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正直的人
米里埃尔先生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继承他父亲的职务，眼下是迪涅的主教大人。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家里早早地就让他娶了亲。他个子虽然矮小，但是相貌堂堂，聪明、潇洒、优雅。他的妻子死于肺病，他们没有孩子。
一八〇四年，米里埃尔先生还只是布里尼奥勒的本堂神父，因为年纪已大，他深居简出。
后来将近在皇帝加冕时，米里埃尔先生因为一件小事，去了巴黎，找费什红衣主教说情。他正在候见室等候，皇帝经过了，发现这个老人有点好奇地注视着他，便回过身来，蓦地说：“您是谁？为什么看着我？”
“陛下，”米里埃尔说，“您看着一个老头；而我呢，我看着一个伟人，我们彼此各取所需。”
当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询问这位本堂神父的名字。不久，米里埃尔先生十分惊讶地得知，他被任命为迪涅的主教。
米里埃尔先生的妹妹是个老姑娘，随他一起来到迪涅。他妹妹名叫巴普蒂丝汀小姐，比主教小十岁。
他们的仆人只有一个和巴普蒂斯汀小姐年龄相同的女仆，她叫玛格鲁瓦尔太太。
巴普蒂斯汀小姐身材苗条，脾气很好，但是脸色不好，有点苍白。
虽然年龄相仿，但玛格鲁瓦尔太太却是个小老太婆，皮肤白皙，肉墩墩的，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气喘吁吁，首先是由于她事情多，其次是因为她有哮喘病。
米里埃尔先生到来后，住在主教府里，帝国法令将主教排在旅长之后，他享有这种荣耀。安顿下来后，主教就开始着手小城的工作。
迪涅主教府的隔壁是医院。
主教府是一座宽敞、漂亮的石头宅邸。里面的一切，主教的套房、客厅、主要庭院都很有气派，花园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也有长廊可供散步。
而医院却是一幢狭窄、低矮的房子，只有两层楼，有一个小花园。
主教到任后三天，就访问了医院。访问结束时，他和院长谈了一次话。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主教大人，病床太挤了。”
“我已经看到了。”
“病房的空气很难流通。”
“我感觉到了。”
“今年流行伤寒，多达上百个病人，我们毫无办法。”
“我刚才在想这件事。”
“有什么好办法呢，主教大人？”院长说，“只能将就着。”
主教想了一下，转身对院长说：“院长先生，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个小房间里太挤了，我们仅三个人，面积却大了几十倍，我们对换吧。”
第二天他马上行动，二十六个穷人住进主教府，而主教住进了医院。
米里埃尔先生作为主教，能从政府领到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但从住进医院那一天，这些钱就全部用作社会支助和慈善事业，个人花销只留下一千利弗尔。在迪涅任职期间，米里埃尔先生对钱的安排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
主教大人还向省议会申请每年三千法郎的车马费。尽管有个议员写信给上司，对这种在一个居民都不到四千人的城市还要车马费的行为大加指责；但是，米里埃尔先生还是申请到了这笔车马费，并写下了一份清单，将这三千法郎车马费全部用在救济孤儿、救济弃儿、为医院病人熬肉汤等慈善事业上。
由于要捐赠给太多的穷人，米里埃尔先生不断地向有钱人索取钱财，但是，穷人的贫困总是多于富人的博爱。当地穷人都称米里埃尔先生为“福来”主教大人，意思是米里埃尔为百姓造福而受到欢迎。
米里埃尔对富人和老百姓一视同仁。
他对妇女和穷人非常体谅，因为社会的重负都压在他们身上。他常说：“妻子、孩子、仆人、弱者、穷人和无知的人所犯的错误，正是丈夫、父亲、主人、强者和学者所犯的错误。”
他睡得很少，每天早上，他静坐一小时，然后宣讲弥撒。宣讲完毕，他拿一块黑面包，在牛奶里浸一浸就算早饭，随后他开始工作。
主教是一个大忙人，每天要接待主教区秘书，监督圣会，视察整个教会图书馆，起草训谕，批准讲道，给本堂神父和镇长作调解，要写教会方面的信件和处理行政方面的信件——信件一是政府的，一是教廷的……总有上千件事等着他做。
他的时间先是给了穷人、病人和忍受痛苦的人，余下的，他给了工作。
由于他的乐善好施，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热闹得像过节似的，老老少少来到门口迎接主教，好像迎接太阳一样。他给人们祝福，人人也为他祝福。凡是有所需求的人，别人就会向他指点主教的家。
主教只要有钱，就访问穷人；但是他没钱的时候，便会拜访富人。
主教养着两头母牛。不管母牛产多少奶，他每天早上都给医院的病人送去一半，从不落下。
来迪涅忏悔的富婆和信女，常常凑钱要给主教大人的祈祷室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祭坛，但他每次收下钱款，转手都给了穷人。
不过，主教大人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窘迫。他的祈祷室，只有两张草垫跪凳，他的卧室里只有一把椅子。如果他同时要接待十几个人，就不得不到处去东拿一张椅子，西拿一张凳子，才能给来访的人凑到全部座位。
有时候，人来得多了，主教自己就只能站着了。
主教的卧室那就更简单了，睡的铁床原来是医院的。壁炉他是从不生火的。壁炉上方，有一个镀银脱落的耶稣受难铜像，固定在一个木框中。室内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有墨水缸，还摆满了乱七八糟的纸和厚厚的书。
他的窗前挂了一条陈旧的粗呢窗帘，窗帘实在太旧——他不舍得花钱买新的，玛格鲁瓦尔太太只得在中间缝了一大块布，主教大人常常称赞说：“缝得真好！”
底楼和二楼所有的房间，全都用石灰水刷白，从上到下一尘不染。主教常说：“这丝毫不向穷人索取什么。”
主教大人还是有好东西的，但也只还剩下六副银餐具和一把大汤勺，玛格鲁瓦尔太太每天都喜滋滋地看着它们在桌布上放射夺目的光芒。主教大人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已经非常习惯在银器中吃饭。”
除这套银器外，还有两个整块铸成的大银烛台，是他一个姑婆的遗产。烛台上插着两支蜡烛，有客人来吃饭的时候，玛格鲁瓦尔太太就会点燃蜡烛，把两个烛台放在桌子上。主教的卧室床头有一只小壁橱，玛格鲁瓦尔太太每晚会将六副银餐具和大汤勺塞进去，不过壁橱的钥匙却从来不拿下。
仁爱的主教大人，甚至为了不踩死一只蚂蚁，宁可闪了自己的腰。
简而言之，福来主教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外部观察神秘问题，而不去探索它们，不作争论，不打乱自己的思想，心中对幽灵充满了尊敬。
第二卷 堕落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有个外乡人来到了迪涅小城，稀稀拉拉的居民忐忑不安地望着他。这人中等身材，强壮有力，约莫四十六至四十八岁，一顶鸭舌帽遮住被风吹日晒和汗水灼伤的脸，他穿着黄色粗布衬衫，领带扭成绳子一样。一条旧的皱巴巴的人字斜纹布裤子，一个膝头磨白了，另一个已经有了破洞。一件破烂的灰色旧罩衫，一个手肘处补了块绿布，是用细绳子缝上的。他背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军用包，扣得紧紧的，手上拄着一根大棍子，脚上套着铁钉鞋，没穿袜子，留着长胡子，理着平头。
这人走进了一家当地最好的旅店。老板正好在，问他道：“先生住店吗？”
“吃饭和睡觉。”那个汉子说。
“行，但要付钱。”
汉子从他的罩衫里掏出一个大皮夹子，回答说：“我有钱。”
“有钱就能为你服务。”老板说。
汉子卸下背包，手里仍然提着棍子。他坐在炉旁一张小凳上，老板走来走去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我想吃饭，行吗？”那个汉子问。
“等会儿。”老板说。
但是当汉子转过身取暖时，老板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一角，写了一两行字，交给一个小孩，并在他耳边说了句话，小孩就朝市政厅那边跑去了。
汉子对此没有看出什么，他又问一次：“我想吃晚饭，行吗？”
“等会儿。”老板还是这样说。
孩子回来了，带回一张纸，老板急匆匆打开来看，看后想了一会就对那汉子说：“先生，我不能接待你。”
“我走了一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我想吃东西。”
老板俯向他的耳畔，轻声地说：“你走吧。”
汉子想反驳，老板盯着他，放低声音说：“啊，别再多说了，你叫冉·阿让。要我说出你是谁吗？你一进来我就感到不对头，我派人到市政厅去，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回音，你能看看吗？”
老板打开那张纸给他看，汉子朝上面瞥了一眼，便耷拉着头，捡起放在地上的背包，离开了旅店。
他走上大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过市政厅，他想，漂亮的市政厅对他来说是关上大门的，他就寻找不起眼的小酒馆或者寒酸的破屋吧。
但是，当他终于发现一家低矮的小酒馆，并进去和老板说要住宿和吃饭的时候，过程竟然和前面一家旅店一模一样，他又被老板赶了出来。
他继续朝前走着，经过监狱门口时，他敲响了挂在门口的钟。
一扇小窗打开了。
“门房先生，”他脱下鸭舌帽恭恭敬敬地说，“您能让我进去住上一夜吗？”
一个声音从里面传来：“监狱不是旅店，你让人逮捕吧，那时你就能进来住了。”
小窗又关上了。
他进入一条小巷，看见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从窗外看，里面是一家四口。他敲开门，男主人问了他几句话，知道他没被前两家旅店收留，忽然发现了什么，又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找到了一个茅屋，想到至少可以御寒，就钻进了低矮的门，刚刚躺下，就响起一阵凶恶的狂吠声。他抬起眼睛，一只大狗的头在屋门口的暗影中显现出来。
原来这是一只狗窝。
有个行人路过时好像听见他嚷着说：“我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由于不认识街道，他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走。经过大教堂的广场时，他向教堂挥舞拳头，表示抗议。
这时他筋疲力尽，一无所求，就在一条石凳上躺了下来。有个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看见了这个躺在黑影中的人。
“您怎么躺在这儿，我的朋友？”她问。
他没好气地回答：“您没看到吗，好心的太太？我在睡觉呢。”
这位好心的太太果真名实相副，她是侯爵夫人。
“怎么能睡在石凳上呢？”她问，“您为什么不去住旅店呢？”
“因为我没有钱。”
“唉，”侯爵夫人说，“我的钱包里只有四个苏，全给你吧。”
那汉子接过四个苏。侯爵夫人继续说：“那么一点钱您住不了旅店的，您又冷又饿，怎么没有好心人留您住宿呢？”
“我敲过每家的门。”
“结果呢？”
“每家都把我赶出来。”
好心的太太拍拍汉子的手臂，向他指一指广场另一边，那里是主教住的地方。她说：“您敲过那一家人家的门吗？”
“没有。”
“那去敲一敲吧。”
主教的门被重重敲响了。
“进来。”主教说。
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就是四处寻找住处的那个汉子。
他还是背着背包，还是拿着棍子，强壮粗野，寒冬的炉火照亮了他，这是一个阴郁的幽灵。
巴普蒂斯汀和玛格鲁瓦尔太太有些害怕，主教则平静地凝视着这个人。
这个人用双手同时拄在棍子上，目光轮流扫视着老人和两个女人，不等主教说话，先大声说道：“听着，我叫冉·阿让，我是一个苦役犯，在苦役监里度过了十九年。四天前我被释放，准备动身回蓬塔利埃。我从土伦走到这里，走了四天，黄昏我来到这儿，走进一个旅店。由于是黄色身份证，人家不让我住店了，对我说：‘滚吧！’每一家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留下我。我来到监狱，守门人不让我进去。我来到一个狗窝，狗也咬了我，把我赶了出来。在广场上，我睡在一张石凳上，一个好心的太太给我指出您的房子。这儿是什么地方？我饿坏了，您让我留下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再放上一副餐具。”
