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述
概括：一部重要的法家理论著作
作者：不详
年代：战国
入选理由
《商君书》也称《商子》，是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背景搜索
《商君书》，又名《商君》、《商子》，是战国时代一部重要的法家理论著作，其作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及其后学。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今河南濮阳）人，也称为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于商，号为商君，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后至魏国，认真研究过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商鞅虽有治国奇才，且见知于魏相公叔痤，但因年少位卑，未得当时的魏国君主惠王的重视。这时，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尽快强大起来，发布了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的求贤令。这对怀才不遇的商鞅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西至秦国，因陈说以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的“强国之术”，取得了孝公的信任。在商鞅的劝说下，孝公于公元前359年计划进行变法，但遭到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反对。商鞅凭借其系统的革新理论和雄辩的口才，驳斥了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三年之后，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在秦国正式推行变法，史称商鞅第一次变法。这次变法，主要做了如下的改革：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实行轻罪重刑的刑罚政策；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四、鼓励小家庭独立，规定一户如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则加倍课赋。
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在秦国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特别是在对外战争中不断获胜。公元前352年，商鞅因功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公元前350年，为了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废除井田制，令民开阡陌；二、普遍推行县制；三、统一度量衡制；四、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使秦国很快成为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不仅是个精明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善战的军事家。公元前340年，商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孙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一军功，受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虽然已使秦国富强，但因剥夺了贵族的特权，损坏了贵族的各种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太子触犯了法令时，商鞅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用刑，于是遭到公子虔等的怨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秦惠王对商鞅颇多猜忌，公子虔等乘机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迫出走，欲投奔魏国，魏不许入境。商鞅遂回封邑，举兵抵抗，结果战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虽遭车裂，他制定的新法在秦国却沿用未改，他的政治理想和计划不但没有“人亡政废”，反而根深蒂固地成为秦国的政治传统。商鞅的学说在秦国不断有人传习，并形成了一个学派，对秦国的国策具有影响。流传至今的《商君书》，就是商鞅及其学派的著述汇编。
《商君书》今本二十六篇，有题无文者二篇，实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长短不一，所论述的问题有时互有重复，看来不是商鞅预先有计划撰述的一部论著，而是由一批来源不同、篇幅各异的文章及资料汇聚而成的集子。据今人陈天启、高亨、郑良树等研究，各篇的写成年代不一，有的出于商鞅的手笔，有的则是其后学的著作。大致说来，《更法》、《垦令》、《境内》、《战法》、《立本》、《兵守》等六篇，其形成年代较早，所载多为商鞅的思想。其中，《垦令》、《境内》、《战法》、《立本》四篇极可能是商鞅的亲著。《算地》、《农战》、《修权》、《去强》、《徕民》、《弱民》、《说民》、《外内》等八篇的形成年代也较早，大概是由曾亲闻商鞅师教的弟子完成的，其说多与商鞅相合，但《去强》、《说民》主张重刑轻赏，与商鞅的学说已有差别。《靳令》、《壹言》、《开塞》、《错法》、《赏刑》、《画策》、《慎法》等七篇的形成要晚些，其作者大概距离商鞅已较远，所论多与商鞅不同，继续强调重刑轻赏，甚至主张重刑不赏。《君臣》、《禁使》、《定分》等三篇的年代最晚，大概是秦统一六国后的作品。由此看来，今本《商君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既载有商鞅的思想，又载有商鞅后学的思想，是研究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可靠资料。
商鞅作为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既包含了法家的一些基本主张，又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和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
法家都认为治国的目标要固执，而治国的手段要灵话。《更法》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固；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正是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商鞅在秦国大力从事变革传统、更新政治的变法工作。法家都主张，在法律面前不分亲疏贵贱，人人平等。商鞅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这一原则。著名的“太子犯法，黥其师傅”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都主张，应向人民公布法律，使举国知所依循。商鞅也持有类似的主张，要求政府普及法律条例，使百姓能知法守法。
商鞅到秦国后，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当时秦国的迫切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这是商鞅对秦国的重要贡献，也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重要贡献。这些新说主要包括：
