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苏联/列宁格勒/国家天体物理研究所
施耐德博士在苏联已经呆了三十一年了。他从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迈入了属于自己的中年时代，再有三个月自己就将满五十四岁，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开始迎来了最后的落幕。施耐德本人在这段时光里，没有在青年时期做出那种令人惊愕的决定，反而恰恰是在那最应该安稳度日的时光里选择改变自己的一生。
这样的说法对于施耐德来说也许是错误的。他早就多次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在那个动乱的年头能够活下来就是他不断寻求改变的证明。无论是第三帝国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他总是能选择最正确的方式让自己免于遭受时代车轮的碾压。
施耐德的这一年开始于最平常的事情。国际上的天体物理学大会将于本月在东德举行，世界从事天体物理学的众多专家学者都会出席大会，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会派遣自己国家的精英参加，这让该大会的含金量在无形时间提高了。
其实换做是谁都看的出来，这样的大会不过又是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又一角逐罢了，不管是什么，似乎美国和苏联都不打算认输，在武力方面也好学术方面也好，都是政客们在谈判桌上不可或缺的筹码。学者们也不会反对什么，这样做有利于竞争的良性环境，也能使自己的研究项目捞到足够多的资金。
施耐德出席会议是坐在克林姆林宫的那帮官员一致同意的。虽然施耐德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苏联人，但他三十一年的良好合作态度都被苏联官方所看在眼里。这些年，他所负责的项目由最初的绝密变成了保密，工作环境的周围也不再是军警和军犬，上司格列维奇将军早些年就因为政治原因而撤职查办，从此再也没有在施耐德面前露过面，明白人都清楚，格列维奇将军不可幸免地成为苏联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明天就走？”施耐德博士长期的助手加伙伴——苏联科学家马斯科夫问道。
“对，明天一早的飞机，去东德，估计中午就到柏林了。”施耐德回答说。
“唉，看来咱们要坐同一趟飞机了，我也接到了去东德参会的通知，昨天我的政审才过。”
“你也会去？”施耐德问。
“不然呢，博士，我们国家不可能只会让一个外国人去代表我们自己出席大会的，总要有可以说的过去的脸面才行。”
“也是，那你这么说就是还有其他科学家也会去是吧？”
“昨天和前天就走了几批了，我们几个是最后的那一批。”
“哈，看来我们的材料都很完善啊，以至于其他同志审阅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施耐德苦笑道，旁边的马斯科夫也在一同苦笑。
“话虽如此，这次去我们也不是决对自由的，还有一个人得跟着我们。”
“这我懂，谁会跟着我们啊？部里的还是其它机关的？”
“内务部的人。哦，也就是克格勃。他们会派一名安全人员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除了保卫安全就是监视我们是吧，怕我们在半路上开溜。”
“这话还是不要说了，博士。光凭这点您就够蹲克格勃的监狱了。”
“说的是，剩下的还是以后再聊吧，有些话在这里说不太合适。”施耐德一脸茫然地看着窗外来来去去的车影，若有所思地说道，仿佛他已经看穿一切似的。这幅模样让马斯科夫也不由得自己思考起来，这时候二人的感觉在某些方面大概是一致的。
第二天一早，就有汽车来研究所的公寓下来接施耐德和马斯科夫，车里除了司机并没有其他人，施耐德和马斯科夫也觉得奇怪，那名安全人员应该从一开始就跟随着他们，不过他并没有到场，或许这次安保是松懈了些。不过待车启动后，施耐德发现这辆车的后面有几辆灰色的轿车一直跟在后面，这时自己明白了，安保是不会松懈的，三十一年了，对自己的跟踪监视这个时候是不会少的。
到了机场，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撑着一把伞立在飞机的舷梯下，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手上是那种黑色的手套，外面的大衣也是那种黑色的皮大衣，在微微飘雨的天气中显得油光可鉴。这就是马斯科夫说的安全人员，施耐德一下车就认出了他。
“博士，这是安德烈，我们给您们派的安全人员，在路上他会照料你们的，安全也由他负责，尽管放心就好，他是最专业的。”司机对他们说，施耐德和马斯科夫同时意识到不管是司机还是安德烈，甚至是跟着他们的那几辆车中的人都是克格勃特工，一切都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
“您好，博士。”安德烈伸出他那双带有水渍的手同施耐德问好。
“您好。”施耐德回应道，他并不想同这样的人有什么接触。
“请上飞机吧，我们立刻就起飞。”
“好。”
