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我始终认为，身体本体论对于文学来说，不是一个策略性的批评学命题，而是一个非常本源的本体论命题。事实上，从创作论上来讲，我也始终相信，“身体”是作家唯一可以对抗世界的“原初立场”，身体对于作家来说，永远具有“原初”意义。
这个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论域。但是，如何把这个研究奠基在扎实的文本细读之上，又如何让这种文本细读绽放出思辨的火花，上升到哲学、美学的层面，这不那么容易。
可喜的是近年这个论域出现了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部是宋红岭博士的这部，作者将“正义”范畴引入身体论域，对“身体”进行历史化、价值化，依据文学材料，但有理有据地讨论了更加普遍的身体哲学问题；另一部则是王晓华先生的《身体美学导论》，该书试图建构身体主体论的美学体系，是美学完成“从精神主体论到身体主体论的转型”之作。两部书一部是自上而下，一部是自下而上，互相参照可见“身体”论域正逐渐得到展开，成为中国理论批评界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话语体系。
20世纪90年代，我在曾华鹏先生的指点下治鲁迅，后在许志英先生的指点下治“五四”文学思潮。自知不是能上路前行的人，那就回望我们的来路吧。其实回望来路是更加艰难的事情，你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前行的灯塔，反而越发感觉是走在歧路荒野。我想了很多办法，生造了很多概念，比如主观人本主义、客观人本主义，等等，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我的脑海中为“五四”、“鲁迅”描绘一幅完整画像，一幅能跟我对1980年代的记忆联系起来催人前行的画像。这时，反倒是身边一干写诗和写小说的朋友，他们小小的个人性的抒情与叙事，像是沙漠里冒着的春芽，让人感到一丝微光。在一个世纪的“压抑/反抗”主题中，他们似乎找到了某个小小的依恃点，起先我觉得这是当初郁达夫等做过的事情，后来张贤亮等也做过的事情，后来觉得他们是受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的影响，或许是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在中国的模仿者。但是，慢慢地我觉得不能这样看，应该给他们一个更有意义的命名。我逐渐意识到“身体的发现”是新生代作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一开始，我只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试图用批评的方法对这种“身体本体论”审美主张进行描画和代言，但是，渐渐地，我觉得，对于这一成就，我们不仅仅应该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认真对待，还应该从文学思潮史、甚至思想史的角度加以研究。
到宋红岭博士来上海大学跟我一起做研究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将这个论题真正历史化，放在更宏阔的文学史中加以考察，理出思想文化史线索，建构一种超越身心二分法、反身本论也反心本论的身体本体论视域，用它来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并从中勾画一种更为本源的“身体本体论”价值景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站在2016年年末回望，中国文学界、批评界讨论“身体写作”是在1996年前后，光阴荏苒，这一研究领域竟然已有20年历史。如今，我的两位导师也都已不在人世，但是看到红岭的成果，觉得学术界的新力量在崛起，他们比我们更扎实，进展更大，在他们身上曾先生、许先生等开创的事业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心下感到安慰。如此，每一代人作为“中间物”，也就有了价值吧。
红岭有很好的理论素养，长于逻辑思辨，他在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们合作写论文，他拟的初稿常常超预期。他是个很大气的人，不仅自己学问做得好，还能为同窗的研究提供材料和思路，积极参与同窗的研究。乐于助人和分享，这是非常好的学术品格。他离开上海大学，我一直相信他会出大成果，果然，今天他拿出了这本专著。这本书再次超出了我的预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身体写作批评、身体美学及哲学的发展。希望本书的出版作为他学术道路上的新台阶，让他走向更宏阔的学术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