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一个夏日，25岁的老舍怀着一颗滚烫的心，告别了祖国，告别了生养他的这块土地，告别了在艰难生活中把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告别了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告别了朋友、同志，踏上了远征的航船。
一艘太古轮船公司的航船徐徐地拔锚而行，驶出了中国海港，滑向了一望无垠的大海，陆地渐渐隐去了。潮湿的海风吹拂着伫立在船头的老舍那年轻的面颊，他百感交集。眼前是白茫茫水的世界，此时的他感到自己孤独得就像一片树叶一样，随风漂流，无所依托。轮船载着年轻的老舍，也载着他那交织着茫然与希冀的一片离愁别绪。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样？他一无所知。但是中国，他的祖国，永远不会在他的记忆中淡漠。他在心里默默念道：“祖国啊，您的儿子会回来的。”
对一个小杨家胡同里长大的穷孩子，20多岁就坐上了漂洋过海的火轮船，在那年头也可谓幸事，够光彩的。
平日里，没坐过轮船的人，特别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多想坐上轮船，游览一下海上的风光。未知世界总是对人有一种吸引力。然而当你真正坐在轮船上，感觉可大不一样了。没有风浪还好些，一遇上风浪，站都站不稳。有的人稍有些晕乎，有的人胃里就像在翻浆倒海，呕吐、眩晕。老舍正是后一种反应，吐了几阵子，回到舱里，爬在铺上一动也不想动，他难受极了。大海的光彩、大海的魅力、大海所带来的诗情画意对他全失去了作用。他无心领略这美丽的风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切赶紧过去吧。
轮船在海上一个昼夜一个昼夜地航行着，它经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绕亚丁湾，穿红海，穿过了苏伊士运河，由地中海过直布罗陀海峡，总算进了英吉利海峡，足足绕了一大圈，航行40天，终于在盼望中到了大不列颠。
平安踏上了异国的土地，老舍在兴奋和新奇中，又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两个穿着整齐的海关服的人，恶煞似地检查了老舍的护照。他们似乎对黄种人很轻蔑，说话时连眼皮都不抬。老舍耐着性子回答两位海关人员不耐烦的提问。老舍的英语在家时说得还算不错，而到英语的发源地——英国就显得逊色了。他为了掩饰自己语言上的差别，很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词里。英国人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直眨眼。光验护照就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翻来覆去，最后总算弄明白，眼前这个黄种人一不是来英国做工，二不是特工人员，而是专门聘来给英国人当先生的。海关人员这才露出点笑容，放了“绿灯”。
总算出了码头，到伦敦城还需坐一段火车。坐了40天轮船的老舍，再坐火车对他来讲已不是难事。坐在火车上，他觉得平稳安全，心里平静了许多。他隔窗向外望去，没长庄稼的土地被草地覆盖着，给人一种清新、明丽的感觉。大不列颠的风光和北京截然不同，北京城是由一条中心线南北纵贯全城，把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德胜门串成一趟；而伦敦有条横贯全城，四通八达的泰晤士河，人口上了百万，到处是急匆匆的过往人流。老舍这个老北京看惯了北京城里穿着长袍马褂，迈着四平八稳的八字步的北京人，就像农村孩子进城看见车水马龙，人流不息似的倒有点眼花缭乱呢。正在他呆呆地想着国与国的特色不同时，火车到了一个叫坎能街的小镇，该下车了。
他提起自己简单的行装随着人流出了站台。在站台前来接站的人真不少，他们互相接吻、拥抱的神态很是真诚、热烈的，可不像中国人施礼时那样郑重、认真。要是在中国，在街上男女亲热拥抱、接吻，老舍可能早就不好意思了，而在此地他觉得习以为常。入乡随俗，老舍很快接受了这些异国风俗。
已经约好了有人来接他。他正在东张西望，突然有个人前来，紧紧地握住老舍的手：“舒先生。”“您好，易文思教授”。他与易文思教授是在燕京大学做英语旁听生时认识的，不很熟，只限于见面打招呼。易文思流利的中文，使千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的老舍顿时感到非常亲切。
