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人间世》一章，一上来就讲了一段假托的颜 回要去卫国的故事。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
颜回去见孔子告别，孔子问：“你要上哪里？”答：“去卫国。”问：“干啥去？”答：“听说卫国国君正值年富力强，做事独断专行，轻易地使用本国的资源与民力而看不到自己的决策方面的失误。动不动就牺牲人民的生命，枉死的人充塞了一国，就像草籽儿填满了大湿洼地一样。老百姓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颜回要以治病救人的宏愿去帮助卫君走上正路。他引用孔子的教导说，治理得好的国家你可以离开，治理得混乱的国家，你恰恰要去，要拣重担去挑。这就像越是良医，门口聚集的病人就越多一样。（这个例子很精彩，但略有倒装，应该是良医老是主动去找病人才对。你颜回自诩良医，但是病人卫君并没有来找你呀！也许这正是此地的颜回搞颠倒了的地方。）我既然听说卫国有了问题，我难道不应该帮助他们、使他们得救吗？
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可感。可惜没人来找你治病，你的自我感觉可能过于良好了，可叹。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可是孔子不以为然，他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一去，凶多吉少，自找倒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怕就怕太杂。杂了就多，多了就乱，乱了就焦虑而且悲观，又焦虑又悲观了，也就无可救药了……孔子的含意是，现在以治国平天下自居的人士够多的了，你去了就更杂更多了。
怕杂惧多，原来早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理论，这当然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争论。我们历来喜欢质朴，喜欢对上要忠，喜欢敏于行而讷于言，喜欢众人一条心，黄土能变金，喜欢天下定于一，统一思想认识政策行动；而怕的是众说纷纭，喋喋不休，高调鼓噪，乱人心目，分裂恶斗，国无宁日。
然而，杂多又是世界的一个特点，大国更杂，民智越开发，教育越普及，生产越发展，“道”就越是花样翻新、各有一套、千奇百怪。孔子懂得和而不同的必然性、君子性，其实还有优越性，但作到和而不同谈何容易！仅仅反对或惧怕杂多不但没有用而且可能走向反面，变成一言堂与专制主义。问题在于面对杂多，你有没有整合与平衡的能力，能不能搞得成和谐社会，和谐不了也没有关系，至少要遇事有法可依，搞个法治社会。就是说庄子已经给国人提出了下列任务：要承认杂多，但不要搞乱。
问题在于，如何去建立承认杂多、集思广益、又事事有章法、有权威的机制，具备多元制衡的能力，把效率、民主、正义结合起来。而在一个没有成熟的法制、成熟的程序、理性的思路与遵守游戏规则习惯的地方，杂多带来的不仅仅是空谈，而且是内乱内战，是忘记了为什么而斗，只记得彼此势不两立，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结果是民不聊生，是四分五裂，是血流成河，是天下大乱。
我写过一篇袖珍小说，题为《孝子》，就是说有一个老汉，偶得风寒，结果几位儿子大孝、至孝、奇孝、极孝等各自提出救父疗爹妙方，并认为他的兄弟们的其他方案乃是忤逆弑父、别有用心。结果他们的用心集中在论证不同的方案的万恶性上而不再考虑怎样对老父有利。他们彼此恶斗，今天大哥胜了，用一号方案给老汉治病，几天后二哥胜了，改成完全相反的二号方案，然后三四五六，没有一个方案能完成一个疗程，治得老爹欲活无路，欲死无门，最后吓得出逃，隐姓埋名，长期潜伏，再也不敢接受孝子们的孝敬。
中国近百年来，在救国的主题下，国家民族的孝子们内斗得还少吗？道不欲杂，道不欲杂。敢情庄子那时候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困难，已经发出这样的无望的泣血呼唤了。
（其实真的不杂了，连庄子的这奇美的文章也就出不来、更留不下来了。正确的说法是道的研究争鸣绝不畏杂，政权的决策操作则必须简明有效，有法有制可依。）
