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和大战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如何影响人的世界观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其中，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而言，有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塑造着理论思考。一是现实世界总是不断提出新议题；二是同一传统内部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判定不同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学科的影响；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影响，有助于指明国际关系学的新方向，进而有助于丰富对国际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由于上述三大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论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也不可能止步不前，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面对新的议题，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产生新的洞见，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去继续探求。”[2]而对于国务活动家们而言，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在论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和对外政策时，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曾指出，最应当谴责的，是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对外交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理解不透彻，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theoretical foundation）来支撑其对外行为。[3]为此，凯南在美国外交部门多年的官方任职结束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制定美国在二战后的困难岁月里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为此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问题，而概念就是政策的理论对应物。[4]可见，在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和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陆续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个人认为，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理论建构，至少应辨识清楚以下三大问题：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与学者群体的功能定位与主要贡献；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思考中国的世纪性国家大战略缔造问题。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国际风云的激荡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越来越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宏大抱负的过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理论上，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亦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5]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需要一项世纪性国家大战略，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较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该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辨识它们为中国提供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6]
换言之，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知识（特别是国际关系和大战略方面的学术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它与大战略实践（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政策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论。第三世界是正在发展还是欠发达？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当今各国是更倾向于彼此合作还是竞争？单靠事实本身是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理论的帮助。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理论以某些价值为基础，通常也包括我们想要世界如何的愿景。”[7]当然，就治国方略来说，我们必须熟知的战略理论知识有一项基本的内在要求，那就是：需要将国家的战略必需转化为一般性概念，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政的一般性知识，以此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使之为中长期的大战略目标服务。
就大战略研究而言，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明晰地进行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着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8]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相互之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9]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然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计算、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同等的关注——如果计算变得比被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较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10]可见，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需要明了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次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
基于上述理念，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时，尤其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一部分条件，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这一现实镜像，不做“挑战者”。
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当今时代，国际问题研究不仅需要深刻关切外部环境对一国国内事务的影响，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11]显然，只有大战略才能在确保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同时，眼光长远地认识到提供公益即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是一国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在21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国际贡献。用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12]
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1）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2）保持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3）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这一目标且无损国内长远利益；（4）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13]换言之，在大战略理论思考和建构时，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动态平衡的过程。
四是必须彰显“中国梦”的未来指向。“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14]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指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求当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国梦”。
二、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决策者群体