易文思帮助老舍提着行装说：“房子已经给你找好了，是和一个叫许地山的中国人住在一起。”老舍一听，惊喜万分。他对许地山很了解，知道他是文坛享有名气的人物，老舍曾在《小说月报》上拜读过他写的《商人妇》、《命命鸟》等，对他的才华，老舍非常佩服。在燕京大学学习时，老舍曾登门拜访过他，因为文人的志同道合，谈得很投机，你来我往，结下了友情。后来，许地山去美国留学，现又转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他的宗教研究工作。许地山比老舍大6岁，老舍视他为大哥。他乡遇知音，可谓幸哉。
住处离伦敦城还需10英里，他们又坐上一段火车。在车上，易文思滔滔不绝地向老舍介绍起去任教的东方学院的情况。
在英国，名牌大学当然要算牛津、剑桥了。在中国元朝时，这里就有了这两所大学。可这两所高等学府只收基督徒入学，不信基督教的人拒之门外。而183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只要你能交得起学费就能上，所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多达1万多人，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伦敦大学下设52个学院，东方学院是其中的一个。东方学院又分了印度、日本、中国等系，老舍要去的这个中文系的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庄士敦。这个洋博士在北京很有名气，曾给中国皇上当过先生，据说又是李鸿章的公子，吃洋饭的李经迈推荐给皇上的……说着说着到站了。
老舍的住处环境清静，风景优美，一幢坐落在马路边儿的二层小楼，周围盛开着玫瑰花。老舍对于花有着偏爱，看到这良好的环境，他心里舒坦了许多。
来开门的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其中称妹妹的也当过教师，对做学问的有一种亲切感，所以很热情，使老舍又感到一丝温暖。
他和许地山能在异国他乡重逢，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热一番后，许地山告诉老舍，他仍旧在研究宗教的同时还写小说。
老舍的留洋生活竟能有幸与一位作家朝夕相伴，这不能不说对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老舍去东方学院上课，教那些老外也不是件容易事。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有军官、职员、家庭教师，有老头儿、老太太，也有年轻姑娘、小伙子。年长者已七旬，年少者才十几岁，参差不齐，所需又不尽相同。在中国是先生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而这里是学生想学什么，先生就教什么。这真是件新鲜事，因为钱的秤杆起着作用。不过，老舍是尽心尽力去教，又有耐性，很受学生欢迎。
教课之余，回到家，他常常和许地山聊东扯西，聊到实在想不起再说什么时，许地山从抽屉里掏出油盐铺店用的那种记账簿子，开始写小说。而老舍这时更多的时间是抱着大本大本的英文原著啃。他是个从不甘于现状、满足于现状的人。他珍惜时间，有着自己的志向，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他利用一切空暇时间，大量地阅读英文版的《浮士德》、《伊利亚特》、《奥德赛》。但丁的《神曲》对他震动非常大。
《神曲》的故事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诗中叙述但丁在森林里迷了路，出了森林，他忽然被豹、狮、狼三只猛兽挡住去路。正在危急之时，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贝德丽彩嘱托，来搭救但丁，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德丽彩又亲自引导他游历了天国。这样，主人公游历的过程，便构成了全书的《地狱》、《炼狱》和《天国》三部曲。
《神曲》虽然用了人物梦幻神游的形式来展开作品内容。表面上看，全书情节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神奇色彩。但实际上，但丁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主旨是明确的。作者在作品中揭露了中世纪末期教会的贪婪腐化，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在“天堂篇”中，作者还明确指出了美好的理想，那便是：人应追求诚实、正直与理性。而这些理想，又正是与中世纪时期，基督与皇权共同鼓吹的虚伪、盲从、禁欲主义等格格不入。因此，这些理想，就带有了极强的反封建神权、皇权思想。
