏拍不完你有好处么？出来干活你不想拿钱？”
“又不是我要她去寻死，我又没干她。说实话，就算她让我干我还害怕，脑子有病，我可惹不起。”
吴一根“噗”地笑起来：“就你这样？就不怕人家把你那活儿给剪了？”
大家哄笑。
大支说：“这戏还拍不拍？不拍赶紧结账走人，制片人还想把我们都养在这里？那就养呗，看谁耗得起！”
我和助手往门口走过去，没进去，也没看他们。大家看见我，一下子没了声音。我进了自己的房间。
吴一根跟了过来，讪笑着说：“做剧组累，嚼嚼舌根，搬弄一点是非，图点嘴巴痛快，您别计较。导演，您看，这戏拍么？”
“怎么拍？”
“先把素琴的戏放下，把其他的戏拍完。”
“没有素琴的戏，只有三场。”
“您是编剧，戏都在您笔下，把素琴写死了，把别人的戏加了。”
“加谁的戏？”
“赵艳艳最合适，她演戏放得开，更有看头。”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这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还是艳艳也半蹲半跪在吴一根跟前摇了他的大腿。连我都抵挡不住艳艳的撒娇，更别提吴一根这样夜夜寂寞空对月的剧组男人了。
吴一根说：“干脆，更狗血一些，加一些床戏，说不定这片子就大卖了。”
这下我能确定艳艳找过吴一根了。这个艳艳啊，前途无量。
我说：“让我想想吧。”
吴一根拿出一张支付单要我签字，50万。剧组上百号人，吃喝拉撒只是小头了，场景费，设备费，美工道具，服装化妆，交通运输，关键是演员的片酬，五花八门的支出，一天20万是最低额度。
我签字的手不怎么利索。
吴一根说：“医院那边又去补交了费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说：“素琴的家人来了吗？”
吴一根说：“在路上，电话里听着不善。麻烦还在后头。”
5
第二天，生活制片守在医院，我们继续拍戏，先把计划中艳艳的戏拍完。
我一宿没睡，走路时人是飘着的，忽高忽低。一早我让人注射了一针营养液，我真的害怕，我会在现场突然倒地不起，英勇牺牲。用“牺牲”这个词，是抬举我了。像我这样不识时务逆势而为的人连先人都不会接纳，更别说封为烈士了。
赵艳艳掩饰不住兴奋。不管素琴能不能醒来，不管我如何不情愿，艳艳的戏份肯定是要增加的了。艳艳的快乐缘于我和素琴的失去，世上所有的能量都是守恒的，只能转化，不能凭空而生。
大箱车、大巴车、中巴车、小轿车、商务车、皮卡车、发电车，十多辆剧组的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郊外的拍摄现场。车一停，灯光、摇臂、轨道、升降、录音杆、摄影机、服装、道具，所有的器材设备，被抬的抬搬的搬扛的扛背的背，迅速就位，我不得不承认吴一根队伍的专业和高效。
而第一时间，场务就把导演椅放好，遮阳伞支开，监视器摆正，请我坐下，助手把我的剧本和彩笔放在椅子的边袋上，茶杯放在扶手的杯座里。来探班的朋友嘲讽我那架势像皇太后，我叹息，你来坐坐试试。拍完这戏，了了夙愿，我返回我的写作生活，日上竿头而慵起，对镜梳妆，清茶慢煮，踱步小院，躺摇椅还是坐板凳，我自己定。小院的远处是海，海上纵有千帆漂过，看与不看，我自己定。
化妆师给赵艳艳定妆，我一边和她说戏一边看着监视器，执行导演按分镜头剧本调度着灯光和摄影。烈日炎炎。一个小时，准备完毕。
场记举板：“36场一镜一次！”
板落。开机。
突然，一个50多岁的女人闯进画面，声音高亢：“拍你大爷的，我女儿命都没了，你们还拍戏！”
这女人一下从画面里冲到我的面前，臃肿肥硕的身体把我逼在导演椅上，我没有空间站起来。来人是素琴的后妈。我心里发虚，因为庞然大物的压迫感，也因为素琴在我的角色里自毁。
我歉意地抬头看看素琴的后妈，看到她脖子下巴的赘肉随着她高亢的声音上下抖动，涂得很红的大嘴一开一合，她手指着我的鼻子，我闻到劣质化妆品的香味。
几个场工一下冲上来，把她和我隔开。我说：“扶素琴妈妈坐下，倒杯水，素琴妈妈，我们慢慢说。”
“慢慢说？说什么？人都那样了，还说什么？！”
“公安都认定是她自己，关我们导演屁事！”场务一边拽住她，一边说。
“我就不认你那狗屁公安认定！哪里的公安？不就是你们本地的么？你听好了，我会在北京起诉你们，由北京公安说话，轮不上你们这乡下人！”素琴后妈咆哮着，指着我，“你是杀人犯，你明明知道她情绪不好，还让她演那样的戏，你就是谋杀。你现在想洗干净自己，没那么便宜！”
我看着眼前这女人，是个说到做到的角色。谁来查我不怕，只是不知道怎么查，查多久，如果按她的说法，我还真有间接杀人的嫌疑。
素琴后妈继续指着跳着骂着，我却听不进了，只是觉得老天太过幽默，和我开的玩笑太过荒诞，我本想当导演，最后却成了杀人犯。
吴一根赶过来了，说：“你女儿还没醒呢，你不去照顾，在这里搞什么搞？你还是她妈妈么？有这样的妈妈么？素琴要是醒来，怎么做人，怎么看你？”
素琴妈妈愣了，吴一根说：“你跟我来。”
吴一根使眼色让两个场工把她弄出现场。那两个场工都是小年轻，身材单薄，连拖带拽地架着一个体积比他们大一倍的女人，样子很滑稽。
吴一根跟在他们后面。素琴妈妈又喊：“我就告你们，告你们，我看你拍，你拍！拍你大爷！”
“大姐您就别吼了，真要上法院，那是成全我们，我们借题炒作，说你女儿演戏走火入魔，杀身成仁！”
吴一根的声音逐渐淡去。
现场安静下来，大家都看着我。我赶紧把身体坐正，语气尽量平静地对现场制片说：“维护好现场秩序，闲人不准入内。”
大家归位，我对着监视器，眼神却是愣的。艳艳走上来，轻声说：“导演，我们开始吧。”
我有些机械地说：“好，开始吧。”
戏开始了。
场景是荒郊野外，艳艳想拍的床戏就在这里，地当床，天为被，如果真拍，还真比李安老师的戏过瘾，人家是做爱，我们是野合。
大家很兴奋，竭力怂恿我和男二，撮合这场野合。最后男二翻脸了，大家才遗憾地放弃。
男二这角色是中年的成功人士，艳艳逼近男二，男二看看四周，往后躲，说：“别让人看见。”
艳艳轻盈一跳，整个人就吊到男二的身上，两手勾住他的脖子，两腿夹住他的腰，说：“我管得着别人吗？你们这些人都OUT了，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你们也有洒脱的诗人啊，比你还年长呢!”
