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川那四十三个算不上惊心动魄的日夜，留给我的不仅仅是电脑里那几万字心酸温暖的日记，更是一段精彩的青春印记。
再忆北川
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成长，关注着队长高思发在北川挥洒着他多情的汗水。尽管为了更好地发展，团队几次更名，而我记住的仍是——“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仍然铭记着我们的队训：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我为自己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而骄傲。
八年来，高队长的足迹踏遍了北川的山山水水，高思发这个名字，是北川的父老乡亲念念不忘的。这些年，无论是在各大新闻网站上，还是在中央电视台的频道里，总能看到关于北川，关于“中国心”，关于高队长的消息和报道。我的热情就一直膨胀着，蓄势待发。
我珍藏着2008年在北川时队友们的签名T恤，以及在那里使用过的工作牌、袖章、照片，还有一切在北川的物品和记忆。
2011年11月3日，首届“感动岚皋十大人物”颁奖晚会在岚皋县城举行。我作为被表彰的十大人物之一，参加了这次盛会。说句实在话，当我得知自己荣获“感动岚皋十大人物”这一殊荣时，心中忐忑了很久，觉得很惭愧。和那些一起获奖的先进人物事迹比起来，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这次组织上和大众评审们能给我如此的肯定，让我感动良久，感慨万千。
说起此次获奖，还得从2008年我去北川灾区当志愿者说起。5·12汶川大地震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那年暑假，我只身一人前往北川，在帐篷小学为灾区孩子服务了四十三天。在灾区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这一生恐怕都难以感受的生死历程，为那里素不相识的同胞遭遇天灾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也给经历了生死磨难的孩子们带去了异乡亲人的温暖。四十三个算不上惊心动魄的日夜，留给我的不仅仅是电脑里那几万字心酸温暖的日记，更是一段精彩的青春印记。
记得队长曾在我的队服上签下“生命的精彩在于奉献”这句话。我们的队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句话，直到现在，他依然行走于北川，奉献在北川，让“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扎根在北川。冬去春来，志愿者迎来送往，不知换了多少批队友了。唯有队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奔波在北川大大小小的山头，给灾后的亲人们传递温暖与问候。
当晚会现场的大屏幕上，再一次播放北川的画面，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008年的夏天，仿佛看到了队友们亲切的笑脸，听到了帐篷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我忍不住给高思发队长发信息，向他报告喜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是社会对我们志愿者的认可和鼓励。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与队长，还有队友们比起来，我所做的是那么微不足道。如果说我能感动一个县城，那么，我们的队长应该感动全中国！
获奖归来，久久凝视着这座沉甸甸的奖杯，翻阅在灾区生活的日记和照片，北川的点点滴滴又一一浮上心头……
旅途艰险
2008年7月4日，我从单位出发，第一站是安康。行至半路，暴雨倾盆。汽车在盘旋蜿蜒的山路上艰难行驶，车窗上雨水如注，一道雨帘如瀑布般垂下来，隔断了视野。山中雾很大，雨刷来回忙碌着，司机的助手也忙着用毛巾擦拭车窗里的雾气，以便司机将路况看得更清楚。车速慢下来，前方发生了山体滑坡，泥水夹杂着石块涌到了公路上，司机眼尖，看到不断有新的泥浆混着石块从山坡上倾泻下来，眼看道路就要被阻断了。他来不及思考，当机立断加大油门冲了过去，只是几秒钟而已，回头再看，路便不再是路了……