这段故事表面上是讲不要轻易出手出头的道理，内里边却颇有些酸甜苦辣。它表现了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的尴尬、无奈、自嘲、自解、躲避与超脱。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孔子接着论述，要想立人，先得自己站得住脚。至人，作人到位的人，必须本身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连自身的脚跟都立不牢，如果你自身还做不到充实、稳定、信心、把握，你还为什么卫君的横行霸道操个啥心！
孔子这里讲的是常识，是经验之谈，但与近现代西方世界盛行的个个人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西方世界的说法叫做“各人管各人，上帝管大家”。只管自身不管社会国家群体，当然不对，至少是缺少集体主义、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不管自身却只盯着旁人，所谓“专门利人”，也不可思议，至少是太稀罕。正常情况下，一个公民管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言行规范、维护权益、遵纪守法、道德自律、精神正常，恪尽职守、敬业乐群，完粮纳税……乃是对社会对亲属对朋友也是对国家的很大贡献。一个国家地区的居民大多数能做到上述种种，这个国家和地区就已经相当幸福先进富强文明。至少一个这样的居民在群体中起的是正面的稳定的健康的作用，不是负面的病态的扰乱的作用。孔子为什么劝阻颜回之去卫，就是因为他认为颜回到了卫国，连自身都保不住，自身都保不住了，你还能保卫国的江山和百姓吗？那不成了瞎掰添乱了吗？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再说，你懂不懂，德行为什么会受到冲击，而智谋会出头露脸、大行其道？德行受到的挑战来自虚名，智谋的被启发诱导是由于互相争斗。有了虚名，就有了竞争倾轧。有了智谋，就有了相斗的武器暗器。这二者，虚名与智谋，可不能让它们畅通无阻呀。
这段关于德与名的说法，与其说是孔子讲的，不如说是庄子跳出来讲的。这一段的用意就在于规劝类似书中颜回这样的人，以崇德、慕名、尚智、争辩是非的名义，去做一些蠢事。假托的孔子提醒颜回，不要被德呀名呀智呀争呀裹胁住。切切此意！
德怕出名，德与名一联系就会走样。因为名紧连着利，一够上名利啦，德行就可能变成包装作伪，曲线谋私，德行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刘备摔孩子，自己求德之名，而得到的评语是刁买人心。知（智）怕相争，知一相争，就走向反面，变成伤害对手的利器损招阴谋诡计，变成浅薄的妇姑鹁谿，变成恶性的争斗混乱之源。好东西却要炒作扬名，好品质却要恶斗对决，那还能叫好吗？只能叫恶，叫凶，我们应该逃而避之，拒而绝之。
麻烦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总要总会有激励德行、推动智育的机制，也总要有会有惩戒社会不良乃至大忌的行为的机制。总不可能反过来要成员们无德缺德丧德，也不能让成员们无智弃智少智缺心眼儿。而任何激励都会引起伪饰，任何惩戒，都会引起诬陷——将社会要惩戒的罪名强加在对立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孔子这里有点对颜回诛心，你到卫国去干啥？是不是要显摆你的道德智慧，挫败你的对立面？一有此心，已入魔障恶境，你已经玄（悬）了，危险啊，徒儿！
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
孔子接着劝颜回，就算你忠厚信用，未必能与卫国君王权贵们声气相通，你虽然不争名夺利，却未必能与卫王情投意和；你跑到那儿去硬要宣讲仁义道德，显示一番，只能招人讨厌，被认为是妖言惑众，扰乱人心，你成了不祥的带来灾害之人，成了祸根。人家觉得你对他们有害，就必然会反过来加害于你。这不是自找苦吃，自我制造灾难吗？
“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硬要将你的仁义规矩的一套讲述给暴烈的卫王，只能自取其败，自取其辱而已。这一盆冷水，泼下来，够中国历代人文知识分子们喝一壶的了。
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孔子继续发挥说，如果卫君分得清正误好赖，就用不着别人去说服教育。何用你去死乞白赖地加一套与他原有的不一样的另类说辞？而如果你没有什么说辞，他就会反过来显示他的巧言，压你一头，加上他的面容目光气色巧计用心言辞说法，或是加上你的神色不定等窘态，那么你去是在说服他呢？还是在接受他的说服外加压服，反过来只能为他加油添醋，加码添威呢？你最后不能不听他的，还得帮他的忙，帮他的凶，你去卫的结果不成了往洪水上加水，往烈火上加火了吗？你顺着他吧，没完没了，你说实话吧，自找倒霉，死路一条！
