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想把生活过得浪漫一些，浪漫的生活中总少不了诗和远方。当今，写诗、读诗和旅行已成为一种美丽的文化时尚。
与好诗相遇，展开的是一场未知的精神之旅。20世纪80年代的人可能还记得打着手电、点起烛光，阅读诗刊、抄写诗歌的日子。这几年，有很多诗与歌都和旅行有关，如老狼的《旅途》、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朴树为电影《后会无期》写的主题曲《平凡之路》等，他们要表达的都是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旅行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需要。解决文化需要，旅游是重要载体之一。旅游的项目和目的决定了其文化含量。旅游既是娱乐的，也是文化的；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原来，我们国家穷的时候，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应该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2018年，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将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融合组建成为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与旅游融合，彰显文化自信。旅游进入新时代，文化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最深厚、最持久、最具魅力的元素。有人说，这不仅是诗和远方，是诗嫁给了远方，诗和远方真正走到一起了。
有时候，阅读正是无数场旅行的起点。我们打开一本书，可以从中去发现，去思考，涌起亲自去探寻和验证的冲动，这便是阅读的魅力，也或许就是旅行的起点。电影《罗马假日》里有一句经典台词，道出了读书与旅行相通的本质：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阅读，是一场心灵的长途跋涉；而旅行，则是用脚步去翻阅远方，读的是风景，是他人，也是自己的内心。这或许也解释了阅读和旅行为什么能让自己格外愉悦。我想，我们的每一次阅读，可能都会成为我们无数场旅行的起点。
读书和旅行，也是诗和远方。
诗中的远方
诗意在风中飘扬
我的工作职责，有一项是负责教师专业发展的。这几年，我们与苏州大学合作，开展名师、骨干教师培训，每期培训学校都会安排到苏州十中参观考察。苏州十中前身为清代苏州织造署旧址，校园内的西花园为皇帝行宫后花园，康熙六下江南，乾隆六下江南中的五次，都住在这里。明清时期，江南成为最为重要的丝织业中心。清代在江宁（现南京）、苏州和杭州设立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上用（皇帝所用）、官用（官员所用）、赏赐以及祭祀礼仪等所需丝绸的督织解送。有一次，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郑州做讲座，他说，在明清，两朝官员百分之七十的服装都是苏州织造署做的。织造署除了做衣服，还有一个主要职能，它还做监察，向皇帝直接禀报关于钱粮、吏治、士人活动等江南地方情报，今天的服装厂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都读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时就在苏州织造署上班，我想，曹雪芹小时候肯定在织造署玩过，你看，《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是从苏州写起的，“金陵十二钗”中的黛玉和妙玉本是姑苏人氏，而大观园里十二个女伶组成的昆曲戏班，也是从苏州来的。由此可见，曹雪芹对苏州的社会风貌有相当的了解。现在，苏州十中校园里有一座红砖墙面的教学楼叫“红楼”，字体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红楼梦》书名上的字体。我去学校参观的时候，正好学校课间下课，从红楼里走出成群的少男少女，让人以为是宝玉、黛玉、妙玉等要去大观园里作诗呢。
说起《红楼梦》，其中最美的女孩是谁？有人说不是黛玉，也不是宝钗，更不是湘云，而是宝琴。宝琴是谁？是宝钗的堂妹，薛蝌的胞妹。因为宝琴的父亲在京时已将她许配给梅翰林之子，正欲进京完婚。宝琴赴京路过贾府。宝琴一到贾府，宝玉、黛玉看见她都惊喜得要说不出话来，贾母更逼着王夫人认作干女儿。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宝琴虽然美貌出众，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却并不在“金陵十二钗”之列，也不在副册里，太虚幻境里的薄命司里没有她。宝琴来了，贾府里的诗社和诗风也为之一变，宝琴写了十首《怀古诗》，说是谜语，隐了十物在内，这是书中最难猜的谜语，至今还无定论。这十首诗，从赤壁到马援，从韩信到张良，从钟山到六朝，从王昭君到杨贵妃，最后以《西厢记》和《牡丹亭》结束，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史。赞美战争、功业和谋略，这比起之前的海棠诗和菊花诗，内容更辽远，气象也更为宏伟。特别是在众姐妹里，宝琴年龄最小，却最自由。曹雪芹写宝琴年轻心热，却比黛玉们走得更远，她曾随父亲走遍名山大川，见多识广，甚至还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在《红楼梦》里，宝琴是第一个“和国际接轨”的人，会作诗，见过远方，是一个真正的从诗到远方的人。
