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人类政治活动和国家间关系的思考中，地缘政治理论以其独特视角和宏大叙事方式，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成为对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整体面貌影响最为巨大的思想传统之一。人类活动和国家间关系必然发生和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研究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便必不可少。而地缘政治学也一般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学科领域，它通过综合分析包括地理、气候、资源、疆域、人口、文化、经济活动在内的诸多人类社会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力图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更广泛的大时空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形成一种总体归纳，从而为分析、解释、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态势并做出政治决策提供指导。
地缘政治理论的思想脉流源远流长，但直到近代晚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192]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根据他长期以来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理解，提出了将国家视为“一种空间的地理有机体或地理现象”的理论，并称其为“地缘政治学”。与契伦同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政治地理学》（1897）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应有的地理空间特征以及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地缘政治理论的雏形。20世纪初期，在欧美学术界分别出现了以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为主要代表的海权理论、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为主要代表的陆权理论和以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为代表的空权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地缘政治学界亦涌现出以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和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更是出现了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的“高边疆”理论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棋局”理论。随着理论流派的不断涌现和学术争论的日益深入，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得到明确厘定，研究方法与叙事风格基本成形，理论发展日益走向成熟，地缘政治理论成为一门综合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独立研究领域。
地缘政治理论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特别重视将纯粹的理论归纳与国家政策的规划和预测相结合，因此一经形成便开始影响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甚至总体战略的制订，从而对现代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先后为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和“生存空间”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苏联和中国推行遏制战略，毫无疑问地与各个时代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政策建议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核心假定不仅是众多学者认识与分析国际政治基本面目、特定国家发展战略与对外关系最为常用的工具，而且成为诸多国务家们从事战略谋划和政策实施的指导原则。但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情势，较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诞生和发展时期，已发生了若干革命性的变化，传统地缘政治中的一些理论假设和思维方式已严重落后。本文拟从分析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流派的思想内涵、基本特征及其情调风格入手，探究它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思维的作用与影响，揭示其在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若干局限和启示。
一、陆权论的内涵特征和历史影响
陆权论是最具影响的一支地缘政治理论流派。从拉采尔、麦金德到豪斯霍弗，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都特别强调拥有辽阔领土面积和丰富资源蕴藏的陆上力量对国际政治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陆权论者把人类历史大致归纳为海权与陆权的对抗。陆权论最著名的代表、英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指出，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与海上人之间反复斗争的过程。[193]他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和平原地带（枢纽地区）十分适合于游牧民族机动性的发挥，游牧民族也总是利用地理为其带来的优势长驱直入，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定居的各民族或先或后都感觉到了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中国、印度、波斯以及欧洲各地区的历史反复证实了这一点。但地理大发现以及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改变了这一状况，海洋势力利用航海带来的机动性将欧亚大陆东西海岸联结起来，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枢纽地区的战略优势。但麦金德忧虑地看到，随着陆上交通技术（尤其是铁路）的发展，海上民族机动性的优势愈益受到威胁，全球力量的平衡正被打破，优势的天平似乎又倒向陆权国家。枢纽地区一旦被组织起来，极有可能利用陆上交通优势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进行扩张，从而将其庞大的资源转变为对海权国家的压力，世界帝国的出现可能就为时不远了。[194]