男二有些气喘：“什么诗人？”
艳艳说：“好像叫什么舒婷吧。说是，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我改了，在爱人的身边痛快一晚。”
艳艳的表情奸奸的嗲嗲的，蔫坏蔫坏、狐媚狐媚的，角色的可恨又可爱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然而，我只想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6
然而，我没法哭。我把家底掏空了，再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这对我的先生实在太过残忍太过不公。如果在家乡，我会在父母的坟头静坐一场。
我的母亲去世之前，我以为“死亡”很远。两年后父亲去世，我才从惶然无措中惊醒过来，才知道什么叫大音稀声，大痛无觉。
我的母亲去世的前一年，父母都住在我的家里。
那个傍晚，我的先生不在，一群人闯进来，领头的以前经常到我家蹭饭吃，很是赏识我母亲的精巧小菜。领头人带着那群人秋风扫落叶般地把家里能值一点钱的东西呼啦啦全搬上了大卡车，呼啦啦开走了，连沙发和椅子都没剩一张。我父母累了，坐在地上，我靠在墙上，想，以后买椅子不要买真皮的。
我们在只有床的家里睡了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出去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回到家……然后，我们就在门口愣住了……门上贴着法院的封条。和我先生打官司的也是一个故交，来南方时在我家落脚。官司的源起是两笔借款，一笔本钱还了，但利息没还，另一笔早就还了，我和先生上他家亲手奉上的，借条却没拿回，只有2万块钱，也没太在意。反正，还了的没还的，一股脑地被告上了。房子本来就抵押给了银行，那位故交便合着银行一起让法院把房子给封了，卖了。
当时那几笔糊涂账加起来都不够现在剧组一天的开销，但那时还就因为那点钱，家被搬空了，房子被拍卖了。因为，我的先生因误投一个项目，破产了。
我的父母回了老家，后来他们再也没出远门，后来，他们连家门也不愿出。街坊邻里一直认为，我这样天资还行的女孩应该是“可怜光彩生门户”“鼓乐喧天骏马蹄”。
那天，我站在门前，看着封条，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仇恨，心如沙漠般荒芜。
后来，我站在父母的坟前，坟地荒芜。仇恨，除了伤害自己，了无意趣。我拉着先生的手，轻声说，我们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的意思，就是跌倒了爬起来。然而，我发现我的先生爬起来时，已激情不再。
而我，也是。
我从此开始质疑经典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失败是失败之母，如果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成与败的话。一个跌重了的人，最伤处，是毫无遮拦地直面过世情之炎凉，那种大起大落间的反差，让人此后一步三回头地反思奋斗之意义，人生之意义，并叹息曾经孜孜以求的东西无非虚浮之喧嚣，难免意趣寥寥，难免对成败重新诠释。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场，本无意义，但我们得有激情把这个过场弄得有意义，人得自欺，得自乐和自娱。从这个层面上，一个人过早地看淡，过早地透彻，是一个遗憾。
就这样，我们散淡地过了一些年，散淡地熬过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岁月，然后我散淡地疏远体制，写点东西，卖点文字和剧本，我学建筑的先生散淡地做一些项目，我们散淡地一有余钱就买点房子，那时房子便宜，那时我们刚刚告别颠沛流离。
孩子是我散淡生活中的唯一支撑。小朋友都学乐器，我问，想学吗？想学就去试试。学了一阵子吉他，孩子想学萨克斯，那就学萨克斯吧，又喜欢画画，那就画画吧，后来功课多了，孩子说不学了，那就不学吧。
有一天，老师上门了，拿着孩子的一篇作文。老师说，你的孩子成绩总在前五名徘徊，他如果稍微用功一点点，完全可以样样拿第一，可你看看你孩子的作文。
我一看，笑了。孩子写道：“童年么，挥霍快乐哦，什么样样第一？亲！”
老师说：“一个小学生，就这么颓废，这教育……”
我笑着给老师泡茶，说：“这茶不错，水是我早晨去后山上取的。”
我的孩子不是颓废，是不像有些孩子那样纠结，处处必与人一争高下，总觉得世界是他一个人的，等到发现实际不然，便“呼啦啦似大厦倾”。我的孩子很温厚也很阳光，很认真也很淡然。
老师走后的那个寡淡的黄昏，我坐在小院子里，散淡地看着远处的海和海边的车流，觉得这种散淡可能是对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
随后，我们把多余的房产卖了，全家办了投资移民，手续妥了，就差签证了。
我迟迟没有去办签证。我有些不甘就这样成了另一国家的子民，在这块自己的国土上，我或许还能做一点什么，或许还应该做一点什么。
我是在这个时候接到张翰的电话的。
张翰是一个有文化情结的房地产商，前几年尝试过文化产业，血本无归。他多年前在一本文学期刊上偶见我的作品，便差人打电话要买下版权，但那篇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已被人买走。这个电话是因为看到我的另一篇小说《幻影》，讲的是一个女明星的故事。
张翰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合作方式很特别。拍一个中小成本电影，他投资500万，其余的钱我自筹。条件三个，一，同步出资。二，有一到两个明星。三，他的助理小朱出演女三。
张翰抛给我一个鸡肋。明星的出场费他不会不清楚，我要动心就得拿钱，大家绑在一条船上。他只让他的助理演女三，而不是女一，说明他还把这件事当一回事。其实，他的助理形象一点不比明星差，还灵气，以后大红大紫也不一定。
张翰跷着二郎腿，说：“我想做事又没人张罗，之前吃过亏，我看你行。”
我还是动心了。那块鸡肋撩动的不仅是我的味觉，而是我全部的神经。可能，早年被注入的鸡血依然残存于我的血液，已经成了我的一份基因，而那么多年的散淡只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压抑。也可能，那根本不关鸡血的事，而是那个梦本就与生俱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尝试，因为我清楚，这个最唯美的梦必须在最不唯美的人事纠结中构筑。
那个梦——我的父亲一直为当年没有让我去学电影表演而逼我读了无甚天缘的理科而歉疚，现在咱不演了，拍一回吧。
我要拍一回电影还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把以前接触过的、经历过的、见过听过的林林总总码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现在，我有些枯竭，有些隔膜，有些闭门造车的生涩。我如果还想继续写下去，就得把那层盔甲卸掉，让赤诚柔软的心与满是蒺藜的现实对接。我甚至希望，在这种不够人道的对接中，我的纤细变得粗糙，我的柔软变成坚韧，哪怕从此我灵性不再。
我不是大厨，做不了高级大餐，只能将尖锐的生活揉搓成餐前小点，然后把文字变成影像，直观地呈现我对世界的理解和纠缠。我的恩师说，随心不随俗，是我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陷。
7
这个白天，效率出奇的高，没有素琴只有艳艳的那三场戏全拍完了，还高潮迭起。剧组亢奋得不得了，我也暂时放下素琴，拍得难得的轻松。之前素琴的戏，走心，常常是，没对话，没动作，只有眼神、状态、情绪，或许是沉闷，或许是沉重，反正大家嚷嚷着累。艳艳的入世，让大家一点不累。
