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家祖辈上没有读书人，哥哥、姐姐由于家境贫困，也没有被送去读书。尽管要强的母亲总想从老儿子开始结束祖辈上文盲的历史。但是母亲看见老儿子个头不高，又很瘦弱，真担心他上学被人欺负，又由于难以糊口的家境，愿望还未能得以实现。到了他7岁时，还没有想他上学读书之事。
说来也巧，老舍家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长辈人，叫刘寿锦。他是个不善理财而心地善良的人，特别爱施舍。有一天来到他家，进门看见老舍便问他母亲：“这孩子上学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刘大叔马上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母亲甚是感激，她盼望孩子能去读书。
第二天母亲把老舍收拾得很干净、体面。一大早，热心的刘大叔就把对学堂怀着无限的好奇的老舍带到了一家改良私塾里。他懵懵懂懂地给孔夫子的木牌像磕了头，就成了这儿的学生。
刘大叔的慷慨助人，让老舍终生难忘。是刘大叔替他缴上第一次学费，是刘大叔买了笔墨，三本必读课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是刘大叔扯来一丈蓝布，老舍上学才有了新衣服和新书包。
私塾老师虽才到中年，却是个极死板的老古董，终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教师教得常常是摇头晃脑，入情入境，极端投入，学生却学得枯燥乏味，似懂非懂。老舍小小年纪，自知上学不易，他能克制自己，发奋苦读。虽少言寡语，却会思考，不懂就常常向教师提问，这是为什么，那有啥道理，常常把挺有爱心的老古董问得不耐烦，教训道：诗读百遍，词意自现。老舍便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单调的私塾学习，已看出老舍颇有颖悟，启蒙教育也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汉语根基。
他聪明慧智，又有“私塾底子”，三年后顺利地考上了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中胡同第二小学，并且一举考进了三年级。
在学堂里，老舍发挥着自己的才华，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对算术、绘画兴趣不大，却偏爱语文。国文课上，他十分专注地听先生讲课，先生讲的一字、一句都融进了他的脑海里。这时他对国文已产生浓厚的兴趣，渐渐地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已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开始看课外书。家境贫寒，没有藏书，他就去同学、朋友那儿借书看。什么《小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封神演义》等，只要有书，他就爱不释手，没有书读，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有时和同学同看一本，有小伙伴们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津津有味地给他们讲解。后来小伙伴们买来书索性先让他看，看懂了，好讲给他们听。因为看书，老舍还留下过许多趣事。
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弄了一本《西游记》，他想借看，但那位小伙伴有些不愿意借。老舍说：“我三天保证看完还给你。”那位小伙伴对他的许诺半信半疑，还是借给了他。老舍如获珍宝。放学后，就偷偷地藏到小教室后边的桌子下面，全神贯注地看起书来。头一回看神话巨著，离奇魔幻的故事让他手舞足蹈，鬼怪的歹毒让他气愤不已，悟空的奇异之变又让他惊叹不止，神秘的奇幻让他忘了一切，他不知不觉走进了芸芸众生的神话世界。看啊看啊，入了迷的他一直看到星空满天，全然不知，后来看累了，竟然趴在桌子下睡着了，一觉醒来，赶紧跑回家去。正在焦急中等待的母亲正想派人寻找他，看见儿子满头大汗地跑回来，想抱怨责怪他。当知道了回来晚的原因，只是爱怜地摇摇头，并没有责备儿子，她理解儿子的心。老舍说话算数，两天后还书时，小伙伴感到很吃惊，厚厚的一本只三天竟全读完了。
老舍小小年纪，已背得许多古诗文，又写出一手好文章，常常挥洒自如，文笔隽秀，笔底生风。他的才华颇得先生的赞许和同学们的羡慕。
刚刚转学不久，有一次，他和同学煜年相约，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风筝，恰好这天作文的题目是《说纸鸢》。小小的老舍，思维敏捷，文笔畅快，三下五除二写完作文，凑到正苦思冥想写不出来的煜年身边，悄悄地说：“煜年，我说你写，好快点交卷，放风筝去。”他说一句，煜年写一句，不一会儿，煜年顺利交了卷。两人拉着手，连蹦带跳地跑出教室，高高兴兴地放风筝去了。