其次，欧亚大陆腹地因为拥有庞大力量而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麦金德将全球地理状况划分为三个近似的同心圆。他指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全球地理的枢纽地区（或心脏地带），这是陆上霸权最有力的中心所在。这里的大片地区为草原和沙漠，周围有山系环绕，由此形成一座庞大的天然要塞，海上人无法深入。由于严峻的自然条件，该地区过去只能维持稀少的人口，大部分时间以游牧民族为主。围绕着欧亚大陆的南部和西部边缘，是一个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带（或边缘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兼有大陆属性与海洋属性，曾经哺育了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等伟大文明。麦金德发现，该地区的天然条件在更宜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在历史上却经常被迫充当了陆上人向海上人入侵的通道。围绕内新月形地区的则是同心圆的最外一层，即外新月形地带（或海岛新月形地带），由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与日本等国家所构成，这里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和岛屿基地，它们是欧亚大陆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195]
麦金德的陆权论思想主要来自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政治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其意图在于指出英帝国国际地位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从而表达了对帝国前途命运的忧虑。[196]20世纪初，面对美国、俄国以及德国权势的迅速增长，英帝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相对衰落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在英国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和潜在挑战中，麦金德对于欧亚大陆腹地可能蕴藏的庞大力量感到格外地忧虑，甚至是恐惧。[197]随着俄德两国在一战中的败亡，胜利的天平似乎再一次倒向海权国家一方，但麦金德依然认为，尽管陆权国家遭遇重大挫折，但优势的天平仍在陆权国家一边：陆权国家在战略上无懈可击，领土接结成片，自然资源丰富，铁路交通带来了巨大机动性，战争的结束并没有改变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在麦金德看来，大空间的地缘政治进程很可能是命中注定的，英国必须特别关注这个历史进程，它唯有通过意志的自觉和成功的策略，加强英帝国内部联系并与其他海权国家结成联盟，方能摆脱困境。[198]
以麦金德为主要代表的陆权论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就理论贡献而言，麦金德将历史考察与地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化的宏观视野以及对世界地理的空间划分，都对后来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提供了可资吸收借鉴的思想财富。德国的卡尔·豪斯霍弗接受了麦金德有关陆权与海权永恒对抗的观点，他在承认海权机动性优势的同时，指出陆权国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获取其所需的地缘政治利益。豪斯霍弗还注意到陆权与海权在运行手段上的巨大差异，进而指出最理想的国家应当具有在陆地与海洋两方面大体平衡的力量。美国的尼古拉·斯皮克曼也受到麦金德思想的巨大影响，他在接受麦金德主要研究方式与思维角度的同时，修正了麦金德关于世界实力中心的推断，并将边缘地带（即扩大了的“内新月形地带”）作为其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重点。[199]
就现实贡献而言，麦金德、豪斯霍弗和斯皮克曼所代表的地缘政治观，极大地影响了特定国家的战略决策和行为。从纳粹德国争夺“生存空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遏制战略，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陆权论的深刻烙印。德国地缘政治学一度充当了纳粹德国“知识赞助人”和“心智滋补品”的角色，[200]最终沦为纳粹德国对外侵略政策的鼓吹手和辩护人。美国的遏制战略一般被认为是麦金德“心脏地带”论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的间接产物。诚如威廉·富兰克林所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采取的国家战略，其精神内涵也就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观念，是以围堵麦金德所谓心脏地带的向外扩张为主要目标，手段则为增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欧亚边缘地带”。[201]
二、海权论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地位
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史上，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及其海权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归纳，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集中阐述了海洋对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影响，从而在以陆权为中心的传统欧洲地缘政治理论以外，创造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202]
为准确描述海洋在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意义，马汉首创了“海权”（sea power）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对海洋的利用与控制”。他指出，首先海权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因素，它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地理现象，而且还应被看作是从古代以来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力量。因此，通过考察一个国家利用与控制海洋的历史，便可大致判读其国力的兴衰及其对世界历史走向的影响。其次，海权的基础在于一个国家对海洋最大程度的利用。马汉指出，相对于陆地交通而言，海洋为商业运输提供了巨大便捷，因此控制海洋便可控制世界的贸易与财富，这对国家的繁荣昌盛至为关键。再次，对于海洋的成功利用需要国家权势的保护，纯粹的技术手段对于征服海洋自然力量十分必要，但成功地控制海洋则必须通过军事手段加以实施。最后，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与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两者不可或缺。他精辟地指出，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则沿着最方便的航路前进，而军事控制又促进并保护着贸易。经济因素与军事因素均是海权存在的重要保障。马汉的海权概念是广义的与多维度的，他甚至将一切有益于民族或国家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一切事物以及对海洋霸权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切要素，都归入海权的内涵当中。