收了工，回到酒店，赶着想去医院看素琴。吃着盒饭，财务总管进来了，一脸的焦虑，说：“没钱了。张总那350万的款早该到了，答应昨天一定到，还是没到。”
我放下盒饭，拿起电话就打给张翰，半天才接，不是本人，是他的助理小朱。小朱说，张总忙，那笔钱到不了了。
我急了：“怎么突然变了呢？我们正等米下锅。”
小朱说：“没办法，张总说了，前面投的钱，你们有回收了再说。我的戏，也算了，前面拍的也没什么重要，剪了吧。”
我的手心很凉，问“为什么？”
小朱停了半晌，说：“素琴……”
我明白了，说声谢谢，放了电话。财务总管垂头丧气地走了。
剧组断粮了。维系这个临时性组织的是一纸合约，这纸合约的本质无非钱。行外人看电影，那是艺术，行内人看，那是买卖。最尴尬的是我，用所谓纤细的虔诚的心做一场纯粹的地道的商业买卖。
我再次致电张翰，希望能和他面谈，不再有复。
我去了医院，和素琴说话，我想她能听见。
我恳请医生让我进病房，我趴在床边，拉着她的手，轻轻告诉她，我渴望她醒来，渴望她好好活着，她是我内心的孤独的标杆，我把我对人生所有的期待、现实里能实现的或根本不能实现的所有期待都赋予了这个角色，我分不清素琴和这个角色的界限，也分不清素琴和我的界限。
ICU病房里，灯光昏暗，相依的两个灵魂正在慢慢萎缩慢慢凋零。
刹那间，素琴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骤变。医生冲了进来。
我在急救室门口的走廊来回走，心里挠抓一般地自责。突然，两个人从一道门里闪进来，在急救室门口站了站，然后，堵住了我。
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光线从他们背后射过来，我淹没在他们的阴影里。来人是素琴的后妈，和她带来的律师。
“人废了，我也不指望了。我们干脆一点！”素琴后妈一边嚷，一边把几张纸往我的包上一拍。
我接过那几张纸一看，是诉状。
素琴后妈还想说什么，律师碰碰她，阻止了。
律师声音低沉但字正腔圆：“五百万的赔偿对于一个明星来说太廉价了。我们考虑到你的处境，做了最大让步。”
“五百万？”我懵懂地看着他。
素琴后妈说：“你想坐牢？我们这大律师，可是送了好些人去刑场。”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着诉状，还真不是只坐牢的问题，这个诉状，足够让法官判我故意杀人罪，并立即执行。
诉状的第一条，明知素琴有抑郁症，还安排她演跳楼的戏。而且还扬言当初选择她，就因为她的忧郁气质。此有主观杀人的嫌疑。
诉状的第二条，我在说戏时，用了很多煽动性的语言，诱发了她潜意识里对人世的厌倦和绝望，致使她身不由己，当场自毁。
诉状的第三条，为追求拍摄效果的真实，故意让安全设施出问题。
……
短短时间掌握这么多线索，而且，证据之详尽，措辞之专业，逻辑之严密，让我不得不对这个律师肃然起敬。他那身神功，让我在两天时间内便由一个理想主义的实习制片人和实习导演变成了青面獠牙的女厉鬼。
我抬头看了看律师，说：“相见恨晚哪！要是若干年前认识你，我一定八抬轿子抬你来做我的法律顾问，那现在我一定是超级富翁，犯不着讨饭一样地拍这劳什子电影。”
律师到底是律师，反应很快，说：“哪用八台轿子，一台就够。”
“一台哪够，你这么出色，一定妻妾成群，家财万贯。”
两个庞然大物大概以为我疯了，赶紧走开了。
现在没人挡在面前，我的视线正对着抢救室。抢救室里的素琴正在被各种金属器械折腾，她不会想到外面的精彩场景。
素琴是她后妈的筹码。或许，素琴也是我们的筹码。或许，人都是别人手中的筹码，人搏命般地活着，似乎就是为了成为一个筹码，越重越好的筹码。如果一个人连筹码都不是，那他于这个世界也就轻如鸿毛了。
许久，素琴抢救室的门开了，素琴再次被抢救过来。
我站在重症病房外，玻璃里面的素琴悄无声息。面对这个生命迹象似有若无的躯体，我的心似乎被一团可以膨化的软物质塞着，怜惜、憋屈、怨愤、悲凉……所有无法界定的情绪全被堵在里面，没有出口。我像一个正在充气的气球，内压越来越大，躯壳越来越薄，随时都会爆裂，我的身体和灵魂随时都会和里面那气若游丝的生命一起，灰飞烟灭。
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用拳头去砸碎面前的钢化玻璃，玻璃碎了，我的手也碎了，血流出来，于是，我的情绪有了出口。
然而，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因为那就像抓起石头去砸天，天很远，于是，人很无奈。
我希望躺在里面的人是我。死亡，是超然的美丽的平静。
8
我回到剧组。吴一根进来，说，大家的中期款该付了。
我犹豫了半天，说，暂时有点难了，遇到麻烦了。
吴一根一听，脸色立马不好看了。
我说：“帮个忙，拖几天吧。”
吴一根说：“什么忙都好帮，这个忙帮不了。你就别难为我了，你知道剧组……这些人都是江湖上跑的，都要养家糊口。”
吴一根黑着脸出去了，过了大约半小时，又进来，拿着一大沓单据，说，这几天的开销，您先支付了吧，我也好说话一些。
吴一根等着我签完单到财务那里去取钱。之前，我签字很少看单据，我整个身心都在戏里，不想让琐碎干扰了我的情绪，尤其是，我在账目问题上一直比较弱智，我的先生必须经常往我的钱包里放钱，不然我在外就会连买矿泉水的钱都找不到。更何况，剧组花出去的钱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清，反正，吴一根说，他保证我在预算之内做完，再怎么的，他也是我的本家长辈，前几年他在北京买房，还跟我借了几十万。之前他还开玩笑说，他这次来当包身工，是卖身还债。
但这次，我认真检查了单据。因为就是我签了，财务那边也支付不出。
这一查，傻眼了。
汽油费就五万多。这几天的场景就在附近，有些车就没挪窝，这些汽油费够这个车队环省一游了。
场景费八万。我算了又算，这几天就用了几个场景，一个外景不需要钱，一个高级会所是广告植入，还有就是一所破旧的乡村学校。八万块钱够搭好多个教室了。
灯光的灯泡，换了三个，每个八千元；广角镜头只租了一天，上面写四天，一天租金一千元。
再就是餐费，剧组一百多一点人，这几天也没什么群众演员，可每餐盒饭都超出二百份。这几天就没拍过夜戏，居然有几百份的消夜，不知是给谁消的。更出格的是，餐盒多了也就罢了，居然这些多出的人头还有名有姓，都按群众演员支付了出场费，这就是大笔支出了。
更离谱的是，我们租用了一台宝马做道具，拍完的时候好好的，可上面却写，修理费七万元。
我半天没说话，指指这修理费的单据。
吴一根说：“车开回去的时候撞了，当时怕影响您拍戏，没敢说，就悄悄修了。”
我沉默。
吴一根说：“不信，我现在就叫司机过来。”
大约十多分钟后，才看见吴一根站在门口，后面跟着司机铁仔。铁仔的脸涨得通红发黑，脚迈进来又缩回去，吴一根把他推了进来。
铁仔进城之前在老家帮人开农夫车，年纪不大，驾龄不短，这是他第一次进剧组干活。
我问他：“车是哪儿撞的？”
铁仔低头看着地，说：“海边，栏杆上。”
我问他：“哪里的栏杆？”
铁仔迟疑了一下，然后和背书一样飞快地说：“雕塑往左数第58个，公共汽车站往右数182个。”
我没想到得到这么精确的回答，便说：“你还真是费心啊，撞了车，还去数得那么仔细。”
铁仔的头低得更低了，抬头看看吴一根，又低下头去，然后声音几乎听不见地说：“怕你不信，所以数过。”
吴一根说：“你可以走了。”
铁仔期期艾艾地往外走，走到门边，突然回过脸说：“我没有撞车，也没有修车，车是直接还回去的。”说完，就跑了。
吴一根的脸刹那间黑挂下来，冒出一股让人惊悚的戾气，我的骨缝里冒出一阵凉飕飕的寒气，牙齿在发颤。
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当得知那位故交把我们还了的钱当作没还拿去打官司的时候，我几乎天塌下来般地冲着他喊，怎么可以这样？！你还有没有脸？！
现在，我看着吴一根，旧戏重演，我却没了当初的激烈。其实，激烈和冲动是年轻的专利，是奢侈品，不是人人都能消受。如果哪天你连愤怒都不愿表达，那就说明你老了。
我的样子一定很搞笑，吴一根看了看，黑脸转晴地笑起来。
吴一根说：“您说没钱了，我总得给兄弟们一些交代，是不是？总不能呼啦啦地把人给弄来，呼啦啦地又给弄走。这圈子得靠口碑吃饭。”
