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各方关注的同时，中国也更多地表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新加坡《海峡时报》分析认为，北京准备在国际政治中承担更多责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中清楚表明，中国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不同于中国政府长期保持低调的偏好。
德国《每日新闻报》在报道中说，中国正通过伦敦G20峰会，“转守为攻”，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发起挑战”，这标志着新兴经济大国“进入管理世界大事的行列”。
CNN评论说，中国是本届G20金融峰会的“主要玩家”，掌握着整个会议的进程。中国现在资金充沛，经济继续增长并且银行系统也比较稳定。当世界权力系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进行大调整时，中国正在寻求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法兰克福汇报》称，即便经济危机的后果还无法看清，但是今天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它加速了国际权利关系的改变，帮助中国向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全球权力中心发展。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可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该报称，在伦敦的G20峰会上，人们将会比以往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权力的推移。
《爱尔兰时报》则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钢明的话说：
“通过20国集团峰会，中国开始参与国际财政和金融决策，这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关键一步。”
从G20到G2，中美合作全球注目
伦敦峰会的召开承认了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次峰会也基本上确立了G20这样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的机制。
分析人士表示，在G20这样一个多边的集团中，中美两国的关系无疑是这一机制的核心。
出席G20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1日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就中美关系、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两人宣布建立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据悉，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有双轨———其中“战略”轨道由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共同主持，而“经济”轨道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领衔。首轮战略对话将于今年夏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是自2009年1月奥巴马上任以来，两人的第一次会晤，此前的1月30日，两人曾互通电话。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涉及两国关系的一举一动、两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全球的神经，尤其是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当下。
“中国和美国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两国领导人的见面，可以加强相互了解，这对于未来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的高级成员Kerry%Brown昨日这样对中国媒体表示。他特别指出，对经济、能源、环保等所有国际性的问题，中国都有影响，所以中国有必要参与到更多的国际事务中来。
全球媒体都高度关注首次“胡奥会”。《经济学家》杂志日前撰文称，中美两国的G2双边会谈的意义甚至大于G20会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表示，世界应该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和美国组成的G2而不是G20上；两国经济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而两国的经济复苏对于全球经济回暖举足轻重，美国的需求部分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又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发明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来描述它们的共生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负责人查尔斯？弗里曼表示，经济问题将是这两位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这不仅因为G20会议的背景，也因为美中经济关系高度相互依存，且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是不平衡的，两国必须找出解决经济关系不平衡的办法，“保证两国就战略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将是两位领导人会晤期间讨论的重点。”
“作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应该向美国表达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中国应该在未来更有发言权。”Brown对本报记者说。
中美两国双边关系，也就是所谓的G2，最早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在2008年7月《外交》期刊上指出的，她认为未来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掌握在这两个国家手中。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该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3月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G2，G20将会失望。伦敦分析人士对表示，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的地位。
“如果你看看我们采取措施的一些数据，在峰会之前最激烈的辩论就是如何将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全球用于财政刺激计划的钱已经超过了1.8万亿美元，其中1.4万亿美元就是来自中国和美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经济体还是显得比其他经济体超出太多。我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会看看美国和中国到底往哪里走。”
“中美肯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即使很难挑出哪个是最重要的，肯定的是，中国是最大的顺差国，美国是最大的逆差国。
很明显，他们两个是全球超级大国和未来的超级大国。我想印度和中国一定是未来五十年最重要的国家。”
分析人士还表示，G20虽然可行而且代表广泛，但在行动力方面过于缓慢，在领导全球经济复苏方面，象征意味大于实质内容。而G2小而灵活，分别是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两者的发展模式正是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两面。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日前在香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中美积极合作，探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并取得成果，不仅显示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对提振全球市场信心、带领全球经济复苏等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此外，他还表示，金融危机后，中国将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软硬实力并重”。
胡祖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此次峰会上举行首度会晤，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其中中美决定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更显示出中美关系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即使在冷战时，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友都没有这么高层的双边经济和战略对话与磋商”。
