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让我有点害怕。”布鲁诺承认。“他是一个恶霸。闻起来很可笑，因为他喷了太多的古龙水。”这时候，希姆尔开始轻微地发抖，布鲁诺看了看四周，好像他只能看到但不能感到天气是不是很冷。“怎么了？” 他问。“并不太冷，不是吗？你应该带一件短上衣，知道吗。现在晚上越来越凉了。”
* * *
后来那天晚上，布鲁诺很失望地发现科特勒中尉和他、母亲、父亲，还有格蕾特尔共进晚餐。帕维尔和平时一样，穿着白色夹克，站在餐桌旁服务。
布鲁诺看着帕维尔在围着餐桌忙碌，看起来很忧伤。布鲁诺想，帕维尔穿的这件侍从穿的白色夹克，是否跟他以前当医生的时候穿的白大褂一样。他把盘子拿过来，放在每个人面前，当大家进餐、谈论的时候，他就后退到墙边，保持绝对的安静，眼珠子动也不动，就好像睁着眼睡着了。
无论餐桌上谁需要什么，帕维尔总是在第一时间送到，但是，布鲁诺越看他，越觉得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他好像显得一周比一周更矮小，他脸颊上的颜色好像完全被抽干了一样。他的眼睛饱含泪水，布鲁诺想，只要他一眨眼，眼泪就会如山洪般倾泻出来。
当帕维尔端着盘子出来的时候，布鲁诺不禁注意到，帕维尔的手在盘子的重量下轻微地抖动。当他回到他站立的位置的时候，身体好像要摇晃了，而不得不用一只手压在墙上以支撑身体。
母亲要加汤说了两次他才听见，而且他还让酒瓶空着，而不是马上开启另一瓶给父亲倒酒。
“里兹先生不让我们读诗歌和话剧。”上主菜的时候，布鲁诺抱怨说。当与客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家里人都会穿得很正式--父亲穿着军装，母亲穿着绿色的裙子，跟她的眼睛很配，格蕾特尔和布鲁诺穿着在柏林时去教堂的时候穿的衣服。“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每周读一次，但是他说不行，只要他教我们课就不行。”
“我敢肯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父亲说，吃着一只羔羊腿。
“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学习历史和地理，”布鲁诺说。“我开始恨历史和地理了。”
“请不要说恨字，布鲁诺。”母亲说。
“你为什么恨历史？”父亲问，把他手中的叉子放下来，看了餐桌对面的儿子一会儿，布鲁诺正在耸肩，这是他的一个坏习惯。
“因为枯燥。”他说。
“枯燥？”父亲说。“我的儿子说历史枯燥？我来告诉你这个，布鲁诺，”他继续说，身体前倾，用一只餐刀指着这个男孩。“是历史让我们来到这里。如果没有历史，就没有你我现在坐在这个餐桌边了。我们会安全地在柏林家的餐桌边，但是我们在这里改写历史。”
“还是枯燥。”布鲁诺说，没有听进去父亲的话。
“您得原谅我的弟弟，科特勒中尉，”格蕾特尔说，一只手在他的胳膊上搭了一会儿，这个举动让母亲眯起眼瞪着她。“他是一个很无知的小男孩。”
“我不无知，”布鲁诺生气地说，他已经受够了她。“您得原谅我的姐姐，科特勒中尉，”他礼貌地加了一句，“她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我们也拿她没办法。医生们说谁也帮不了她。”
“闭嘴。”格蕾特尔说，满脸通红。
“你闭嘴。”布鲁诺坏笑着说。
“孩子们，请停下。”母亲说。
父亲用他的餐刀敲击桌子，于是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布鲁诺偷偷往父亲那边瞥了一眼，他其实并不是很生气，但是看起来像是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争论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历史，”寂静片刻之后，科特勒中尉说。“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位大学的文学教授，相对于文学，我还是比较喜欢社会科学。”
“我怎么不知道啊，科特，”母亲说，转过脸来看着他，“他还在教书吗？”
“我想是的，”科特勒中尉说。“其实我并不太清楚。”
“嗯，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她问，向他皱眉。“你跟他没有联系了吗？”
年轻的中尉嚼着满嘴的羊肉，这给了他机会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布鲁诺，好像很后悔把话题引到了这上面来。
“科特，”母亲再次发问，“你跟你的父亲没有联系吗？”
