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办学是梅贻琦始终奉行的办学原则，这与他生活俭朴和廉洁奉公的高尚人格不无关系。
梅贻琦生活俭朴的作风是非常著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每月收支精打细算，即使买一个小物件也要在帐本上记得清清楚楚。抗战时期，梅贻琦家庭生活拮据，儿子的眼镜丢了，却没钱再为他配付新的。身为著名学府的校长，有时不免参加一些官场聚会，但他经常对一些现象流露出不满之情，并将其记录在日记中。如1941年10月13日，他写道：“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3年1月27日又写道：“晚赵××夫妇饭约……酒肴均极丰盛，或太费矣！”1948年，梅贻琦离开大陆后客居美国纽约。那时，他手里掌握着全部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但他住的公寓却“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他自己每月仅支薪300元，家庭生活相当清贫。俭朴的生活作风直接影响了梅贻琦勤俭办学工作作风的形成。
建国之前，清华大学的经费可以说是比较充足的，“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持。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力图撙节与经济”成为梅贻琦使用清华基金终生奉行的原则，他多次表示：“当此困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而已”。“惟有以最经济之标准，应最迫切之需要，庶费不浪用，而事无不举可已”。在学校经费较宽松时仍能做到如此节俭，实属难能可贵。这体现了梅贻琦崇高的人格。
无论何时何地，梅贻琦都将“廉”字置于学校管理的重要地位，勤俭办学未尝一刻忘怀。
第一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刚刚担任校长时，他一住进清华校长住宅就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所享有的所有“特权”。他认为：“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1928年，他奉派去作留美学生监督，是因为那里的经济发生了混乱。他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从自身做起，力行节俭。冬天全楼的温暖全靠地下室的一只大火炉供应，司机和烧炉工合为一人，他经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抗战期间，他同其他教授一样住在租用的民房里，阶沿上摆几把椅子就算客厅。他常用孔子“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事迹自勉和鼓励他人，坚守自己的岗位。
第二是精减机构，减少开支。梅贻琦担任校长期间，总是尽量减少办事机构的设置，必要的办事人员的数量也减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因此，他从不虚设岗位，也不增设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当时教育部曾为国立大学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人事编制，梅贻琦发现其机构重叠，冗员现象严重，未遵照执行。在他任内，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秘书长、院长、图书馆长、体育部主任等各级行政领导干部都没有设立副职，各学系都没有专职的办事人员，一般教授都担任两至三门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减少学校的经费开支，而且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对当前高校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第三是调节经费，用于关键。在经费使用方面，梅贻琦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廉洁的作风，所以也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一般而言，清华经费是相对充裕的，但随着事业的发展，经费也颇感捉襟见肘，日益紧张。“数年以来，事业扩充，突飞猛进，范围年有增加。如工学院之成立，如农业研究所之增设，为需款之尤多者，而经费之总数，依然如故；以是一切开支，至感拮据。虽然国内经济状况萧条已极，吾人处此，一方面对于事业固不能不力图发展，以应国家社会之需要，一方面于经费之支出，则惟有权力调节，节彼就此，以求得更高之效率而已。”所谓高效率就是要把钱“撙节花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在这方面，梅贻琦是一位优秀的实践者。寓美期间，他掌握着清华在美的全部基金，有人劝他把这些钱用在台湾，梅贻琦表示“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用这笔钱创建了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使原子炉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为推动中华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梅贻琦始终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并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所以清华大学形成了俭朴好学的优良学风。梅贻琦对此做了充分肯定。“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袴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校长起模范作用，教师群起响应，学生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俭朴好学的校风也是值得提倡的，它对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