关于一国的理论指导，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15]毫无疑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用以指导国家世纪性崛起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是且首先应当是国家决策者群体的战略思想及其集体智慧，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20世纪下半期，在世界各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几经外交格局大调整的国家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大国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除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与中国的内部变化有关。”结果是，“在从新生的革命国家向成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在不断发展，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同现存世界的关系在不断改变。”[16]显然，中国大战略理论思考的决策者群体，首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战略思考至今仍然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正是在这一格局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而开始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根本上摆脱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列强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屈辱命运，维护和确保中国独立自主和作为东亚大国的地位。显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甚至是武力较量，而这恰恰是对中国人民是否真正站立起来了的考验。在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深深懂得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地揭示了实力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弱国无外交”。对此，周恩来总理有过这样一番论述：“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反对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但和这些人打交道，必须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侮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17]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对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要有所准备。要和平只能不怕战争，备战才能制止战争，止戈为武，以战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他强调，只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做了充分准备，必要时敢于同它们在战场上较量，并赢得胜利，和平才可能被争取到手。[18]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思想，中国一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一面敢于以战争来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严重干涉和侵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有“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和“一条线、一大片”等鲜明中国话语色彩的战略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并提出了“三个世界”格局理论，以塑造大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则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指出：“世界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19]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20]不仅如此，这种革命还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次成功的革命性尝试。在世界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是这场革命的世界性意义。[21]与改革开放事业相伴生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真正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2]的大战略思想主张。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所概括的，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大阶段我国的国际战略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是更有重大区别，其间实现了战略的大转变。”其中，“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最大变化是把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改变为由我为表率的世界和平发展论”。[23]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业。[24]正是这场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中国，而改变中的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25]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务活动家们需要重点探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大趋势，认清后冷战时代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包括物质和心理方面的特质。所以，在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尽管具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但同时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而催生中国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的一大缘由，无疑应主要归因于中国的世纪性崛起。早在20世纪末，《巨龙》一书的作者就指出：“在我们看来，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经济。在下个世纪的前半期，中国将在任何意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上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日益崛起。”[26]
结果，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21世纪？对此，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是：“和谐世界”。2006年4月，在“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中国外交部领导详细阐述了中国所主张的“和谐世界”的内涵：“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27]
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详细阐释了中国政府的基本国际态度，即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他特别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28]当然，要实现“和谐世界”这一伟大梦想，前提之一必须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9]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同时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富裕、社会公正、国家发展、世界和平的基本目标”。[30]而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亦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其核心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很显然，中国战略思想上的优势足以让她自豪。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战略思考更显深入，注重通过优化外在环境，为和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创造有利条件。”[31]而美国大战略理论家保罗·肯尼迪也认为，虽然中国可能是大国中战略地位最差的，但在大战略的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都强，更不用说西欧了。[32]其中，就新时代中国的大战略而言，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言而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33]实际上，在探究中国21世纪前期对外战略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依据领导人的思想及其论述来求得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三、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学者群体
对各国政治家来说，要处理国家面临的多种多样的当代挑战可谓责任重大且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根本安全不受损害，决策者们需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以此思考和设想本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但问题是，“第一，那些介入战略缔造的人，不管是国务活动家还是军队领导，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全的世界上。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除了在最笼统的意义上，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了解也往往有欠缺。第二，环境经常迫使他们在最为紧张的压力下工作。当发生危机时，他们极少有时间来思索和反省。于是，他们常常集中于狭窄有限的问题，而不关注大的、长期的抉择……大多数人只是对事态作反应，而非塑造事态，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34]对此，加迪斯指出，我们需要从目前心无旁骛的关注点折回去，从长远的历史趋势——把我们带至现有位置的历史趋势——出发，去认真思考。[35]
对于一国的大战略而言，“没有长远的眼界到头来就只是应付事态，而不是塑造事态”。[36]正是因为大战略缔造与实施对于宏大眼界和把握长远趋势能力的特有要求，学者群体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不仅如此，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和国际关系实践之间，有着不言自明的天然联系，且重要的理论观点都附有经验性的阐释，以揭示理论和实际事件（包括历史与当今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尽管这种关联性决定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导向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和融洽的。可见，学者群体的理论贡献不仅有其内在必需，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群体的理论探究，著名学者王缉思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就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因此，观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就是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37]当然，对于学者们来说，“不管其复杂性如何，一项范式必须植根于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关于我们希望促成并且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世界的想象，对我们国家利益和理想目标的健全的认识，对危及这些目标之保护和促进的那些威胁的觉察，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权势和其他强国——无论其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的权势局限性之现实主义的理解”。[38]
