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上剖析、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书涉及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与此相应，作者使用的范畴、概念的范围也很广。我想就本书中的一个概念即距离发表一点看法。
一切生命个体都要同另外的个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求生。肉食动物想缩短与捕获对象之间的距离，以便最终抓住它，吃掉它；被捕猎对象则力求扩大与捕猎者之间的距离，以便保持自己的生命。人类在捕猎野兽时仅靠个体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人类在原始时期必须加强个体之间的紧密性，缩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对付力量和速度都要比人大得多的野兽，这是为了满足吃的需要。同样，为了安全的需要，原始人也必须缩短个体之间的距离，提高紧密性和集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然力量面前保证自身的安全。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两个原因：一个是生物性的原因。人首先也是一种动物，而动物对外界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警惕情绪，任何直接的触摸、抓碰都会引起动物的恐惧。人也是如此，在被触碰时也会有一种恐惧感。人的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严的需要都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作者在他的著作《获救之舌》中说：“人类有一种天生的特性，易向恐惧投降。恐惧不可能消失……万事万物大概以恐惧最不容易改变。我回溯早年的生活，最早认识的便是恐惧，其根源是无穷无尽的。”面对不可克服的自然力量和凶猛的野兽，面对死亡，人们充满了恐惧，他们克服这种恐惧的办法就是加强紧密性，缩短距离。书中描写了一个部落的成员临死时，部落中的许多成员扑向这个将死之人，把他压在底下，上面的人越堆越多，越堆越紧，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将死之人在死亡前的恐惧，也是为了消除他们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可以说，这一类恐惧是人类天性中的一个永恒的因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分化、阶层和阶级，这些社会原因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了。由人的社会性原因造成的距离容易发生变化。人出生时属于某一个阶层或阶级，属于富人阶层或贫民阶层，但这种状况是会变化的，或者由于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或者由于个人的努力而发生变化。本书作者对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因门第不同、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人的傲气，很为反感。他在《被拯救的舌头》一书中写道：“对于出身高贵而洋洋自得的人，我的反感很深。”门第、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会变化的。有一种距离却比较持久，这就是统治者与群众的距离。不管统治者是代表奴隶主、封建主还是资本家，统治者与群众的距离总是存在的，不过距离的大小不一样。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距离总的来说是趋向扩大的。
群众与权力的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原始部落中，人们是怎样选出自己的领袖呢？在有些部落中最初是根据力量，人们在选择部落的领导人时采用的标准是谁的力量大。谁力量大，谁在角逐中取得胜利，谁就成为领导者。人们崇拜力量，崇拜权力，力量与权力是相通的。部落成员选出领导者，领导者代表权力，因而也可以决定群众的一切。本书中讲到的苏萨人就是这样：酋长下令苏萨人毁掉谷物和储备，杀掉牛群，他们就照办，以致他们在一次大饥荒中几乎死尽灭绝。其实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毁灭自己，但是这是酋长下的命令，他们只好服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权力的代表者不仅靠力量，而且还要靠财富和地位。这时，群众与权力化身之间的距离要比原始部落中群众与权力化身之间的距离大得多。在一定范围内，距离和权力是一起扩大的。权力的代表者懂得，在一定范围内，与群众保持一定的距离，群众就会敬畏权力，就容易被控制。
从群众与权力的关系的内容来看，主要起作用的是群众的特性。本书的作者认为，群众有如下一些特性：一、群众要永远增长（人数增多）；二、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三、群众喜欢紧密地聚在一起；四、群众需要导向；五、在群众内部，公共目标会淹没私人目标，只要还没有达到目标，群众就会继续存在。从这些特性来看，群众是天生具有追求平等、抹杀个性的倾向的。本书中提到，有些部落对独食者持鄙视态度，对狩猎和分配中有不规行为的人，往往采取逐出部落的惩罚措施，逐出部落比处死刑还要残酷。从历史上看，凡是权力的代表者能较好地利用群众的上述特性的，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只要迎合群众喜欢聚集在一起、不断增长的特性，提出奋斗目标，实行平等的措施，就可以掌握群众的心理。
在掌握和利用群众的特性方面，宗教做得比较成功。宗教让群众相信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谁对宗教持虔诚态度，谁就能在彼岸获得幸福。群众在他们共同信仰的偶像面前是平等的。另外，宗教提出的幸福只有在彼岸才能实现，因此总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有些宗教还要求教徒在宗教仪式上要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喧哗。如果允许教徒在宗教仪式上交头接耳，互相议论，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偶像保持敬畏的心情，偶像的威望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群众的这些特性也会随着群众的变化而改变。现代文明开始发展之后，等价交换原则贯穿于一切领域，个性的发展有了广阔的基础，彼岸的幸福只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奉行的是利益原则，群众内部的平等也只留下一个形式，实际上不平等的成分越来越大。群众越是发展，群众在宗教仪式上表现出来的信仰、平等就越是一种形式，这时，宗教想激起教徒的狂热就很困难。群众越不发展，就越有可能出现宗教狂热；群众越不发展，就越有可能出现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权力。随着人的个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但科技的发展却间接地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个性、科技和民主意识的发展正在开创一个权力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缩短的新的历史过程。
冯文光 2001年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