2016年12月，我去瑞典考察，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参观，每年的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国王和王后都要在这里为当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举行隆重盛大的庆祝宴会。现在，世界上众多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文学领域的专家，把在这里吃一顿饭当成毕生追求和奋斗目标。2016年10月，美国民谣艺术家、诗人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鲍勃·迪伦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到人们的哭喊……答案啊，在空中飘扬。”我问陪同的市政厅工作人员：“迪伦来吃饭了吗？”工作人员回答说：“不仅没来吃饭，连人都联系不上。”鲍勃·迪伦曾说：“我不明白我的歌和文学有什么关系。”2017年6月，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年少时开始写歌，我从来没有时间问自己：我的歌算是文学吗？”但这并不影响他获奖。事实上，音乐和诗是紧密联系着的，诗意在风中飘，文学边界再度改写。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的最大“功效”，是让人们停下惯性的脚步，重新审视文学的弹性与边界。
今天，我们的文学不仅在跨界，我们的很多产业、产品都在跨界，我们的教育也在跨界，包括我们的旅行与诗、音乐、文化都走到一起了。这是一个无边界的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在整合，都在交叉，都在相互渗透。其实，古今中外很多科学家、艺术家也都是多学科交叉的。比如牛顿，他不仅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是数学家，他发现了万有引力，也创立了微积分，他还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的哲学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自然哲学史上的巨作。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院长说，以前，当我们谈及商学院教育，财务、会计和营销是三项核心科目，但如今的商业现实已大不相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趋复杂，我们要为世界培养跨界解题者。
2004年11月，我去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参观。在马克思故居门前，我想起这样一个情景：1835年10月的一天，马克思凌晨4点就起了床，这一天，他将离开温暖的家、离开熟悉的特里尔，前往波恩读大学。初到波恩，马克思就被那里盛行的浪漫主义感染了，差点成为一个诗人。虽然子承父业就读法律系，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诗歌创作上。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高昂激越如“汪洋大海里跳跃着的波涛”一般的文字风格，不知是否来自于此。从德国回国后，我也在想，现在我们有的学校提出了“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办学理念，星空不是一次就能看见的，近处的星空有浮云，还有雾霾，远处的星空更浩瀚，黑洞更是深不可知，我们站在大地上，是否接地气，是否有本土情怀？当今，我们不能被纷繁的世事所消磨，要静下心抬头看一朵白云的姿态，低眉去欣赏一朵山花的素美。
跨界人才是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跨界人才，还必须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历史性眼光，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层面审视形势和问题，才能具有在国际社会自主设置议题、主动发声的胆识和魄力，才能够担当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重任。真正的跨界人才需要精通中外文化，具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坚定理想、开放包容的心态、通达的广博学识、开放的全球视野、出众的领导力、协同的合作精神，通晓世界规则，能处理跨界事务，积极应对挑战。
旅行是跨界的，文学是跨界的，教育也是跨界的，诗意在风中飘扬。
诗词中的远方是山水
有山有水，才是风景。中国的诗与画，体现了中国的山水之美。从中国的诗歌内容看，山水诗词占了很大的部分，诗人行走在山水中，寄托爱慕之情，抒发胸襟抱负，畅聊隐逸之思，赞扬山川绮丽，他们的诗已成了诗人的足迹，山水的灵魂。
山水诗词的孕育始于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汉赋》中一些描写山水的短句，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
最近，我认真读了一些与《诗经》有关的书，感到古人能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说明古人对诗有多么重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包含风、雅、颂，其中风就有十五国风，这些风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郑风》就是先秦时代郑国民间的诗歌。郑国在什么地方？我在郑州工作生活几十年，古时的郑国就是今天郑州所辖的新郑市，在郑州南约50公里。不论是开会还是闲逛，我都经常去。郑国最初在今陕西一带，也是一个多难的国家。周室东迁后，桓公子武公在新郑一带建国，后来，韩国灭郑国后在此设郑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为了区别陕西之郑县，将韩国之郑县改为新郑县，从此沿用两千余年。