那汉子简直不敢相信这句话，还是一再解释：“我是一个苦役犯，被关了十九年，破坏盗窃罪五年，四次企图逃跑判十四年。我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您肯给我吃和住吗？您有马厩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在凹室那张床上铺上白床单。”
玛格鲁瓦尔太太走出去铺床。
主教朝那个汉子转过身去：“先生，请坐，暖和一下吧。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床已经为您去铺了。”
这时，那汉子完全明白了。原来他脸上的表情一直是阴沉的、粗暴的，现在却是惊诧、怀疑、快乐的。他像一个发狂的人那样，开始念叨起来：“当真？您当真留下我？您不赶走我？一个苦役犯！您管我叫‘先生’！别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滚吧！狗！’噢！那个太太太好了，叫我到这儿来，我就要吃晚饭了！还有床睡觉！十九年来我从来没有睡过床，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您是旅店老板，是吗？”
“我是住在这里的一个教士。”主教说。
“教士！”那个汉子又说，“噢！一个正直的教士！那么您不问我要钱吗？本堂神父，是吗？我多么愚蠢啊！我没有看到您的教士圆帽！”
玛格鲁瓦尔太太拿来一份餐具，放在桌上。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把这份餐具放在离火最近的地方。您大概感到冷吧，先生？”
主教每次说“先生”这个词时，声音温和，态度庄重，彬彬有礼。
“这盏灯不够亮。”主教说。
玛格鲁瓦尔太太明白了，她到主教的卧室拿了两只银烛台，点燃后放在桌上。
“本堂神父先生，”那汉子说，“您心地善良，您不小看我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主教坐在他身边，轻轻地触摸他的手：“您本来不必告诉我您是谁，这儿不是我的家，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不问进来的人的姓名，而是问他有没有痛苦。所以，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况且，我已经知道您的一个名字了。”
那汉子睁大惊讶的眼睛：“您知道我叫什么？”
“是的，”主教回答，“您叫做我的兄弟。”
“啊，本堂神父先生！”那汉子叫道，“进来时我饿得发慌，您是那么好，现在我不再知道自己饿不饿，饿劲已经过去了。”
主教对他说：“您受过很多苦吗？”
“是啊！穿红囚衣，脚上拖着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不是炎热就是寒冷，干活做苦工，还要挨棍打！一点儿小事就上双重铁链，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关黑牢，甚至病倒在床也要上锁链。十九年了！我已经四十六岁，现在拿的还是黄色身份证！”
主教说：“您从一个苦地方来，但如果带着对人的仇恨和愤怒，您就值得怜悯了。如果您带着仁爱、和善、平静的思想，您就胜过我们任何一个人。”
玛格鲁瓦尔太太已经准备好晚饭。水、油、面包、盐、一点肥肉、一块羊肉、无花果、鲜奶酪，还有一大块黑麦面包。
主教的脸上陡地泛起好客的人才有的快乐神情：“上桌！”
他让汉子坐在他的右边，巴普蒂斯汀小姐非常平静自然，在他左边落座。
主教念了饭前经，然后按他的习惯喝汤。那汉子贪婪地吃起来。
这时，主教突然说：“我觉得桌上少了东西。”
他有个习惯，当有客人吃晚饭时，桌布上要放上六副餐具的，这是主教一种充满魅力的稚气表现。
玛格鲁瓦尔太太完全明白，她走了出去，一会儿，主教的另外三副餐具对称地摆在三个就餐的人面前，在桌布上闪烁发光。
饭后，玛格鲁瓦尔太太很快撤走餐具。向妹妹道过晚安后，福来主教大人拿起放在桌上的两盏银烛台中的一盏，把另一盏递给他的客人，对他说：“先生，我来带您到您的房间里去吧。”
那汉子尾随着他进了房间。
他们必须通过主教的卧室，才能走到凹室。正当他们穿过房间时，玛格鲁瓦尔太太正好把银器塞进床头边的壁橱里。
主教把客人安顿在凹室里，刚铺的床上是干净的白床单。
“好了，”主教对汉子说，“晚安，明天早上您动身之前，请喝一杯我们的母牛挤的奶，热乎乎的。”
“谢谢，神父先生。”那汉子说。
将近半夜时分，冉·阿让醒了过来。
冉·阿让出身在布里地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没有读过书。成年后，他成为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
他在幼年时母亲就得了产褥热死了，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树木修剪工人，有天从一棵树上摔下来，命丧黄泉。从此，他就由寡妇姐姐抚养长大。
他在修剪树木的季节每天可以挣到二十四苏，他还当过收割工、小工、牛场伙计。他干重活，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他要帮助姐姐抚养她的七个孩子，贫困的生活始终包围着这悲惨的一家人。有一年冬天非常寒冷，家里一点面包也没有，也就是说，七个孩子一点吃的也没有。
星期天的晚上，法弗罗尔的面包商莫贝尔·伊扎博准备睡觉了，突然他听到铺子带铁栅的玻璃橱窗发出“呯”的一声。他迅速从床上爬起赶到外面，看见一只手臂从打碎的铁栅和玻璃窗伸了进来。这只手臂抓住一个面包，拿了就走。伊扎博跟出去追，小偷跑得很快，他在后面猛追，终于把小偷抓住了。这时小偷已经扔掉面包，但手臂鲜血淋漓，这是冉·阿让。
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不久，冉·阿让以“黑夜闯进民宅破坏盗窃的罪名”被传到法庭，并被判五年苦役。
他被套上一条大铁链，走了二十七天，押解到土伦。锁链套在脖子上，他坐在囚车里，穿上了红色的囚衣。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抹去了，包括他的名字，他已经不再是冉·阿让，他是24601号。
姐姐家情况怎么样了？那七个孩子怎么样了？谁来照顾他们呢？从根部锯掉的幼树，树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一切都没有答案。
冉·阿让在苦役监度过的几年里，只有一次听到别人提到他姐姐，有个认识他们的人，见到过他的姐姐。
她住在巴黎的一条穷街，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是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六个孩子在哪里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清晨六点钟，她要到印刷所去上班，她是折页工和装订工。印刷所有一所学校，她把七岁的小儿子带到这所学校去。因为学校要到七点钟才开门，而她六点钟就到印刷所去了，孩子必须在外面等一个小时才能进学校。
冬天，他要在露天的黑暗中等一小时，工人们经过时，经常看到这个可怜的孩子睡着倒在那里。一次下雨时，有个看门女人怜悯他，就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破屋里。屋里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把木椅，小孩睡在一个角落里，因为太冷而和猫挤在了一起。七点，学校开门了，小孩就走进校门去了。
这就是别人告诉冉·阿让的情况，以后，他再也没有听人说起过姐姐和她的孩子，永远杳无音讯。他们的情况再也到不了他那里，在这个悲惨的故事的下文里，再也找不到他们。
在将近第四年的末尾，冉·阿让越狱了。他在田野里自由地转悠了两天，但是他时刻要回过头来，因为一有响声他便瑟瑟发抖。他什么都害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路过的人，怕吠叫的狗，怕奔驰的马，怕敲响的钟，怕看清东西的天亮，怕看不清东西的天黑，怕小径，怕灌木丛，怕睡眠。但是第二天傍晚，他被抓住了，因为逃跑罪，他被加刑三年，这等于判了八年徒刑。到第六年，他又越狱了，他不放弃，可是他又没有逃成。夜里，巡逻队发现他躲在一艘正在建造的船的龙骨下，他抗拒抓他的看守，因为越狱和拒捕，他又受到增加五年监禁的惩罚，其中两年锁上双重铁链，刑期加起来十三年。第二年他再次越狱，还是没有成功，又加了三年刑，这样一共十六年刑期。在第十三年的时候，他做了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消失之后四小时，他便被抓获，换来三年监禁。冉·阿让总共服了十九年刑。
一直到一八一五年十月，他才被释放。十九年徒刑，只是因为一七九五年打碎了一块玻璃和拿了一块面包。
当出狱的时候来临，当冉·阿让耳朵里听到这古怪的话：“你自由了！”这一时刻简直不像是真的，但他相信他获得了新的生命，因为他拿到了一本黄护照。
黄护照意味着什么呢？看吧：他获释第二天，看到一群人在一家酿酒厂前卸包，他毛遂自荐也要干这活。因为这事很紧迫，老板就接受了。他是聪明的、强壮的、灵活的，他很卖力气，老板看了很是高兴。他正在干活时，走过来一个警察，注意到他，问他要证件，他只得出示黄色身份证。警察看过后，冉·阿让重新干活，在干活的时候，他问其中一个工人，他们干这活儿每天挣多少钱，人家回答他：“三十苏。”
活干完后他去见酒厂老板请他付钱，老板一言不发给了他二十五苏。他不满意，老板回答说：“对你这已经相当好了。”他坚持要加钱。老板眯着眼睛看他，对他说：“小心下大牢！”
这就是拿黄护照的人的待遇。
释放不是解脱，苦役犯从苦役监出来，但却没有走出判决，黄护照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苦役犯的身份。这就是他在格拉斯遇到的事。
大教堂的钟敲响了，这是凌晨两点，冉·阿让醒了过来。
他睡了四个多钟头，疲乏已经消退了。他已经习惯短时间就可以得到休息。
白天受了各种感情激荡，他的脑子一片混乱，新旧回忆杂乱地飘荡。但是，只有一种想法赶走了其他想法，那就是他已经注意到了玛格鲁瓦尔太太放在桌子上的那六副银餐具和大勺子。
这六副银餐具始终困扰着他。
刚才他穿过主教的房间，来到自己睡觉的房间时，老女仆把它们放进了主教床头边的小壁橱里。——他注意到这个壁橱——从餐厅进来的时候，在右边——它们很厚实——是过去的银器——光一把大勺子，至少就可以卖到二百法郎——是他十九年挣到的两倍。
他忽地从床上挺起身，然后弯下腰，脱下鞋子，再站起身来倾听，屋子里寂然无声。
他推一推主教卧室的门，门悄然无声地打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第二次更加大胆地推门，门继续打开。开口大得可以过人了，但是门边有一张小桌子，与门构成一个死角，挡住了入口。
他打定主意，第三次推门，而且比前两次更有力，但这次推门时，有一个缺油的铰链兀地在黑暗中发出一下暗哑的拖长的吱叫声。
这铰链的响声犹如最后审判的喇叭声一样嘹亮可怕。冉·阿让瑟瑟发抖，他推开的门发出了警报，老人就要起来，两个老女人就要叫喊，别人就要来援助，全城就会骚动起来，宪兵整装待发。一时之间，他以为自己完蛋了，一动也不敢动。
但是几分钟过去了，房间里毫无动静。他侧耳细听，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声响竟没有惊醒任何人。他虽然还惊惧不安，可并没有后退。他朝前迈了一步，走进房间。
他小心翼翼地往房里走，避免碰到家具，他听到了房间里面主教睡着时发出的均匀而平稳的呼吸声。
一缕月光穿过长窗，骤然照亮了主教苍白的脸，他安然地沉睡着。
正直的人的心灵在睡觉时，瞻仰着神秘的天穹。
冉·阿让待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被这个光闪闪的老人震慑住了：一个受到扰乱和不安的良知，处在做坏事的边缘的自己，瞻仰着一个正直的人的睡眠。
但是，冉·阿让并没有受到什么震撼，连小小的震撼也没有，他沿着床，也不看主教，直接快步走向壁橱，钥匙就挂在上面。他打开壁橱，呈现在他眼前的第一件东西是银器篮，他提了就走，大步穿过房间，跨过底楼的窗台，把银器塞进背包，然后扔掉篮子，再穿过园子，像只老虎从围墙上跳跃过去，逃之夭夭。
第二天，旭日东升，福来主教正在园子里散步，玛格鲁瓦尔太太惊慌失措地朝他跑来。
“大人，大人，”她叫道，“大人知道银器篮在哪里吗？”
主教刚刚在一个花坛里捡到了银器篮，他拿给玛格鲁瓦尔太太看：“在这里。”
“怎么？”她说，“里面什么也没有！银器呢？”
“啊！”主教接口说，“您关心的是银器吗？我不知道银器在哪里。”
“伟大的善良的天主啊！您的银器被盗了！是昨晚那个人偷了您的银器！”
主教大人淡淡地说：“银器不是我的，本来就属于穷人的，难道没有锡器餐具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耸耸肩：“锡器有一股气味。”
“那么，用铁器餐具也行。”
玛格鲁瓦尔太太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铁器有一股味道。”