随风起伏的风筝在空中飞舞，似近似远，那风筝像海鸥在海中沉浮。老舍忘掉了一切，和伙伴完全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过了两天，先生在批改作文时，发现煜年的作文《说纸鸢》写得很有味道，就把他的作文当范文来讲，对这篇作文大加夸赞，说：“我给大家读上几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先生高兴地称赞这篇文章“破题得体，先获吾心，佳作”。在下面听课的煜年有些不好意思，又觉好笑，骗得先生这样高兴，得意地望了老舍一眼。老舍美滋滋地看了一眼煜年，四目相对，偷偷顽皮地笑起来。不巧这情景被先生发现了，先生一番质问，小把戏包不住了。煜年只好从实招来，低头承认错误。出乎意料，老师不但没批评，反而无限感慨地说：“我在北京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
不能不说，这位先生是最先发现老舍文学天分的伯乐。也不能不说，孩童时期的老舍在文学天地，已显示出他那固有的天资，初露头角。
老舍的聪明和文学天资，得到先生赏识，先生更加器重、厚爱他，他成了先生的得意门生，还常常被委以重任。
他上的那个小学当时实行的是“复式班”。“复式班”是因为教室紧张，先生少，把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的学生放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先生给低年级上课时，指派老舍做高年级代课小老师。老舍的心情异常兴奋，初次登上讲台，未免有些心慌，但很快他便镇定下来，落落大方，充满自信，一会儿用那稚嫩的童音领同学们读课文，一会儿又逐字讲解课文内容。调皮的同学提上几个疑难问题，准备难倒这个小先生。可老舍虽然年少，骨子里早已有了母亲的强劲，加上头脑灵活，反应快捷，不时还有两句幽默，解答问题，言简意赅。小先生教课，气氛活跃，同学们服气。下课了，一个同学拍拍老舍的肩膀说：“庆春，你现在可以做先生了。”弄得老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儿时的老舍是个普通的孩子，他充满童稚、童心，他又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要强、好学、聪颖。他儿时当先生的经历，也许就奠定了他日后从教的基石吧。这可是他当初所始料不及的。不然你看，幼年时的老舍从不爱讲话，怕见生人，而数年后他却写出几百万言的小说。而且口才也是远近闻名的。并先后在抗战时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负责人，主持全国作协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了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知识丰富了他的智慧，学习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他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找那梦幻般的世界，从书本上他知道了许许多多未知的世界。当他完全醉心于求学时，中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光绪“驾崩”，太后归天，三岁娃溥仪登基，广州战乱，都没有使北京城有什么变化，顺民们依然如故地生活着。
由于三哥要娶媳妇，母亲是要强的人，尽管家里穷，婚事再节俭，也是需要一笔钱呀！母亲只得把祖坟地典了出去，来成全这门亲事。典地时要立个文书，像这样的事，以往都是由主事的男人来做，而舒家只有老舍能识文断字。他在文书上写了“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八个大字，简明扼要。小小年纪，老舍已能支撑门户，初谙世事了。
不久，三姐也出嫁走了。有些刁气的姑母去世了。家境的变化，使原有勉强糊口的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了。母亲想再难也要供儿子读书，朴素善良的母亲虽然不知道老儿子日后能有何造化，更不懂知识对于人类的贡献，但是她却知道，念书是正道，有文化、有知识受人尊敬。母亲这时已经是50多岁了，她去给阔人家当女仆，后又到小学堂做工友，给教员做饭，打扫卫生，也就是老舍妻子胡洁青的那个学校。胡洁青没想到，朝夕相见的这位学校女工友，后来竟成了她的婆婆。
老舍深知自己念书不容易，看着母亲两鬓过早地染上了白霜，望着母亲日夜操劳消瘦的身影，一阵阵酸楚涌来。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理解母亲的艰辛，童心过早地蒙上了“忧患意识”，他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帮什么，怎样去分担母亲的忧愁。