2019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研训班学习。一位文学教授说，《诗经》写的都是三千年前的事，三千多年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呢？就是在今天，我们的诗人也写不出来。《郑风》是《诗经》中最浪漫的篇章，以至孔子说“郑风淫”。《郑风·溱洧》是描写郑国三月上巳节青年男女在溱水和洧水岸边游春的诗歌，教授说，《郑风》中的很多诗都是在这两条河边写成的，不知今天这两条河是否还在。当时郑国的风俗，三月上巳日这天，人们要在东流水中洗去宿垢，祓去不祥，祈求幸福和安宁，同时，男女青年也借此机会互诉心曲，表达爱情。三月三，其实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今天，中国人的情人节变成七月七了，传说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有一首《郑风·有女同车》，诗中说：“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时当夏秋之际，木槿花盛开，诗中的男女一同出外游览。他们一会儿赶着车子，在乡间道路上飞快地奔驰，一会儿又下车行走，健步如飞。我走在郑韩故城和溱洧之滨的“郑风苑”，试图采撷两千多年前的郑风……考古发现，新郑的郑国贵族的车马坑级别高、规模大，在这些车马坑中，既有可供两个人并排躺卧的安车，也有供三个人并排坐的中型车，还有威武庄严的仪仗车、轻巧疾行的狩猎车、粗壮结实的兵车等，可以说是郑国皇亲国戚私家车队的缩影。在古代，车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什么样的人坐什么样的车有严格的规定，即“乘舆制度”。回想起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在郑国的大道上，奔驰着皇家的马车队和美女的私家马车，这该是一个怎样的繁华国都？
中国最早的诗都是吟诵的，诗与音乐是相通的。早在商周时期，中国音乐就有了雅俗之分。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民歌雅化、俗化分野的标志。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中，以“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分别指称俗乐与雅乐，可谓由来已久。孔子因闻《韶》，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对尽善尽美的雅乐的偏好。而郑声即郑地那些过度宣泄情绪而无节制的音乐，与孔子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准则不相符合。因此，孔子曾因“恶郑声之乱雅乐”而进行“正乐”活动。然而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孔子的“正乐”亦难收其效。这里就有一个孔子“删诗”的问题，说的是，春秋时期，诗歌是很多的，据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一首首山水诗，也是一幅幅山水画。东汉曹操所写的《观沧海》，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诗。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则出现在东晋，诗人谢灵运用大量笔墨描写自然之景，成为山水诗的开山鼻祖。六朝诗人谢眺、何逊等人发展了谢灵运山水诗清丽自然的诗风。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繁盛的唐代，漫游与隐逸风盛行，山水诗创作迎来巅峰，李白、孟浩然、王维、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名家辈出，人与自然，情与景，在一篇篇佳作中巧妙融合。宋代是山水诗史上的另一座高峰。在唐代的基础上，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等名家，在意境、技巧、风格上均有开拓创新，所描绘的山水地域也逐步拓展，形成了有别于唐代的另一派繁荣光景。辽、金、元对唐宋山水诗词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承接作用，虽不及唐宋鼎盛，但也出现了元好问等杰出诗人。明代山水诗词的发展以复古与新变为主旋律，在延续了宋元的发展趋势后，沿着理性化和感性化的方向继续分化演进，随后演变出多种派别，清代山水诗词是集大成后的又一座高峰。
中国的诗，不仅有诗情画意，诗意中也蕴含着政治。元丰六年（1083)，北宋诗人周邦彦向神宗献过一篇长达七千字的《汴都赋》，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变法的新党，赞扬新法，形容汴京市井舟船繁华之状，被传颂一时。有学者研究说，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应该是受到《汴都赋》的启发而作，他所描画的内容完全符合文中所述。因为徽宗也是赞同并推行新法的，所以《清明上河图》绝非对景写生之作。还有一位同朝代、比张择端还早的山水画家王希孟，曾向宋徽宗进献他的《千里江山图卷》（画成于1113年），皇帝却全不重视，在阅毕后随手赐予臣下蔡京，蔡京得画后，也不特别重视。学者认为，宋徽宗赵佶之所以喜欢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大约是与“河清”祥瑞事件有关。黄河从春秋以来，慢慢变得浑浊，还经常改道。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开始，“乾宁军、同州黄河清”；大观二年（1108），又是“同州黄河清”；大观三年（1109），还是“陕州、同州黄河清”。黄河在徽宗统治期内，连续清了三次。为庆祝三次“河清”祥瑞，徽宗以后三次改元，每次都有“和”字在内，与“河”谐音。第一次，他改元“政和”，第二次改元“重和”，到了1119年，第三次改元为“宣和”。三次“河清”这样的大祥瑞，怎能不绘图以庆？于是就有了《清明上河图》，此一画题，为徽宗亲书亲题，取政治清明和平、天下“海晏河清”之意。为何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不受徽宗待见呢？原因是年轻的王希孟只知以写实为高，画面中的“情节”呼应不够紧密，寓意不多，所以徽宗阅罢，随手便赐给了蔡京，一点也不珍惜。