他认为，中美紧密合作，对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一，美国是全球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国则是全球最大、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这两大国家提升对话等级，给世界以积极信号，有助于提升全球市场信心。
第二，作为两个贸易大国，中美积极合作，继续保持市场开放，有助于遏制保护主义兴起，维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第三，中国和美国“最终都将成为全球复苏的火车头”。从中国方面看，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放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体系信贷的成长，中国有望继续保持全球发展最快经济体的地位，从而对周边地区，对其他新兴市场，乃至对全球经济，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胡祖六还表示，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新定位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而且在国际金融机构里扮演的角色也将越来越重要。“要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需要软硬实力并重，不仅在财力资源方面，也在智力资本方面都做好准备。”
胡祖六说：“这次危机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化解危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也需要全球社会共同的努力。”因此，中国此次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全方面参与全球合作，恢复经济增长，稳定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并从中长期而言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和改革，既非常必要，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热衷于搞“中美二重奏”，鼓吹所谓“中美国共同体”和“中美G2时代”，企图搞什么“中美共管世界”，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是异想天开、行之有害的。
首先，这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中国没有这种意向和图谋。
第二，中国还远没有这么强的实力。即使今后有这种实力，也绝不会像美国某位学者说的那样，将“步美国的后尘”，无情地去追逐世界霸权。这是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第三，美国其实也绝对不会让中国同它一起唱平等的“二人转”，而更愿看到的是，中国步当年苏联解体初期叶利钦的后尘，成为与美国合作的一个“第二小提琴手”，甚至“小伙伴”。
第四，如果真要搞什么“中美二重奏”，中国将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全都要反对，欧盟要反对，俄罗斯要反对，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也都要反对。几乎可以肯定，全世界找不到哪一个国家会支持、接受中国这么做。俄罗斯有两家媒体近来已有专论，误以为“北京可能成为华盛顿划分世界的最佳搭档”；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将是带有“反俄倾向”的中美“双头世界”。日本右翼媒体也在宣传所谓“中美两国集团时代已拉开了帷幕”。
因此，现在还是少谈一点“中美二重奏”，多些谦虚和谨慎，多些认真务实，着力推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当前特别是20国集团）共商国际大事。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妄自尊大，而要脚踏实地，努力开创国内建设与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以期在时代变迁的新时期有所作为。
400亿美元注资提升发展中国家地位
G20伦敦峰会在其会后发表的公报中承诺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中国400亿美元的出资承诺则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它在该机构中的地位。
在IMF5000亿美元的增资计划中，欧盟和日本各出资10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出资额度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将有助于增加它在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
“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向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的条件。本次向IMF的注资是中国对世界经济作出的新贡献，展示了自身的影响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告诉媒体。
专家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正在从出资份额的提高和机构内部的制度改革等两个层面上“受益”。
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占据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却游离于决策圈之外。以IMF为例，按照规定，重大事项需有85%以上的投票权决定，而美国一家的投票权就超过17%，高于规定的15%否决票，这意味着美国掌控着唯一一个否决权。
2006年9月18日，IMF的184个成员国投票通过了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出资份额的决议，从而使这4个国家在该组织中拥有更多投票权。
2008年4月，IMF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的表决方案，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中国的出资份额提高到3.997%，相应的投票权份额则从3.72%提高到3.807%。
“目前，中国在世界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份额还比较少，甚至与其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声音会逐渐放大。
在G20会议前夕，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发出响亮的声音，提出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和反对保护主义等问题。四国发表联合公报，要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世界经济格局日新月异，而现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仍然沿用陈旧的制度和结构，没能及时反映这种变化”，赵晋平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决策中地位的上升将是一个长远趋势。
英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洛克布朗在会前接受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开始，而改革IMF首先要增加中国的发言权。
这些呼声得到了相应的回应。本届伦敦峰会公报明确指出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首脑和高级领导进行公开、透明的选派；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授权、规模和内部结构；同时要求IMF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张斌表示，公报中提出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话语权和内部治理的时间表，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话语权和责任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分担多大的权责，还需要考虑实际国情。”赵晋平说。
赵晋平强调，中国未来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多边或者区域性对话机制，另一方面还要从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提出积极的建议和主张，从而多方面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分享权力和分担责任需要在改革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他说。
不过也有学者表示中国在此次在IMF中没有增加它在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秦池江强调，通过对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对IMF的注资，只要是来完成对IMF的规模的扩大，功能的提升，以及治理的一种完善，这是一种应急的安排。
他认为，增加出资并不等同于增加份额，中国要扩大在IMF中的配额与投票权，还有待于年底的G20峰会定调，目前还不宜太过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