“那么，”主教说，“就用木头餐具。”
两人正说着，听见有人敲门。
“进来。”主教说。门打开了，有三个人抓住一个人的衣领进来了。
那三个人是宪警，另一个人是冉·阿让。
宪警队长向主教行了个军礼。
“大人……”他说。
听到这个词，阴沉沉好像很颓唐的冉·阿让惊讶地抬起了头。
“大人！”他喃喃地说，“这不是本堂神父吗……”
“闭嘴！”一个宪警说，“这是主教大人。”
但福来主教在高龄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快地走过来。
“啊！您来了！”他看着冉·阿让，大声说，“我见到您很高兴，我送给您的银器，您处理了吗？这可以卖两百法郎呢。”
冉·阿让睁大疑惑的眼睛，带着任何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的神情，望着尊敬的神父。
“大人，”宪警队长说，“这个人所说的话难道是真的吗？我们遇到了他，他带着这套银器鬼鬼祟祟……”
“这是一个误会，他没有偷我的银器，是我送给他的。”
“要是这样的话，”队长说，“我们就可以放他走了？”
“这毫无疑问。”主教回答。
宪警们松开了冉·阿让。
“让我走，真的吗？”他用近乎咬字不清的声音说，仿佛在梦中说话。
“我的朋友，”主教说，“这是您的烛台，拿走吧。”
他走到壁炉旁，取下两只银烛台，全递给冉·阿让。两个女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他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打扰主教的动作。
冉·阿让浑身颤抖，他机械地、茫然地接过两只烛台。
“现在，”主教说，“您放心地走吧。对了，您再来的时候，我的朋友，不必穿过园子，您可以通过临街大门进出。”
然后他向宪警说：“诸位，你们也可以走了。”
宪警们都离开了。
冉·阿让好像要昏倒一样。
主教走近他，低声对他说：“别忘记，永远别忘记您答应我的话，利用这笔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冉·阿让想不起曾经答应过主教什么，闭口不语。主教说这些话时加重了语气，他正颜厉色地又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赎买的是你的灵魂，我消除了肮脏的思想和沉沦的意愿，把你的灵魂给了天主。”
冉·阿让像逃走一样离开市区，不择道路，他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屈辱，不时有一种古怪的感动袭上心来。有时他确实宁愿让宪警押到监狱里，而不愿意主教这样待他，那样他就不会这么激动。
但是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的时候，却又窃走了这孩子四十苏。他后来又后悔，拼命地想找那个孩子要把四十苏还给他。
“我是一个混蛋！”
这时，他的心难过得要命，他哭泣起来。十九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哭泣。
“您答应过我要成为正直的人，我赎买了您的灵魂，我消除了沉沦的意愿，我把您的灵魂给了善良的天主。”
这些话不断回荡在他的脑海里。以往的过度不幸把他变成了一个有幻觉的人。他以往的生活，他的第一次过失，他漫长的赎罪，他外表的粗野，他的硬心肠，他在主教家偷银器，他干下的最后一件坏事，窃取了一个孩子的四十苏，尤其在他得到主教的宽容之后。
他注视着自己的生活，他觉得可怖，他的心灵，他觉得丑恶。但是一柱柔和的光投射在这生活和心灵上，他突然觉得在天堂的光辉中看到了撒旦。
他这样哭了多久呢？他哭过以后做了什么呢？他到哪里去？人们一无所知。只能证实的是，在这一天夜里，一个当时到格勒诺布尔去运货的车夫，约莫凌晨三点来到迪涅，穿过主教府那条街时，看见一个人跪在石子路面上，在福来主教门前的黑暗里，保持着祈祷的姿势。
第三卷 一八一七年
在一八一七年，有四个年轻的巴黎人耍了“一场恶作剧”。
这几个巴黎人，一位叫托洛米耶斯，另一位叫利斯托利埃，第三位叫法默伊，最后一位叫布拉什维尔。
这四个人都有情人，芳汀、大丽花（她把一种花的名字用作假名）、瑟芬和法乌丽特，是四个艳丽的姑娘，也分别是上面四个男人的情人。这四个姑娘都是女工，只是除了芳汀以外，其他三人的阅历比较多。芳汀很幼稚，还处在最初的幻想里。
芳汀是从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的，她从来就没有父母，也从来没有人知道她的父母是谁。她还是孩子的时候，赤着脚在街上走路，遇到她的路人随便给她起了这个名字。
十岁的时候她就到附近的佃户家去打工。十五岁时，她来到巴黎寻找发财机会，她是一个俏丽的金发女郎，美目皓齿，但是她的心灵也有饥饿的时候，所以她恋爱了。
她爱的是四个年轻人当中的一个——托洛米耶斯。
而他却是逢场作戏。
拉丁街区充满了大学生和女工，这场梦幻就在这里开始。
托洛米耶斯是个老资格的大学生了。他三十岁，很有钱，是个爱寻欢作乐的人，虽然未老先衰，满脸皱纹，牙齿脱落并开始谢顶。但随着他的青春消逝，他点燃了取乐之火：没有牙齿他插科打诨，没有头发他乐乐呵呵，身体不行他自嘲一番，他已破败不堪但却正当盛年。人们只是看到他火一般的热情，在弱者中他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他虽然备受讽刺而且秃顶，但仍然是四个人当中的头儿。
一天，托洛米耶斯把另外三个男人拉到一边，做了一个权威的手势，对他们说：“将近一年前，芳汀、大丽花、瑟芬和法乌丽特要我们让她们大吃一惊，她们一直对我提起这件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商量一下吧。”
然后，托洛米耶斯放低声音神秘地说了几句非常好笑的话，四个人的嘴里同时发出格格的奸笑声。一会儿，布拉什维尔大声说：“这是个妙招！”
这次商议的结果是一次奇妙的郊游，就在下一个星期，四个年轻人向四个姑娘发出邀请。
这天他们凌晨五点钟起来，坐公共马车来到圣克卢，他们先在“黑头饭店”吃饭，再在梅花形的大池子里玩了一局套圈，然后去押塞弗尔桥的轮盘赌。他们在普托采花，在纳伊买芦笛，到处吃卷边果酱土豆馅饼，玩了个痛痛快快。
四个姑娘美若天仙，至于芳汀，更是欢乐的化身。
她具备别人没有的、笑起来会闪光的牙齿。她的全身打扮得光彩夺目，面孔容光焕发，侧面细腻柔媚，眼睛深蓝，皮肤白皙，脸颊稚嫩鲜艳。这个出身卑微的姑娘是纯洁的，她的风格和节奏都是美的，这就是芳汀。但，她却是浮在谈情说爱的错误之上的一个无辜者。
这一天，从头到尾都是黎明，欢天喜地的四对人沐浴在阳光、田野、花朵、树木从中，光彩照人。他们说笑，唱歌，奔跑，跳舞，追逐蝴蝶。吃过饭后，四对情侣来到当时人们所说的国王方地，然后又有了新的快乐：大家坐船游塞纳河。
将近三点钟时，四对情侣又快乐又害怕，他们从滑道冲下来，一幢古怪的建筑当时占据了博荣高地，从这里可以看见香榭丽舍大街的树木上面弯弯曲曲的线条。
但是，四个年轻人恶意商量让姑娘们“大吃一惊”的事是谁也想不到的，芳汀更是想不到。
玩耍的时候，法乌丽特不时叫道：“大吃一惊呢？我要大吃一惊！”
“耐心点。”托洛米耶斯回答。
玩了一天，大家想到吃晚饭，来到了蓬巴达小酒馆。然后，四对年轻人又是一场狂欢，喝酒，唱歌，桌子上一片狼藉。
这当口，法乌丽特交叉起手臂，往后仰着头，死盯住托洛米耶斯，又说道：“喂！大吃一惊的事呢？”
“正好，时候已到，”托洛米耶斯回答，“各位先生，让这些女士们大吃一惊的时候到了。女士们，请等我们一下。”
“先亲一下。”布拉什维尔说。
他们每个人在情妇的额角上郑重其事地亲了一下，然后四个人朝门外走去。女孩们也不知他们到哪里去，还在等待着即将发生的让她们“大吃一惊”的事。
“时间别太长了，”芳汀喃喃地说，“我们等你们。”
年轻姑娘们留了下来，隔着窗口，看着那几个青年手挽手，离开了蓬巴达小酒馆。他们回过头来，笑着向她们挥手，渐渐消失了。
但是过了很久，那四个人还没有回来。
“他们走了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芳汀焦急地说。
芳汀刚感叹完，一个伙计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对女孩们说：“这是一封信，是那几位先生给太太们留下的。”
“为什么不马上拿来？”法乌丽特问。
“因为那几位先生吩咐过，”伙计回答，“要过一小时才能交给各位太太。”
法乌丽特从伙计手里夺过这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却写着一行字：这就是大吃一惊的事。
她急忙拆开信：
噢，我们的情人！
要知道我们有父母，这些父母在恳求我们回家，要为我们宰牛。我们是讲道德的，听从了他们的恳求。你们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五匹烈马已经把我们送回到我们父母的身边。赶快把我们换掉，你们另外找人。如果这封信使你们撕心裂肺，那么就把它撕碎。永别了。
下面是四个负心汉的签名。
四个年轻姑娘面面相觑。
法乌丽特第一个打破沉默。
“好啊！”她叫道，“这个恶作剧还真妙。”
她们哈哈大笑。
芳汀像其他人一样笑着，但是心里却在哭，因为这是她的初恋。因为她像献身给丈夫一样献身给托洛米耶斯了，因为这可怜的姑娘怀上孩子了。
第四卷 托付，有时就是断送
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有两三岁，像仙女下凡。她戴着一顶包发细布帽，长袖内衣有飘带，脸红扑扑的。这美丽的小姑娘令人不由得想在她苹果似的脸颊上咬一口，她的眼睛非常大，睫毛美极了。她睡着了。
至于那个母亲，模样又贫苦又忧愁，她是女工打扮。她漂亮吗？或许是的，但这身打扮显不出来。她的头发露出金黄色的一绺，一顶难看、绷紧、狭窄、在下巴结好带子的修女帽包住了她浓密的头发。她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非常美丽，但她从来不笑。她脸色苍白，模样十分疲惫，她的双手发黑，布满雀斑，食指僵硬，都是针痕。她披着一件粗毛褐色斗篷，穿着粗布连衣裙和笨重的鞋。这就是芳汀。
自从那场恶作剧以后，她被托洛米耶斯抛弃，艰难接踵而来。芳汀随即也看不到另外三个女友了，她让一个代笔人给托洛米耶斯连写了三封信，他却一封也不回。她不知道向谁诉说，她朦胧地感到，她即将陷入穷困和艰难的境况中。但她的人品是光明磊落的，她有勇气振作起来，她想回到家乡蒙特勒伊，那里的人认识她，会给她工作做，但她必须隐瞒自己有孩子的事。她模糊地感到要和女儿分离，分离比分手还要痛苦。她的心揪紧了，可是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下定决心这样做。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谈到托洛米耶斯先生了，二十年后，他已经成为很有影响、十分富有的陪审员，但寻欢作乐的毛病却没有改掉。
中午时分，芳汀来到了蒙特勒伊的一个小旅店。
这家老板叫泰纳迪埃，她经过他的旅店时，有两个小姑娘在一座秋千上自得其乐，她们的母亲在为小姑娘唱歌：
必须如此，我是骑士，
我动身到巴勒斯坦。
“您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太太。”
即使最凶恶的人，看到别人在赞美她们的孩子，也会变得温和。那个母亲抬起头，表示感谢，让过路的女人坐在门前的长凳上。两个女人交谈起来。
“我是泰纳迪埃太太。”那两个小姑娘的母亲说，“我们开着这个旅店。”
这个泰纳迪埃太太肉墩墩的，性情粗暴，类似大兵，毫无风韵。也是怪事，她看了一些传奇故事，学到歪着脑袋沉思的神态，又爱撒娇，又男性化。
抱小孩的女人讲起自己的经历，不过有些改变：她是个女工，丈夫去世了，她在巴黎找不到工作，要到她的家乡去找。她由于带着孩子，感到疲乏，但是孩子太小，只得抱着。
说到这儿，她给女儿热烈的一吻，把孩子惊醒了。孩子睁开眼睛，瞧什么？什么也不瞧，也什么都瞧。突然，她看到另外两个孩子坐在秋千上。
泰纳迪埃太太给两个女儿解开绳子，让她们从秋千上下来，说道：“你们三个一起玩吧。”
这种年龄的孩子很快就会混熟的，不一会儿两个小泰纳迪埃和新来的小姑娘在地上玩挖洞，有无穷的兴趣。
两个女人继续交谈。
“你的小不点叫什么名字？”
“柯赛特。”
“她几岁？”
“快三岁。”
“和我的大女儿一样大。”
三个小姑娘聚在一起，既惶惶不安，又乐不可支。这时出了一件事，一条大蚯蚓刚钻出地面，她们很害怕，又看得入迷。
“孩子们，”泰纳迪埃大妈叫道，“好像一会儿就混熟了！瞧，真可以说是三姐妹呢！”
这个词闪闪发光，可能就是另一个母亲所期待的。她抓住这个机会，拉住泰纳迪埃大妈的手，凝视着对方说：
“您肯替我看管我的孩子吗？要知道，带着一个孩子找不到活干。当我看到您的小姑娘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高兴时，受到了震动。我想您肯定是一个好母亲。她们会成为三姐妹。再说，不用多久我就会回来，您肯替我看管我的孩子吗？我每月给你六法郎。”
这当儿，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蹩脚的小饭店里响起：“不能少于七法郎，而且要先付半年。”