中国的诗，不仅有诗和远方，也有归隐之路。我去苏州旅游，有一次去寒山寺，寺对面有一条河，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就写于此：“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提到的寒山，不是一座山，是一个人，名叫寒山。讲寒山，还离不开一个人叫拾得。人们经常把寒山、拾得放在一起称呼，并称“寒拾”。清朝雍正年间，寒山、拾得被封为“和合二圣”。寒山、拾得均是唐朝贞观年间的著名隐居诗僧，寒山流传至今的诗有300多首，又称“寒山诗”。寒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对自己的诗作有着很高的评价：“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寒山认为只有那些思想修为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有可能读懂他的诗，受到感染而走向人生的正途，因为自己诗作表现的是真的佛性与世界的真理，拥有一种道德情感和光明气度。同时，寒山对世人不看重其诗感到不满，并且时不时与他人发生争论，表现出一种深深的焦虑：“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这种情况在唐代诗人中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唐代诗人寒山对自己的诗作不断地进行自我讲述与自我辩白。我想，人可以归隐，才华还是要张扬的。
中国的诗，更是时代的歌，时代的魂，诗歌与时代之命运、与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看似一首山水诗词，可其蕴藏在词中的力量是雷霆千钧。《沁园春·雪》是1936年2月毛泽东在陕西清涧指挥红军准备渡河东征时写的。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应柳亚子要求，亲笔书写了这首词赠予他。1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但没有发表毛泽东的原作。三天后，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首次刊载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引起了山城轰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时标题叫“毛词·沁园春”，因其广泛影响，使蒋介石恼怒不已。他发动了对“毛诗”的“围剿”，一时间，和诗之风大盛。直至1984年，在台湾出版的新书中，又透露了当年鲜为人知的诸多秘闻，国民党曾暗中通知各地、各级组织，要求会写诗填词的国民党党员，每人填一首或几首《沁园春》，以便从中选拔优秀之作，署以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名字发表，以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比下去！国民党出此下策，实在是迫于无奈。蒋介石手下武夫多，却选不出一个能与毛泽东匹敌的诗才。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要有诗
诗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表现形式。中国古人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书礼易春秋”，《诗经》排在第一位，可见文学是古人素养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早就创造了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华夏大地在整体上就是诗意生存的乐土。我在2016年12月去瑞典考察基础教育时，有瑞典市政厅的陪同人员，我问陪同我参观的女工作人员：“你见过中国的获奖者吗？”她说：“我知道莫言。”中国人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是文学奖，值得庆贺。但我有点遗憾的是，中国是一个诗词大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却是小说，而不是诗。
诗的产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当我们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我们不得不提到有三个连贯的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人一起创立了今天的西方哲学思想。一位美国学者在他写的《给世界的答案》中说：在我看来，要理解这些早期希腊人，最好不要把他们看成物理学家、科学家或者哲学家，而是把他们当作诗人，柏拉图年轻时就曾想成为一名诗人。他们在理论中寻求美，并用审美来指导实践。
诗的价值怎么算？我最近看到一位诗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农村的母亲看他的诗集，他母亲说，一页纸就印这几句话，这么多空白，好浪费纸，又得多花钱。是啊，我们该怎样从省钱的角度去看诗的美呢？其实，我们今天读古人的唐诗宋词，诗词中的每一句都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每一句都可以做一个标题，写成一篇散文，也可以写成一部小说，拍一部电影。如果从经济角度算，写一首诗值多少钱？小说的计量单位是章节，散文的计量单位是句子，我们所读到的格言或者金句，大多来自散文，诗歌的计量单位最苛刻，是字。作为一个写作的人，要想真正理解语言，最好的办法是去读诗，它可以帮助你激活每一个字。诗歌是由字组成的，反过来，也只有诗歌才能最大范围地体现字的价值。当一个字出现在好的诗句里，它会亢奋，流芳千古。