老舍每天早上喝两碗稀粥、吃一块咸菜去上课，每当中午回家，他腹中早已饥肠辘辘，进门便喊：“妈，今儿有没有饭？”如果听到母亲歉疚地回答：“今儿没饭了。”他怕母亲难过，回头就走回学校去，忍着饥饿的痛苦，带着穷孩子的尊严和刚强，不让同学们看出他没吃上饭的样子，精精神神地上下午的课。放学回家后，母亲总是担心地问：“庆春，挨饿了吧？”他却笑呵呵地说：“妈妈别担心，我胃口小，不饿。”母亲含着泪，苦笑着，她知道懂事的儿子在骗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正长身体，学习又累，是多么需要吃饱饭哪，然而当时穷人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啊！
穷人家的孩子早已养成了俭朴的习惯，老舍的袜子不知补了多少补丁。一次，大姐给他做了双新布袜子，他舍不得穿，放起来。有钱人家的子弟，讲究吃穿，家境困难的同学，有的爱面子，怕被人瞧不起，想法硬撑面子，而他却不在乎别人讥讽、蔑视，仍然穿洗干净的旧衣服。
每个孩子，童年时代都有自己的乐趣。旧时，有的孩子喜欢玩猫逗狗，有的孩子喜欢玩恶作剧，尤其旗人的后代大多愿意玩鸟、玩鸽子、养鱼、逗蛐蛐。而老舍除酷爱看书外，最大的兴趣是去茶馆听说书，或是逛天桥听戏。北京是历史悠久，以文明著称的古城。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很高，文化生活，特别是民间艺术风俗盛行。大大小小的茶馆遍布北京街头，老舍空闲时，一想起茶馆，心就痒痒。那说书的真有两下子，站在那儿，嘴像爆豆似的，一口气说上两小时，不打磕巴儿，说到兴奋时，看见听戏的人瞪着眼睛，跟着喝彩，断然打住，真是见好就收。然后冲着四方听戏人儿鞠躬，作揖：“各位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婶子大娘有钱的帮一把，没钱的捧捧场，兄弟谢谢诸位了。”说起来那些穷艺人也不容易，全凭“一张嘴”、“一双铁腿”。赶点时听戏人儿多赏几吊，不赶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搭了。
对于说书这一民间艺术，老舍听不够，也看不够。有钱的小伙伴知道他没有钱，就常常邀请他一块去茶馆听说书。他为了回报伙伴，有时听完了，他再给伙伴们来上一段，那神情姿态，那举手投足，那特有的腔调都与说书人一般无二，直逗得大家眉开眼笑。大家都佩服他的记忆力，听他说书也真够过瘾。
当时的茶馆里，真是三教九流，听说书的人，什么行道的都有。有官吏、有实业家、有假洋人、有逃兵、有老太监、有农民、有女招待、有自食其力的小贩、有算拿、有打群架的、有唱曲艺的、有议员、有大学生、有下棋的……他们这些人聚到茶馆各行其是，有钱的人穿着阔气，华丽的各种颜色的长袍，腰间挂着小玉石坠，梳着亮光光的头发，迈着四方步，哼着小调；而那些衣着褴褛的乞讨者和那些穷老者也夹杂在茶馆里；跑堂端茶倒水的川流不息。茶馆里传来的叫卖声、茶房的吆喝声、茶客的喧哗声、厨房里的炒勺敲打声汇成一曲特殊的交响曲。
老舍的兴趣是和小伙伴们混到茶馆里听说书，而当时茶馆里形形色色的人，千奇百怪的事无不在老舍那少年时代的脑海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正因为如此，1957年老舍写出了轰动国内外的话剧《茶馆》。
《茶馆》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近50年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描写，埋藏了三个可诅咒的时代：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纵贯半个世纪的三个时代，是旧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渐加剧，中国人民觉醒抗争，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怒涛的时代。老舍用三幕戏、三万字，深刻地描绘出这一幅广阔的时代画卷，出色地描绘出埋藏三个旧时代的历史过程。
他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在三幕戏中分别截取了三个时代的横断面，广泛地展现了整个社会面貌。“茶馆”是三教九流聚会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这个典型环境，通过茶馆里出现的稀奇古怪、荒唐可笑的人和事，让观众去认识那个不复存在的时代。
老舍写的不仅仅是茶馆，他写的是一个旧中国的缩影，一个人吃人可怕的旧中国的缩影。
《茶馆》上演之后，敬爱的周总理看完说：“这个戏应该演，让我们的青年们看看人吃人的旧社会是多么可怕！”他给予《茶馆》充分肯定。《茶馆》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流传到世界各地。1980年，《茶馆》曾出访亚欧，到法国、西德和瑞士演出。这是中国话剧有史以来第一次出国演出就获得成功，国外观众鼓掌、跺脚、叫好，向台上扔花，热烈场面使国内各界人士大为感动。演员谢幕达30次以上，打破了国内纪录，出现了奇迹。外电报道：“《茶馆》征服了欧洲，现实主义回来了。”
如果老舍没有自己的童年生活，没有对茶馆的了解，没有耳闻目睹和切身感受那时代的画面，是不会写出这样有血有肉，群众喜爱的话剧的。