正因为如此，《神曲》出世后，被称为引导人们走向新世纪的第一支火把，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道路，但丁的名字和作品经传于世。
《神曲》深深地启发了一向纯朴、善良的老舍，使他受到了震撼，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许多他未知的世界。同时，他还把但丁的论著精心搜集来，如痴如醉地统统拜读了一遍。那时候，他简直着了迷。他曾在以后的文章里这样说过：“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文艺，天才和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他决定追随但丁，去探索文艺的真正深度，去创作永生的、完整的、一贯的、包罗万象的和生动逼真的文学。冬天到了，伦敦的冬天气候阴冷潮湿。有时许地山去牛津大学上课，家里就剩老舍一人教学、看书。到了晚上，孑然一身时，寂寞时时困扰他。他想念北京，想念小杨家胡同，更想念为自己操劳了一生的老母，便拿出笔来写上一封家书，寄上自己的照片，寄托一片思乡之情。
他虽然一年只能拿三百零五镑的薪水（而一个英国大学生一年也要用四五百镑），可他勒着裤腰带也要往家寄钱，不让屈了老母亲。
为了多挣点钱，他也干杂活。他常灌点唱片，弄些“外快”。后来萧乾先生在美国就听过老舍灌的唱片，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赢得了不少好奇心颇强的听众。
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北京）逝世。不久发生五卅惨案，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激起民愤。
老舍在异国听到这个噩耗，他和朋友们感到非常悲愤。他们恨这帮在中国国土上作威作福的大鼻子，恨不敢抵御外辱的腐败政府。他和宁承恩、郦堑厚、吴定良、邱祖铭、关南如组成读书会，相约发奋读书，将来报效祖国。
国势的动荡，政府的腐败，更加深了老舍对祖国的怀念。因为在那里有他的亲人、朋友。何时祖国才能强大昌盛，何时才能不受侵略，摆脱贫困，他期待着。
他更加如痴如醉地学习、读书，他把近代英法小说中的名著，都读了一遍。他昼夜读小说，英国的威尔期、康拉德、梅瑞钬斯，法国的福楼拜和莫泊桑等作家的著作他都看过了，但对他最有影响的是前面提到的《神曲》。此外，真正使他在文学上得到帮助的，是英国文坛上唯一一位可以和伟大作家莎士比亚齐名的杰出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
狄更斯在1812年2月7日诞生于英国朴次茅斯市郊海滨的一个职员的家庭里。
11岁的狄更斯伤心地离开学校，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在一家鞋油工场当学徒，生活非常艰辛。
狄更斯是一个善于观察，记忆力又十分强的孩子。鞋油工场，负债者监狱，伦敦的大街小巷，特别是那个叫着“七岔口”的贫民区，使他感到可怕而又神秘，引起了他的好奇和思索。小时候的这些记忆，后来都成为他小说创作中的素材。
狄更斯自1833年以“博兹”的笔名写文章以来，深受读者的欢迎。1836年2月，狄更斯的《博兹特写集》出版了。从这以后，狄更斯的小说接连不断地出版。《奥列佛·特维斯特》被认为是狄更斯第一部杰出的社会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改名为《雾都孤儿》，影响很大。1844年起狄更斯先后去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创作了《圣诞故事集》。又在以后的日子里先后写了《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苦时世》、《双城记》等一批优秀小说。
狄更斯的身世、作品、成功之路，深深地感染了老舍，在他的心目中开始孕育着伟大的目标。
在东方学院工作时，老舍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一次校方通知他，请他在“东方和非洲诗歌”系统讲座中做一次公众讲演，题目是《唐代爱情小说》。因为当时老舍刚到英国时间不长，他担心面对那么多语言专家英语过不了关，所以他进行了精心准备，演讲非常成功，受到一致好评。后来，这份讲演以学术论文形式发表在1932年初哈佛燕京书社的论文集里。