在论述海权概念的基础上，马汉指出了构成海权的几大要素：（1）地理位置。海权国家要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或控制着世界航运必不可少的海上咽喉要道。（2）自然形态，尤其是海岸线的性质和海岸的地理地貌状况。马汉发现，凡是疆界便于同外界接触的国家，其人民较易向海外发展。他举例说，英国和荷兰两国的天然条件并不优厚，土壤贫瘠，气候不适宜于一般农业，因此两国人民几乎完全以海为生，结果成为向海权国家发展的动力。（3）领土范围。马汉指出，海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并非泛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面积，而是指国家可用以发展海洋事业而形成的领土结构。（4）人口数量。海权国家的人口不是指人口总数，而且是指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是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并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5）国民特性。在比较分析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历史后，马汉指出，“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是建立海权最为关键的国民性格。（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海权国家的“政府特征”在于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对本国获取海权所产生的影响：在和平时期，海权国家的政府总是通过其政策制定鼓励和刺激海洋事业的发展；战争时期，政府则运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实现制海权，从而确保战争的胜利。
在地缘政治理论发展史中，马汉第一个系统地阐释了海权对于国际政治及其演变的巨大意义。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强国（特别是英国）历史的归纳，马汉指出了海洋在世界强国生存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发现，英帝国的兴起与英国成为海军强国是同时发生的，海上力量对于英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与繁荣至关重要。其次，马汉还意识到海权与陆权的对抗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欧洲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并行发展与相互斗争，争夺经济利益与霸权的冲突，明显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的。
马汉的海权论不仅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研究，而且影响了20世纪初期以来的所有大国的海洋战略。同麦金德的陆权论一样，马汉的海权论也是一种大战略理论。[203]20世纪，美国、德国、苏联、日本的海洋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汉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苏联海军总司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元帅进一步发展了马汉的海权论，拓宽了“海权”的基本内涵，指出了海权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将海上力量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军事甚至总体实力的主要标志和制胜手段。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海军参谋长小约翰·莱曼针对苏联对全球海洋的扩张态势，归纳了国家取得海权的“八项原则”，主张美国应采取“进攻性”战略取得强大的“海上优势”，排除一切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与挑战。[204]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从新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制定了以“由海向陆”的新海军战略，其目的在于向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甚至腹地的国家及地区施加军事压力。进入21世纪，美国“由海向陆”的海军战略有了新的发展，海军部署有了新调整，其最终目标是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
三、空权论的演变及其当代影响
空权论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与航空科技的出现密不可分。随着航空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航空科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应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实现了由平面到立体的飞跃，空权论应运而生。[205]意大利军事家朱利奥·杜黑是空权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杜黑空权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对未来战争形态的预测，认为制空权改变了传统战争的样式，进而对特定国家权势的增减甚至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结论是，空权的获得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206]
首先，杜黑对未来战争形态进行了预测。他指出，随着飞机的出现和航空科技的发展，未来战争将更加呈现出总体战特征。在飞机出现之前，交战国平民处于战线后方，或在地面武器最大射程之外，并不直接感受战争；在战争中，战场不仅具有明确的范围，军队与平民之间亦有明显的区分；战争期间只有少数人直接经历战斗，除非敌方突破边界或大规模侵入己方领土，己方大多数国民仍将继续处于在较为安全与和平的条件下。但是飞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由于飞机具有攻击和摧毁地面及海上所有目标的能力，“战场将扩大到交战国的整个国境，全国公民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暴露于敌方空中进攻之下”。[207]其次，飞机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战争样式由平面到立体的革命，战略轰炸成为空战的主要形式并决定战争结局。杜黑认为，空中力量的价值源自对地理地形条件强制性的克服。在飞机发明之前，人类被束缚在地球表面上，其活动必须适应地球表面的地形地理条件。后者不仅在战争中决定着战斗的主要形式，也对人类整体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飞机由于在方向和行动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用最短时间沿任何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在无须突破敌方防线的情况下便能进入敌人的后方纵深。因此，飞机的优势将使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战场，飞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将改变包括陆战、海战在内的战争样式，引发战争从平面向立体的革命。第三，国家实力有赖于空中力量的建设。根据对未来战争样式的预测，杜黑指出了建立一支独立空军的必要性。这是国家在战争中夺取制空权并摧毁敌方物质与精神抵抗的关键所在。
杜黑的空权论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传统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相对于陆权论和海权论，空权论更贴近于战场和战争实践，因此是地缘政治理论中与军事斗争和军事战略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支。应当承认，空权论将其主要注意力放在航空科技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方面，特别注重航空科技对于战争形态的作用与影响，从而使其更像是一种新兴的军事理论，以致在空权论诞生后的较长时期内，一些人没有将其归入地缘政治理论范畴。空权论的根本目的、分析视角以及研究手段，都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延续，它不仅分析了航空科技大发展时代的特定国家空间形态的变化，而且强调指出了整体地缘政治进程可能出现的趋势。就此而言，空权论与陆权论和海权论有着同样的理论价值，并大大拓宽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考察范围与理论视野。