老舍13岁时，清朝变成了民国，汉人当了政，换上大总统袁世凯。动荡的年代，老百姓想的是无论谁当政，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行。而这时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不好过，原本困难的老舍家，家境仍然如故。可庆的是老舍考进了八旗子弟中学（现在北京三中）。老舍入学那天，穿着洗得干净的旧衣服，背着旧书包，进校一看，呵！校舍是明末将领祖大寿的家庙，三个套院，一排大瓦房，屋明窗净，是很清静的一块学习天地。然而，这所学校富户子弟的孩子占绝大多数，像老舍这样的穷学生寥寥无几。老舍不免有一种孤独感。当他心情正不好时，忽然得知同窗好友罗常培也考进了这所学堂，心里顿时高兴起来。他俩小学时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常在一块学习玩耍。上了中学又不约而同也考到一起，真有缘分。后来成为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和后来成为文学家的老舍结下了深厚友情。日后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老舍说：“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瞳里乱转，也不肯讨半句饶。”说到自己总是自谦地说：“一个歪毛，生来拘谨、腼腆、怯懦……受了欺负就会哭……”罗先生对朋友非常欣赏，他也是在自我揶揄呢。
从元朝开始，北京的天桥就是个出名的大市场。由古到今，许多诗人借天桥一地，写了不少赞赋诗，如“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由此说天桥是块曲艺宝地。
老舍和常培最大兴趣是逛天桥，天桥上五花八门，有穷汉（专卖旧物品）、有日市（叫晚市）、有市饼（饮食小吃），杂耍的，摆地摊的，唱戏的，拉洋车的，随地可见。他俩最喜欢杂耍场事。开场之前，紧锣密鼓地敲一顿，听到鼓声，人多了，找开了一个场子，那耍主先来一段开场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诸位能赏光，站个场，兄弟就感恩不尽了。”接着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来上几个把式，小锣一翻，一看便知道是要钱了。老舍和常培从这场出来又钻进那个大戏园子，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那些杂耍，戏园子里的台词都记住了。
老舍喜欢这些民间艺术，而且产生了浓厚兴趣。祖辈民间艺术的熏陶，给老舍以深厚的艺术感染，这些都牢牢铸进老舍少年时代的生活里。数年后，他写出了《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是通过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一群从北方流落到重庆的鼓书艺人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千百年来，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卖艺一直被看做是卑贱的行当，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始终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保障。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任人戏弄的玩物，可以恣意侮辱的贱民。从整体来说，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而老舍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特别同情。
老舍在《鼓书艺人》里通过不同类型的艺人形象，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心灵上所忍受的耻辱与创伤。小说的主人公方宝庆来重庆，立刻着手筹办市场。小说生动地勾勒了他在市场开锣那天的紧张活动和恐慌心理。他希望有人赏光捧场，又担心浪荡子弟调戏女艺人，害怕看白戏的寻衅闹事，却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他知道稍有疏忽，都会导致市场的垮台，自己的命运完全握在别人的手里。为此，“他鞠躬，谁到了眼前就跟谁握手，满脸堆笑”，叫人生不起气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他应付得当，没有出事，演出也获得了成功。小说用“又过了一天，平平安安的”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结束了有关的描写。但正是这样的“平平安安”最真切地写出了艺人低人一等，随时都得忍受屈辱的辛酸和艰难。