见我没说话，吴一根接着说：“剧组么，就这样，你赚大钱，得分大家一点碎银子，你吃大餐，得给大家一碗粥，是不是？我这些手下卖力气，容易么，我得为他们谋点福利，这没错吧？”
吴一根又说：“水清无鱼，你不想要鱼么？”
吴一根又指指那些支付单，说：“这钱？”
我开了口，说：“放一放。”
吴一根点点头，走了，腰板直直的。
9
第二天，按通告，七点半早餐，八点出发。
可已经过了八点，没一个人来拿早餐。那堆馒头包子稀饭豆浆原封不动地堆在会议室的桌子上。
终于有一个人来了，司机铁仔。铁仔没有去拿早餐，而是进了我的房间。铁仔的脸和身体露在衣服外面的地方有很多青紫块，我的心一阵抽紧。
铁仔说，导演，我走了。
我说，你留下，跟着我。
铁仔说，我要留下，命就没了。
我沉吟半晌，叹一口气，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把钱包里的钱给了铁仔，然后让他去财务领工钱。铁仔提着编织袋，走了。我投资的剧组，居然连一个小司机都留不了。
我其实是连自己都留不了。
那天，最终没有一个人起来吃早餐。我的助手敲了所有的门，大多数门都没开，有的在里面哼哼哈哈，有的干脆不应，也有的对着门喊：“谁大老远来卖苦力就为吃那破馒头烂稀饭？这不有病么？”也有的偷偷摸摸地开了门，偷偷摸摸地把助手叫进去，又飞快地关上门，声音轻得像蚊子嗡嗡：“我们也不想这样，这餐饭我们要是吃了，以后的饭就难吃了。不好意思啊。”
我坐在会议室椭圆形桌子的正中上位，面前是那堆早餐。我想，如果镜头从下位拍过来，画面一定很有意思，我整个身子全淹没在早餐里，只有一个小头露在那一大堆馒头上。
助手怜悯地看着我，说，我们干脆把这些人全开了，我找人帮忙去，隔壁不是有个剧组么，人都到齐了，还没开机就要撤组，那制片主任我认识，我去和他商量，叫他把那拨人带过来帮我们。
我有了一点兴致。
助手说着拔腿就走了。半个多小时，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说，这真是驼背掉在簸箕里——刚刚好，一会他就来和您具体商量。
我舒了一口气，想着怎么弄这个交接。
可还没等我想明白，助手的电话就响了。助手说，不来了，知道我们没钱了，也打听了吴一根这人，这人在圈里名气大，惹不起，算了。
这时，财务进来了，走到那堆馒头旁边。想说什么，又转身走。
我说，说吧，没事。
财务说，酒店说，要是还不去结账，剧组就得搬走。
我点点头。我在点头的那一瞬间，做了一个决定，一个疯狂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是让我的先生知道，会和我来一场西方贵族的高级游戏——决斗。
我要把住着的房子抵押出去，这栋房子是我们唯一的资产，目前市值一千万，我贷款五百万。有这五百万，这部戏可以拍完了。
我疯了，我是一个有着极具欺骗性外表的疯子。当初我要是阻止先生用房子抵押投资，也不至于颠沛流离那么久。我当初在公证书上签字的时候，笑呵呵地对先生说，不管怎么样，你可得给我留一间茅屋陋舍。然后，就像之前说的，房子被拍卖了，我们净身出户，颠沛流离。
若干年后，我又在重复类似的故事。其实，人一辈子都在转圈。中学课本里说“螺旋式上升”，我想，也未必螺旋，就是原地转圈，人最终都得回到起点。
我甚至觉得这个螺旋是往下转的。那次签字，我20多岁，世界很大，人生很长，内心纯粹。现在，我心有沉疴，不再是向往和追求，而是在赌博。
当初，我把支持先生的事业当作妻子的神圣职责。现在，我把所谓的内心追求当作了神圣的赌博。只有疯子才会对自己内心的感觉顶礼膜拜。
老天仁慈，能否为我这份赤子之心洒几滴眼泪？
我没有通知我的先生，我也没有找银行，因为银行要夫妻共同签字，还要公证。我找了一家熟人的典当行，把这件事办了。
一天内，五百万进账。
傍晚，我拿着相关的手续文件和进账单回剧组。我的手、我的腿还有我整个的肢体和脑袋都是重重的，又是软软的，是亢奋的，又是疲乏的，人和神志都是糊状的，到处是边缘却又没有边缘，到处是牵绊，却又了无牵绊。
我迷迷糊糊地走进会议室，那堆馒头还在。突然我的情绪定了，突然就有了英勇就义之前的淡然和超脱。那一刻，我想那些“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确实是存在的，不是杜撰和虚构。
我让助手给各部门的负责人发信息：停机，撤组，全体人员到会议室领取酬金和遣散费。
然后，我回了房间。
我再进会议室的时候，人已经到齐。我从前门进去，把门关上，半倚靠在门上，我看着下面坐满了人，我把两个手臂轻轻交叉起来，我听说，这样交叉手臂，是一种自我防御。
我看着大家，没有说话，我只是用眼睛平静地看大家，很平静地、一个一个地看，一个轮回。这个过程挺漫长的，这漫长的过程，我在积蓄能量，我是一个平日里没有多少能量的人，我在积蓄着前所未有的能量。我不知道这个漫长的过程，剧组的人是什么心态。
然后，我走到主座上，开口说话。
我拿出进账单，展示了一下，说：“大家看好了，上面有五百万。”
我像一个智商不高的暴发户，拙劣地炫耀着手中的钱以掩盖底气的不足。我曾在别的作品里写过一个暴发户，晃动着手中的支票和看中的女孩谈交易。没想到，最后让这个形象变成影像的人，是我自己。
唯一的不同，我的语气是平的，声波维持在极小的振幅。我的身体是静态的，没有暴发户的来回晃动。
我说：“你们觉得我应该付给大家多少钱？”
没有人发言。
“既然大家不想干了，我也不能强求。正常的情况，我应该把中期款全部付清。今天是我支付的最后一天，我没有违约，违约的是你们，你们中断了拍摄工作，这个损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大家先说好。说好了，我们办交接。路费我一次性付清，就不帮大家张罗了，大家爱坐飞机的坐飞机，爱坐火车的坐火车，不过，走之前，把剧组的物品按清单还了，然后按说好的数额，上财务领钱。”
我说完这些，在心里重重吐了一口气，就像英雄临刑前，把口号喊完了，然后，该枪响枪响，该举刀举刀。
静场了好一会。吴一根站了起来，说：“导演，何必那么当真呢？剧组么，闹点小情绪，正常。拍戏本来就不是人干的活，大家哪个不累得屁滚尿流的？不磕磕绊绊的剧组，那还叫剧组么？牙齿和舌头都有打架的时候，大家说是不？”
“是。”下面有人附和。
“还不向导演道歉？今天大家偷懒了一天，以后脱皮抽筋都要补回来，谁要让导演有半点损失我和谁急！今后如果谁再和导演过不去，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大家听见没有？！”
我本来准备直面刀枪，迎面来的却是一个面团，我似一拳打在空气里。
吴一根见我没说话，赶紧又说：“我说你们这些孙子还坐在这里干吗？现在就将功补罪，今天就是通宵也要把戏补回来。今天是内景戏，也无所谓日夜，就夜拍日吧。还坐着干吗，行动啊！”
大家纷纷起身。
“慢着！”我说。
大家停下来，看着我。
“既然吴主任说要拍戏，那就让吴主任当导演吧，所有的开支由吴主任承担。”我说着，走了出去。
10
我回到房间，想用冷水冲个凉。华南的五月已是炎热如夏。刚走进冲凉间，又想，还不如去游泳，度假村的冷水池该开放了。
正准备出门，门铃响。
我开门，没人，刚想关门，一个人一下窜进来，把我吓一跳。我还没回过神来，那人已经把门关上了。
来人是隔壁剧组的制片主任，姓郭。郭主任说，他其实很想帮这个忙的，只是担心吴一根揪着不放，他想了一个办法，找一个朋友来替他，他手下的人马就可以用了。
我不知道郭主任是不是知道了我刚刚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剧组大会，知道我们不缺钱。
郭主任说，我们要是接手，钱么，好说，一会，我让那人和您联系。
说完，在猫眼里看看，小心开门，探头出去看看，没人，回头和我点点头，走了。
郭主任刚走，吴一根来了。
吴一根说：“还在生气啊？您哪，文人，较真，什么都要弄个一二三四五。世界上的事，哪有这么规矩，也可能是一三五，也可能二四六，也可能是五四三二一，反正，做剧组，犯不着真生气。身体是自己的，钱是身外的。”
见我没反应。吴一根又说：“您要是没意见，我就通知大家明天一早六点就开工，一直干到凌晨。您要还不开心，现在就开工，干到天亮。”
