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关系中，力量运用的历史悠久且不容忽视。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取胜之道”，力量本身尽管十分重要，但运用力量的能力尤为关键。实际上，千百年来，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始终指向战略范畴，并有着自身的逻辑，即同时遵循必需与适度的原则。就当今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对力量运用予以高度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方面有着太多的争议甚至曲解，还因为这直接关乎中国大战略的成败。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战略研究界、国际关系学界甚至舆论界持续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的世纪性崛起及其给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此间，人们又很自然地把话题反复延引到当今中国的力量增长及其运用这一现实关切上来。结果，除去那些严谨的、极富历史和学理意涵的学术探讨外，一些导致广泛争议的论著也不断问世。这方面，十多年前由美国人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85]基于对中国力量迅速增长的判断，直线式地妄测中国必然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富于挑战性。尽管该书十分肤浅和充满妄断，但在西方却极具代表性。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充分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力量迅速增长这一直观的反应，故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坚持“韬光养晦”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外，还在正式的文宣中用“和平发展合作”取代“和平崛起”一词，因为后者极易导致错误的历史比附，即把当今中国同世界历史上所谓的“挑战者”相关联。尽管如此，在新世纪，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中国实力迅速增长的关注，源于对中国运用力量手段的关切。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力量本身就已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中国似乎成为“一个正在建立可靠军事力量的经济强国”。[86]
显然，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大国间力量的消长，尤为关注的是大国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力量运用问题，以及这种力量运用所折射出来的大趋势，即这是否预示着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加速？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中国由于被西方普遍地视为美国霸权最具潜质和可能性的“挑战者”，因而中国的力量和战略意图也就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热门话题，且总是被别有用心地夸大解释。可见，力量运用，特别是大国的力量运用之所以格外的引人瞩目，根本就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着的权力政治逻辑。就当今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崛起中的非西方新兴大国，在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力量运用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方面有着太多的曲解甚至妄断，还因为这直接关乎中国对外战略的成败。为此，本文将从战略视角来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尽管在国际关系学界，力量运用主要指的是武力的运用，或者说被较多地限定为对武力的使用，[87]但本文对力量一词取最宽泛的解释，亦即用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包括武力在内的主要力量手段。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论说国际关系中力量运用的战略取向，强调如何将各种力量手段组织起来、发挥其最大的效力以实现某种目的，乃是千百年来的国际政治铁律，也是战略的本质所在；第二部分集中分析力量运用的艺术，强调其内在逻辑在于力量运用必须在必需与适度之间保持平衡，以保证其战略效果。在上述理论概说的基础上，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探讨当今中国在运用力量时所面临的外部困难，以及内生的诸多干扰性因素，因为它们最有可能成为中国运用力量的实际障碍。文章最后指出应采取的若干措施，来化解上述困难，以确保战略的成功实施。
一、国际关系中力量运用的战略取向
在国际关系领域，力量运用不仅是国家外向行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而且还是国际政治之铁律。早在两千多年前，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借雅典人之口这样告诫后人：“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之内扩张统治的势力。”[88]经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也以同样的口吻指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89]由于权力无处不在且不可忽视，结果是权力在受到控制的同时，还必须加以运用。[90]而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并未使人们忘记对权力的使用或对它的制约，相反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重视有效运用权力工具时应有的敏锐和精明审慎。
当然，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政治权力远不只是武力即军事力量。实际上，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总是交替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力量，以期达成预想中的战略目标。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就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曾有意识地从战略的高度对民间志愿者群体即“和平队”加以战略运用，而“文化冷战”一词则更加直观地揭示了文化的工具价值，以至于国务家们今天还饶有兴趣地大谈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也往往将政治权力、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单元，以求总体把握一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
可见，权力不仅被概念化，而且被进一步地分解成了一个个力量要素。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一国的权力来自于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而它的威望则来自其他国家对该国实力以及该国运用其力量手段的能力和意愿的认识。[91]在这方面，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阐释。他认为，权力就是“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也就是说，权力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具备的“力量，以及有效使用这种力量的能力”。[92]据此可以得出，不管手段是否实际被用于实现特定的目标，手段总是以力量的形式存在的。而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即使没有被用以追求特定的目标，力量作为一种手段也是客观存在的，而权力则是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中对力量的具体运用。[93]