就当今中国的崛起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意义尽管毋庸置疑，但其局限也不言自明。这是因为，在学术意义上，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不同流派不能以“对”或“错”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们都只代表着关于世界政治的不同见解。在《谁的世界秩序：不平衡的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编者曾自问自答地说：“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关系学论战的中心议题。但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指引我们回答问题并寻找答案。”[39]
面对这种两难，作为学者群体又该如何去建构中国崛起所需的理论呢？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E.H.卡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曾指出：“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和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40]所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而且尤其有助于培养大战略意识。
那么，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经验有哪些呢？一位研究者做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转变一般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中国尚不具备干预这类转换的能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必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发制人。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大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这类因素支配；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41]
结果毫不奇怪，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学者群体理论建构的首要切入点，便是关于多极化趋势的学理解读。换言之，在学者们眼中，多极化趋势的终极政治意义在于：21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能为中国提供一次真正崛起的机会。当然，在战略机遇期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的困扰。鉴于此，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第二，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将不会很快改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基本战略不能变，即邓小平同志讲的，除非打世界大战，否则我们横下心来发展自己的决定不能变；第三，要恰当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中特别是要不当头，不把自己摆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的位置上；第四，要有所作为，以不失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本质；第五，在外交策略上，要坚持发展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在进行理论思考时，学者们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各异。在已有的诸多成果中，既有大理论，又有中观和微观理论；既有纯理论范式的探究，又有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既有对西方成果的引入和解读，又有挖掘中国特色理论的有力尝试。尽管学者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认识差异，但在下述三个方面却有着基本的共识：
一是渴望从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理论认知高度，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这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指出：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尽管“禅让”并不意味着没有非武力型的斗争和冲突；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革原有的国际体制。[42]显然，这类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明示了探究中国21世纪外交战略选择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即作为非西方新兴强国的中国，如何处理好与现世界秩序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大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这类研究深深触动了中国学者此刻的关怀，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学术争鸣。
二是从制度和认知出发，考察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如何用好现有的国际规则。有研究认为，大体上可以把国际规则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管理、技术、规格等“工艺性”层面；二是体制性和机制性层面，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和安全有关的国际规则；三是与人文背景、民族心理或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些国际规范，如人权。对于这些国际规则，中国对其的了解和接受既是分层次、有选择的，也存在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迅速提高认识、逐渐转变态度的过程。显然，对第一类国际规则共识比较容易取得；而对第二类国际规则，则有各种争议和态度；至于第三类国际规则，“似乎反对的意见更多于赞成的立场”。[43]尽管有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但用好国际规则无疑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尺，因而学者们给与了持续的学术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
三是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即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层次来探究用以指导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形态。在体系层次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应推行“搭车”战略，该战略不是指依附于美国和西方，而是强调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它首先意味着以顺应基本潮流的心态、认识和政策，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际体制和遵从国际规范，尽可能迅速学会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44]在国家层次上，学者们一方面认识到发展和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着多项明显的“安全两难”局势，因而战略塑造能力至关重要，为此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深化睦邻外交等思想；在决策者层次上，除了强调战略定力和战略创新的意义外，学者们尤为看重优化战略决策机制的重要性。总之，有关21世纪前期中国崛起的大战略问题，中国学术界呈现出热烈的学术争鸣氛围。在成果丰硕的著述中，不仅有对中国外交的政策性解读，更不乏严肃的历史概观和创新性的理论思考。虽然相关学术探究无不遵从国家利益这一核心准绳，但由于视角和倾向各异，其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总体上，那些对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进行理智、严肃和审慎的历史思考和理论探究的著述，都具有一种可贵的情怀，即深刻关怀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伟大前程，以中国的安全、进步和强盛作为其思考和研究的首要价值取向，因而格外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四、对当今中国崛起之大战略理论建构的再思考
如前所述，就当今中国而言，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与之伴随的是，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深入思考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问题时，尤其需要在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
就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研究而言，人们不仅关注那些令人振奋和激动的重大国际事件及其引人入胜的细节，而且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和命题。其中，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历来为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其中，战争作为一种“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45]使得经由两次世界大战后日益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能地将国际政治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即通常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和“低级政治”领域。前者关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国家的权势、生存与安全，关注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其中特别是军事安全问题，由此奠定了安全研究的一大传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安全问题。所以，整个冷战时期，安全研究就是研究所谓的“高级政治”。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还有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它囊括了除军事、政治和外交议题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构成重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国际海盗以及洗钱等等。显然，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研究并非仅仅肇始于冷战结束之后。早在冷战时期，非传统安全观念及其相关研究就已经起步，尽管它还被笼罩在传统安全研究的巨大阴影之下。这方面，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发挥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即复合相互依赖理论、[46]主要由环保主义者大力推动的有关全球性议题的理论探讨，[47]以及“贸易国家”理论对国家体系的二元划分。[48]