继杜黑之后，空权论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英国战略理论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指出了空中力量对一国经济和政府管制能力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军事家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同样看到了空军打击对方军工生产能力对于瓦解敌方力量与意志的重要作用。[208]二战之后，伴随着航空和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导弹和卫星科技的出现与成熟，空权论的适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注意到了外层空间对于国家权势增减的可能影响，率先提出了“高边疆”理论。他着眼于美国当时和未来国家安全和相关利益，提出美国必须首先开发并尽可能地利用和控制太空领域的战略构想，其目的在于夺取和确保美国的太空优势。[209]
空权论还极大地影响了部分国家的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决策。比较突出的案例，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空军建设及其空军战略的制订，20世纪80年代美国“星球大战”战略和21世纪初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出台等。应当看到，与陆权论和海权论相比，由于“天空”这一战略资源的特殊性，空权建设成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因此空权论的发展也具备了较强的普遍性。随着航空航天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和武装力量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地理因素对于国家总体发展的意义进一步增强，空权论可能发展为“太空权论”。[210]对主要大国来说，加强太空力量建设，争夺制太空权，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四、21世纪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和传统
地缘政治理论面临的挑战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三大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表述，都有着极为明显的时代烙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力图对当时国际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说明，为相关国家特别是本国的权势争夺提供战略谋划。就此而言，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对当时和后世的一些国家及其战略决策产生了影响。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产生和形成的时期，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基本特征，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权势分配表现为两大集团或两极之间的对抗与争夺，阵营对垒分明，势力范围明确；各主要力量之间争夺、对抗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态，各国经济关系虽然相互依存，但性质上却是“零和博弈”性质的，在形式上表现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打贸易战、货币战和金融战。因此，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争夺和增强国家权势，以有利于下一场冲突或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战略维度和含义。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作为总体理论的各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否仍然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是否仍然能够对特定国家的总体战略具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呢？要对此问题做出回答，首先必须明确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211]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愈益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反对，各大主要政治力量都日益寻求以合作代替对抗，以良性竞争与合作共处取代相互敌对与武装对抗，要和平、谋稳定、促合作、求发展的大趋势成为时代潮流。第二，国际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当今时代，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以谋求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为基本目标，以加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主要手段，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内政外交战略的调整与谋划上，国际战略格局呈现出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特征，但各主要力量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平衡的多极化局面已初见雏形。第三，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愈益紧密，各国在人员、技术、资金、服务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的全球性市场体系。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竞赛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的形式。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从整体上提高本国的综合实力。第四，科学技术革命及其经济、政治及社会效应，极大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的根本面目。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核技术和交通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效应，推动了当代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甚至大大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世界各主要力量在相互关系中进一步克服了地理和空间的隔绝，如核武器及其运输工具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效应，使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维度不断增加，如在地理和空间上从大陆到海洋，从海洋到空中，从空中又到太空，在领域和方式上从军事到经济，从科技到文化，从文化又到心理。
