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隶书简介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是由篆书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在汉代演变完成，故称为“汉隶”。
秦、西汉至东汉初的这段时期，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1975年12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大开眼界，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两汉时期是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关键的时期，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东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完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是隶书。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其不但笔法日臻纯熟，而且书体也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到了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从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可以再现当时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另外，行书、真书也已萌芽。此时期，随着书体的不断成熟和种类的不断增多，使我国的书法艺术呈现了多样的风貌，同时也为以后晋代行草和狂草的出现和流行开辟了道路。
后汉200多年间，所有碑碣多采用的是“八分”字体。这一段时期是“八分”体的全盛时期。传世的拓本约有100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主要有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喜爱、临习。
（第二节）隶书的特点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又一次大的改革，也是我国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我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为楷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相传隶书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画，更便于书写。在秦代，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作佐书。隶书在汉朝最为盛行，成为主要书体。初创时期的秦隶，仍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改变，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统一下，使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
隶书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隶书是小篆的省易写法，正如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的捷是改篆书圆转的笔画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并截断了篆书的笔画，行笔中有停顿和换笔。这些原因造成了隶书方正的体势，为方块形的汉字奠定了基础。隶书还由于点画俯仰呼应的产生和波势挑法的确立，产生出了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的横和分张外拓的撇捺，成为隶书最有特征的笔画。隶书由篆书的纵势逐渐转向横势，形成了中宫紧密、重心偏低、字形宽扁的特点。在隶书对篆书的简化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讹变，造成隶书一个字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这种现象称为异构。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异构丰富了字形的变化。在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中，隶书既有篆隶嬗变的痕迹，也受到了汉代草书的影响，还出现了楷书的萌芽，所以在结体和用笔上篆韵、草情、楷法都有。
汉碑隶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字最初经过书丹时是用笔写出，然后再由石工镌刻。即使是技艺十分精湛的石工，也不可能将原来的笔意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汉碑隶书的点画都往往有含蓄凝重之感，不像墨迹上的字笔画那样纤巧，笔锋的使转不如墨迹上的那样清晰。汉碑由于年代久远，因剥蚀而产生的特殊效果，形成了汉碑隶书独有的韵味。可是作为学习汉碑的人，还是应当透过刀锋见笔锋，探求其内在的运笔技巧和艺术风格。
（第三节）“飞白书”之祖——蔡邕
一、蔡邕小传
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末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不但是有名的书法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琴家。同时又兼通诗词文章、数学、天文。
蔡邕最初为司徒桥玄属下的一个小官，出补平河长。东汉灵帝时，召任郎中，校书于东汉国家图书馆——东观，升迁为议郎。后因弹劾宦官，遭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不敢归里，亡命江湖十余年。献帝时，董卓专权，强令邕入都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迁都长安后，封高阳乡侯。董卓遭诛后，他亦被捕，死于狱中。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蔡邕年少时从师于太傅胡广，自幼博学多识。精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擅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有“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之誉(唐张怀瓘《书断》)。南朝梁武帝亦称其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古今书人优劣评》)。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蔡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共有碑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