如果不是老舍常去天桥看戏，看卖艺，如果没有生活的深厚土壤，不了解北京人的风土民情，不了解旧时艺人的生活，是不会勾画出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艺人形象的。老舍爱曲艺写曲艺，他创作了相声、快板、数来宝、单弦等曲艺作品。
老舍珍惜中学时光，他学习更加刻苦，因为他懂得，母亲省吃俭用地供自己上学不容易。因为是住校，很少回家。他除完成老师所教的内容外，又自学了许多课外知识。这所中学条件比较好，花销很大，看着日渐苍老拼命干活的母亲，老舍心里很难过，后来曾跟人说过：“上中学时，家境太困难，我当时看见母亲为我上学而整天操劳，我真想挎个小筐上街去做点小买卖，或去当个小学徒来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所以能坚持下去，一是母亲的支持，二是因为我太爱念书了，读书是我唯一的快乐。”
饱经风霜的老母亲，看着人家的孩子欢天喜地过大年，再看看平日都难得回来一次的身材弱小的老儿子，非常心疼，她想尽力让孩子过个好年。母亲想了想，便用手头仅有的一点钱，悄悄买回一包小吃。母亲一生都是这样，贫穷难不倒，困苦吓不倒，穷人家自有穷人的欢乐。母亲笑呵呵地递给老儿子，说：“我给你买了一包杂拌儿，你拿去吃吧。过年了，你上街去玩玩吧。我年纪大了，熬不了夜，先睡了。”说着，母亲轻轻转身，去里屋睡下子。这年老舍14岁，他的确还是个孩子。接过似乎还带着母亲体温的一小包年礼，老舍觉得它好沉好沉。为了孩子，母亲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
大年三十的晚上，外面响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有钱人家张灯结彩，戏园子里敲锣打鼓，夜市、灯会上叫卖声不断，还有大姑娘小媳妇的嬉笑声，真是好一派热闹景观。老舍没有心思去享受这种喜庆，走进屋里，看了会儿书，带着不想让母亲知道的满腹心事，早早进入了梦乡。
在祖家街中学，勤奋、用功、满怀大志的老舍，在1000余人报考只录取50人的情况下，考上了免费供给饮食、制服、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这是所洋学堂，从学问来讲，他还是喜欢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品知识，但老舍想，不能让母亲终日操劳来养活自己，要自食其力，减轻母亲的生活负担，便背着母亲考上了这所当时算是“舶来品”的学校。他一想到今后不用再让母亲劳累了，就充满了喜悦。
他拿着“入学通知书”高兴地奔向学校报到。哪里想到，学校要每个学生预交10元钱保证金。这10元钱对于富户人家算不得什么，然而，对于当时艰难度日、一贫如洗的老舍家可是一笔巨额了。他急得团团转，无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跑回家去，跟母亲说这件事。母亲看着儿子焦急的神情，抚摸着他的头说：“别急，想想办法。”生活的磨炼，使母亲变得个性刚强，遇事沉着、冷静。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母亲忽然将眼睛落在儿媳结婚时带来的两口木箱子上，当时值几十元钱。母亲一狠心，10元钱就卖了出去。母亲把10元钱交给老舍，他攥在手里，含着泪，望着母亲，沉默了许久……
以后，母亲和老舍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深有感触。母亲觉得这箱子解决了大事。老舍觉得，在他人生路上，是母亲帮助他走向求学之路，给予他生命的教育，又给予他生命的帮助。
原本对学习有着浓厚兴趣的老舍，进了师范，更加惜时如金，孜孜以求。孩提的玩兴早已荡然无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浓厚的学习兴趣加上勤奋苦读，使他各科成绩优异，尤以国文领先。同学们经常向他投来羡慕的眼光，校长和教师也十分喜欢这个博学多才，聪明慧智的好学生。特别是校长方唯一还和国文教员宋子威先生对他的文才大加赞赏，经常给予个别指导。当老师的大多喜欢成绩优异、才思敏捷的学生，特别当时老舍在国文方面已崭露头角，校长和教员常常鼓励他写诗作词。因为他有文学功底，写起诗来也很有味道，但他对诗并不很感兴趣，还是对小说颇有兴致。
对外语的爱好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认为学外语不但只是写，更重要的是读，他喜欢读出声音。他在学校喜欢晨读，每天早晨起来后晨读半小时外语，即使偶尔回家一次，向老母亲请安之后，便夹着一本英文书，躲在枣树下，大声朗读起来。