“好好，我付钱就是了。”母亲说。
“另外还有十五法郎，是初来的费用。”
“好好，我付钱就是了。”母亲满口答应，尽管她并没什么钱。
男人又说：“小姑娘有衣服吗？”
“是我的丈夫在说话。”泰纳迪埃大妈说。
“她当然有衣服，多得要命，就像贵妇人的绸裙，都放在我的旅行袋里。”
“必须交出来。”男人的声音又响起来。
“当然会交出来，小孩要穿的呀。”做母亲的说。
交易谈妥了，做母亲的付了钱，留下孩子，留下满满一袋衣服。
柯赛特的母亲走了以后，那个男的对女的说：“我可以付清明天到期的一百一十法郎的期票了，我缺五十法郎。你知道执达吏会拿着拒付证书来找我吗？你利用两个小姑娘，做了一个巧妙的捕鼠器。”
“我可没想到你是这样想的。”那个女的说。
泰纳迪埃夫妇是什么人呢？
这类人属于杂七杂八的阶层，由粗俗的暴发户和落魄的聪明人组成，综合了下等阶层的某些缺陷和中等阶层几乎所有的恶习。这类小人，一旦受到邪火的烧炙，很容易变得穷凶极恶。女的身上有着泼妇的底子，男的身上有着无赖的材料，两个人都最大限度地为非作歹，干尽坏事，而且，心肠变得越来越黑。对于会看面相的人，泰纳迪埃特别令人讨厌，泰纳迪埃的婆娘就是一个凶恶的大肥婆。
但是凶狠并不能兴旺发达，小旅店营业很糟糕。
幸亏小女孩母亲的五十七法郎，泰纳迪埃才避免了收到拒付证书，保住他的声誉。但是下一个月他们仍需要钱，那个女的将柯赛特的一包衣服拿到当铺，换到了六十法郎的一笔款子。
由于柯赛特没有替换的衣服，这个恶母亲便让她穿他们两个孩子的破衣烂衫，给她吃的是残羹剩饭。
而且，泰纳迪埃还嫌七法郎太少，还写信去要十二法郎，芳汀顺从地寄来十二法郎。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孩子长大了，伴随的苦难也在增长。柯赛特小不点的时候，她是泰纳迪埃两个女儿的受气包。她长大了一点，也就是说甚至五岁之前，她就成了泰纳迪埃家的女仆。
泰纳迪埃家让柯赛特干杂活，打扫房间、院子、街道，洗碗碟，甚至搬运重物。要是这个母亲三年后回到女儿这里，她会一点儿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柯赛特来到这个家的时候是那样漂亮和鲜艳，如今又瘦又苍白。虐待使她变得脾气很坏，苦难使她变得丑陋。她只剩下一对美丽的眼睛，令人看着难受，因为眼睛那么大，仿佛从中看到那么多的忧愁。
冬天，这个可怜的还不到六岁的孩子，衣不蔽体，浑身哆嗦，天不亮，冻得通红的小手就拿着一把大扫帚扫街，大眼睛里噙着泪花，看了实在令人揪心。
当地人管她叫云雀。这个小不点，比鸟儿大不了多少，不过，这个可怜的云雀从来不唱歌。
第五卷 下坡路
一八一八年，芳汀把柯赛特托付给泰纳迪埃夫妇以后，来到了已经离开十年的家乡蒙特勒伊，在芳汀走向穷困时，她的家乡却繁荣起来。
三年前，一个陌生人定居在这个城市，发明了在生产中代替树脂的漆胶。不到三年，这个发明者成了富人，又使周围的人富起来。他不是本省人，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一无所知。
他来到蒙特勒伊小城那天，市政厅刚刚燃起大火，这个人扑进火里，冒着生命危险，救出宪警队长的两个孩子，所以别人没有想到要看他的身份证。此后，大家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做马德兰老爹。
这个人约莫五十岁，虽然神态忧心忡忡，心地却非常善良。他有一个大工厂，厂里有两个大车间，一个男工车间，一个女工车间。饥肠辘辘的人可以来求职，准能找到工作和吃上面包。对求职的人，马德兰老爹只要求男的做正直的男人，女的做正直的女人，对这一点，他是铁面无私的。
但是，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商人，他主要关心的根本不是发财。他好像更多的是想到别人，却很少想到自己。一八二〇年，大家知道他有一笔六十三万的款子，以他的名义存入拉菲银行。可是，他为自己存入这六十三万法郎之前，已为该城和很多穷人花费了一百多万。
除了建厂，他还建造了两所学校，并给两名小学老师予以高薪。他还出钱建造了一个托儿所，又为老工人和残疾工人设立了救济金。以他的工厂为中心，他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免费药房。
这个人还信教，在一定程度上还参加宗教活动，他每个星期必去听小弥撒。
一八一九年，马德兰发明的产品，陈列在工业展览会上。国王授予发明人荣誉勋位，但是马德兰老爹拒绝接受十字勋章。因为他造福于当地，国王任命他为市长，也被他拒绝。随着他的地位上升，上流社会的请柬如雨般落在他头上，但是他拒绝了。
一八二〇年，在他来到蒙特勒伊五年后，他对当地的贡献光彩夺目，当地人的愿望完全一致，国王再次任命他为市长，他再次拒绝。但是省长不接受他的拒绝，所有名流都来恳求，老百姓上街请求，他终于接受了。但是使他下了决心的并不是以上的原因，而是一个平民老妇。老妇在他的门口气愤地对他喊道：“一个好市长，对大家有好处，要做善事，怎能拒绝呢？”
然后，马德兰先生变成了马德兰市长。
但是，他仍然像第一天那样朴实。他头发花白，目光严峻，晒黑的肤色像个工人，若有所思的脸像个哲学家。通常他戴着一顶宽边帽，穿着一件粗布长礼服，纽扣一直扣到下巴。平时，他虔诚地履行市长的职责，但是工作之余，他的生活非常孤独，他很少同人说话，总是独自进餐，进餐时他在面前打开一本书阅读。随着财富增加，他好像用书来充实头脑，人们注意到他的谈吐一年年变得更彬彬有礼，更加字斟句酌，更加谦和。
一八二一年年初，各报刊登了迪涅主教、外号“福来大人”，即米里埃尔大人的死讯，他享年八十二岁。
第二天，马德兰先生出现时，人们看到他全身穿黑色丧服，帽子上也缠了黑纱。由此人们推断，他和可敬的主教大概有某种因缘。“他为迪涅主教服丧。”这大大提高了马德兰先生的声誉。
一天晚上，一个上流社会小圈子年纪最大的女人，依仗资格最老，大着胆子问他：“市长先生大概是已故的迪涅主教的亲戚吧？”
他回答：“不是，夫人。”
“可是，”老太太又问，“您怎么为他服丧呢？”
他巧妙地回答：“这是因为年轻时我在他家当过仆人。”
尽管马德兰先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誉，但在城里城外，只有一个人绝对不受这种感染，不管马德兰先生做什么，他始终不买账。
每当马德兰先生走过一条街，受到大家的热情拥戴时，常常有一个高个子，身穿铁灰色的礼服，手拿一根粗手杖，头戴一顶垂边帽，同马德兰先生交臂而过，然后突然回过身来，目送着他，直到他消失为止。然后，那人抱着手臂慢悠悠地摇着头，用下嘴唇顶高上嘴唇，直至碰到鼻子，那副意味深长的怪相好像在说：“这究竟是个什么人？——我准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无论如何，我不会受他的骗。”
这高个子名叫沙威，在警察局任职。
他不知道马德兰先生当初的经历，因为沙威来到蒙特勒伊时，这位大工厂主已经发财了。
但是沙威年轻时，在南方的监狱里任过职。
沙威有一只塌鼻子，鼻孔很深，他笑时很少，很可怕，薄嘴唇张开，不仅露出牙齿，还露出牙床。沙威是头猎犬，是只老虎，他的额角很低，下颚宽大，头发遮住脑门，垂到眉毛上，他目光阴沉，令人畏惧，神态恶狠狠地生威。
在他眼里，凡是在官府任职的人，从首相到乡警，他都盲目地深信不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但是，凡是犯过一次法的人，他都投以鄙视、憎恨和厌恶，认定他们都是坏人。他是个“绝对主义者”，无业游民全都惧怕沙威，一说沙威的名字，他们就四处逃散。这个人就这样令人生畏。
马德兰先生终于发现了沙威对自己充满怀疑和猜测的眼睛，但他似乎毫不在意，他甚至没有对沙威提出问题，既不招惹沙威，也不回避沙威，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芳汀来到了这里。马德兰先生的工厂大门友好相迎，她找到了工作，被录用在妇女车间，她终于自食其力了。
芳汀看到自己能维持生计了，非常高兴。她买了一面镜子，喜滋滋地从中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秀发和皓齿，从而忘却了许多往事，她想着她的柯赛特和未来的希望。她租了一个小房间，以今后的工作做担保，买了一些家具布置房间。
她还是按时给泰纳迪埃夫妇寄钱，因为她只会签字，所以只能请人代笔写信。因为她经常叫人写信，在妇女车间引起了女人的注意，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说是芳汀“常写信”，她“行为很怪”。
因此，人们很注意芳汀。除此之外，不止一个女人嫉妒她的金发和皓齿。
有人终于弄到了地址：蒙费梅的旅店老板泰纳迪埃先生。有人在小酒店里用酒把代笔人的话套了出来，大家全知道了芳汀有个孩子。
“大概是个女儿。”有一个长舌妇到蒙费梅转了一圈，和泰纳迪埃说过话，回来后到处说，“我花了三十五法郎，把事情弄明白了，我看到她的孩子了！”
这件事发生后，芳汀已在厂里干了一年多。一天上午，车间女工头交给她五十法郎，对她说，她不再是厂里的人了，不用再到厂里来上班了，而且根据市长吩咐，劝她离开本地。
芳汀吓呆了，她怎么能走呢？她还欠着房租和家具钱，五十法郎不够还清这笔债，她有孩子，如今人人都知道了！也有人劝她去找市长先生说说，但是她不敢。
但是，马德兰先生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几乎不到妇女车间去，他让一个老姑娘管理这个车间。那个女工头从女工救济款中抽出五十法郎，马德兰先生同意她是不用报账的，因为她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事女工头是瞒着马德兰先生做的。
为了生活，芳汀自荐当起了佣人，她从这家到那家，但是没人愿意雇她。她欠家具钱，那个旧货商对她说：“如果您走掉，我会叫人把您当做小偷抓起来。”她欠房租，那个房东对她说：“您年轻漂亮，有办法付房租。”她将五十法郎平分给房东和旧货商，把四分之三的家具还给商人，只留下必需品，她没有工作，还欠着大约一百法郎的债。
她开始为驻守部队士兵缝制粗布衬衫，每天挣十二苏。她女儿用去十苏，正是从这时起，她开始拖欠泰纳迪埃夫妇的钱。
起初一段日子，芳汀羞愧难当，不敢出门，因为人们对她指指点点。
但是时间长了，必须习惯贬抑，就像她已经习惯赤贫一样。两三个月后，她摆脱了耻辱心理，又开始出门，好似什么事也没有，她带着苦笑，来来去去，感到自己变得厚颜无耻。
芳汀挣不了几个钱，她的债越来越多。泰纳迪埃收到的钱少了，就不断写信问她要钱。一天，他们写信告诉她，她的小柯赛特要赤裸裸地过冬了，她需要一条呢裙子，至少要寄十法郎来。她收到了信，整天在手里揉着信。晚上，她走进街角的一家理发店，柔美的金发一直垂到腰间。
“多美的头发啊！”理发师嚷道。
“您买下来出多少价钱呢？”她问。
“十法郎。”
“剪掉吧。”
她买了一条针织的裙子，寄给了泰纳迪埃夫妇。这条裙子让他们气坏了，他们要的是钱，于是他们让自己的女儿穿了，可怜的云雀继续冻得发抖。
芳汀想：我的孩子不再感到寒冷了，我给她穿上我的头发。
然后，她自己戴上小圆帽，遮住光头，这样子她仍然很漂亮。但是那时候，她的咳嗽就没有停止过，还不断出虚汗。
一天，她又收到泰纳迪埃夫妇的信，说她的柯赛特得了粟粒热，要吃贵重的药。他们再也付不起钱，如果一星期内不寄四十法郎，小姑娘就会死掉。
她放声大笑，对邻居老太婆说：“啊！他们多好！四十法郎！叫我到哪儿去弄四十法郎呢？”
然后她再看一遍信，再跑跑跳跳，始终笑着出了大门。
她经过广场时，看见一个走江湖的牙医，向围观者兜售整副假牙、牙膏、牙粉和药酒。他看到这个漂亮的姑娘在笑，突然叫道：“那边在笑的姑娘啊，您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如果您愿意把您的两颗上门牙卖给我，我可以给您四十法郎。”
芳汀逃走了，用手捂住耳朵，不听那人向她呼喊的沙哑声：“考虑一下吧，美人儿！四十法郎，能派大用场呢！如果您想清楚了，今晚到‘银甲板’旅店来找我吧。”
回家后她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撂下活计，又看了一遍泰纳迪埃夫妇的信，问邻居玛格丽特得了“粟粒热”这个病会不会死。在玛格丽特说“有可能”后，她回房再看了一遍泰纳迪埃夫妇的信。晚上，她还是找到“银甲板”旅店，卖掉了自己的两颗皓齿。
第二天，玛格丽特看见芳汀的两颗门牙被拔掉了，一夜之间，她老了十岁。玛格丽特问她：“您怎么把牙齿拔掉了，芳汀？”
“我没有什么，”芳汀回答，“正相反，我的孩子不会死于这种可怕的病了，我很高兴。”
与此同时她笑了，这是血淋淋的笑，一道殷红的唾沫弄脏了她的嘴角，她的嘴里有一个黑洞。
她将四十法郎寄到蒙费梅，但这其实是泰纳迪埃夫妇一个恶劣的弄钱计划，柯赛特没有生病。
芳汀把她的镜子扔到窗外去了，从此不再照镜子。她搬到了人都站不直的阁楼，穷人只能越来越弯腰才能走到房间的尽头，就像走到命运的尽头一样。她已经没有床，只剩下一块破布当做被子，还有一张铺在地下的褥子和一把露出麦秸的椅子。她早已失去了羞耻心，整夜整夜地哭泣和沉思默想。