由于力量运用是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现实，所以警觉的政治领导人就必须不停地计算权力，并详细辨识和把握各主要力量手段的本质属性，这是因为它们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其在战略缔造和实施过程中的工具价值各不相同，且功能各异，故而只有把握其特殊属性，才能发挥好它们各自的战略效用。不仅如此，国家为了充分运用各力量手段，还从制度上予以保证，如外交系统、军事系统、财政金融系统、文化宣传系统等等，均在各自的功能领域发展和运用各自的力量手段，并力图在总体上促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在这里，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拟或其他的力量，首先彰显的是它们作为实现大战略目标的工具价值和特性。
就政策和战略实施而言，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基本国际态度和外交政策方向。罗伯特·卡根就曾对冷战后美国与欧洲的外部行为做过一番比较分析。他指出，当美国国力弱小时，它采用间接战略，一种弱势战略。现在美国强大了，它便以一个强国的身份行事；而当欧洲列强强大时，它们相信实力，追逐海外荣耀，现在它们则以弱者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各自不同的力量观，自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战略判断，不一样的威胁评估，不一样的应对之道，不一样的利益估算，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价值与意义持有的不一样的看法。”[94]
毫无疑问，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取胜之道”，力量本身尽管十分重要，但运用力量的能力尤为关键。[95]而如何组织各种力量手段以实现特定的目标，恰恰是战略的本质所在。换言之，将各种力量有机关联在一起的，是国家大战略考量的核心问题之所在。实际上，千百年来，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始终指向战略范畴。当然，某种力量是否就是实现特定目的的有效手段，还取决于该特定目的的性质。但不管怎样，如何将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其最大效能以期实现既定战略目的，是各国政府在战略缔造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后，除去军事力量手段外，如何准确理解经济手段和其他可用的力量手段在追求安全目标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96]
二、力量运用的艺术——在必需与适度之间保持平衡
自国际社会产生以来，如何在无政府的自助体系中保障国家的基本安全与发展利益，成为国务家和研究者们反复争论的永恒话题。马基雅维利所宣扬的“国家的必需”（necessity）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治国信条。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位君主如果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需”去学会如何行“不善”，然后按照“必需”的指示去用或不用这一知识。也就是说，治国者必须按照与普通人不同的道德观来行事，以确保国家的生存。他还指出，一个场合下国家的必需（在此场合一个受到危险的邻邦威胁的共和国或许不得不采取征服政策）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粹的事实上的必需，而是还包含着某些权势冲动和权势贪欲因素。换言之，无休止地渴望和追求权力是历史法则，更是活生生的政治现实。[97]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中，国家关注自身及对手的基本力量，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本质，关注权力的博弈及其后果。可见，力量运用始终是以“国家的必需”为依归。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作为对“必需”的限制，适度（proportionality）原则也被引入国际政治之中。作为源自正义战争理论的一种规范性思想，适度原则被赋予理性的色彩，它重视的不是现实主义者所鼓吹的至高无上的“国家理由”这一铁律，更不是权力中心地位和绝对性。相反，它从理性出发，强调应当限制主权的绝对自由，进而限制包括武力在内的力量使用的绝对自由。换言之，即便在无政府体系中，相互竞争的各国仍必须自我克制。
尽管在国际政治现实中，“适度”是一个特别难以把握的概念，但由于它与理性密不可分，最终它像“必需”一样，在战略缔造与实施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代名词——合理的估算。对此，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做了如下精辟的论述：“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98]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则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合理的估算。他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算计的关系，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算计和关系、目的和手段。[99]应当指出，战略领域中的“适度”原则，已经超越了理性主义者所鼓吹的道德制约和伦理要求这类抽象法则。它尽管也是基于对后果的权衡，但指向的却是力量运用的最大可行性与效能，而非单纯的正当与否。
可见，力量运用的艺术或曰“取胜之道”，就在于在必需与适度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鉴于在力量运用时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适度原则，为此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应当始终牢记汉斯·摩根索的教导，即用外交政策目标驾驭和指导力量运用。具体地讲，就是要按照本国可用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确定对外政策目的；估计别国的对外政策目的，连同别国可用于追求这些目的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确定这些不同的对外政策目的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兼容和共存的；运用适宜的手段来追求本国的对外政策目的。[100]
其次是拒绝冒险政策，特别是要避免运用单一力量手段来谋求战略突破，破除国际体系的限制，变更强权关系。在这方面，一是绝不要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窘境：要么前进大冒风险，要么后退丢失面子。[101]其二是要牢记保罗·施罗德的下述教导：不要去做你的对手或敌人想做，但若没有你自己的帮助它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事。就前者而言，就是要避免给自己设定一种冒险的情势；就后者来说，就是要考虑到力量运用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风险，即便是在运用力量时可以预见取胜的情况下，也应当警惕“胜利的风险”。[102]
再次，尽可能确保制度化地运用力量。在论及美国霸权持久的原因时，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就特别强调指出了美国力量在国际体制框架内制度化运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赢得其他国家认可与追随的根本保障。[103]当然，力量运用的最理想模式，当数摩根索所说的威望政策，即一国权势的声誉。也就是说，当一国的力量拥有了巨大声望，以至实际使用力量成为多余。[104]
