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莱顿（1631—1700）是复辟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所写的“英雄剧”《奥伦·蔡比》（1676）等，表现了主人公的爱情与责任的冲突。德莱顿又是英国戏剧理论的开创者，他的《论戏剧诗》（1668）结合英国戏剧创作的实际，阐发了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观点。另一位悲剧家是奥特韦（1652—1685），他的两部较好的作品是历史悲剧《威尼斯得免于难》（1682）和家庭悲剧《孤儿》（1680）。
从“光荣革命”到“戏剧检查法”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在英国确立并得到稳定发展。但戏剧无大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激烈的党派斗争不利于戏剧创作，另一方面是作家们的兴趣转向了报刊及小说。但康格里夫（1670—1729）、万布勒（1664—1726）等人的作品使风俗喜剧继续盛行。它们讲究技巧，语言俏皮，但内容狭窄，风格夸张，对贵族生活的腐化堕落津津乐道，粗俗而缺乏道德标准，从而引起一些观众和批评家的不满。科利尔（1650—1726）撰写了《略论英国舞台的不道德和猥亵》（1698）一文进行抨击，引起了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争论。此后，法夸尔（1678—1707）的《募兵官》（1706）和《纨绔子弟们的诡计》（1707）等作品注意到道德影响，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并带上了感伤色彩。著名的劝善报刊文学作家R.斯梯尔（1672—1729）也写过《有良心的情人》（1722）等几部喜剧，道德劝诫的倾向和感伤主义成分更为明显。斯梯尔还创办过一份《戏剧》双周刊（1718？—1720），是英国最早的戏剧刊物。
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悲剧家是N.罗（1674—1718），他改编的爱情悲剧《美丽的忏悔者》（1703）一直上演到19世纪。由于当时安娜女王继承人问题引起的关注，艾迪生（1672—1719）取材于罗马传记文学的悲剧《卡托》（1713）上演后在政治上引起很大反响。李洛（1693—1739）的悲剧《伦敦商人》（1731）更为重要，它以市民生活作为题材，用新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点评价人物，并用散文写作，这都预示了英国悲剧发展的新方向。此剧很快被译为欧洲好几种文字。
诗人盖伊（1685—1732）的《乞丐歌剧》（1728）是英国歌剧中最早的经典作品，曾轰动一时，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就是据此改编的。与流行的意大利歌剧不同，《乞丐歌剧》以一种明快的抒情风格描写下层群众的生活，但它也从政治上批评了当时的首相瓦尔浦，其续集《波莉》（1729）因此被政府禁演。
盖伊之后，菲尔丁（1707—1754）的喜剧《巴斯昆》（1736）和《1736年历史纪事》（1737）包含着更明显、更强烈的政治讽刺，揭露了辉格党政府的腐败，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惊恐。1737年，瓦尔浦颁布了“戏剧检查法”，菲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从此转入小说创作。这一法令极大地阻碍了英国戏剧的发展，此后100多年中，伦敦只剩下两座剧院，戏剧基本上处于萧条冷落的状态。
从18世纪50年代起，感伤主义日益盛行，感伤主义喜剧也占领了舞台。凯利（1739—1777）、坎伯兰（1732—1811）等人的作品多愁善感、无病呻吟，把戏剧引向绝路。18世纪70年代，O.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委曲求全》（1773）、谢里丹（1751—1816）的《情敌》（1775）和《造谣学校》（1777）使观众耳目一新。它们虽然也受了感伤主义的影响，但都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描绘了当时外省资产阶级的生活，并且避免了王政复辟以来英国戏剧常见的粗俗和狭隘。这3部作品使没落的风俗喜剧重现光彩。
当时英国文坛的领袖人物是约翰逊（1709—1784），他也写过剧本，对戏剧的最大贡献是主编了《莎士比亚戏剧集》（1765）。他虽是个古典主义者，但在其《序言》中却为莎士比亚违背“三一律”进行辩护，强调想象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并且指出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些观点把英国戏剧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18世纪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表演比剧本更重要。这一世纪产生了不少优秀演员，最著名的加里克（1717—1779）以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表演才能出色地扮演了许多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他又是朱瑞巷剧院的经理兼剧作家，与人合作的感伤喜剧《秘密婚姻》（1766）久演不衰。席登斯（1755—1831）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演员之一，她扮演麦克白夫人的技艺被称颂一时。
四、19世纪以来