许地山去牛津不久，老舍和一位叫克利特·艾支顿的英国人在伦敦合租了一层楼住。他也是东方大学的学生，比老舍大几岁，是位英国乡村牧师的儿子。他是个教书匠，在语言上很精通，能把法语、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好，而且精通希腊语、拉丁文，但他不满足，还研究起了汉语。不过吸引老舍的并不是他语言上的天分，而是他一见如故的豪爽气质和聪颖好学的睿智。
克利特·艾支顿觉得老舍人品好，又有才华，很欣赏他，觉得很投缘。他们常在一起谈工作、学习、生活。艾支顿非常坦率，他谈起了他的经历。
他的家乡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在那里他疯狂地爱上一个漂亮、能干的姑娘。为了她，他不顾父亲及全家的反对，和她一起跑到了伦敦。在伦敦她对艾支顿非常好，给他生了4个可爱的小天使。后来，他去打仗，她没有抱怨，守着4个孩子熬过了战争。他回来时，孩子们也长大了。他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家庭应该说是很幸福的。然而，他遇到了现在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从美国来，出自名门，学问不错，是个硕士，还想继续深造博士，他爱她很深。后来，他夫人知道了，告了他，法庭判了离婚，他教书的学校把他免了。然而，他绝不后悔地和这位美国小姐结了婚。更让老舍难以理解的是这位美国小姐和艾支顿的前妻竟变成了好朋友，两个女人经常坐在一起抱怨天下男人的薄情，而只是把她们共同爱着的艾支顿挑出了那些薄情郎的圈子，不去谴责。这一点真叫老舍难以理解。
老舍想，这可能是国与国之间的爱情观的区别，无可非议。在他们的交往中，老舍了解了不少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并且，他对艾支顿的坦诚、直率非常喜欢。
一次艾支顿和老舍谈起中国的文化，艾支顿说：“听说中国古典名著中有本明朝小说写得很好，叫《金瓶梅》。我想请您帮忙，把《金瓶梅》翻译成英文。”
老舍当时有些犹豫，但他想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去也是件好事。这样，他答应同他合译这本《金瓶梅》。回国后他一直没有提此事，之后，艾支顿在英译本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并在译者注里说：“如果不是他帮助我完成这部书的初稿，我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工作。”
这件事直到老舍去世之后，才被他的研究者公之于众。
老舍虽然身处异国他乡，那里比国内的生活条件优越得多，但他始终不忘记祖国是他的根，北京是他的故乡。那种炎黄子孙特有的“游子之心”、“叶落归根”的传统他丢不掉，虽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聚聚，但并不能消除他的恋乡之情。寂寞时，他经常以笔墨来消遣，来和自己谈心说话，和亲人、朋友、同志唠家常，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倾吐在纸上。
每天他都在纸上不断地写着，思乡、怀念、回忆都涌上心头，不觉中，有了创作的冲动。于是，他开始了写作生活。
《老张的哲学》哩哩啦啦写了一年，总算把这段“耍贫嘴”结束了。三便士一本的作文簿，积了厚厚一摞子手稿。他看着一年来的心血，心里既高兴又珍惜。高兴写了这么多字的稿子还是第一次，珍惜自己空闲时间都给了它，是它花去了他那么多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他对成功与失败都做好了准备。他想万一稿子不行退回来那就只当练笔了。然而，他又有着自信，盼望它能发表。正巧许地山来伦敦了，老舍便请他指教。许地山只说：“寄到国内去吧。”经许地山指点，老舍把稿子寄给了郑西谛（又名振铎），此人正是《小说月报》的大主笔。《小说月报》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青年的一块阵地，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加上老舍曾和郑西谛见过一面，于是，寄给了郑西谛。
在希望中，《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
见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老舍欣喜若狂，立即跑到中国饭馆饱餐了一顿，以示庆贺。
人有了一次成功，便多了一份自信和希望。
他在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