她一天缝纫十七个小时，可是收入却被压低到九苏。债主比以前更加无情，旧货商几乎拿走了所有的家具，还不停地对她说：“你什么时候付清欠我的钱，婊子？”大约在同一时间，泰纳迪埃给她写信，说是他仁至义尽，等得够久了，他马上需要一百法郎，否则，他要把小珂赛特赶出门去，管她变成什么，小姑娘饿死随便。
一百法郎。芳汀想：“可是，哪儿有工作一天能挣一百苏呢？”
“得了！”她说，“剩下的全卖了吧！”从此以后，苦命的女人做了妓女。
惨剧发展到这一步，从前那个芳汀已不复存在，她变成了烂泥，也变成了石头。触摸她的人感到一阵冰凉，她什么都不再回避。她什么都不再害怕。
一八二三年一月初，一个下雪的晚上，一个叫作巴马塔布瓦的人，戴着莫里约帽，穿着一件暖和的厚厚的大衣，无所事事，在调戏一个女人。那女人穿着舞裙，敞肩露胸，头上戴着花，在军官们聚集的咖啡馆橱窗前徘徊。
每当那个女人经过他面前，他就向她喷去一口烟。但那女人在雪地上踱步，没有理会他。这无疑刺激了那个闲得无聊的人，他蹑手蹑脚窜到她背后，忍住笑，蹲在马路上抓起一团雪，站起来猛然塞进她赤裸的背部。妓女冻得发出一声吼叫，转过身来，像发怒的豹子一样跳起来，扑向那男人，指甲掐进他的面孔，破口大骂，不堪入耳。由于喝白酒，她声音嘶哑，加上缺了两颗门牙，咒骂从嘴里倾吐出来非常难听，这就是芳汀。
听到吵闹声，军官们成群地从咖啡馆里涌出来，行人也围拢来，形成一大圈人，又笑又叫又鼓掌。那两个扭作一团的人，男的在挣扎，女的拳打脚踢，脸色气得发青，十分骇人。
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从人群里冲出来，抓住女人沾满污泥的缎子上衣，对她说：“别打了！跟我来！”
女人抬起头来，顿时吓得瑟瑟发抖，她认出了这人是沙威。
见沙威拉住了女人，那男人挣脱后乘机溜之大吉。
沙威拖着那个可怜的女人，一直拖到警察局。芳汀倒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默默无言。
沙威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公文纸，对于这类女人，法律允许警察全权处置。他在纸上写完以后，签上名，折好公文纸，交给一个中士，对他说：“带上三个人，把这个婊子押进牢里。”
然后他对芳汀说：“你要关六个月。”
不幸的女人又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六个月！六个月关在牢里！”她叫道，“那我女儿怎么办？我的女儿！我还欠泰纳迪埃夫妇一百多法郎呢！沙威先生，我向你担保，这件事我肯定没有错，我向仁慈的天主发誓，我肯定没有错儿！是这位我不认识的老板把雪塞到我的背上，我受不了了，因为我病了。今天这一次给我开恩吧，沙威先生！我欠人一百法郎，他们会把小姑娘扔在马路上，寒冬腊月，饿死随便。可怜的宝贝，她怎么办呢？泰纳迪埃夫妇是不讲理的，他们只要钱！不要把我送进监狱！我本质上不是坏人！可怜我吧，沙威先生！”
她说着，身子弯成两折，她哭着，泪眼模糊，胸口裸露，绞着双手，短促的干咳声像要断气一样。但沙威是铁石心肠。
“好啦！”沙威说，“你讲完了吗？讲完就走吧！你要关六个月，没人救得了你！”
她瘫倒在地，宪警们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起来。
正当宪警的手拉住不肯站起来的不幸女人时，一个人上前一步，说道：“请等一下！”
沙威听到声音一看，认出是马德兰先生，他脱下帽子，很不自然而又恼火地致意：“对不起，市长先生……”
马德兰先生说：“沙威警官，请放走这个女人。”
“放走这个女人？”沙威真是惊呆了，他不知说什么好。
这句话让芳汀的反应也同样古怪，她环顾四周，开始低声说话：“放走！让我走！我不去坐六个月监狱啦！我挣的钱不够，我有小柯赛特，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坏女人。要知道，我从来没有故意干坏事。您打听一下吧，问一问我的房东，眼下我按期付房租了，人家会告诉你，我是个老实人。”
马德兰先生聚精会神地听她讲。
沙威朝市长转过身，虽然他说话时目光低垂，但声音坚决：“市长先生，这样做是不行的，这个女人刚才侮辱了一个有产者。”
“警官沙威，”马德兰先生声调和缓、平静地说，“听着，您是一个正直的人，真实情况您没有了解清楚。您带走这个女人时，我正好经过广场，向那边的人打听了一下。我对此事已经了如指掌，不对的是那个先生，按警章办事他倒应该被逮捕。”
“我服从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要把这个女人关禁六个月。”
马德兰先生温和地回答：“听好了，她一天也不会进监狱。”
沙威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市长先生……”
“我提醒您注意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擅自拘捕法令第八十一条。”
“市长先生，请允许……”
“别说了。”
“但是……”
“出去。”马德兰先生说。
沙威像个俄国士兵，站着迎面挨了一击，他向市长先生鞠躬到地，走了出去。
芳汀从门口让开，惊讶地看着他走出去。
她也受到异常的震动，马德兰先生的每一句话，在她心中萌生出难以形容的温暖，这是高兴、信赖和爱。
沙威出去以后，马德兰先生转向她，用缓慢的声调对她说：“我听到了您所说的话，我相信您说的都是真的。我不知道您离开了我的车间，为什么您不来找我呢？这样吧，我来付清您所有的债务，我派人带回您的孩子，我负担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如果您愿意，您就不必工作了。您重新获得幸福，同时成为正派的人。”
可怜的芳汀想到，领回柯赛特！摆脱这种卑污的生活！同柯赛特一起过上自由、幸福、富裕、体面的生活！她惊愕地望着这个对她说话的人，后悔没有听从别人的指点早点去找马德兰先生，否则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但是现在她只能发出两三下哽咽声：“噢！噢！噢！”
她的双膝弯下来，跪在马德兰先生面前，他来不及制止，感到她拿起他的手，嘴唇按在上面。
随后她倒下昏厥了。
第六卷 沙威
马德兰先生派人把芳汀抬到他工厂诊所的时候，她发起了高烧。
第二天临近中午，芳汀才醒过来。马德兰先生正等待着芳汀醒来，看见芳汀醒了，他捏住她的手，给她把脉，并问她：“您觉得怎样？”
她说：“我已经好多了，不要紧的。”
马德兰先生整夜和早上都在调查，已经对芳汀的事情了如指掌，也了解了芳汀的身世中所有催人泪下的细节。
他说：“您受了很多苦，可怜的母亲。但是不要抱怨，您已经可以成为选民了，要知道，您摆脱的地狱是天堂的第一种形式，必须由此开始。”
他深深地叹着气，她虽然缺了两颗门牙，却嫣然而笑。
马德兰先生赶紧给泰纳迪埃夫妇写信，他给他们寄去三百法郎，比芳汀欠他们的一百二十法郎还要多，同时让他们马上把孩子送到蒙特勒伊，孩子母亲病了，让她回来。
收到这么多的钱，弄得泰纳迪埃眼花缭乱了。“见鬼了！”他对妻子说，“更不能放走孩子。”他有两张三百多法郎的清单，一张是医生的，另一张是药剂师的，这是他们给自己的两个女儿看的病和开的药，因为柯赛特没有生病，他们将清单给芳汀看的时候，只是将名字交换了一下。
这之后，芳汀一点也没复原，她一直躺在诊所里。
马德兰先生一天两次去看她，每次她都问：“我很快就能看到我的柯赛特吗？”
他回答她：“也许明天早上，她随时都会来到，我们都等着她呢。”
做母亲的苍白的脸顿时灿烂了起来。
只是她的情况一周比一周更严重了，因为被雪塞在两块肩胛骨之间的皮肤上，突然使出汗功能消失，多年潜伏的病终于强烈地爆发出来。医生给芳汀做了听诊，摇了摇头。告诉马德兰先生：“她不是想看自己的孩子吗？应该赶快把孩子接来。”
马德兰先生颤抖一下。
但泰纳迪埃不肯放走孩子，提出了上百个恶劣的理由。
“我派人去找柯赛特。”马德兰先生说，“必要的话，我亲自跑一趟。”
上午，马德兰先生在办公室，一边忙于提前处理市政府的几个紧要问题，一边决定到蒙费梅去跑一趟。这时，有人来告诉他，警官沙威求见。听到这个名字，马德兰先生禁不住露出不快的表情，自从警察局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沙威在回避他，而马德兰先生也一直没见过沙威。
“让他进来吧。”他说。
沙威进来了，先恭敬地向市长先生鞠躬。但市长背对着他，不看他一眼，继续批阅文件。
沙威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一声不响、低声下气的样子，他默默地忍让，等待市长先生回过身来。在这张难以捉摸，像花岗岩一样普通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有一点沮丧的悲哀，他整个人散发出卑下与坚定。
市长先生终于放下了笔，半转过身来问：“怎么啦？有什么事要说，沙威？”
沙威半晌保持沉默，似乎在想怎么说才好，然后他提高声音，庄重、忧郁但不失朴实地说，“市长先生，出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什么事情？”
“一个下级警察非常严重地不尊敬行政长官。”
“哪个警察？”马德兰先生问。
“我。”沙威说。
“是您？”
“市长先生，我来请求您向上级提出免我的职。”
马德兰先生觉得很惊讶。沙威抢先说：“您会说，您自己可以辞职呀，但这不够。辞职是体面的，我犯了错误，应当受到惩罚，所以我应该被免职。”
“想被免职？我不明白。”
“您会明白的，市长先生。”沙威长吁了一口气，始终冷静而悲哀地说，“市长先生，六个星期以前，为那个妓女发生争执之后，我十分恼怒，就去警察厅告发了您。”
“告发我！”马德兰先生笑了，“告发我作为市长侵犯警察的权力吗？”
“不，是另一件事，告发您以前是个苦役犯。”
市长的脸变得煞白。
沙威没有抬眼，继续说：“我把您看作一个名叫冉·阿让的人了。”
“名叫？……您说的是什么名字？”
“冉·阿让。这是一个苦役犯，二十年前我就见过他，那时我在土伦当副监狱长。这个冉·阿让出了监狱后，好像在一个主教家里偷窃过东西，然后又骗了一个小孩四十苏。八年来，他不知去向，目前警方还在通缉他。我认为您就是这个苦役犯，所以，就向警察厅告发了您。”
马德兰先生泰然自若地问：“他们怎么说？”
“说我太荒唐了。”
“是啊，他们说得对。”
“他们说我荒唐，是因为真正的冉·阿让抓到了。”
马德兰先生暗暗吃了一惊，手里拿的一张纸滑落下来，他抬起头来，盯住沙威，用难以表达的声调说：“啊！”
沙威继续说：“事情是这样的，据说本地有个名叫尚马蒂厄的老头，非常贫穷。最近，尚马蒂厄老爹因为偷造酒的苹果被抓住了，就被关进了监狱。一到牢里，一个以前的苦役犯，他叫布勒维，就叫了起来：‘啊呀！我认识你，你不是从前的苦役犯吗？看着我，老头！你是苦役犯冉·阿让！’‘谁是冉·阿让？’尚马蒂厄假装吃惊。布勒维说：‘别装蒜了，你是冉·阿让！你在土伦苦役监关了二十年，那时我们关在一起。’尚马蒂厄否认，警察就开始深入调查。但是冉·阿让的家早已不复存在。再说，这些事要追溯到三十年前，在法弗罗尔已经没有人认识冉·阿让了。再到土伦调查，除了布勒维，只有两个终身苦役犯见过冉·阿让——柯什帕伊和什尼迪厄。两个囚犯被苦役监提到阿拉斯，和所谓的尚马蒂厄对质以后，他们没有犹豫，和布勒维一样，一眼就认出这个尚马蒂厄就是冉·阿让。也正在这时，我向巴黎警察厅寄出了揭发信。给我的答复是，我昏了头，冉·阿让收押在阿拉斯。您想想，这令我多么吃惊，我还以为在这里抓到您，就是抓到冉·阿让本人呢！而且，初审法官先生已经把我召去，我也已经看到了尚马蒂厄，并确认他就是冉·阿让。”
马德兰先生用低沉的声音问：“您肯定吗？”
沙威笑了起来：“肯定！”
马德兰先生问：“这人怎么说？”
“啊！案件严重。如果这是冉·阿让，就是累犯。越墙而过，掰断树枝，偷走苹果，对一个苦役犯来说，这是罪行，就要重罪法庭来审判了，这不再是关几天的事了，而是终身苦役。另外，还有那个叫热尔维的小孩四十苏那件事，他还要挣扎一番，对吗？他不愿意承认他是冉·阿让，他说：‘我是尚马蒂厄，我不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他的模样很吃惊，装作是粗人，这家伙很狡猾，但是没关系，证据确凿。你看，现在已有四个人认出了他，这个老混蛋会被判刑，会被押上阿拉斯的重罪法庭。我也要去作证，我已经接到传讯了。”
马德兰先生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动作：“这个案件要审理多少时间？”
“最多一天，最迟明晚要宣布判决。”
“很好。”马德兰先生说。
他摆了摆手，让沙威退下。
沙威不走。
“还有什么事？”马德兰先生问。
“市长先生，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您。”
“什么事？”
“就是我应该被辞退。”
“这事由我处理。”