这是经验之谈，这种经验带有刻骨铭心的沉痛意味。笔者老王完全不明白只作过漆园小吏的庄周从哪里来的这种尴尬经验。自以为是“独立知识分子”并掌握了治国安邦之道的士人例如颜回，跑到虽然未必照讲多少孔孟之道，却同样能言善辩、威重如山、可杀可生、喜怒无常的卫君那边厢去，谁能说服谁呢？谁能引导谁呢？谁怕谁呢？谁听谁的呢？如果魏君压根没有把孔孟之道放在眼里，而是要你与他一起粪土孔丘，糟粕孟轲，你能怎么办呢？在政治生活中，是权力屈从道德的时候多还是道德屈从权力的时候多？理念VS威权，谁能胜利，谁将败亡，谁听谁的？思之忧之，能不长太息以掩涕乎？除太息与掩涕外，您老还能做些什么呢？
例如数千年后即今天的伊拉克，萨达姆留下了他的铁腕统治的印记，乔治·布什也留下了美国巡航导弹导弹与航空母舰的印记。这里究竟有什么余地可供颜回式人物去讨论道德伦理问题呢？这里的种种情况，难道是理念之争的结果吗？是学派还是教义之争？去一个今日颜回式的“老九”，萨达姆时期能不受萨达姆的影响吗？（或是被萨达姆处决？）布什时期能不受布什的引导吗？跑到那里去讨论诸如民主、社会主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教义、仁政、暴政、价值观……能有多大作用，又有多大危险？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卫君并不是草包，他能“乘人而斗其捷”，他也能因势利导，他也能显示聪明，他很可能把你姓颜的制服，让你服服帖帖，让你“而目将荧之（只剩下眨摩眼的份儿了），而色将平之（一脸的顺从听喝表情），口将营之（注意多说好听的话），容将形之（表情也日益符合威权的心意），心且成之（也就与卫君一条心了）”，把你打造培育成一副从里到外忠顺讨好的坯子。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得多么生动，又多么真切！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虚拟的孔子把公认的忠臣烈士关龙逢、比干定性为“好名者也”，这很惊人。例如《封神演义》中，就痛写比干的忠良。这里说的“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即注意修身形象，注意争民心选票的亲民效应，动辄以顶撞老板来树自己的形象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其君”抓住好名者的爱惜羽毛的弱点而排挤之，驱赶他们去靠边站，更是大实话也。
贾宝玉的逻辑与庄周相同，他说的是：
“……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那文官……念两句书汙在心里……浊气一涌……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封建道德中确实包含着“好名者也”的因素，例如为了提倡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们当然要讲流芳百世、留取丹心照汉青的荣耀。但这一类语言太多了，也完全可能诱发出血气之勇，叫做疏谋少略、两句书“汙在心里”（此话又刻薄又幽默），浊气一湧、沽名而不知大义地闹将起来。
然而公平地、全面地说，忠臣烈士仍然是确实存在的，否则都变成了明哲保身，更不要说可能变成的是奴颜卑膝、助纣为虐，亦即庄子此节所说“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的坏蛋，历史与现实岂不更加黑暗了吗？把一个个为了某种理念而不惜粉身碎骨的人全部以好名之名诛其心，这是不公正的，这只能为汉奸叛徒们寻找理论根据。
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说是早前唐尧去攻打什么什么地方，夏禹去攻打什么什么地方，把人家的国土夷为平地，对人家的人民、实行屠杀，用兵不止，谋利不休，这是又求名又谋利。你没有听说过吧？一个名一个实利，就是圣人也不能不动心，不能免俗的呀。何况你呢？当然，你已经考虑过一番了，一定有你的根据，给我说说你的想法吧。
孔子似乎还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以退为进，让颜回再“暴露暴露”，好进一步深入批判，全歼颜回的理念至上主义。
唉，一个虚名，一个实利，其诱惑连唐尧虞舜这样的圣贤都无法拒绝，你颜回的仁义道德、价值理念、原则规范，又能起多大作用！