现在我们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意，诗从我们生活中离去了。那么诗意到哪里去了呢？首先，我们要弄明白诗的本质：第一，诗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第二，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第三，诗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说我们生活中没有诗，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而不是文学上。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物欲、消费中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就是《诗经》和《楚辞》，中华五千年历史拥有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和诗歌的这种基因力量密不可分的。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能够洗涤人的灵魂。有诗意的人能艺术地看待生活，有诗意的人往往有真性情，往往对生活乐观而有信心。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一个人可以不当诗人，但生活中一定要有诗意。”
远方的风景
有一次，我读到著名作家贾平凹讲的关于人生的十句话，其中有两句是关于读书和旅行的。一句话说，生活需要有乐气，读书、旅行、喝酒、交朋友，都可以给生命带来乐气，乐气多了，生活就会来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潇洒从容，活得有生趣、活得像你自己；第二句说，读书也不必只读纸做的书，山水可以读，云雨可以读，商界可以读，这也都是书。
我把古今中外关于大自然的书和古人走过的路归纳整理了一下，供旅人们参考。
什么是旅行
旅行，就是远行，去外地办事或观光、游览的行程。旅行是观察身边的景色和事物。南朝诗人沈约在《悲哉行》中有这样的诗句：“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也是“旅”“游”两个字最早组合在一起。2018年4月，我去安阳殷墟博物馆参观，看到博物馆内墙壁上有甲骨文的“旅”“游”两个字。其中，“旅”字是3个人在一面飘扬的旗帜下行走，是一个团队，是军旅；“游”字是一个人在飘扬的旗帜下行走，是个人，有飘忽不定的感觉。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就是旗帜，当今旅行社的导游不也是举着一面旗帜带领着他的游客吗？很多驴友开着汽车、骑着自行车跋山涉水、走南闯北时，车的前面不也是插着一面旗帜吗？我想，这面旗帜，无论古今，都是旅人的理想，游者的目标。
很早人们已经开始注意旅行的类别，殷人和周人习用“旅”字，专指当时最活跃的一种旅行——商旅。到了东周时期，旅行分类更加清楚，东周人除了沿用殷周以来的说法，以“旅”称商旅，以“征”称军旅，以“归”称婚旅，以“巡”称天子之旅，以“迁”称迁徙之旅。“游”的字义是浮行于水中。当时人们把那些随心所欲、优哉游哉的旅行活动，如游猎、游览、游学等统称为“游”。“游”的提出，说明东周人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旅游范畴，能够把旅游与商旅、征旅等功利性的旅游区别开来，标志着中国古代旅游从此进入了自觉的认识阶段。
旅行也叫旅游、观光，就是从你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世界旅游组织给旅行的定义是某人出外最少离家88.5公里，参观名胜古迹，沿途浏览大自然的风光景象。我也常常外出走走，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旅行者，仅是一个观光客，就是把身子带到彼处，但心其实并未跟随，走一走，瞄几眼，开心满足于各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在我看来，旅行者的含义要比观光客在境界上更进一步，旅行者较之观光者，更沉静，更投入，更享受，更孤独。很多时候，旅行目的地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或者说，旅行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目的地，他们游走四方，使自己的身心获得一种特别的存在感。2018年十一长假，很多人都外出旅行，造成很多景点拥堵，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拍自重庆的小视频，有一位重庆老人路过一个游人排长队的地方，气呼呼地说：“从你待腻的地方到我待腻的地方来，有病！”
旅行是什么？弗洛伊德说，旅行是想实现少年离家的愿望。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难免生厌，老想离开，想看看别的地方。有的人是为减少压力，有的人是为寻找不一样的新鲜，有的人是为圆梦，有的人是为埋葬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有的人是为找寻一场遗落在故地的温存爱恋，有的人是为美食，有的人是为美景，有的人是为发现另一个自己，有的人是为邂逅另一半，等等，因人而异。不管你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我想旅行不仅能丰富自己的阅历，还能有很多机会去战胜自我、完善自我。旅行的意义在于，这个星球如此美丽，而我们却所知甚少。我相信，通过旅行肯定会有更多的惊喜和心灵的触动，而这种感知，便是旅行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