沙威抱着执着的念头说：“我们这些警察，虽然有权怀疑，但是却错误地怀疑了您。没有证据，出于恼怒，为了报复，我告发您是苦役犯，事情是严重的，十分严重。如果我的一个下属做了我所做的事，我也会宣布他不称职，把他辞退。对吗，市长先生？我平生常常很严厉，这是对的。但是，对别人和对自己应该一样严厉。对别人严厉，却不对自己严厉，我所做的一切就变得不对了。难道我对自己要比对别人更宽容一点吗？我只善于惩罚别人而不是自己！我就会是一个可怜虫！市长先生，我不希望您对我宽容和姑息养奸。这样宽容，社会就会解体。嘿！如果您真是我怀疑的那个人，我呀，我才不对您宽容呢！够您瞧的！我常常心里想：你呀，要是你出差错，一旦我抓住了你当场出丑，有你好受的！我出了差错，我自己当场出丑，活该！那么，辞退，免职，开除！好得很，我有双手，我可以种田，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市长先生，办事办得好要有典范，我仅仅要求将警官沙威撤职。”
这番话用谦卑、自负、绝望和自信的口吻说出来，使这个古怪而正直的人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崇高。
“再说吧。”马德兰先生说。
沙威深深地鞠躬，朝门口走去，他在门口转过身来，眼睛始终耷拉着。
“市长先生，”他说，“既然您还不马上辞退我，那我先继续干下去，直到有人代替我为止。”
他走了出去，马德兰先生若有所思，听着这坚定、自信的脚步在走廊上远去。
第七卷 尚马蒂厄案件
在沙威拜访之后的那个下午，马德兰先生像平常一样去看望芳汀。
照料芳汀的是两个修女嬷嬷。一个名叫佩尔贝迪，她是个普通的村妇，十分粗俗。
另一个叫森普利斯。森普利斯嬷嬷生得白皙，像蜡一样白，她站在佩尔贝迪身边，犹如白蜡烛衬托红蜡烛。这是一个平静、刻板、好相处、冷漠和从来不说谎的人，这就是森普利斯嬷嬷的鲜明特点。
森普利斯嬷嬷喜欢芳汀，这天，一看到马德兰先生，就问他：“柯赛特呢？”
他含笑回答；“快来了。”
他对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让病人缺少什么。医生曾伏在他耳边，对他说：“她衰弱了很多。”大家注意到，有一会儿马德兰先生的脸变得十分阴沉。全部安排停当后，他回到了市政厅。
他从市政厅来到一个叫斯科弗莱尔的家中，租马和马车。谈好了价钱后，他们约定，明天清晨，斯科弗莱尔把马车赶到马德兰先生家门口。
读者无疑猜到，马德兰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冉·阿让。
关于冉·阿让偷窃了小热尔维四十苏之后所发生的事，读者已经了解，要补充的不多。从那时起，读者已经看到，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遵照主教的意愿从此脱胎换骨，他销声匿迹，变卖了主教的银器，只留下烛台作为纪念，从这座城市来到另一座城市——蒙特勒伊，做出了一番事业。他这样做，不止是改变，而是洗心革面。因为他听了主教的神圣教诲之后，多年来痛改前非，克己忘我，即使面临凶恶的局面，也不会丝毫犹豫，继续勇往直前。这无疑是很美妙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白天的很多时间，他处在这种状态中：内心心潮翻滚，外表镇静自若。脑子里乱糟糟地互相冲突，乱得他分不清任何念头。他说不清自己怎么回事，只知道自己刚挨了沉重打击。他隐约地感到，也许他必须到阿拉斯去，哪个人变成了冉·阿让？他心里想：眼下自己没有受到一点怀疑，但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他定了斯科弗莱尔的马车，准备去一次阿拉斯。
晚餐他的胃口相当好，回到房里后，他潜心静思。
他在难以解释的不安推动下站了起来，插上门闩。他担心有人进来，就筑起障碍，以防不测。
过了一会，他吹灭灯火，觉得有人看到他了。那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就是天主。这让他坐立不安，他的脑袋火烧火燎的，他把手肘支在桌上，用手托住头在黑暗里思索。
他在黑暗中清晰地分辨出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地人，命运把那个人算作是他——冉·阿让，代替他被推到深渊里，那个人只得听之任之。
他突然点燃蜡烛。
“怎么啦！”他思忖，“我担心什么？我何必这样想？现在我是马德兰了，过去的一切已经结束。这个沙威长期以来找我的麻烦，他这种可怕的本能好像能猜出我是什么人，到处跟着我。这条凶恶的猎犬发现了我就站住了，如今又失去了踪迹，找到阿拉斯那儿去了，他抓住了他认为的冉·阿让！无论如何，要是有人倒霉，这绝不是我的错，一切是天意所为，我有权利打乱上天的安排吗？”
他的良心深处这样思索着。
“得了，”他说，“别再想了，就这样定了，让那个人顶替我吧！”但是他丝毫不感到快乐。
他思忖自己的处境到了哪一步：“顺其自然吧，让善良的天主安排吧。”他扪心自问，并严厉责问自己，“我的目标达到了！”他的一生确实有一个目标，但这是什么目标？隐名埋名？欺骗警察？让人顶替？他所做的一切，就为的是这些区区小事吗？
他感到主教就在眼前，主教去世了，反倒更加活生生地盯着他。今后，德高望重的马德兰市长就会可憎可恶，而苦役犯冉·阿让则令人赞叹，人们看到他的生活，而主教看到他的良心。因此，必须去阿拉斯，解救那个假冉·阿让，揭露那个真的！就是自己！唉！这才是最大的牺牲，最惨烈的胜利。痛苦的命运啊！唯有他回到世人眼中的耻辱地位，他才能进入天主眼中的神圣境界！
“那么，”他说，“就这样定了！解救这个人！”
他高声说出这些话，却没有发觉自己在高声说话。
他拿起书，检查了一遍，理理整齐，他把有困难的小商人的一捆债条扔到火里，再写了一封信给拉菲先生。他一面想，一面做完这些杂事，重新开始踱步。
“去吧！说出你的名字！自首吧！”
隐姓埋名，为自己的灵魂赎罪，他看到两者的差异。他承认，一个利人，一个为私。一个说：“别人。”另一个说：“为我。”一个来自光明，另一个来自黑暗。
他们在互相搏斗，他充满了恐惧，但他觉得为善的思想占了上风。主教标志着他的新生活的第一个阶段；而这个尚马蒂厄标志着第二个阶段，在严重的危机之后，是严重的考验。
刚才平息下来的激动，又逐渐涌起。
半晌，他想：“也许处理这件事太急了，无论如何，这个尚马蒂厄不值得关心，总归他是偷了东西的呀。”
时而他又想，一旦他自首，政府或许会考虑他的行为是英勇的，还考虑他七年来循规蹈矩的生活，为本地做的事，于是就会赦免他。
可是，这种设想很快就消失了，他苦笑着想，抢夺小热尔维的四十苏，他就构成累犯，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判决他终身苦役。
如果我不自首呢？他平静地回答：“那么，让这个人到苦役监去，他本来就偷了东西嘛！我呢，我留在这里，继续干下去，过十年，我能挣一千万，都撒给人民，自己一分不留，钱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做事不是为我自己。我是马德兰，让那个冉·阿让倒霉吧！”
这个不幸的灵魂就这样忧虑不安地挣扎着。
凌晨三点的钟声敲响了，他这样挣扎了五个小时，几乎没有停息。
一会儿，女门房来敲门说：“市长先生，你订的轻便马车来了。”
“好吧，我马上下来。”
他为什么到阿拉斯去？
他重复着说，不管结果如何，亲眼看一看，亲自做判断，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自己应该知道所发生过的事，没有察看过和研究过，什么也不能决定。见过这个尚马蒂厄、这个混蛋，也许他的良心会放宽些，让这个家伙替自己服苦役，反正沙威说过，有四个人认识他。但是他们准定认不出自己，啊！什么念头！沙威万万没有想到，所有的推测和设想都集中在这个尚马蒂厄身上，真正的冉·阿让却完全安全。
其实，说到底，他宁愿不去阿拉斯。
然而他去了。
他一面想，一面挥鞭赶马，一路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马车轮子坏了，包括很多路都不是很好走，包括车前横木断了套不住马……一直到晚上七点，他才第一次考虑起来。他奇怪没有更早考虑，这样的奔波劳累也许是一场空，他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至少他本该了解清楚，他这样往前走不知道有什么用，也够荒谬的。
但就在这时，芳汀却心情愉快。
她这一夜过得很难受，剧烈咳嗽，高烧不退。每当森普利斯嬷嬷问她怎么样时，她一成不变地回答：“很好，但是我想见马德兰先生。”
二十五岁的芳汀，额上已有皱纹，双颊已经松弛，牙齿也已松动，面色呈铅灰色，金黄色的头发夹杂着白发。唉！疾病催人老啊！
早上医生来查房，中午医生又来了，并问市长是否来过，然后摇了摇头。
马德兰先生通常在三点钟来探望病人，由于准时是仁爱，他是守时的。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芳汀开始躁动不安，在二十分钟里，她不下十次地问修女：
“嬷嬷，几点了？”
三点的钟声敲响，没有人进来，门没有打开。
她这样呆了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没有人进来。但是她不怨天尤人，只是她咳得很伤心，她脸色惨白，嘴唇发青，但却不时露出微笑。
连森普利斯嬷嬷对马德兰先生的迟到也感到吃惊。
女看门人告诉森普利斯嬷嬷说，市长先生当天早上六点以前，独自坐上一辆轻便马车出发，他像平时一样十分和蔼，只对看门女人说今晚不要等他了。
正当两个女人背对着芳汀的床窃窃私语，芳汀爬起来跪在床上，两只痉挛的拳头撑在枕头上，脑袋伸出床帏去听。突然她喊道：“你们在谈马德兰先生吗？你们为什么低声说话？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不来？”
她们惊慌地回过身来。
“回答呀！”芳汀喊道。
“我的孩子，”嬷嬷说，“安静下来，躺到床上去。”
女仆连忙在修女的耳畔说：“就说他在开市议会，忙得很。”
森普利斯嬷嬷微微脸红。女仆觉得对病人说出真相，无疑是给她最可怕的打击。嬷嬷短暂思考了一下，她向芳汀抬起平静而忧郁的目光，说道：“市长先生出发了。”
芳汀的眼睛马上闪烁发光，从未有过的喜悦绽开在痛苦的脸容上。
“出发了！”她喊道，“他去找柯赛特了！”
然后她伸出双手，开始低声祈祷。
祈祷结束后，她说：“嬷嬷，我刚才很凶，请您原谅我这样大声，大声说话很不好。但是我非常高兴，天主是仁慈的，马德兰先生是仁慈的，他去找我的小柯赛特了。”
“我的孩子，”嬷嬷说，“现在好好休息，别再说话了，好吗？”
“噢！市长先生出发了，他多好啊！天气很冷，他至少应该穿上大衣吧？明天他就会回来的，对吧？明天就像过节，明天早上，嬷嬷，你要提醒我戴上有花边的小便帽。蒙费梅是个小地方，对我来说路很远，但马车却走得很快！明天他会带柯赛特回来。这儿离蒙费梅有多远？嬷嬷。”
嬷嬷对距离没有任何概念，回答说：“噢！我相信明天他们会回到这里。”
“明天！明天！”芳汀说，“明天我就会看到柯赛特！天主的好嬷嬷，我没有病了，我发狂了，只要有人愿意，我会跳舞！”
谁要是在一刻钟之前见过她对此会莫名其妙。现在她变得满脸红光，说话的声调热烈而自然，她整个脸笑嘻嘻的。
“嗨！”修女说，“您多高兴啊，听我的话，别再说话了。”
嬷嬷拉上床帏，希望她小睡一会儿。
七点和八点之间，医生来了，听不到任何声响。医生以为芳汀睡了，他轻轻地走了进来，踮起脚尖走到床边，撩开床帏，借着灯光，看到芳汀睁着大眼睛正平静地望着他。
她对他说：“医生，会让她睡在我床边的小床上，对吗？”
医生以为她在说胡话，他把森普利斯嬷嬷拉到一边。她向他解释说，马德兰先生要离开一两天，病人以为市长先生去找柯赛特了，大家都没有把握，也就不向她说破。医生表示赞同，说出真相可能对病人不利。
他又走近芳汀的床边，她说：“知道吗？早上，我会向这可怜的小猫咪说早安。晚上，我先不睡，听着她睡着，她的呼吸轻微，会让我舒服。”
“把您的手伸给我。”医生说。
她伸出手臂笑着大声说；“啊！瞧！确实是真的，您不知道！我痊愈了，柯赛特明天就到！”
医生非常吃惊，她好多了，气闷微乎其微，脉搏跳得有力，一种突然恢复的生命力使这个可怜的濒危女人又有了活力。
离开时，他对嬷嬷说：“情况好些了，如果运气好，市长先生明天真的带着孩子回来，不过谁知道呢？我深知她病入膏肓，不过一切神秘莫测！也许我们能救活她。”
晚上八点，马德兰先生来到了阿拉斯。
他不熟悉阿拉斯，问了市民，因为法院正在修缮。按照市民指点，他来到了暂时在省政厅开庭的大厅里，里面有许多人，人群中混杂着穿袍子的律师，人们在小声交谈。
他问了一个律师，了解了正在审理的案子正是尚马蒂厄的案子，现在是休庭。
他走近好几群人，听他们在说什么。现在审的是苦役犯、累犯、“二进宫”。这个人偷了苹果，不过看来证据不足，已证实的是，他在土伦服过苦役，这就使他的案子情节加重了。审问已经结束，还有律师辩护和检察院提出公诉，证人要陈述，午夜之前结束不了，这个人看来要判刑。他断断续续听到这些。
一个执达吏站在进入刑事法庭的门口，马德兰先生说尽了好话要进去，但是不管他怎么说，执达吏都不让他进去。
他慢慢地想着办法。突然，他解开礼服，掏出皮夹，取出铅笔，撕下一张纸，借着灯光，迅速在纸上写下这行字：“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然后他径直走向执达吏，威严地对他说：
“请把这个交给庭长先生。”
蒙特勒伊市长这样闻名遐迩，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七年来，他的美名遍及他的城市以外两三个邻近的省，蒙特勒伊区的一百四十一个村镇，没有一个不受到他的恩惠。