庄子太厉害了，他的一双X光毒眼，看穿了以儒家为代表的精神范式在威权面前的终无大用，甚至看穿了理念的实利化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几千年后，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也许人们更加认同这样的结论：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为什么那么多好东西：理念呀、道德呀管不住人类？第二，当人们依仗威权，追求虚名实利还要振振有词地打扮自身，叫做把好话说尽，滿嘴的光辉灿烂的时候，人类应该怎么办？
仁义礼智信也罢，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也罢，如果完全与人的难免逐利的本能不搭界，其生命力会变得可疑，会越来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变成空话。中国的人物讲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但是又有几个封建皇帝是把仁义道德放在首位，而不是以威权以实力以暴力放在首位呢？
而同时，道德的魅力，精神的魅力却又恰恰表现为它们的非名利性，非利己性，乃至反名利性、无私性、自我牺牲性。非名利，反名利的道德精神或人文精神，一旦被宣扬表彰尊崇和普及，那么非名利反名利的人文精神反而成了取得名与利的终南捷径。这是理论上更是实践上的一大悖论。早在孟子书中，就已经进行了义利之辨了，辨不清楚的，它充满悖论。
道德家、真正讲道德实行道德的人，而被视为假道学、伪君子、巧伪人、假面具的；与另外的一脑子巧伪、沽名钓誉、装腔作势、虚情假意、酸溜溜作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却被起哄捧为人文楷模的，恐怕是半斤八两，都不在少数！
这也是老子所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世人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总括起来，义必须承认利，又必须能够脱离利益考量，对于利有所控制和规范。否则关于义，关于人文精神，关于道德理念的说教，就会变成自欺欺人的空谈和废话！
当然，利与义一样，都不是万能的。金钱绝非万能，大道理也不万能，宣扬儒家理念的颜回之流，其作用应该估计个恰如其分。至少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威权们并不怎么拿理念当一回事儿，只是在理念有助于强化威权的时候，才会大声强调理念。于是闹得书读多了食而不化的浊气汙住者，即除了子曰诗云并不怎么懂人间世事的书生们，也自吹自擂、忘乎所以起来。
而对于恶性的名利追求，更重要也更有效的治理举措与其说是理念教条的重复歌吟不如说是现实的法律约束与制裁。庄子所写的虚构的孔子与颜回的这段对话有趣，但太单一，单一的讨论，不但反映了书中的所谓颜回的天真，甚至也反映了孔子与庄子的天真。假托的卫国的命运，其实不可能完全决定于卫君的理念观点思想修养还有卫君与其臣民或者与外来说客的言说与道德互动，一个侯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如何，哪里会仅仅是领导人的道义水准问题与理念研讨问题呢？更多的应该是这个地域与族群的利益、经济与军事实力、权力分配与运作、管理体系的有效性、管理人员与族群成员的质素等等。
其实《庄子》一书，客观上已经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威权的使用、制约尤其是人文理念如何对之施加影响的问题，当然，他解决不了，他的药方是从威权面前严重撤退十万八千里。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讵可乎！”
颜回说，端正而又谦虚，勤勉而又专一，还不行吗？（孔子）答：“你说啥？那怎么能行呢？卫国国君骄横亢奋，膨胀猖狂，表情变化无常，一般人谁敢与他作对？他又压抑与他不同的说法看法，以使顺我者昌。这样的人你即使小打小闹地慢慢用德行来引导他规劝他，也是不管用的，何况大德大谏大提意见急于求成呢？他更大的可能是固执己见，不容纳旁人，不改变自身，即使表面上与你应付着，他也根本不可能听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可说！
这一段略嫌拖沓。靠个什么端正谦虚努力专一去推行新政，这种说法太一般了，即使是就任一个副科长，光说自己端而虚、勉而一，发表这样的就职演说也远远不及格。大德渐德，巨变渐变，都不中用，则是大实话。