及至冷战结束后，安全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不仅安全在定义上出现了宽泛化的倾向，而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宽泛化解释之必需，以至于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而这恰恰反映了冷战后安全研究的一大困境，即作为“焦虑时代的学问”，人们急需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指导解决紧迫的现实安全问题，即那些事关国家、民族、国民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体的安全问题。像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也需要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着的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需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重要的战略课题就是：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把非传统安全关切有机地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战略之中？是否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就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国际治理，使之既保障国家安全，又满足国际社会的安全诉求？
与安全认知紧密关联且意义同等重大的，还有国家利益问题。对此，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曾指出：“国家利益是一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的折中与妥协，它不是一种可以抽象地和科学地予以实现的观念。”[49]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指出：“由于具体目标和终极目标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无法给予‘国家利益’一个合理的定义。利益是无法自发地彼此协调的，这些利益的相加也不能构成某种总体利益。”[50]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国家利益是一个涵盖内容相当宽泛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将国家利益主要聚焦于安全、利益和威望三个根本方面。[51]
那么，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国家利益呢？当今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从眼前利益还是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52]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利益无比重要，其合理性仍要从人类基本价值出发来加以判断。也即人类基本价值是国家利益的源泉，是确定国家权力运行方向的指南，比国家利益和权力要更为根本，也更为基础一些。按照一项研究，这些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53]
正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非从属性与合理性双重要求，在具体的国家政策实践中，便有了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就当今中国而言，尤其需要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以便向国际社会明示中国政府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这类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政策取向。为此，中国政府于2011年公开宣布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六大领域：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54]尽管上述阐述的原则性较强，但却符合国家利益界定的内在合理性要求，且有助于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战略解读和战略定性。
无论是就国家安全保障还是就国家利益维护而言，它们最终仍有赖于力量的运用。应当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连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力量运用的限度。尽管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4283美元，排在世界第95位，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没有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朝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努力，决定了中国不会也无法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权势大争斗之中，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对力量运用的总体和平性质，即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关切与反应。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西方国家总是线性地妄测中国必然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富于挑战性，并据此推断出中国是现世界领导者美国的最具实力和潜能的“挑战者”。换言之，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中国对力量手段运用的关切。[55]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外，还明确指出，尽管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中国不当“挑战者”。恰恰相反，“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6]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不把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置于大战略思考的核心，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不争霸、不称霸。
正是由于力量运用背后所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57]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中国，在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有自己的关于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以统一认识，从而确保力量手段与大战略目标相一致。概言之，在世纪性崛起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第一，对安全威胁作细致的界定，即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是非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还是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是全球性质的威胁还是地区性质的威胁，如此等等；同时要防止那种对安全威胁进行宽泛化解释的倾向，因为这将严重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第二，对国家利益作细致的厘清，即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对国家利益不仅需要做细致的厘清，同时还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取得广泛的认同甚至一致，以便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消除那种对国家利益作工具性解释、严重违背战略理性的倾向。第三，需要对力量运用的后果作精细的战略评估，其中特别是要把力量运用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长时期的博弈过程来加以审视。只有始终保持战略审慎、战略定力和战略韧劲，才能真正做好力量准备，控制好力量运用的规模与力度。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见证了崛起的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旅程，见证了外交战略界和学术研究界在治国谋略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特别是战略思维的创新。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崛起的中国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符合新时代特质的、用以指导政策及其伟大实践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思维。这样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思维，毫无疑问需要建立在科学认识世界和科学认识中国的基础之上，需要建立在科学认识时代和科学规划未来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略素养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58]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自己深感所处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换言之，将国家政策、政治思想理论与专业知识相结合，来思考中国的大战略问题，同样富有意义。正是本着一名学者的学术自觉，很长时间里自己将研究聚焦于那些事关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地缘政治、国家大战略问题领域，目的在于辨识中国崛起的国际大环境，包括那些世纪性的战略大趋势和主要大国的战略缔造，进而明了崛起进程中中国应有的国际态度、战略思维和基本战略取向。据此，除序言外，全书主体分为国际关系理论思辨、地缘政治图景分析、国家大战略问题研究三大模块，并据此选取自己所发表的二十八篇文章，基本上按原貌编排出版。这些文章尽管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但毫无疑问主线始终浸透着中国情怀和理性思考，加之本人对于学理思考的追求远甚于对于形势分析的偏好，故此文章和观点自忖还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当然，出版的目的一是为了检视自己的学术成长之路，包括其中的不足和有待深耕之处；一是为了交流对话，为此特别欢迎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以便今后有所精进。如果说自己的研究对于相关专业学习有所助益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