“通知大家结账吧。赔偿的事我已经向财务交代了。”我说完，就去开门。
吴一根拦住我，笑脸转黑，爆发了。
吴一根说：“你能怪我吗？我早就说不要用素琴，你偏要用！我早就说不要拍那些狗屁文艺片，观众不认，你收不回钱，你偏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世道，你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井底之蛙，你落到这个田地你自找！
“人家拍戏是为了圈钱，你拍戏却赔上身家性命，病得不轻！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高尚？人活一场，谁还不想来个流芳百世，千古扬名？做得到么？你就看这些演员，就算是一时间红得发紫，转身观众就把你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还流芳百世，几年都难。就说这素琴，当初还不火么？也不是就是三两年工夫。
“我可是料到这片子的结局，你最后也看得到。你玩艺术，我们奉陪不起，就算亏了，你照样吃香喝辣，一样不差，我们这群人围着你转几个月半年的，图什么？不就图那点血汗钱么？！你也不想想你有多自私，你要做个商业片，赚点钱，给大家伙分点奖金，也让我们没白累。你就光想到你自己，让别人为你的狗屁艺术垫背！”
这下，我抬头认真地看吴一根。
吴一根见我的脸色缓和，便坐下来，我也坐下来。
吴一根讪笑着说：“我们也是被人骗怕了，压榨我们的制片人多的去了，十多年前欠的钱都还挂着呢。我也不怕寒碜自己，干这一行，也就是做婊子，干事拿钱，就算婊子有情，嫖客也未必有意呀。”
我忍不住笑起来，想起一段网语：来的都是客，全凭钱一囊，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我的眼睛转到茶几上，昨天吴一根拿来的票据还放在那里，我指了指。
吴一根尴尬地笑了笑，说：“知道你那边资金没了，怕拍不完，拿不到钱，兄弟们跟前不好说话。这个我拿回去，重新做一个。”
我想了想，说：“我的助手太忙，缺一个司机，我觉得有个人很合适。”
“谁？”
“铁仔。”
吴一根听了，脸抽了几抽。
“他的工资不在剧组发，我这边给。”我说。
吴一根点点头，先退一步，转身出去了，走的时候背有些微微的弓。
我让吴一根继续做下去，没有换成郭主任，我也不知道郭主任是何方神圣。我此刻唯一的愿望，赶快把戏拍完，留着一条命，好好活几年。
11
素琴还没有醒。素琴的后妈隔三岔五地弄点事，威胁我，如果在一周内不付赔偿金，大家就法庭上见了。
我现在钱没了，命也快没了，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唯一能救我的，是这部电影。无论怎么样，把戏拍完。
我下决心把剧本给改了。我得把女主人公写死，我当初赌命一般地做电影就为拍一个人物，结果是，人物出场还没一半，死了，还是我亲手把她写死拍死。真是何必当初……
好在导演的病好转了一些，我白天跟着拍戏，夜里改剧本。我用媚俗的、功利的、实际的女二取代空灵、高贵的、唯美的女一，我似乎被精神强暴了。其实，我们无处不在地被精神强暴。
既然艳艳演女一，那就干脆搞笑一些，张扬一些。艳艳也不拿着捏着，说：“反正，我就演我自己。”
我先是愣了，后来笑起来，这女孩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在，不装。
“我不但演我自己，我还会把观众藏着掖着的东西全演出来，演到他们心里去。”艳艳又说。
艳艳倒是没有食言，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时而狷狂乖张，时而诡谲狡黠，时而装一回淑女，巧笑倩兮，时而扮一回大侠，跋扈飞扬，弄得现场的人乐不可支，拍她的戏反倒成了乐趣。
就在这时，素琴醒了。
素琴是在夜里醒的，护士打电话通知我，我们连夜赶了过去。
我走进病房，素琴像睡了一觉一样，眼神淡淡地看着我。
“我坐在平台上，看着地面，突然觉得跳下去是很幸福的事。我控制不了这个念头。生死就是瞬间的事。”素琴说这些，像说一个遥远的故事。
她的话很淡，我的心一阵抽紧。
”对不起，导演，我害了你。”素琴又说。
我的喉咙一下子很堵，眼睛刺痛，眼泪涌上来，我拼命忍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素琴能让我哭。
“那两天，我一分钟都睡不着。”素琴说。
“是因为李堡导演吧？”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那两天，他和艳艳在一起。”
随后，好长时间沉默。
素琴又说：“他像我的父亲，长相，气质，都像。”
李堡是素琴的初恋，素琴十八岁时认识李堡，之前在舞蹈学校住了十年，在孤儿院住了四年，拍完李堡的戏后，在外面置了房。我不知道她和李堡交往了多久，但我知道，此后的这些年，她一直拒绝别的男人，而且是很多可以给她机会的男人。这在圈里是一个奇闻，大家说这个女人太怪异，有病。
我摆弄着床头柜上的鲜花，把枯叶摘掉，捡掉落下的花瓣。突然，一声尖锐的声音把我怔住了，我猛一回头，素琴捂着脸，声音是从她的指缝里喷出来的，她在哭，尖锐的凄厉的哭声。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护士冲进来，把我推出门外，凄厉的哭声从门里传出。其实，李堡的风流韵事五花八门，和素琴对男人的决绝一样，皆为圈里谈资。素琴不会不知道李堡的这些事，只是第一次直面。
女人是世界上最傻的动物，会为虚无缥缈的东西，甘愿用生命去支付。
我在门口的走廊，走廊很长，昏暗，幽冥，横亘又通连着阴间和阳间。我走到走廊的尽头，在灯光的死角，泪水拼命地流。
这时，素琴的后妈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往病房里冲，被护士挡在外面。我看到素琴的后妈在用手势恳求护士让她进去。我第一次看见她激动的时候悄无声息。
素琴苏醒两周后，主动要求重新上戏。医生说她幸运，不是直接掉到地上，而是往前飞跃了一步，下面碰巧有一个沙堆。脑部淤血抽去后，恢复得比较快，短时间演一演，问题不大。
素琴要求尽量补一些她的戏，我答应了。素琴的腿打着石膏，只能穿长裙子坐着拍，而且尽量拍近景和特写。
这场戏是根据素琴的建议改的，女一和男一对手。
场记和举杆的录音一起跑到镜头前，场记把板对着镜头，打板：63场一镜一次，开始！
黄昏，女一坐在自家大草坪的藤椅上，穿着长裙，看不见腿。男一站着，女一拽住男一的手臂。
女一：带我走吧。离开这里，远远的。
男一：去哪里？
女一：乐土。
素琴很入戏，眼里楚楚的动人的憧憬可以慑服所有男人，却唯独没有感动男一。
事实是，男一根本不相信什么乐土。他提着行李走了，带着女一给他的钱，还有一个小妞。他一直在用女一的钱养着这个十九岁的小妞。这个小妞就是艳艳扮演的女二。
后来，女一就跳楼了。后来，素琴自己真的跳了楼。
12
我的电影终于杀青了。我瘦了整整十斤。
杀青酒宴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好多人醉了，好多人半醒半醉，醉了的或是半醒半醉的，都有人哭了，有些还抱在一起哭。
这就是剧组，戏上人聚，戏散人分，大多人今天还在这里喝杀青酒，明天就各自在天南海北吃下部戏的开机宴了。
宴席上，艳艳是最活跃的。她喝酒打通关，比平日更加疯疯癫癫。艳艳搂着我又是亲又是抱，满嘴的酒气，一口一声地叫我，亲，姐，导演，老师，老板，反正可以叫的，她都叫了，然后说，宣传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
素琴的后妈也来和我敬酒，摇晃着肥硕的身体，脸色讪讪地说：“不好意思，当时不也是心里急么，你说一个好好的人，突然就……你说万一她要是不好，照顾起来，不是小事。”
我说：“人没事，就好。”
素琴的后妈说：“是，没事了就好。多花你好多钱。唉！”她的表情倒是真的，这个女人不懂矫情。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素琴后妈突然鬼鬼祟祟地把我拽到一边，小声对我说：“那个吴一根以后你不能用了，他和我谈过，那五百万，他分两成，一百万。”