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兴起。英国的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领域，但对戏剧也有影响，即产生了当时统治着英国舞台的情节剧。情节剧从法国传入英国开始音乐成分十分重要，对话也有音乐伴奏，后来音乐不再成为重要因素，而以曲折离奇、富有浪漫色彩的情节和富丽堂皇的布景吸引观众。
情节剧日益商业化，许多严肃的作家对此不满；同时，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学术界对莎士比亚的评价越来越高。这样，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开始照莎士比亚或希腊戏剧的风格创作诗剧，如雪莱（1792—1822）写作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沈西》（1819），拜伦（1788—1824）写作了《曼弗雷德》（1817）、《该隐》（1821）。但这些诗人的诗剧不适合演出，对戏剧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1843年，“戏剧检查法”被废除，剧院和观众不断增加，但作家更致力于小说创作，戏剧领域并无优秀作品。情节剧走向末路，剧院里上演的剧目大多是法国戏剧，或从司各特等人的小说改编的剧本。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在上演，但大多数演员地位低下，缺少修养，对莎剧的理解肤浅，还随意删动。吉恩（1787—1833）是少数优秀演员之一，他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人物。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戏剧逐步出现了一种现实主义倾向，罗伯逊（1829—1871）的社会喜剧带来了第一股新鲜空气，他的《社会》（1865）、《等级制度》（1867）描写下层群众的日常生活，揭露和讽刺了社会弊病，语言也自然朴素。从19世纪70年代起，阿契尔（1856—1924）等人把易卜生戏剧陆续翻译介绍到英国，19世纪80年代，伦敦演出了易卜生的《群鬼》和《玩偶之家》。在易卜生的影响下，一些剧作家创作了英国的社会问题剧。琼斯（1851—1929）的《圣人和罪人》（1884）、《经纪人》（1889）都描写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讨论宗教和道德问题，引起普遍的注意。皮奈罗（1855—1934）的《第二位坦科雷太太》（1893）在英国以及法、德、意等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情节剧的外衣下包含着严肃的社会内容。罗伯逊、琼斯和皮奈罗给长期沉闷的英国戏剧界带来了生气。与此同时，欧洲大陆正在形成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戏剧潮流。除易卜生外，贝克（1837—1899）、豪普特曼（1862—1946）、契诃夫（1860—1904）等人的剧作也都先后影响了英国戏剧界，英国戏剧的复兴正在酝酿之中。阿契尔、琼斯、萧伯纳（1856—1950）的一系列戏剧评论或论文为这一复兴进行了理论准备。
19世纪90年代英国戏剧有了重大转折，此后到20世纪初，逐步形成了英国戏剧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19世纪90年代初，萧伯纳的重要剧本《鳏夫的房产》（1892）、《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相继问世，它们不但根本不同于流行的情节剧，而且比琼斯等人的作品前进了一大步。萧伯纳揭露了当代社会的尖锐矛盾，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个性，在幽默风趣中寄寓深刻的讽刺。当时英国出现了各种思潮：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女权主义等各自提出社会主张，进行激烈的争论。萧伯纳的社会问题剧反映了争论对于戏剧的影响，从而吸引了大批知识界的观众，帮助提高了戏剧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与萧伯纳同时，王尔德（1856—1900）另树一帜。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鼓吹者，但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却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他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认真的重要》（1895）等剧作对上层社会的虚伪进行了揭露和嘲讽，但其中尚有情节剧的痕迹。王尔德反对英国戏剧中存在已久的粗制滥造现象，在创作上刻意求工，语言机智风趣，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而又轻松自然。风俗喜剧在王尔德的笔下发出光辉。
19世纪下半叶的演员中，欧文（1838—1905）极富才情，他出色地扮演了莎剧中的许多人物，提高了观众对莎剧的兴趣。他还同著名女演员泰丽（1847—1928）合演并长期经营莱西姆剧院。