这种大声朗读英文的习惯，老舍保持了一辈子。他很幸运，当时住校的方校长才华横溢，已有江南文坛巨匠之美称。这位恩师，对老舍影响颇大。他了解老舍虽家境贫寒，而无论是文采和口才都首屈一指，因此特别喜欢老舍，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抱负，将来必有超群之势。在学习上，他给了老舍这个穷学生极大的帮助与关心，使老舍终生受益。老舍由衷地崇拜欣赏方先生的学识和文学才华。1943年老舍在《四大皆空》一文中曾说到这一点：“我是重感情的人，我所保存的字画都是师友们的手迹……其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惟一先生给我们写的一副对子。方先生的字和文学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这一副对子是他临死前给我的，用笔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杰作。在抗战前，无论我在哪里住家，我总把它悬在最显眼的地方。方先生死去已经10年左右了，我再到哪里去求他的字呢？”可见老舍对恩师的深切怀念，情谊深厚。
博学多才的教师给他以知识的传授，文学的熏陶，智慧的启迪。
4年的师范学习生活，又给老舍许多乐趣。这些十六七岁的同学们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老舍先生在他的早期杂文中多次提起同学的名字，在日后老舍的生活中，在他的朋友圈里，这些同学都是他的至交。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容貌说，老舍的确其貌不扬，又由于家境不佳，他先天不足，生下来之后，母亲缺奶，靠吃面糊糊长大，老舍说话很迟，3岁之后才能成句。而到了高小之后，他来了个突变，沉默寡言突然被口若悬河取代。到了师范，讲演比赛总夺第一。其实他有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平时像似沉默不语，而一开口却能言善辩。敏锐的思维，严密的逻辑，铮铮话语，令同学们羡慕不已。学校举办讲演比赛，只要老舍一开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妙语连珠，他的幽默常常把同学们逗得捧腹大笑，同学们都喜欢这个又会学习，又会幽默的伙伴。
说起口才和幽默，真是老舍的一大特长，他曾在1926年发表的《老张的哲学》开头这样写道：
……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接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识的他，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自动地到清水池塘洗的……至于将来一次呢，按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
《老张的哲学》发表后，他不久又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一次就更幽默了。
如说到北京一家西餐馆，他是这样描写的：
写赵子曰唱戏上了瘾，自我陶醉，连做梦都在唱《八大锤》：“他们在床上颠来倒去的梦着：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捶了一夜。”寥寥数语，惟妙惟肖，让读者忍俊不禁。
他书中的语言幽默，并不是为了逗笑而写，正像茅盾先生对《赵子曰》的作者评语中写：“在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当他由英国回到老家时，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笑王”。
后来，他第一次在国内公开讲演，是北京青年会举办的，题目是《谈滑稽》。那一天，座无虚席。从他开始讲，直到讲完，笑声不断。每当全场哄堂大笑，而他本人不但不笑，脸反而绷得更紧，一本正经。
从此，他似乎成了著名的讲演家，他的讲演技能，以至于善于说笑的幽默感，使他无论到哪儿都成了中心人物。节假日常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种集会、演讲，或是当翻译，或是被请去解决纠纷，当裁判，说句公道话，矛盾双方便化干戈为玉帛……有一时期老舍应酬不过来，就说：“非发明个机器不可了！放在口袋里，用手一摸，脑中立刻一热、一亮，马上来个奇妙笑话，不然，人生绝对幽默不了，而且要减寿10年。”
原本不善过问政事的老舍，随着年龄的增长，书看多了，知识就越丰富，脑里自然就出现了许多疑问，他想，皇帝住在故宫紫禁城，当政的钩心斗角，倒霉的是顺民百姓，政局不稳，百姓受穷。这使老舍越发对社会黑暗的憎恨和对平民百姓的同情。他的思想在逐渐走向成熟。
17岁的老舍以品学兼优的突出成绩，结束了师范学习生活。刚毕业他便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17岁当上校长，这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屈指可数的。他结束了寒窗苦读，带着一份责任和兴奋走向新生活——从教之路。
那一夜，老舍和母亲都失眠了，母亲看到儿子有了出息，不知是兴奋，还是想起了过去，有些心酸，流下了眼泪。老舍看着母亲，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说了句：“妈，以后您可以歇歇了，我来养活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