可见，适度原则作为对“必需”的限制，有助于最终保障战略的成功。当然，如何确保做到适度，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做出具体判断。此外，对不同国家而言，其方法和途径也不尽相同。
三、中国力量运用的外部环境
当今中国，其力量运用的外部战略环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也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压力和机遇。这方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一个由美国和苏联主导下的高度结构化的两极世界，走向了一个新世界，其中许许多多的行为体影响着世界政治的结局。结果，“先前从未有过一个新世界秩序不得不基于如此众多的不同观念，或者如此普遍的全球规模。先前同样从未有过任何秩序不得不将下面两者结合起来：一是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属性，二是全球性的民主舆论和现时代爆炸性的技术发展”。[105]同时还应该看到，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经济取向在后危机时代被明显强化了，并深刻反映在全球化一词特有的政治意涵之中。无疑，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经济领域的行为具有了特定的战略意涵，从而使得“低级政治”领域的议题具备了“高级政治”的属性。
结果，在西方国家看来，无论是在国际权势等级结构、国际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在全球经济秩序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发挥何种作用成为一大关键。显然，在西方眼里，这一方面有赖于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行为方式发挥应有的校准功能，同时更有赖于中国的自我约束。换言之，中国自身的力量规模及其力量运用方式，自然成为评价中国基本国际态度的一大标尺。可见，当今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力量运用，将不得不在一个具有极大压力同时兼有战略机遇的环境中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指出，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同时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106]
其次是地区层次，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涉身其中的安全两难困境。众所周知，在作用/反作用心理动力学逻辑的支配下，安全两难不仅包含滋生敌意和紧张的很大必然性，并且在缺乏有力制约因素时难免升级为对抗或冲突。[107]据此可以推断出：第一，就像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安全两难不缓解，一个真正多极化的东亚，可能是一个充斥着权力政治，高度不确定、不稳定和危险的东亚；[108]第二，只要安全两难不缓解，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为此特别需要强调，不能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可贵的历史教训中引申出强大等于安全、越强大就越安全的结论，因为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其充分条件。[109]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力量运用多少会被用作“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同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某个战略方向上的力量运用，多多少少会产生链式反应，进而对其他战略方向产生实在或潜在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中国在地区层次上运用力量时要格外审慎和小心的一大缘由。
再次是大国关系层次，表现为合作与竞争态势并存，且往往是尽管矛盾冲突总体可控，但又存在着促使冲突升级的巨大国内政治压力和风险。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心理恐惧感日渐消退，以及对失业、贸易赤字和汇率等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对所谓中国力量的疑惧心理再度高涨。作为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政治反应，这种疑惧心理既包含了冷战时期对苏联权势扩张所持有的军事上的恐惧，也包含了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急剧增长而持有的那种经济上的恐惧。正是这种双重的对华疑惧心理，使美国对中国保持着少有的战略警觉。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一旦它（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就坚定地应对之。”[110]可见，美国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上，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且积极地面对；但另一方面也不忘早做谋划，以备不时之需。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之所以对中国拥有的力量及其运用极为敏感，在于中国权势在国际体系、地区和国家三个层次上具有的巨大辐射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是在国际体系层次，还是地区层次，抑或是大国关系层次，中国力量本身及其力量运用，都将被国际社会用来作为对华战略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换言之，中国政府为实现基本安全和基本富裕的战略目标，[111]在对外关系领域使用力量是“国家的必需”，这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行为并无二致。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适度原则对当今中国的力量运用尤其重要，它不仅是战略理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今中国优化外部战略环境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力量运用的内在困难
当今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进行力量运用时，除去前述的外部困难，同样还有诸多的内部干扰，以至于在力量运用问题上，就是否适度而言，存在着广泛的国内争议。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在新世纪，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同时也意味着对国家利益的外来威胁的扩散，进而也意味着政府有责任对这些威胁做出必要的反应。具体到力量运用方面，毫无疑问，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可供做出灵活反应的各种力量，以及运用这种力量的能力，同时还需要一种灵活反应哲学。姑且抛开力量建设和能力不论，就后一方面而言，我们尤其需要：（1）细致厘清国家利益，即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对国家利益不仅需要做细致的厘清，同时还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取得广泛的认同甚至达成一致，以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消除那种对国家利益做工具性解释，以求证某项特定政策行为是否合理的倾向。（2）细致界定安全威胁，即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是非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还是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是全球性质威胁还是地区性质威胁，如此等等；同时要防止那种对安全威胁进行宽泛化解释的倾向，因为这将严重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3）需要对力量运用的后果做细致的战略评估，其中特别要把力量运用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长时期的博弈过程来加以审视。用加迪斯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进行战略规划时，不能太过于关注下一个月或下一个年头可能发生的某种单一趋势，而应去察觉可能发生的、基于长远要素之上的多种趋势，以及多种趋势的并行发展可能对我们未来产生的影响。[112]只有基于这一标准，才能真正做好力量准备，控制好力量运用的规模与力度。