20世纪萧伯纳继续以旺盛的精力进行创作，写出了《人与超人》（1903）、《巴巴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7）、《苹果车》（1929）等重要剧本。这一时期中，他的思想经历了复杂的发展，题材和风格都有所变化。他的最大贡献是社会问题剧。他受易卜生影响，但易卜生的问题剧具有悲剧色彩，萧伯纳的问题剧具有喜剧色彩；易卜生的人物在讨论问题，萧伯纳的人物则雄辩滔滔；易卜生的台词精辟而有个性，萧伯纳则让他的人物说出机智的俏皮话，在似非而是的反语中揭示真理。他似乎在戏剧中开玩笑，但在玩笑之中揭示出“英国社会出了什么毛病”。萧伯纳虽然批评过莎士比亚，但他正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民族戏剧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萧伯纳社会问题剧是20世纪初期英国戏剧的主流，不少作者受到萧伯纳的影响。高尔斯华绥（1867—1933）、H.G.巴克（1877—1946）等人的作品又称为“思想剧”。高尔斯华绥的《银盒》（1909）、《正义》（1910）揭露法律的弊病，《斗争》（1909）反映劳资斗争；巴克尔的《马德拉斯家族》（1910）描绘妇女的不幸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里斯特利（1894—1984）的《危险的角落》（1932）、毛姆（1874—1965）的《圈子》（1921）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W.B.叶芝（1865—1930）、辛格（1871—1909）和奥凯西（1884—1964）等人的作品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的生活情绪和民族自治的要求。辛格使用爱尔兰农民的语言，但反复锤炼使之生动、形象而富有诗意。奥凯西以丰富的想象力求把悲剧同喜剧、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在一起。
自叶芝开始出现了新的潮流——复活诗剧。虽然戏剧创作早已不用素体诗了，但叶芝的《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等剧的成功，打破了现代戏剧不能采用诗体的流行观点。20世纪30年代，艾略特（1888—1965）写出他最著名的诗剧《大教堂的谋杀案》（1935），他十分熟悉莎士比亚，使用了一种近于散文的精练紧凑的格律，剧情始终保持一定的紧张性，因而吸引了大批伦敦西区的资产阶级观众。在叶芝影响下，左派诗人W.H.奥登（1907—1973）同小说家衣修午德合作，写作了《皮下的狗》（1935）和《边界上》（1938）等诗剧，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另一位作者弗雷也写过好几部诗剧，颇受观众欢迎。
除上述流派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剧作家。巴里（1860—1937）的童话剧《彼得·潘》（1904）把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贯串起来，显示了较高的技巧。20世纪30年代以后，考沃德（1899—1973）的讽刺喜剧十分风行，其风格类似王尔德，但失之于肤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戏剧带来了很大损害。战时和战后一段时期，舞台上演出的主要是莎士比亚戏剧。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巨大进展，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莎剧演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奥立弗。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戏剧不景气的状况才有所改变。1956年荒诞派的代表作《等待戈多》和布莱希特戏剧在伦敦演出。人们对诗剧的兴趣减弱，戏剧革新的呼声日益强烈。以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1956）为标志，出现了英国戏剧的所谓“新潮流”。剧中主人公吉米·波特对周围环境的厌恶反映了战后英国青年的心理，紧张的戏剧性和生动的对话也很有特色，所以此剧立即引起普遍的共鸣和广泛的注意。此后，B.贝汉（1923—1964）、品特、威斯克、辛普森、德莱尼等人的主要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中下层阶级的人物和事件，着重表现人物情绪，对社会提出激烈的抗议，所以这批青年剧作家被称为“愤怒的青年”，他们逐步占领了舞台，影响日益扩大。其中品特尤其突出，他的《房屋》（1957）、《生日晚会》（1958）、《看房人》（1960）、《归家》（1965）等剧都具有荒诞派的某些特征，显得阴沉难解，但也有较多的写实成分，人物对话不多，但很有个性。
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有一些剧作家以历史题材作为现实的借鉴，阿登的《阿姆斯特朗的最后告别》（1964）等戏剧都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愤怒的青年”逐渐失去锋芒，一些更年轻的“左派”作家显露头角，被称为“第二次浪潮”。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并不一致，但对英国社会都持激烈的批判或否定的态度。由于电影、电视的竞争和各种文艺流派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常追求新奇刺激和娱乐性。邦德反对暴力的剧作中采用暴力场面，曾引起争议。斯托莱的《阿诺德·米德尔顿的康复》（1966）反映对人的压抑。海尔、格里菲思、波利亚科夫等人以政治态度“左倾”闻名。海尔写过一部《翻身》（1975）用布莱希特的手法反映中国农村的革命斗争。
在喜剧家中，奥顿（1933—1967）影响较大，他的《脏物》（1967）、《男管家看到了什么》（1966）等剧中含有悲剧或恐怖因素，被称为“黑色喜剧”。斯托帕德极富想象力，在文字游戏中寄寓哲理，代表作《罗森克兰兹和盖尔登斯顿之死》（1966）表现出存在主义观点。谢弗（1926）、艾克伯恩、尼科尔斯等人的作品大都围绕着家庭和婚姻问题，笑声中包含社会讽刺。当代英国著名的剧院、剧团有国家剧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