一、重视农业。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农业的好坏决定了国势的强弱。而当时的秦国由于人口稀少，农业欠发达。商鞅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向秦孝公提出了重视农业生产的建议。在《垦令》中，他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二十条措施，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商鞅的重农思想，后来成为了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使秦国经济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兼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性是畏罪避利的，所以，只要用重刑及厚赏的办法，就可以使人民驯服而达到国治的结果。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评述商鞅时说，“其诛重而必”，“其赏厚而信”。
三、重视战争。战国时代，列国相争，各国国君都想兼并邻国，扩大地盘，以图统一天下。于是，战争成为了国家政治中的头等大事。商鞅对军事素有研究，并有专门的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兵家类著录的《公孙鞅二十七篇》，就是他所著的兵书。集法家、兵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商鞅，在治国时不但重视法制，也很注重军备。在《商君书》中，商鞅始终强调，政治上进行改革，就是为了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富国强兵，最后要落实到扩张国土上。因此，他极力鼓励军事和军功，制定并推行了按军功授予爵禄的制度。
四、统一民心和制度。为了团结全民，集中国力从事耕战，商鞅认为必须以法家的思想统一全民的言行，必须统一国家的各种制度。
商鞅死后，其后学为完成商鞅的未竟之业，在秦国继续宣传法家学说，并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对商鞅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开拓和修正。他们主张提高国君和法律的地位，认为国君要掌握法、信、权，成为国家行政的核心；法律必须经常修改，以适合形势的变化。他们改变了商鞅耕战并重的主张，把战争放到了首位，认为国家强盛必然要发动战争，国家衰弱则更必须发动战争以转移矛盾。他们特别注重调查和规划国家的资源，以便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些资源。从有关史料和史实看，商鞅后学的一些主张，似曾在秦国付诸实施，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与其它古书一样，今本《商君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简和讹误。从明代起，开始有学者做文字校刊，清代做校刊的人更多，近人则致力于文义的注释。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成了我们今天研读《商君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今人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高亨的《商君书注译》、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三种，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并有许多新的创见；郑良树的《商鞅及其学派》对商君书各篇的时代和思想做了详细的研究。这些都是阅读《商君书》的重要参考。
作品快读
在先秦法家著作中，《商君书》和《韩非子》是保存得相当完整而又最为重要的两部代表作。不过，由于《商君书》的思想不及《韩非子》系统深刻，文字也不如《韩非子》那样华美，因此，《商君书》在后世的影响似乎不能与《韩非子》相比。其实，这只是从思想史、文学史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如果从历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则《商君书》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韩非子》。韩非才华横溢，思想深刻，其著作曾使秦王赢政赞颂不已，大发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赢政设法将韩非招至秦国，但未及重用，就听信谗言，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之下服药自杀。看来，韩非的才能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文学方面；至于治国的才能，他生前并未获得展现的机会。所以，韩非生前对秦国的政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
商鞅则不同。他虽然也是思想家，但更是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商鞅入秦的时候，秦国是一个僻处西秦，“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无足轻重的国家。当时，秦国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人民意志分散，政府组织冗杂，贵族徇私议政，完全看不出兴盛的迹象。商鞅执政后，在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使变法革新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奠定了后来秦国政治的基础。商鞅死后，其后学继承并发扬商鞅遗说，使商鞅之学在秦国流传不绝，并对秦国的政治施加影响。后来秦国的政客及政治家，如范雎、蔡泽、李斯等，无不明引暗述商鞅的政迹，接受商鞅的思想，以使之作为统一天下的指南。商鞅是秦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他的思想涵盖了秦孝公以后的整个秦国，包括统一天下后的秦朝。作为记载商鞅及其后学思想的唯一著作，《商君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史料有缺，《商君书》何时编纂成册，现在还不能确定。《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这“商之法”，可能就是《商君书》的最初原本。
《商君书》问世后，其地位和影响因历代对商鞅的评价不同而沉浮起伏。
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商鞅思想一直是秦的政治纲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
〖HTK〗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罚。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
秦昭襄王即位时，商鞅车裂已三十余年，但秦国不仅还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商鞅遗教，而且国君声明商鞅之说是“吾秦法”。后来秦国的历代政治家都对商鞅的功绩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至于与商鞅同时，或后于商鞅的战国时期学者，如孟子、庄子、荀子，都没有对商鞅进行评论。只有与商鞅同属法家阵营的韩非，曾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未尽于法”。韩非集法家理论之大成，对商鞅所做的批评，实际上是为了完善商鞅的学说。总之，在战国末期和秦代，商鞅的功绩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与他的思想相冲突的学者也没有对他进行直接的批评。与此相应，商鞅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流传。据韩非记载，《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成了家家收藏的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