杜埃王家法院推事主持这次阿拉斯的刑事法庭，他像大家一样熟悉这个如雷贯耳和人人敬重的名字。庭长看了那张纸条以后，做了一个尊敬的动作，抓住一支笔，在字条下面写了几个字交还执达吏，对他说：“请他进来。”
马德兰先生打开纸条，他看到：“刑事法庭庭长向马德兰先生表示敬意。”
他跟在执达吏后面进了一间有护壁板的办公室里，耳朵里还想着执达吏刚才离开时的话：“先生，现在您在会议室，您只要转动这扇门的铜把手，就会进入法庭。来到庭长先生的扶手椅后面。”
他独自一人，最后一刻来到了。他想集中精力，却办不到。他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被破马车的颠簸弄得筋疲力尽，但他并没有感到，他似乎一无所感。他想着芳汀和柯赛特。
他一面想一面回过身来，目光起先是平静的，停留在门上，盯住铜把手，然后变得惊惶、呆定，逐渐恐慌不安。他离开那个房间，来到外面，那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他在走廊里跑了好几个拐弯，又倾听一下，一刻钟就这样过去了。他徐徐地走，好像心劳神疲，似乎有人在他逃跑时抓住了他，把他领回来。
他回到会议室，突然，他也不知怎么回事，来到门边痉挛地抓住铜把手，门开了，他步入法庭。
他跨了一步，机械地关上身后的门，站在那里，人群中没有人注意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庭长左侧的一条木长凳上。好几支蜡烛照亮这张长凳，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人夹在两个法警中间。
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他相信看到了自己，自己变老了，那绝对不是面孔相像，而是姿态和外貌惟妙惟肖。他的头发乱蓬蓬，眼珠是浅黄褐色的，忐忑不安，身穿罩衣，活像那天他进入迪涅时的模样。
他打了个寒战，暗忖道：我的天！这真是我吗？我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这人看来至少六十岁，他有着难以形容的粗野、愚蠢和惊惶，他冉·阿让当初不就是这副神态吗？
命运的恶作剧使他所有的神经都颤动起来，几乎令他发狂，这是另一个他在那里！要接受判决的这个人，人人都叫他冉·阿让。
他寻找沙威，但是现场没有看见他。
被告的律师正好宣读完辩护词。
这个人是一个流浪汉，在地里被人抓住时，揣着一根长满熟苹果的树枝。这个人是谁？经过调查，证人刚做完证词，他们的说法一致。起诉书指出：“我们抓住的不仅是一个偷苹果的人、一个偷农产品的人；我们抓到的是一个强盗，一个潜逃的累犯，一个以前的苦役犯，一个极其危险的大坏蛋，一个名叫冉·阿让的坏人，司法当局缉拿已久。八年前，他从土伦苦役监出来，就持械在大路上抢劫了一个叫热尔维的孩子，窃取了孩子的四十苏，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他还犯下新的偷窃罪，在迪涅主教大人家偷窃银器，构成累犯。先判新案，再判旧案。”面对这个指控，面对证人的众口一词，被告显得非常惊讶。他摇头摆手，表示否认，或者望着天花板。他说话吞吞吐吐，回答欲言又止，不过他从头到脚都在否认。
律师辩护得相当出色，他先以解释偷苹果开始。
律师认为，偷苹果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作为辩护人，他坚持称他的委托人为尚马蒂厄而不叫冉·阿让，没有人看到尚马蒂厄越墙而过，折断树枝。抓住尚马蒂厄的时候，他拿着这根树枝，他说是在地上看到然后捡起来的。反证又在哪里呢？无疑有人爬墙而过，偷折了这根树枝，后来惊慌失措的贼把树枝扔在那里。显然是有一个贼，但有什么事实证明这个贼就是尚马蒂厄呢？只有一件事，他以前是苦役犯。律师不否认，这个身份不幸得到证实，因为四个证人毫不犹豫地、确切地认出尚马蒂厄就是苦役犯冉·阿让。对于这些指控，这些证词，律师只能以他的委托人的否认来反驳。但是，这个所谓的冉·阿让却辩护得很差，他明显愚蠢，因为常年待在苦役监，出狱后又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使他的思维变得鲁钝。那么，是否就有理由给他判罪呢？律师下结论时请求陪审团和法庭，如果他们认为冉·阿让的身份是显而易见的，那也该判处潜逃罪，而不是按累犯的苦役犯来严惩。
代理检察长站起来，他反驳辩护律师：“这个人是流浪汉、乞丐，没有谋生手段。受过去生活的影响，他惯于犯罪，在苦役监待过，屡教不改，对小热尔维的犯罪就是证明。这样一个人在大路上公然抢劫，越墙而过才走几步路，手里还拿着偷来的东西，却否认当场犯罪、偷窃、爬墙，统统矢口否认，连名字也否认，连身份也否认！且不说上百条其他的证据，四个证人认出是他，沙威，正直的警官沙威，还有三个他以前的犯罪伙伴，苦役犯布勒维、什尼迪厄和柯什帕伊。对他惊人的一致指控，他反驳得了吗？可是他还是否认，多么顽固不化！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会主持正义的！”
代理检察长讲话时，被告冉·阿让张大了嘴听着，十分吃惊，不时慢慢地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摇摇头，从辩论一开始，他就只有这种忧郁的、无言的抗议。
结束辩论的时刻到了，厅长叫被告站起来，向他提出照例的问题：“您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那人站着，手里揉着一顶难看的帽子，好像没听见。
庭长重复了同样的问题。
这回，那人听到了，他好像明白过来。突然，他盯住代理检察长。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话语从他嘴里互相撞击，好像同时挤在一起，夺路而出，他说：“我有话要说。我在巴黎当过车匠，这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冬天要拍打手臂取暖，路上有冰的时候摆弄机器，冻得真够受的。干这种行当年纪轻轻就显老，我五十三岁，吃了不少苦。我一天只挣三十苏，我有个女儿，在河边洗衣服，也能挣点钱，我们父女俩还凑合过。我的女儿也受够了罪，整天半个身体泡在洗衣桶里，不管下雨、下雪，还是寒风割脸的季节，结冰的时候仍然照旧洗衣，如果不洗，就要丢掉饭碗，但是后来她的丈夫打她，她死了。我说的是实话。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啊！是的，打听一下！不过既然你们提到巴鲁先生，到巴鲁先生家去看看吧。说完这些，我不知道别人还想要我说什么。”
这个人住了声，听众爆发出笑声。他望着听众，看到大家笑，并不明白，自己也笑了起来。
这情景很悲怆。
庭长是个细心和善良的人，他请被告注意听好他要说的话：“必须考虑您现在的处境，这将会给您带来致命的后果。所以被告，从您的利益出发，我最后一次督促您，您要很清楚地解释两件事：第一，您有没有越过皮埃龙果园的围墙，折断树枝，偷窃苹果——就是说犯下越墙偷窃罪？第二，您是不是开释的苦役犯冉·阿让？”
被告摇了摇头，就像他完全明白，知道要回答什么，他张开嘴，转向庭长说：“首先……”
然后他瞧着他的帽子，望着天花板，又一声不吭了。
“被告，”代理检察长用严厉的声音对他说，“注意，您在答非所问，您局促不安的样子说明您有罪。显然，您不叫尚马蒂厄，您叫冉·阿让，您隐姓埋名，您生在法弗罗尔，在那里当树枝修剪工。显然，您越墙而过，偷了苹果。陪审团先生会做出判断的。”
被告本来已经坐下了，但是，在代理检察长说完以后，他猛地站起来，大声说：“您太凶狠了，这就是我本想说的话。我根本没偷，我那天从埃利过来，在地里找到一根折断的树枝，枝上有苹果，我捡起树枝，却不知道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我没有偷，我在地上捡了本来就有的东西。你们说冉·阿让！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在济贫院大街的巴鲁先生那里干过活，我叫尚马蒂厄，我没干过苦役，干吗大家发狂似的缠着我，硬是叫我冉·阿让呢？”
但是代理检察长不肯放过他。他宣读了沙威警官的证词：“‘我完全认识他，这个人不叫尚马蒂厄，他以前是非常凶恶和臭名远扬的苦役犯，名叫冉·阿让。他犯了加重情节的盗窃罪，服了十九年的苦役，他有五六次企图越狱的经历。除了抢劫小热尔维和偷窃苹果，我还怀疑他在已故的迪涅主教大人家偷窃过。我在土伦苦役监担任副监狱长时，经常见到他。我再说一遍，我完全认识他——冉·阿让。’”
这斩钉截铁的证词，看来让听众和陪审团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代理检察长结束时强调，尽管沙威有事退庭先走了，但是还有三个证人要重新作证。庭长将一张传票交给执达吏，过了一会儿，证人室的门打开了，犯人布勒维被带了进来，他看了看被告，指证被告就是土伦苦役监的犯人冉·阿让。
接着，什尼迪厄带了上来，认出被告和自己拴在一根铁链上有五年。
最后，执达吏把柯什帕伊带了上来，他直接就说：“这是冉·阿让，他力大无穷，大家管他叫‘千斤顶’。”
这三个人的指证，每次都在听众中引起一阵不利于被告的喃喃声。被告满脸惊讶地听着，脑袋还是转不过弯来，他怎么又叫冉·阿让？
听众中爆发出一阵喧哗，几乎波及陪审团，显然，这个人完了。
“执达吏，”庭长说，“让大家肃静。我就要宣布辩论结束。”
这时，庭长旁边一阵骚动，只听见一个声音叫道：“布勒维、什尼迪厄、柯什帕伊！朝这边看！”
这声音非常凄惨可怕，听到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大家目光全都转向声音发出的地方。坐在法庭后面贵宾席上的一个人刚刚站起身来，推开分隔审判席和法庭的栅栏门，站在大厅中间。庭长、代理检察长，以及许多人都认出他，一起喊出来：“马德兰先生！”
确实是马德兰。
他脸色非常苍白，微微颤抖着。他的头发在他到达阿拉斯时还是花白的，现在已经完全变白了——他来到这里才一小时。
所有人都还来不及开口，他就朝三个犯人走去。
“你们认不出我吗？”他说。
这三个人都呆住了，摇了摇头表示根本不认识。马德兰先生转向陪审团和法庭，用柔和的声音说：“各位陪审团先生，请释放被告吧。庭长先生，把我抓起来，你们寻找的人不是他，而是我，我才是真正的冉·阿让。”
人人都屏息静气，在第一声惊愕爆发之后，接着而来的是死一般的沉默。
马德兰先生说：“释放这个人吧，我才是这个不幸的罪犯冉·阿让，我隐姓埋名，我成了富翁，我当了市长，我想回到正直的人当中。但是办不到。有朝一日大家会知道；我偷过主教大人的东西。不错，我偷过小热尔维的东西；不错，冉·阿让曾经是一个非常凶狠的坏家伙，也许错不全在他。听着，各位审判官先生，一个像我这样堕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指责上天的，也没有什么要告诫社会的。但是，要知道，我想摆脱的卑鄙无耻，是损人利己的东西。苦役制造苦役犯，我曾经是愚蠢的人，后来变得凶狠；我曾经是块木柴，后来变成焦炭。严厉的法律毁了我，后来宽恕和仁慈又救了我。把我抓起来吧！代理检察长先生，您不相信我说的话，这确实令人苦恼。但是，你们至少不要判决这个人！否则你们会判错的。什么！他们几个人认不出我？！我希望沙威在这里。他认得出我！”
这番话的声调是那样悲哀、宽容和凄切。
接着，他还说出和那三个苦役犯关在一起时的情节，和他们三人的一些个人情况，说得完全正确，三个苦役犯全都点头称是。
大家盯着看冉·阿让，他的行动熠熠闪光。这个人的出现足以照亮刚才还十分模糊的案子，让人一眼就明白这个故事简单又壮美，这个人献身是为了不让另一个人无辜地被判有罪。
“我不想更多打扰法庭，”冉·阿让又说，“既然不逮捕我，我就走了。我有几件事要办。代理检察长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到哪里去，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逮捕我。”
他朝门口走去，没有谁发出声音，没有人伸出手臂去阻拦他。大家让开道，这时，有一种难以名之的神圣使得人群后退，对一个人夹道相送。
来到门口，他回过身来说：“代理检察长先生，我听候您的处置。”
然后他对听众说：“你们大家感到我值得怜悯，是吗？我的天！我想到我这样做，完全是值得羡慕的，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但我宁愿这一切不会发生。”他走了出去。
不到一小时，陪审团决定撤销对尚马蒂厄的一切控告，尚马蒂厄当庭获释。他目瞪口呆地走了，他还以为大家都疯了，对这个场面始终大惑不解。
第八卷 影响
天渐渐亮了。芳汀一夜发烧和失眠，不过满脑子却是幸福的图景。早上，她睡着了，看护她的森普利斯嬷嬷趁她睡着，去准备新药。在诊所的实验室，她俯身向着药物和药瓶，突然，她回过头来，轻轻叫了一声。因为，她看见马德兰先生已经站在她面前，他刚刚悄无声息地进来了。
“是您，市长先生！”她大声说。
他低声问：“这个可怜的女人情况怎样？”