我愣愣地看着她，难怪她的律师那么快就掌握了我们的全部情况，是吴一根把我卖了。
素琴后妈说：“你别往心里去，这事正常，我见多了。你呀，书生，以后还是别干这个吧，你不行。”
远处的吴一根一边和别人喝着酒，一边往这边看，随后就拿着酒杯走了过来，素琴后妈闪开了。吴一根和我碰杯，说：“以后不会和我合作了吧？”
我说：“怎么会？”
“应该是不会了，你太较真。”吴一根说，“其实，你和任何人合作都一样，你要不信，就试一试，最后你会发现，我最适合。”
我想，吴一根说的是对的，至少大多时候他在面子上给我足够的尊重，让我说得上话。至少，他的队伍是专业的。
吴一根说：“我要不逼着你去弄钱，你前面所有的投资都打水漂了。”
我说：“也是。”
这时，素琴的保姆把坐着素琴的轮椅推过来，我赶紧走过去。
素琴说：“我那个妈妈，还敢给你敬酒？”
我说：“没那么严重。那天你醒来，她急匆匆地要见你。其实，她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素琴说：“那是因为要不到你的钱了。”
我说：“也不全是。人处久了，总有感情的，是吧？”
素琴看看我，又看看手中的酒杯，半天，轻声说：“可能是吧。”
素琴又抬头看我，眼神幽幽的，问：“你妈走的时候，你已经结婚了，是吧？”
我点点头。
素琴说：“你坐上婚车，你妈哭了吗？”
我点点头，眼睛湿了，素琴总是会触到我最脆弱最柔软的地方。
我和素琴碰杯，我们都不看对方，只是看杯子，杯子里的酒很红，红色的东西是浪漫的，炙热的，又是悲情的，因为像血。
大家不停地敬我酒，每一次我只是象征性地抿一抿，但人多了，还是有了一些量，有些眼神不济、舌头绕弯，晕晕乎乎的。我用不济的眼神看着我的最后的剧组，心里竟是说不清的酸楚，而之前的几个月我是求神拜佛地盼望这一天。
其实，他们是一族终日超负荷运转、有着习惯性敬业精神、很弱势甚至很卑微的人群。他们是城市里的游牧民族，行踪难定，漂泊浪迹。他们所处的江湖，处处是根，却又无以生根，处处是路，却又无以为路。他们的一生被两个问题纠缠，做完这单，下单在哪？这单完了，钱能否拿到？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干完活能拿完钱。因此，剧组的种种陋习，诸如短视、狡诈、嚼舌根、使绊子，都是无安全感生存状态的折射与宣泄。
我举起酒杯，向全体人员致敬，由表及里，满是感激。
我感谢生命中一起走过的每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曾以怨报德或恩将仇报。因为，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的积淀与收获。
13
送走了所有的人，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我在这种空落落中，迷迷糊糊睡了三天。
迷糊中，接到前辈的电话。前辈说：“管理一个剧组不亚于管理一个师，你是四两拨千斤哪，足够当师长了。”
突然被授予这么高的军衔，我受宠若惊般地自恋了一小会儿。转瞬，我苦笑，这师长还是留给那些有凌云壮志又有粗壮神经的好汉巾帼去当好一些，我还是当小组组长吧，组员三个，孩子，先生和我。
前辈说：“之前我不敢告诉你，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小朋友，也是拍一部戏，年纪轻轻的，活活累死在现场了。”
这话撞击我了，我是劫后余生。
其实，我一接电话，前辈就说：“活着，就好。”
随后的三个月，我活得很好。我又可以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阅一番海天山色，抿一口清茶，折鲜花几瓣，撒于裙裾，托之手掌，体味生命的馥郁和清凉。
这三个月，我还有了从未有过的体验——享受工作，我享受做我的电影后期。我不再为复杂的人事关系劳心费力，只是逐个逐个地与后期人员合作，有时加上导演。到这时，我才能用全部的心去体会电影这门艺术，这门集影像与声音为一体的可以把人的灵魂穿透的艺术。
画面是一门艺术。我和剪辑师一起，把足够放一个星期的画面素材精挑细选后裁剪缝制成一个九十分钟的电影。然后，调上颜色。色彩是一门艺术，声音也是。录音师对着画面，把同期录音的声音素材切割套上，分成高中低频、上下左右中声，再点缀上环境音、资料音，然后把几十上百轨的音波混合成影院听到的称为“五点一”的混合声。此后，我和音乐师一起，把之前我们准备好的音乐一点一点地铺上。整部片子，每一刀，每一针线，每一有形和无形的调配，处处精心又似处处无意。后期人员都是造型师，高级的造型师有着庖丁解牛般的娴熟和精准。
我的心从未像此时那样舒展和张扬，尽管拍摄时磕磕绊绊留下的遗憾也会时不时地令我懊丧。我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我的血管有许多淤结，我的心一直悬着，找不到放下的地方。我似乎一直在半悬半飘地绕圈，徘徊，再绕圈，再徘徊，就是为了最后落到这里。
“我是在秋收的季节忙于春耕。”当我和音乐师把极其空灵高贵的音乐放进素琴在楼顶的那场高潮戏，我说。
“秋耕结出的是另一种果实。”音乐师找准了落点，说，“折磨了这么久，以后不会做电影了吧？”
我说：“这东西要是不用钱去玩就好了。”此时，玻璃琴淡淡的却又撕心裂肺般锐利的旋律穿云而来，如同来自天边的哭泣。此时的素琴离天很近，离人很远。
音乐师笑而不答。谁都知道，电影就是玩钱的艺术，但我的音乐师收我很少的片酬。
我的音乐师合作过众多的大导演，是圈里的独行侠，有着超然的外表和超然的内心，有着真正大师的敏感、纯粹、温雅与平和，他的性情以及与我一拍即合的艺术理解，为我的电影制作画上了圆润的句号。
我的片子终于完成了。我从后期公司接过母带的时候，像第一次从护士手里接过自己的孩子。
我问：“你觉得还行吧？”
回答是：“每个导演都这样问。其实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
我忐忑地把片子送去审查，又送去专家看片会，与会者都是主导着中国电影的高层人士。我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悄悄地发现，这些专家从始至终都坐得很正，有些人还悄悄地抹了眼泪。
活了这些年，我会善意地不信任别人的客套，但我绝对信任别人的眼泪，尤其是这些有相当阅历人士的眼泪。因为眼泪已快成稀世珍品，泪是心泉，现代人不大劳烦自己的心。
我的手有些抖，就像当初我看着我的先生在取款单上签字。我的眼睛是涩的，以往我总是顾影自怜，叹息踽踽独行，其实，那太过狭隘和矫情。
现实是，很多的灵魂都在这浮躁的世界寻觅着栖息之地，很多很多的人，诸如，为我的片子流泪的专家，我的编剧前辈，我的音乐师和导演，还有好多好多的作家朋友……他们都在这个由钢筋水泥、数字经济、尾气污染以及无孔不入的钻营攫取、看似博大却异常逼仄的空间里，精神找不到注脚，灵魂无以安栖。
之前以及之后的时间，他们为我的电影尽力地推波助澜，而我和他们没有世俗的交往，甚至没有礼节的问候，有的成了朋友，有的不再相见。
我庆幸拍了这部电影，无怨无悔。
14
然而，我还是后悔了，而且肠子都悔青了。
问题出在，我得去做电影的发行。就是说，我得让电影走向市场。在这个阶段，电影不再是艺术，而是纯粹的产品，就像汽车鞋子烧饼油条是产品一样，得策划营销，得让顾客掏钱购买。
电影的市场营销有着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里，我是厂家，发行公司是总经销商，院线是地区代理商，而电影院就是分布于各地的商场柜台。也就是说，我这个厂家要完成投资成本的回收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得过三重门，首先要争取发行公司发行我的电影，再说服院线把我的电影铺开，然后让电影院这个终端有兴趣放映我的电影。