“没有什么联系，”他回答，轻蔑地耸耸肩，并没有转过头来看母亲。“他几年前离开德国了。1938年，我想，自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父亲停下用餐，看了科特勒中尉一会儿，微微皱眉。“那他去哪里了？”他问。
“很抱歉我没听清楚，司令官先生，您能再说一遍吗？”科特勒中尉问，虽然父亲的话清晰无比。
“我问你他去哪了？”他重复了一遍。“你的父亲，文学教授。他离开德国去哪里了？”
科特勒中尉的脸有点红了，说话磕磕巴巴。“我想……我想他现在应该在瑞士，”他最后说。“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伯尔尼的一所大学里任教。” “哦，瑞士的确是个美丽的国家，”母亲马上说，“虽然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是我听说--”
“他不会很老，你的父亲，”父亲说，他低沉的声音让他俩都不敢说话了。“我想你只有……多大？17岁？18岁？”
“我马上就19岁了，司令官先生。”
“那你的父亲应该是……四十多岁，我想？”
科特勒中尉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吃东西，虽然他看起来吃得一点也不香。
“奇怪，他怎么没有留在祖国。”父亲说。
“我们并不亲密，我的父亲和我，”科特勒中尉马上说，扫视了一眼餐桌，好像欠了大家一个解释。“真的，我们好几年没说话了。”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可以问吗？”父亲继续发问，“在祖国最辉煌、最生死攸关，在我们每个国人都应该义不容辞为民族复兴作贡献的时候，却离开了她。难道他感染了肺结核吗？”
科特勒中尉盯着父亲，父亲的话让他一头雾水。“您能再说一遍吗？”他问。
“他去瑞士呼吸新鲜空气吗？”父亲解释说。“或者，他离开德国还另有原因？在1938年。”过了一会父亲又加了一句。
“我恐怕不知道，司令官先生，”科特勒中尉说。“您应该去问问他。”
“嗯，那样做比较困难，不是吗？他离得太远了，我的意思是。但是，可能的确是，他可能生病了。”父亲再次拿起刀叉重新开始吃饭前，犹豫了一下，“或者，可能他……持有不同政见。”
“不同政见，司令官先生？”
“违抗政府。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激进分子，我猜。有些人捣乱，有些人叛国，还有些人是懦夫。当然，你已经表明了你的立场是高于令尊的，不是吗，科特勒中尉？”
年轻的中尉张大嘴，咽了一口，虽然他嘴里什么也没有。
“没关系，”父亲轻松地说。“可能这个话题不太适合在餐桌上讨论。我们日后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司令官先生，”科特勒中尉说，急不可耐地往前倾，“我能向您保证--”
“这不适合在餐桌上讨论，”父亲干脆地重复，马上让他安静了下来，布鲁诺来回看着这两各人，对这种气氛感到既享受又惊恐。
“我想去瑞士。”很长一段寂静后，格蕾特尔说。
“吃你的饭，格蕾特尔。”母亲说。
“我只是说说！”
“吃你的饭。”母亲重复道，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被父亲召唤帕维尔的声音打断了。
“你今晚是怎么了？”父亲问，帕维尔又拿着一瓶没有打开的酒瓶过来倒酒。“这是我第四次等你添酒了。”
布鲁诺看着他，希望他没事，虽然他已经顺利地拔出了酒瓶塞。但是，当他为父亲斟满酒，转而为科特勒中尉的杯子添酒时，酒瓶突然从他的手中滑落，打碎了，酒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地泼在了那年轻人的腿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大家意想不到，也让人感到极不愉快的。科特勒中尉对帕维尔大发雷霆，没有一个人--布鲁诺没有、格蕾特尔没有、母亲没有，甚至连父亲也没有--阻止他，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视而不见，虽然，布鲁诺都吓哭了，格蕾特尔也吓得脸色惨白。
后来，那天晚上，布鲁诺上床睡觉的时候，想了想刚才餐桌上发生的一切。他还记得他做秋千的那个下午，帕维尔是多么慈祥，他是怎样帮他的膝盖止血，那么温柔地帮他涂绿色的药水。他意识到，父亲虽然总是那样一个和蔼周到的人，但还是没有阻止科特勒中尉那样对帕维尔发脾气，如果这就是在“一起出去”理所应当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就不能再认同任何人或任何事；事实上，他只能安静地闭上嘴巴，不添麻烦就行。某人可能不喜欢这样。
他在柏林的曾经的生活，现在似乎只是遥远的记忆，而他几乎都想不起来卡尔、丹尼尔或马丁的模样了，只记得其中一个人是红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