其次，随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国际关系领域中力量的运用给予了太多的关注。无论是1990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科索沃战争中的零伤亡，还是像中国成功实现宇航员太空行走、实施绕月工程这类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巨大成就，无不在总体上助成了某种“力量崇拜”。而“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人们对力量崇拜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还是争强权。换言之，两千多年前修昔底德的教导依然为今天的人们所铭记，即“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113]结果，不仅仅是一般大众，甚至包括一部分精英阶层在内，对国际问题和国际事态多多少少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判断，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倾向于相信甚至渴望用单一力量手段实现战略上的重大突破，而更为极端的看法则是鼓吹用单一的军事力量来拓展国家利益；第二，倾向于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割裂开来，不能或者是不愿像国务家们那样，同时考量内部与外部的结构性限制，并以此作为如何进行力量运用的基础之一；第三，由于不能把国际关系中力量的运用视为一个长时间博弈的过程，而渴望得到直接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这种心态下，结果往往是情绪化的因素主导判断力，进而给政府的决策施加了更大的干扰和影响。
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114]几乎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思考国际战略环境的一个通用词语。江泽民主席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讲时就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正面临新的进步，但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是各国人民的关注点”。[115]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就职演说中发出了同样的感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真实实的。它们非常严峻，而且纷繁复杂。这些挑战难以轻易应对，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化解。”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深陷危机之中。”[116]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感和危机感，使得当今的时代成为一个“焦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心理之下，国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伟大与复兴，还有对生存、发展的严重焦虑，对可能引发的战争危险与冲突的巨大担心。[117]也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一方面是国际危机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是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做好民族心理准备，结果是危机感和挫折感同时增生，进而带动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上扬。相应地，作为大国应有的“公民的审慎”也就严重缺失了。[118]无疑，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在心理上特别难以容忍挫折，甚至不准备接受必要的外交妥协，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力量运用的“必需”，而较少关心力量运用的“适度”原则。
从理论上讲，每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进行力量运用时，都应当同时遵循必需与适度的原则。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很难在这两大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换言之，在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众多干扰性的因素，使得国家难以自我控制。对此，马来西亚前外长阿·巴达维曾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如果我们不进行对话，不进行外交活动，可以想象，我们就会重返强权政治、对抗和紧张的时代。我们就会变得好战好斗……我们就会重返过去那种敌对式的威胁与反威胁状态。我们就会建立和加强同盟，被对抗行为的非理性和激情所左右，直到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变得一片模糊。总而言之，我们将会重返冷战时代的均势。”[119]
就当今中国而言，随着力量规模的日益增长，国家利益的急剧拓展，中国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严峻。相应地，在国际舞台上运用各种力量手段也将越来越频繁。正因为如此，从战略的角度思考力量运用问题，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为化解力量运用时所面临的外在困难和内部干扰，我们尤其需要：（1）发展、改进和整合各种力量手段，以确保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刻都能够自如地做出灵活反应，以及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确保实现各力量手段之间的总体平衡；（2）确保主要力量与国家安全战略更有效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基于持久的、核心的国家利益，优先发展、谋划好那些用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战略力量和能力；（3）既要避免反应迟缓，又要避免反应过度，为此需要建立独立的安全决策机制，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予以调整优化；（4）力量运用既要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有助于反映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合理的主流舆论，以增强其合法性。换言之，我们既要重视力量的物质层面，又要重视力量的非物质层面，并加以巧妙运用。总之，力量运用的核心就是要遵循必需与适度有机结合的原则，并着力化解干扰这一原则的各种不利因素，以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