我在享受完玻璃琴的天籁之音后，便开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一个需要如簧之巧舌、粗壮之神经以及百折不挠之韧劲的推销员。而这些年的写作，我早已习惯了与自己的心交流，与文字对话，营造了一个虚幻而唯美的空间，把自己屏蔽于难免有些腥风血雨的现实之外。我连很多友善的应酬都尽量回避，更遑论当一个得时时把自己置之度外的推销员了。
那些日子，我穿梭飞行于祖国的上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我提着包，涎着脸，一家一家地敲发行公司的门。前台小姐见怪不怪地看着我，我浑身上下便挪了位一般找不到合适的定点，胳膊不是胳膊，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我讪笑着，苦大仇深地想，我是在作践自己。
发行公司的人拿着我的样碟，提的问题如出一辙。我联想起《大宅门》里老七拿着皮袄去当铺，当铺伙计一个模式地喊，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皮烂袄一件儿……
接待我的都很年轻，祖国的花朵，浓烈的现代气息。第一个问题，导演是谁？我说谁谁谁。一听，皱眉，说，导演倒是不小，又是文艺片吧？她的片子就没卖座过。又问，有明星吗？我说，有，谁谁谁。一听，又皱眉，说，过气了，那女一出名该有八九年了吧？连我都记不清了，更别提那些买票进电影院的小屌丝了，谁知道啥是素琴。我半日无语，又说，两个男的都是明星，还有香港的，谁谁谁。又答，老了，没几个愿意买票看一张老脸。
最后还是专家的力荐，才有一家发行公司答应看片。
放映前，我和发行公司的老总沟通好，不要介绍我和导演。我和导演悄悄坐在放映室的后排，前面坐着的是选片人，除了发行公司的老总，其他是清一色的小年轻，当代中国电影观众的代言人。
那天是中午时间。电影放着放着，前面那些发型时尚的脑袋和身体的角度就不对了，有的往一侧斜下去慢慢靠到扶手上，有的往后仰着，有的不停地往前倾鸡啄米似的点着。大概因为老总在场，那些脑袋便时不时突然摆正，弄得我在后面歉疚得不行，觉得自己在作孽地折磨这些小孩。
看完，大家七嘴八舌的。
“发不了！文艺片，谁看哪？！”
“太慢！这故事完全可以拍得狗血的嘛，怎么拍成了烂片。”
“都是长镜头，大全景，中景，又闷，又拖，导演就顾着自己玩镜头，就不想想，人家掏钱进影院，就为看你炫耀技术么？！”
“作家电影么，都一样，光顾着说教，好像自己是圣哲。”
“我以前就发过这个导演的电影，这人就一票房毒药。”
我的导演忽地站起来，以导演惯有的激烈和强势，发出一声吼：“谁是票房毒药？！”
场上突然寂静，大家全愣在那里。老总很尴尬，其实他一直在阻止大家的激烈言论，善意地想关照我们的面子，但大家在兴头上，没拦住。
我的导演冲出了放映室。我向大家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赶紧跟了出去。
我的导演远远地站在烈日下。这个曾在各种国际电影节拿过无数奖杯的导演，此时站在两边的摩天大楼之间，前面是马路上来往不断的车流，远远看去有些小，有些佝偻。
我走过去，挽住她的手臂。我是制片人又是编剧，和导演难免会有些不同的理解和分歧，但我一直很尊重她，在好多人看来，我的做法甚至不符合一个制片人的身份，我却一直坚信，制片人的职责就是给所有人足够的空间，让大家尽可能轻松愉悦地把自己发挥到极致。我的导演的霸道和较真在圈里颇负盛名，她会为了一个镜头被删剪而较真到大闹有关部门，好多人以此为笑谈，我听了却深深地怜惜，并因为这怜惜，促成了我们的这次合作。
我挽着导演在烈日下慢慢地走，两边的楼很高，车声很喧嚣。
我在离开的时候，给发行公司的老总打电话致谢。老总却动了恻隐之心，说是可以帮我发行。看片的时候，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老总是唯一坐得很直的人。
接下来，便要开始宣传。宣传也叫炒作，可我们没什么东西可炒。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想这部片子有负面报道，二是我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作负面报道。素琴没有绯闻，两个男演员爱惜自己的羽毛，艳艳没名，就是有绯闻也炒不热，再说，以我之实力，也请不起超人级的策划团队，能够让石头生火，让水点灯。一个电影的宣传费通常是一部影片的三分之二制作费，可我别说三分之二，就是要我拿百分之二，我都捉襟见肘。
最后，还是发行公司大力地撑了撑，而那些理解和同情我的专家也帮着我鼓与呼，我的电影又拿了一些奖，才算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市场中有了一点声音。
可是，院线和影院不认这些。他们长期做电影市场，什么卖座什么赔本，心里明镜似的。他们靠票房吃饭，而票房只认噱头，要么搞笑，要么惊悚，要么故事狗血，要么明星抖隐私，反正，他们说我那些正面的宣传活像是卖一本正统派的教科书。
我心有不甘，祈盼观众关注，上帝眷顾，奇迹出现。
此时，我在典当行高息贷款的利息让我不堪重负，而即使付利息也不成了，因为借贷期限已所剩无多。
还款时间比电影公映时间早一个月，典当行的老板看这情形，宽限了我两个月。
我的电影公映了，发行公司帮我沟通了两千块银幕。我兴冲冲通知所有的朋友亲人。公映那天，他们给我狂发信息，我的电话被打爆。因为他们去了影院，却没有我的电影。几乎所有的影院都没有把我的电影上线，有些上线的，也只是象征性地在深夜11点45分，或者下午3点放了一放，那天不是周末，没人在这个时候去看电影。而且，影院没有预告，没有海报，什么都没有。这部片子，上映了等于没有上映。
我在那个雨夜的11点45分走进当地的电影院。那家影院看我是本地人，恩赐似的给我排了一场。
我走进一个小放映厅，里面空无一人。仔细看，后排有两个人。我心里一阵感激，就近坐下来。是两个女孩，脸上的妆很浓，穿得很少，身体只有很少的部分有布料遮着，让我担心她们在这空调很劲的影院里会着凉。
此时，离我最后一次看片几个月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标准的影院看自己的片子，我在那光与影的玄幻中，体会着凄凉。银幕里，素琴的眼神总是很凄凉。
然而，那两个女孩没有给我凄凉的空间。她们一直在说话，相互拍来打去。
“这两天，他妈的没做几单生意。这鬼天气，下雨，下雨，床单枕头都发霉了，人也发霉了。”
“那些臭男人的小弟弟也霉了，被雨打蔫了，嘻嘻。”
“要不下雨，没地方去，谁看这鬼电影。什么东西？那女的有病，那么有钱，那男人对她不好，就养小白脸呗，要是我，我养他一大群。”
“也是，也让那些男人来伺候伺候我们。”
“还跳楼？她凭什么跳楼？”说者打了一下同伴，“你跳楼之前把你的钱都给我哦，那可是血汗钱，别也霉了哦。”
“啊，那女的把钱都捐了？三千万？天哪，让她捐给我，捐给我。那导演也是一个吃屎的东西。”
我突然站起来，对她们喊：“出去！你们！出去！”我的手抖动着，把钱包里的几百块钱一下抓出来，全撒在她们身上，然后指着放映室的门。
我疯了。那两个女孩子也以为我是疯子，先是一愣，随后，一个女孩捡起地上的钱，说：“真给我们的？那就不客气了。”说着，拉着同伴逃了出去。
银幕上，是素琴的身影，我没看，只是听见音乐师为我呕心沥血制作的玻璃琴声。那玻璃琴淡淡的，却有着撕心裂肺般的锐利。我在那空无一人的影院，和着琴声，痛哭。好多年，好多好多年，我从未这样痛哭。
过了好久，有人说：“你好！……你好！”
我抬头，电影院的清洁工站在旁边。这时电影已完，灯光很亮。
清洁工同情地说：“你是制片方吧？”
我点头。
清洁工点点头，意思是，他见多了。
15
我把片子拿回家，之前所有的付出最后就成了一个小纸箱，纸箱里有一个母盘，一个拷贝，几个硬盘，加一起没有三公斤。我提着纸箱进门，把它塞进门边的鞋柜里。我想，哪天整理东西，就把这箱子和着那些破袜烂鞋一起，扔出去。
我的先生今天没有炖猪心，平时，我从外面回来，他都会让阿姨炖一个猪心，我睡眠不大好，中医说，猪心安神。
我的先生坐在沙发上，有点蔫，我坐在餐桌旁，很蔫。客厅和餐厅相连，屋子有点大，有点空荡，有点寂寥。