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于太学门前。据说石经立后，每天观看及摹写人坐的车有1000多辆。
相传蔡邕又曾于鸿都门，见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受到启发，从而创立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九势》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接着，他又阐述了八种运笔规则，要求通过运笔来表现生动有力的笔势，故亦有题作《九势八字诀》的。蔡氏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二、书家故事——蔡邕创飞白
东汉的蔡邕是有名的才子，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相传“飞白书”就是他独创的。什么叫“飞白书”呢？看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就知道了。
蔡邕不像一些读书人喜欢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潜心苦思、足不出户地写文章，他非常喜欢出门旅行，为的是捕捉灵感，丰富阅历。这一天，他把写好的文章送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去。那儿的人架子挺大，谁来了都得在门外等上一阵。蔡邕正在等候接见的时候，见有几个工匠正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刷墙。他就站在一边看了起来。
一开始，他不过是为了消磨一下时光。可看着看着，他就看出点“门道儿”来了。只见工匠一扫帚下去，墙上出现了一道白印。由于扫帚苗比较稀，蘸不了多少石灰水，墙面又不太光滑，所以一扫帚下去，白道里仍有些地方露出墙皮来。蔡邕一看，眼前不由一亮。他想，以往写字用笔蘸足了墨汁，一笔下去，笔道全是黑的。要是像工匠刷墙一样，让黑笔道里露出些帛或纸来，那不是更加生动自然吗？想到这儿，他一下来了兴趣，交上文章，马上奔回家去。
蔡邕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准备好笔墨纸砚。想着工匠刷墙时的情景，提笔就开始写。谁知当时想着很容易，实际写起来就犯难了，怎么也写不出想象的那种感觉来。一开始不是露不出纸来，就是露出来的部分太生硬了。但是但凡有些成就的人都会有一种执著劲。蔡邕就是这样，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终于在蘸墨多少、用力大小和行笔速度各方面，掌握好了分寸，写出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使字变得飘逸飞动，别有韵味。
蔡邕独创的这种写法，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并很快就推广开来，并成为“飞白书”。直到今天，还被书法家们所应用。
（第四节）秦汉隶书作品欣赏
一、秦古隶
二、云梦睡虎地秦简
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写材料除少数纺织品外，主要是简牍，一般为竹、木片。1975年发掘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攲斜相依，肥瘦相间，节奏鲜明平稳，笔画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云梦睡虎地秦简》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
三、鲁孝王刻石
鲁孝王刻石又名《五凤二年刻石》。共13字，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公元前56年刻，纵38．4厘米，横73．6厘米。存于山东曲阜孔庙。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30步之太子钓鱼池。灵光殿建于汉景帝之子鲁共王刘余之世。
《鲁孝王刻石》为现存最早的西汉刻石之一。此石自明清以来迭经著录。西汉前期(武帝以前)的隶书，承袭秦隶，篆隶夹杂。由《鲁孝王刻石》可以看出，其结体尚不够方整，无明显波势，用笔圆转且篆意较浓，其“年”字长脚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汉简(如《流沙坠简》)同趣。明赵崡《石墨镌华》云：“西汉石刻传者极少，此字简质古朴。”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谓其“浑沦朴古，隶法之未雕凿者也。”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
此刻石拓本传世者以明拓较多，字口虽残泐，但尚完整。清初拓字渐细瘦，但无裂痕。近拓多裂纹，字也不太好辨认。
四、居延汉简
【释文】华商尉史周育当为 君牛不相当杀廿 予恩己决恩不在居延汉简纪年简中，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额济纳旗文物所现尚存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太康四年七月”纪年简。
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270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五、夏阳扶荔宫砖文
1960年在陕西省韩城县西汉扶荔宫出土，距司马迁墓很近，砖上文字为“夏阳扶荔宫合壁与天地无极”。夏阳为韩城古名，扶荔宫是汉武帝的避暑名宫之一。此砖据考是宫内遗物。
六、武威王杖诏令册
此册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它提供了汉代王杖诏书的格式，显示了诏书书体的特点。其字形普遍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
七、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为西汉人墨迹。马王堆帛书非一人一时所书，风格各异，有的秀美婉约，字体和成熟的汉隶相近，大约属晚期作品；有的古拙老辣，字体篆意浓厚，行距较清晰，字或大或小，平正或攲斜，呈现一种洒脱自如的意趣。由此可见汉隶从篆向隶演变轨迹。
八、子游残碑
《子游残碑》刻于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六月，隶书。碑断为二，此为下截“允字子游”残石，存78字。
《子游残碑》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出土于安阳丰乐镇之西门豹祠旁，旋移至孔庙，后复移置洛阳存古阁，今藏安阳文化馆。民国二年(1913年)于安阳又出土此碑之上截，即“贤良方正”残石，今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