二人就在安德烈的带领下钻进机舱，不一会儿这架飞机就从跑道上滑跃起飞，带着一阵轰鸣拥向蓝天的怀抱。
在飞机上，最先感到不适的是马斯科夫，他似乎是第一次乘飞机，才飞行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在座位上昏睡过去了。机舱里现在还醒着的就只剩下施耐德和安德烈，施耐德始终不愿与安德烈在眼神和语言上有直接交流，他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单调的白云和蓝天。
“博士，我想我们可以趁现在好好聊聊。”安德烈瞅着马斯科夫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回过头来对施耐德说道。
“聊什么？没什么好聊的。”施耐德头也没回地说道。
“请您不要对我怀有敌视心理，我并不是您想的那种特务，我是安全人员，不是秘密警察。”
“那也没什么好聊的。”
“我们不聊您的事情，我们聊聊现在，怎么样？”
“现在有什么可聊的，先生。”
“就聊聊时局吧，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战斗现在是越来越激烈了。不管在哪里，美国都在和苏联针锋相对，这场比赛比我想象的要长，不过总该有结束的时候，那么就您看来那方获胜的机会要大一些？”
“您不必拿这种话来套我，我对苏联没什么敌视，我是一名合格的公民，同时我也不想进你们的监狱。”施耐德说。
“哈，您误会了。”安德烈冲他做了个手势，并且用力地拍了拍机舱的墙壁“您听，这里面是实心的，不是脆的，没回声，不可能安装录音器和窃听器，我们的谈话不会记录在案，所有的内容只有我们俩知道。”
施耐德快速地与安德烈的眼神相会了，他从中读出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另一种想法，他刚刚说的一切都是实话，说假话的人眼神不会是那样，不过安德烈想说的并不是他想谈的这个问题，他似乎还有其它的重要事情同自己讲。
“额……美国吧。”施耐德犹豫一会儿说道。
“为什么？”
“你们虽然也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你们的工业潜力，物质水平，经济实力都达不到美国的水准。在武力上二者其实相差不多，但在真正的大国角逐中苏联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你们丧失了包括南斯拉夫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你们营造的布拉格之春把苏联置于国际上受谴责的位置，种种迹象表明你们正逐渐丧失主动的地位，这对竞争是不好的。”
“您说的很对，博士，其实我也有这么一个想法，但在苏联我们是不被允许有这样的想法的。”安德烈点点头，眼睛中闪过了一丝光芒。“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父亲就是在布拉格之春的时候离开的。”
“什么，您的父亲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时期被带走了吗？”施耐德问。
“是的，父亲反对对捷克动武，随即就被上头扣上了反对捷克社会主义体制的罪名，先是降职，再后来就是克格勃的人来把他调走了，那时我还在间谍城里学习。”
“很可惜，孩子，对于您父亲我表示很遗憾，您还见到过他吗？”
“没有，我在学校被告知父亲死于肺炎，但我父亲很健康，绝不可能死于肺炎的，才一个月不到就死了。”
“所以您认为您的父亲被特别处理了？”
“一定是这样。他们把他处理了。”
“您父亲叫什么名字？”施耐德问。
“格列维奇?多鲁尔斯基。”
“啊！上帝！真是他。”施耐德叫着，其实他明白格列维奇被处理的传闻，但眼前这个人是格列维奇的儿子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认识您博士，我的父亲同我谈到过您，您在苏联前半段时间干的工作我也有所耳闻。那块陨石，我也正是这个才主动申请和您同行的。”
“好多年没人谈过陨石了，这个项目早就被政府否决了。”
“不过您知道这个东西带来的发现意味着什么，我十分清楚它的重要性。”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至少要离开苏联。”
“你疯了！这是在玩自己的命！年轻人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不，会有人帮我们的，我和一个朋友商量好了，我们从柏林翻墙就走。”
“该死，你想送命吗？我们活着越过柏林墙的概率不足百分之一。我们随时会因为你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送命。”
“博士，有人懂得陨石的价值，他们对您的研究也很感兴趣，这些人会帮我们的。”
“是美国人吗？”
“是的。您现在必须要同我离开，您知道我的打算，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你……”
“好了，博士，保持冷静，您就当我什么也没同您讲，过后我再向您说明其它的缘由。”
这就是你的儿子，格列维奇，他的命运要和我绑在一起，如果是你又会怎么做。该死！该死！这比什么都还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