就这样寂寥地坐了好久。我突然决定，把房子典当的事告诉他。之前，我一直开不了口，我不忍伤害我的先生，更不忍把人性放到最惨烈的境地中去拷问，我对人性早已不敢奢望，我的心已无力承载如此巨大的伤痛，这个家是我唯一的归宿，我宁愿待在这个归宿里自欺一辈子。
然而，这情形，我已躲不过。我在想，怎么开口。
这时，我先生说话了：“这结果我早想到了，不让你做，你不甘心，也好，以后不会再折腾了，也好。安心去签证吧，出国去住一些日子。”
我先生站起来，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猪心，放在砧板上切，说，阿姨回家伺候女儿月子了，我们得另外找人。
本来那些已到嘴边的话，被我生生地咽了回去。
我说，我不吃猪心，也不用找人，我的家务做得可以，菜也烧得可以，只是你不让我做。
先生说，你做，我吃着累，以后还是让你做做家务，免得整天胡思乱想。
我靠在厨房的门上，想哭。
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要是一切都没有发生多好，以前的日子真的很好很好。
我终于收到了典当行的律师函。我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没有看海天山色，而是反复看了几遍律师函，然后侧着头往屋子里看。这栋积攒了我的岁月的房子是我疏离外界的屏蔽场，我是这个精致牢笼里的囚徒。其实，当今所有的人，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和物质文明的囚徒。我喜欢庄子，却无法仿效他褴褛破衣、倚树而卧、临风而食的绝世超脱，我是一个虚伪的道学粉丝。
这时门铃响起。时间是5点，平时，我的先生只要没有十分必要的应酬，都会在5点半下班回家，他应该也接到典当行的发函，提前回来了。
我猛喝了几口茶，我希望杯子里是酒不是茶。我一步一抬头，一步一回顾地从院子走过走廊，再走到客厅。我走到门边的时候，突然想起柜子里的小纸箱。我赶紧打开柜子，把箱子拿在手上，我无法确定先生的愤怒程度，我把我的电影递给他，让他去扔去砸，或许能减少他砸东西或者砸我的可能性，尽管他从未对我动过粗。
我的手接触门把手的时候，我知道，一切已经终结。
门开了。不是先生，是浦大电影发行公司的小闵。
小闵也不等我客套，直接跨了进来，关上门，似乎后有追兵。
小闵说：“导演，你那电影？”我懵懂地看看手中提着的箱子。
小闵一看，语气有些急，说：“你这是拿到哪儿去？给谁？”
我回答不上来。
小闵很快地说：“你没和别人签约吧？”
我说：“签什么约？”
小闵放松地吐了一口气，语气缓和地说：“我们想通了，我们重新发行你的电影。这是合约书，你看看，条件很优惠，你的分成百分之四十三，奇高！”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些日子我的生活比好莱坞电影还狗血，还精彩。
“签了吧，我们那些弟兄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别让他们又改了主意。”小闵一边催着，一边把笔塞到我手里，要我在合约上签字，一边用力地夺过我手中的纸箱，说，“资料都齐吧？片子，片花，素材，剧照，海报，反正所有的都给我。”
我刚想签字，家里座机响起来。我想去接，小闵亲热地按住我的肩，说：“姐，先签了吧，我好赶回去和他们商量。”
我胡乱地签了字，去接电话，是艳艳。
艳艳说：“导演，素琴死了。”
我猛一抬头看门边，小闵已经把门关上，消失了。
我问：“怎么……回事？”
“说是素琴又去找李堡，想求他回心转意。不知怎么两人吵了起来，素琴突然就倒下了，没再醒来。医生说是脑溢血。”
我愣着，手机又响起来。是另一发行公司的小张。
我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拿着电话，一时不知听谁的，回答谁。最后，我草草地把两个电话都放在嘴边，说了声回头联系便挂了两个电话，然后拨素琴的手机，电脑的声音，对方已关机。我再拨素琴后妈的电话，同样的声音。
我冲到电脑前，天哪，铺天盖地的素琴的照片，还有李堡的照片。素琴曾对我说，人在爆红的时候，那种感觉好炫的，好快就找不到自己了，一个人经历了这么一次，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人已经丢了。
此刻，素琴所有的身世都被网络掀开，她的孤儿身份，她和李堡最早时的蜗居，她的成名故事，还有她的后妈，网络对她的后妈一片讨伐，人肉搜索出好多好多恶毒的事例，好像是真实生活里的女巫。
素琴很多陈年老片都被搬了出来，解说词可谓极致，什么惊天绝世，什么风华绝代，什么倾国倾城，连曾一致被人嘲笑的小眼袋都成了忧郁之美的象征，连可能因为睡眠缺乏而有些粗的毛孔也成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沧桑。整个网络，惊天动地地渲染着对素琴的怜惜和怀念。而我知道，就是在前一天，素琴都是寂寞的。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画面，点击率在魔幻一般地攀升，两个小时内竟然达到上千万次。这画面，就是我的摄影师拍下的素琴跳楼的镜头，画面上赫然打着我的片名《幻影》，也就是，说我的电影名已撞击了上千万人的眼球。
我的片子在第三天便上了院线，大小影院都放下好莱坞的大片，抢着上映我的电影，而且场场爆满。
我成了素琴之死的既得利益者。我的助手说我的表情很怪异，笑得像哭，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我实在不知道我应该笑，还是应该哭，我笑的时候想哭。
我的助手每三分钟就打一次素琴后妈的电话，终于知道了素琴目前的情况。电话是素琴的后妈主动打过来的，用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电话里她语无伦次，大概意思是，要我出面处理素琴的后事，她根本没法露面，全国人民都恨不得把她撕得稀烂。
素琴后妈刚放了电话，又打过来，说：“素琴喜欢安静，走的时候就让她安静一些，好吗？”
我飞到杭州，然后坐车到那个小城的殡仪馆。我跟着工作人员来到素琴躺着的冰柜。工作人员即将拉开抽屉的那一刹那，我猛一转身，低头半天，说：“先帮她化好妆吧。”素琴生前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我这次带了一套她的戏服，就是那天坐在天台上穿的粉色连衣裙。
素琴一个人躺在这个冰冷的抽屉里，而外面网络、报纸、电视、杂志，还有电影院铺天盖地说着素琴，素琴只是喧嚣世界的一个符号，人们需要的也只是一个符号。
我打电话给吴一根。这是拍完戏后我第一次和他联系。他在横店拍戏，离这个小城不远。他答应带几个人过来，帮着把后事办了。
我们把素琴葬在她老家的墓地，时间是下午3点，那是素琴的生辰。
吴一根带了几个原来剧组的人过来，而且按我的要求没有惊动媒体。为了避开狗仔队，他们开车绕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
艳艳也来了。艳艳因为这部戏而爆红，出发之前签了一部戏，片酬500万。她演我的戏，片酬是5万。
艳艳眼里有泪水，一只胳膊搂着我。艳艳说，导演，下次，拍一部商业片吧，我来演，片酬对折。
我点点头，说，谢谢。
在素琴的坟头插上鲜花后，艳艳两手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知道您对我有看法，其实，素琴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我轻轻抱抱艳艳，轻轻拍拍她。
葬礼过后，我让大家先走。吴一根说，那我在路边等你吧。
黄昏的墓地，因为夕阳的颜色，没了肃杀和萧瑟，只是寂静和清冷。初秋的风吹过来，身上便有了寒意，我把艳艳留下的披肩裹紧了一些。
我坐在地上，倚靠着素琴的墓碑。我不知道，我祭悼的是素琴，还是……自己。
原刊责编 杨泥 本刊责编 付秀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