这一段可取的是所谓孔子形容的卫君的形态神采与行事，传达出几分横行霸道者的神韵，堪称栩栩如生，如见其人。拿这样的君侯，你能有什么辙！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
颜回乃进一步发挥，说是他能做到内心耿直，而外表顺从，援引见解，引经据典，而攀挂古人。什么叫内心耿直呢，就是与天道合一，与天道同一，那么我与卫君就都是天之子，都是受天承运，都有自己的天命，天命在上，我怎么可能还去介意我的什么意见被接受什么意见不被采纳呢？外表顺从呢，就是与人情世故一致。鞠躬作揖、跪拜行礼，这是作臣子的礼节，别人都这么办，我又怎敢不这样办呢？随大流干别人干的事，别人也就不会说你的坏话了，这就叫与人情世故一致啦。
这里的所谓颜回也还真有两下子，他提出了几个有一定深度也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想法。外曲内直，即如今所说的外圆内方的讨论至今仍有意义。用天之徒的说法自我鼓舞，如同今日用科学、历史规律、事业、使命、责任来给自己打气，有点出息。颜回与卫君，都是上天之子，都是自然人，谁也不比谁怎么样，用不着怕卫君，论个人条件，也许颜回比卫君强不少。但另一方面，卫君是君，有君权，颜某必须尽“人臣之礼”，如何跪拜，如何行礼，连姿势与手足形态都大意不得。呜呼，伟大的圣人第一高足，贤哉回也，你面对权势仍然是不无尴尬。“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闹了半天颜先生也只能随大流。
见了君王，握笏行礼，谦卑顺从，至少必须作顺从状，这样随大流我还能有危难吗？他吐露了实言，他心里不完全是滋味，否则这样的话他根本不用说的。比如说他每天吃饭拉屎，他每天侍候父母、照顾妻儿（如果他有父母妻儿的话），这用说明吗？为什么要声明自己随众向君王行礼呢？你颜回心虚了吗？
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
引经据典，上挂古人，继承古人遗志，遵循古人教导，借古喻今，点拨君侯，这种作法自古就有，并不是我的发明。我能做到这样，虽然耿直，但并不惹人生厌生怒。这就叫遵循古法，继承古志。这回该行了吧？
把自己的进言包装成为继承贯彻古人遗教，作出忠于古人、忠于基本教义的姿态。想不到这样的方略至今并不老旧陈腐。人为什么比起今人来，人们容易接受的是去尊重古人先人，那是因为，任何一种理念，在最初提出时，一般比较纯洁、比较有新意、比较感人、富有动员力与吸引力，是后人立言行事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经过一段时间与实践，最伟大的理论信念也难免有所走形，有所折扣，有所失色。人应该学会把自己的见解挂靠到古人先师那边去。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或自己犯傻，才动辄摆出与古人先师为敌的架式。
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孔子说，什么呀，行什么呀，进言呀改革呀新政呀，各种方案各种说法多了去啦，都不是那么有效，其实仍嫌一般般，倒还不致因此获罪。不过如此，谈不到移风易俗，改弦更张。说来说去，不过是自己说服自己，在自己心里操练，书生议政，秀才治国，内心活动罢了！
孔子的话里充满了老道的悲观，不知道是越老道越悲观，还是越悲观越老道。
借古讽今，庄已有之。庄子——孔子认为颜回这这些伎俩没有什么用处，但也相信他不致因此获罪。说明那时的政治环境仍然不算是特别恶劣。
综上假托的孔颜对谈，作为靶子的颜氏讲得很多，一套套的，说不定有点理想主义、基本教义、跃跃欲试。而充当反方（在书中却是正方）的孔子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不行啊，没用啊，干不成啊，做不到啊……这算什么呢？
孔子强调的只有一点，卫君是强梁的，能言的，反过来要征服你的，原因在于他有气势，有权力，有爱憎，有主见，有人拥戴呼应。如果颜回也算个什么人文知识分子的话，以人文知识理念与权力气势对话，理念VS威权，你颜某人不是个儿！
很可惜。这里的所谓孔子，没有讲是非，没有讲原则，没有有讲大义凛然、杀身成仁，而是只讲利害与胜负，对你不利，再优秀再正义亦不可行，注定失败，再优秀再正义也不可取。于是，只能是威权主义、只能是趋炎附势或避炎逃势、只能是放弃理念，只能是如老子说的：勇于不敢，而不是勇于敢。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