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河流、大海……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如何更清晰地记下它们，让人们如临其境呢？靠口头的描述，显然其影响范围太小，更何况是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靠文字的记录，无论其说的多么详细，也要大伤脑筋地去想象。那么，怎样才能直观、生动而又明白地让人们了解某一地区的地理状况呢？地图，也惟有地图，才可以让人们面对它，脑海中就能浮现出平原、山脉、江河的清晰形象，不出家门，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根据中国古籍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地图。尚书上记下了一个使用地图的故事：周朝初年，成王命令周公旦占卜修建洛阳城。周公旦实地考察建城的选址以后，就将占卜选定的结果绘成地图，献给成王。当然，受条件的限制，这时的地图内容也仅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诗经里面也有些与地图有关的字句，按照后人的解说，也就是按照地图上所指示的山川，依次进行祭祀的意思。
后来不少典籍也记载了有关地图的事情，《史记》记载，刘邦攻到咸阳后，手下的将领们争先恐后地到有钱人家取金银财物，只有萧何先到秦国丞相和御史的家里寻找法令、地图、书籍，收藏起来。于是刘邦对天下的要塞、人口多少、地方的贫富、百姓的疾苦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统治，确实绘制了不少地图。再结合《史记》的记载，不得不承认，正是秦始皇主持绘制的地图，让汉高祖大受其利，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不过秦代的地图传到晋代就大多数失散了。
晋朝的裴秀是绘制地图的高手，他能够根据统一标准，订下制图原则，绘出准确可靠的地图。裴秀还总结了绘图经验，订了《制图六法》，采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绘制地图。裴秀的“六法”是指：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将绘制地图所要涉及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到里面去了。后来的学者考证后认为：裴秀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学典范。裴秀本人，也可以称得上地图大师了。
历史在发展，包括绘制地图在内的科学技术也在进步。裴秀之后，又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地图绘制者，唐代贾耽、北宋沈括、元代朱思本，都在地图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宋代《华夷图》和《禹迹图》石刻，至今还保留在西安碑林中，苏州也保存着《平江图》这幅南宋地图，是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地图。根据这些地图，可以知道，从六朝到元明时代，中国人编制地图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准。这些地图，传统上都采用了“计里画方”图法，或称为方格图法。这种传统的制图法，在13、14世纪之交传播到西方，影响传之阿位伯世界。随后，14、15世纪，欧洲地图学迅速发展，可能通过阿拉伯人而吸取了中国制图法的精华。
中国地图的发展，是古代有识之士多年思考、实践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不少西方人却说，中国地图的发展，是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协助的，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3幅古地图，就是对上述说法的最有力驳斥。这3幅地图是画在帛上的。马王堆汉墓下葬年代是汉文帝12年，距今已有2100多年了。
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虽然绘于2000多年前，但内容丰富，绘制精确，具备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地貌、水系、居民点、交通网。也遵循了基本的制图原则：对内容的分类分级，图例的统一设计，主区较详尽而邻区较简略等。这幅地形图所绘制的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广西的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和广东连县一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图主区是当时诸侯国长沙南部，邻区是西江诸侯南越王赵佗辖地。地图比例大约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之间。地图绘出了大小30多条河流，九条标有名称，其河流骨架、流向、主要弯曲等均与现代地形图大致相同。图上的山脉，以闭合的山形曲线来表示坐落、范围及延伸方向，并在曲线上加绘月牙形符号，表示山头和山嘴的位置。图上共绘出80多个居民点，县城以长方形表示，乡里用圆圈表示，并可以看见大部分县城和重要市镇之间有道路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