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而遇到严重挑战。首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调是权势争夺和扩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现实政治”、“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广泛流行并极大地影响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的概念（权力、对抗、势力范围、霸权、实力中心等）、视角和方法都是着眼于冲突和战争，是为世界范围内的权势争夺和国家扩张（当然也包括国家生存）提供战略谋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在特定时期沦为相关国家的战争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帮凶。21世纪，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国际关系基本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大大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共识，合作与协商替代了冲突与对抗逐渐成为解决国家间争端和地区冲突的主要方式。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需要改变其理论风格，否则就无法对国际政治做出适当的说明。其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极大地克服了地理因素对于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局限，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诸多表述明显落后于时代，如相互依存的日益紧密，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发展，信息技术的飞跃，使得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从各自的地理领域和视角出发看待国际政治和国家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并就此做出的一些论说，都显得不合时宜。如关于欧亚大陆中心、海权和空权的概念，关于大陆与海洋的历史性对抗，关于铁路技术为陆权国家带来极大便利，关于通过军事手段占据海上关键贸易通道，关于空中力量决定战争等等，都受到了重大挑战。第三，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已远远超出了单一地理决定论的范围，其国家发展道路也并非单一手段所能决定。正如上文所说，麦金德、马汉和杜黑等地缘政治理论家都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国际政治的基本态势和国家发展目标做出判断，归纳出特定国家发展所必须关注的地缘政治要素。但是，他们往往都偏重于强调单一地理因素对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历史发展表明，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都拥有相当幅员的领土、领空和领海，单纯依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流派所强调的某种因素、某种手段和某种思路，是无法成功地应对来自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挑战的。
五、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现实价值与未来发展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各主要流派之间就陆权、海权和空权各自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展开的争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从未停止过，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如何审慎地评估本国的地缘政治现实，确立符合本国长远发展的国家战略，需要从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角度出发，综合汲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各个流派之长，通盘考虑所有可能的因素、手段和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门具有多维度视域的社会科学，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于当今有关国家及其战略决策仍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第一，包括国家间关系在内的人类活动必然发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对于任何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及其战略决策来说，地理都是一个永恒的、不可逃避的因素；同样，对于任何国际体系及其权势格局而言，地理也是一个永恒的、不可变更的因素。地理环境与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着国家及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存在和演变，所以，地理环境视角依然是考察国际政治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此而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论说地理因素对国家发展和国际政治的作用方面，仍然是有说服力的，无论它们在理论视域上是如何地强调陆权、海权或空权中的某个因素。
第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大历史时空维度，为国务家、外交家和战略家提供了一种大战略视野，从而使得他们在考察国家战略时，能够自觉地审视那些可能影响战略决策的所有因素。这意味着，人们在审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时，必须克服某个地理因素的单一决定方法论，而要综合考虑陆权、海权和空权要素，综合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第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重视科技革新对全球地理空间结构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的作用，也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上文指出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得相关国家和民族不仅能够越来越多地克服地理和空间的阻隔，另一方面又使得地理环境各要素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海洋与大陆之间界线的模糊或交叉，大陆和海洋向天空的扩展，天空向太空的不断延伸。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而且要分析地理空间结构的新变化给相关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例如，航天航空技术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空权逐渐转变为太空权，这使得相关国家在获得巨大战略优势的同时，也可能由于它们之间的竞争而导致其某个领域或多个领域的战略具有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其他新技术及其地理意义也可能会有着同样的双重效应。
最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地理上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并综合考察地理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当代条件下可能激发新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和宏大叙事方式的出现，从而指导相关国家的战略决策，进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或许是当代国际政治研究者、国务家和战略家所应承担的最重大的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