嬷嬷就向他解释了发生的事，昨天芳汀情况很糟，但现在她好多了，因为她以为市长先生到蒙费梅去找她的女儿了。嬷嬷不敢问市长先生，但她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根本不是从那儿回来的。
“市长先生，”嬷嬷问，“她见到了您，但是没看见她的孩子，我们对她说什么呢？”
他沉吟了一下。
“天主会启示我们的。”他说。
“可是不能说谎。”嬷嬷小声说。
“我的天，”嬷嬷又叫了起来，“您出了什么事啦？您的头发怎么全白了！”
“是的，白了。”他说。
嬷嬷在这一切中看到不可名状的东西，感到浑身冰凉。
他问：“我能见她吗？”
“如果她一直没有看到市长，”嬷嬷胆怯地建议，“她就不会知道市长回来，她就会耐心等待，事情就容易些。”
但是马德兰先生好像考虑了一下，然后庄重地说：“不。嬷嬷，我必须见她，我也许时间紧迫。”
她垂下目光，压低声音恭敬地说：“这样的话，她在休息，但市长先生可以进去。”
他走到她床边——嬷嬷没有同他一起进来，他的手指按在嘴唇上，仿佛房里有人，要让那人不出声。
她睁开眼睛，看到了市长，含着笑平静地说：“柯赛特呢？”
她继续说：“我已知道您在这儿，因为我早就看见您了，我整夜用目光跟踪着您。您处在光轮中，周围是各方神灵。可是，请告诉我，柯赛特在哪里？为什么不把她放在我的床上呢？”
幸亏医生闻讯赶来，他来解马德兰先生的围。
医生说：“安静下来，您的孩子在那边呢。”
“噢！”她叫道，“快把她抱到我这里来吧！”
芳汀的眼睛闪闪发光，神采奕奕，她双手合十。母亲动人的幻想啊！柯赛特对她来说始终是大人抱着的婴儿。
“还不行！”医生说，“现在不行，您还有一点热度。看到您的孩子您会激动的，这对您的病情不好。您首先要治好病。”
她急切地打断了医生的话：“但是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就想看看我的孩子。医生先生，我请您原谅，以前我不是像刚才那样说话的。我遇到那么多不幸，以至于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我明白，您怕我激动，我就等到您同意。但我向您发誓，看见我的女儿，我会温柔地对她说话。真是这样，人家市长特意到蒙费梅去找我的孩子，我又很想看见她，难道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我现在没有发热了，病好了，但是我会装得像生病一样。为了让这里的嬷嬷高兴，我不会乱动。”
马德兰先生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她转向他，尽管努力克制自己，她还是禁不住向马德兰先生提出千百个问题。
“您这次旅行顺利吧，市长先生？您替我去找我的孩子，真是太好了！不过请告诉我，她身体好吗？泰纳迪埃夫妇给她穿得干净吗？给她吃得好吧？她路上吃得消吗？唉！她会认不得我了，她早就把我忘了，可怜的小宝贝！孩子们没记性，就像小鸟一样，今天看到一样东西，明天看到另一样东西。市长先生，您觉得她漂亮吗？您坐在驿车里，大概感到很冷吧？不能把她领来一小会，随后马上把她领回去吗？说呀！市长先生，只要您愿意，您可以做主的！”
他捏住她的手：“柯赛特很漂亮，身体很好，您马上会看到她，您说得太急了，这会引起您咳嗽。”
果然，一阵咳嗽几乎打断了芳汀说话。
芳汀不抱怨了，她开始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蒙费梅相当美，是吗？夏天，有人到那里去消闲，泰纳迪埃夫妇生意兴隆吧？”
马德兰先生始终拉着她的手，忧虑不安地瞧着她。
突然芳汀叫了起来：“我听到她了！我的天！我听到她的声音了！”
有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这是看门女人或者某个女工的孩子，芳汀听到的正是这个小女孩在唱歌。
“噢！”她又说，“是我的柯赛特！我听出是她的声音！”
孩子走开了，声音消失了，芳汀还听了一会儿，然后她的脸阴沉下来，马德兰先生听到她低声说：“这个医生真凶，不让我看我的女儿！”
但是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我们会多么幸福啊！我们首先有一个小花园！马德兰先生答应过我，我的女儿会在花园里玩耍。眼下她大概识字了，我会教她拼写。她会在草丛里追蝴蝶，我看着她玩耍。”
她开始笑起来，眼前好像真的看到了女儿在玩耍。
马德兰先生松开了芳汀的手，他听到这些话，难过得只能陷入沉思。
她突然不再说话了，她大惊失色，眼睛由于恐惧而睁大了，一只手向马德兰先生示意往后看。马德兰先生回过身来，看到沙威。
沙威怎么会来到这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尚马蒂厄被开释，然而，代理检察长需要有一个冉·阿让交差，没有了尚马蒂厄，他就抓马德兰。尽管庭长是个好人，但是他没什么异议，司法必须运转，因此发出了逮捕令。
代理检察长专门派人快马加鞭，把逮捕令送到蒙特勒伊，由沙威执行逮捕冉·阿让。
专使将逮捕令和押解令交到沙威的手上时，他刚起床。
专使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干练的警官，三言两语就让沙威了解到在阿拉斯发生的事。逮捕令是这样写的：“警官沙威速将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逮捕，在今天的法庭上，他已承认是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冉·阿让。”
沙威在穿衣服时，衣领的搭扣都搭歪了，心中必定非常激动，甚至可以把这种激动称为内心地震。原来，他原来并没有认错，马德兰就是苦役犯冉·阿让！
沙威来到芳汀的房门口，已经站了一分钟左右，没人注意到他。突然，芳汀抬起目光，看到了他，这才让马德兰先生回过身去看。
当马德拉与沙威的目光相遇时，沙威纹丝不动，凶相毕露，任何一种人类的表情也比不上这种快意更可怕。
这副相貌恰如一个魔鬼刚捉回下地狱的人。
确信现在终于抓到了冉·阿让，使他所思所想全表现在脸上。他心底的沉渣泛起，认错了尚马蒂厄，他由此感到耻辱；但他起先猜得那么准，说明长久以来的本能是准确的，这种得意使耻辱感又消失了。沙威的兴奋在他不可一世的姿态中爆发出来。得意洋洋的丑态，在这狭窄的脑门上绽开，荡满了那副心满意足的嘴脸。
芳汀以为沙威又来找她麻烦了，她忍受不了这副凶相，双手掩住脸，慌张地喊道：“马德兰先生，救救我！”
冉·阿让——我们今后不再用别的名字称呼他——站了起来，他用最柔和、最平静的声音对芳汀说：“放心吧。他不是冲您来的。”
然后他对沙威说：“我知道您的来意。”
沙威回答：“好啊，那就快走！”
听到沙威的叫声，芳汀又睁开眼睛，但市长先生在这里，她怕什么呢？
沙威走到房间中央，叫道：“喂！你走不走？”
不幸的女人环顾四周，只有修女和市长先生。这样用轻蔑的你来称呼，会是对谁呢？只能是她，她不寒而栗起来。
这时，她看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竟是这样匪夷所思。她看到沙威抓住市长的领子，她看到市长低下头来！她觉得世界分崩离析了，她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市长先生！”芳汀喊道。
沙威哈哈大笑，这种狞笑使他露出满口牙齿。“这里没有市长先生！”
冉·阿让并不想推开那只抓住他的礼服衣领的手。他只是说：“沙威……”
沙威打断了他：“叫我警官先生。”
“先生，”冉·阿让又说，“请让我跟您单独说句话。”
“大声说！大声说话！”沙威回答，“跟我大声说话！”
冉·阿让继续低声说：“我有件事想求您……”
“我跟你说，大声说话。”
冉·阿让转向他，说得很快，声音很低：“请给我三天时间！用三天时间去找这个不幸女人的孩子！我来付所需费用，要是您愿意，可以陪我去。”
“你开什么玩笑！”沙威叫道，“居然有这种事！我原来以为你聪明！你要我给你三天时间逃跑！你说是为了去找这个妓女的孩子！哈哈！很好！好得很！”
芳汀颤抖了一下。
“我的孩子！”她叫道，“找我的孩子！她不在这里吗？嬷嬷，请回答我，柯赛特在哪里？我要我的孩子！马德兰先生！市长先生！”
沙威跺跺脚。
“现在又来一个！住嘴！坏女人！在这个鬼地方，苦役犯能当行政长官，妓女能像伯爵夫人一样受到照顾！嗨！一切就要改变啦，是时候啦！”
他盯住芳汀，又一把抓住冉·阿让的领带、衬衫和衣领：“我对你说，他不是马德兰先生，他也不是什么市长先生。他是一个贼，一个强盗，一个名叫冉·阿让的苦役犯！我抓住的就是他！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芳汀蓦地坐起来，撑在僵直的手臂和两只手上。她瞧着冉·阿让，瞧着沙威，再瞧瞧修女。她张开嘴想说话，但从喉咙底下发出一下嘶哑的喘气声，牙齿咯咯作响。她惊慌地伸出手臂，痉挛地张开手，好像在周围寻找一个落水的人。突然，她一下瘫倒在枕头上，脑袋撞上床头，又弹回胸前，嘴巴张开，眼睛睁大，黯然无光。
她死了。
冉·阿让挣脱沙威抓住他的手，对沙威说：“你杀死了这个女人！”
“拉倒吧！”沙威愤怒地叫道，“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你讲道理的。废话少说，警察就在下面。马上走，否则给你上拇指铐啦！”
房间的墙角有一张破破烂烂的旧铁床，冉·阿让向这张床走过去，一眨眼工夫就把床头拆了下来，他一把抓住床架，盯住沙威。
沙威退向门口。
冉·阿让握着铁杆，慢慢走向芳汀的床前，他回过身来，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沙威说：“我劝您这会儿不要打扰我。”
毋庸置疑的是，沙威吓得瑟瑟发抖。
他想去叫警察，又怕冉·阿让趁机逃走，因此他决定留下来，抓住自己拐杖小的一端，靠在门框上，目光不离冉·阿让。
冉·阿让将芳汀的头捧在手里，低声对她说话。他对她说了什么呢？他这个被社会排斥的人，能对这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说些什么呢？世上没人听到，死去的女人听到了吗？
芳汀的脸此刻竟奇异地光彩奕奕。
沙威把冉·阿让投入了市监狱。
逮捕马德兰先生在蒙特勒伊引起了轰动。只因“他曾是个苦役犯”这句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不到两小时，他做过的好事全被人遗忘了。话还得说回来，大家还不了解阿拉斯事件的详情。
就这样，那个叫马德兰先生的幽灵，在蒙特勒伊消失了。全城只有三四个人还始终记得他，伺候他的看门老女人属于其中之一。
晚上，只有两个修女嬷嬷森普利斯和佩尔培图为芳汀守灵。
每天晚上马德兰先生回来时，看门女人要做的事今晚她照例在做，直到两个小时之后，她才如梦初醒，马德兰先生已被抓走了。
这时，门房的玻璃窗被一个人打开了，看门女人怔住了：这人是马德兰先生。
“我的天，市长先生，”她终于叫道，“我以为您……”
她止住了。但是他说出了她的想法：“在监狱里。我砸断了一扇窗的护条，从屋顶上滚下来，来到这里。我上楼到房间去，你给我去找森普利斯嬷嬷，她大概正守在那个可怜的女人旁边。”
老女人赶紧去找嬷嬷。
他快速地整理一切——他越狱出来，时间紧急。
一会儿嬷嬷来了，他先把他刚才写的纸条递给嬷嬷说：“嬷嬷，您把这个交给本堂神父先生，您可以看。”
她读道：“我请本堂神父先生照看我留下的一切。他可以用来支付我的案件和今天去世的这个女人的丧葬费用，其余的捐给穷人。”
嬷嬷问他：“市长先生不想再看一眼那不幸的女人吗？”
“不必了，”他说，“人家在追捕我，会在她的房间里抓住我，这会打扰她的。”
他刚说完，楼梯里就响成了一片。上楼杂沓的脚步声停下了，看门女人发出尽可能高和尽可能尖的声音说：“仁慈的先生，我向您发誓，整个白天和整个晚上都没有人进来过，我甚至没有离开过房门！”
有个人说：“可是这间房里怎么有灯光？”
那是沙威的声音。
房门的结构是，门一打开会遮住右墙角。冉·阿让吹灭了蜡烛，躲在这个角落里。
森普利斯嬷嬷跪在桌旁。
门打开了，沙威走了进来。
传来好几个人的细语声和看门女人在走廊里的抗议声。
修女没有抬起眼睛，她在祈祷。
沙威看到了嬷嬷，一言不发地止住了脚步。
森普利斯嬷嬷平生没有说过谎，沙威知道这一点，因此特别尊敬她。
“嬷嬷，这个房间里就您一个人吗？”
嬷嬷抬起眼睛回答：“是的。”
“既然这样，”沙威又说，“如果我坚持再问，请原谅我，这是我的责任，今晚您见过一个人，一个男人吗？他越狱了，我们在缉拿他，这个人叫冉·阿让，您没有见过他吗？”
嬷嬷回答：“没有。”
她说谎了，连续说了两次慌，一下接一下，毫不犹豫，十分迅速。
“对不起。”沙威说，他深深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一个小时后，有一个人穿过树木和雾气，从蒙特勒伊大步流星走向巴黎。
本堂神父把冉·阿让留下来的钱尽量给了穷人，也许是做对了。说到底，牵涉到谁呢？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妓女，因此，他草草地埋葬了芳汀，压缩到最低限度，埋入公墓里。幸亏天主知道在哪里招魂。芳汀长眠于黑暗中，她的坟墓就像她的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