安康市区路面上的积水很深，雨下得大而急，雨伞根本不起作用，浑身照样会淋透。到了中午，我就有了感冒症状，幸好行李中备了各类药品。喝了一些再睡上一觉，下午就没事了。
到绵阳的火车是晚上10点多的，下午6点左右，我到火车站候车。为了更方便，选择了茶座候车室休息，看看电视、瞅瞅杂志、给朋友们打个电话或发个信息。时间在窗外大雨敲击的节奏里一点点向出发靠近。
9点半左右，茶座里来了一对父子，无意间听到他们的谈话，父亲送儿子坐K283次列车去成都。那个K283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未曾谋面的队友周晖晖从南京过来，正是坐了这趟列车，但是我没有买到这趟车的票。凑过去打听了一下，决定再去售票厅碰碰运气，结果异常顺利地补到了K283的车票。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没撑雨伞，冒着大雨从售票厅跑回候车室，第一时间给周晖晖发了短信。他竟打了长途电话来，他已经在火车上一天一夜了，憋了太久的兴奋心情需要释放和分享。
车上人很多，周晖晖让出他的座位给我，几个人挤在一个座位上，那一夜很困，却没办法睡觉，兴奋过了头。一路强打着精神到绵阳，出站的时候，周晖晖低声喊了一句：“绵阳——我来了！”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在陌生的街头闲逛。当时才上午9点多，因为要等其他的队友会合，而北京来的张梅下午2点的飞机到成都，我和周晖晖决定在绵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
盲目地穿过了几条街道，远远地看见了一家酒店，便一头闯了进去。前台的服务员听说我们是志愿者，在此稍作休息后集合前往北川，便给了我们优惠的房价，并说如果今天不走也没关系，可以随便住。这让我们心中充满感激，并深切感到四川人民的淳朴和友好。
中午，重庆的钟俊和成都的廖光耀先到了。下午5点左右，张梅才赶过来。这个比我大两个月的北京女孩儿，背着一个比她还高的背包，拎着一个很沉的箱子。行走时，重心不稳差点被背包拉倒，幸好周晖晖及时跟她换了背包，才轻松一些。
从绵阳乘大巴向北川进发，出绵阳不远，便见道路两旁的农舍有了破损的痕迹，地震给当地人们带来的伤痕从车窗外滑过。满目皆是蓝色、绿色的帐篷。再远一点，比比皆是被地震摧残了的破败屋舍，有的地方满地水泥块和零碎的砖头。我的心情开始沉重起来，无法想象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当地人是怎样一种情形，恐惧，抑或是绝望？
一路向西，山上大面积垮塌，那是山崩地裂后最有力的证据。路上，特别是桥面的损毁相当严重，有的变成了断桥。一路上随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队，到处都扯起了横幅，一排排军绿色的帐篷是部队，白色的是医疗队，醒目的红十字多少能给人一些安全感。
车行至擂鼓便不能再前进。我们五个人把行李搬到路旁，一位开着小面包车的当地老乡，自告奋勇载我们去目的地——任家坪阳光小学。一路上，北川老乡给我们讲起了地震那一瞬间对他的生死考验。路上黄土满天，甚至看不见路面，我们有些担心，司机却说他可以闭着眼睛把车开到任家坪。
过了任家坪收费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终点站。任家坪阳光小学搭建在任家坪加油站外的空地上，红身蓝顶的帐篷一个接一个搭在马路边上，一字排开犹如一条长龙。队友们站在路口迎接我们，老乡家的餐桌上，为我们摆好了“接风宴”。狭小的空间里摆了两张桌子，二十多个人坐的坐、站的站，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吃饭。老队员介绍说，这是第一次有这么丰盛的晚餐，以前只能吃泡面。戏称我们来对了时候。
穿越生死
说句心里话，在到达北川任家坪之前，我对“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众多志愿者团队中，选择了这支队伍，下定决心要成为这支队伍里出色的队员。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有足够的信心胜任即将分配给我的工作。
晚饭后，新队员每人填了几份详尽的表格，然后黄姐召集全体队员开会。说到黄姐，她可不简单，气质逼人，却又格外可亲，让人忍不住想跟她亲近。听说高队长不在，是去“中国心”第二根据地——邓家片区了。我既兴奋又紧张地参加了加入“中国心”团队的第一次会议，首先是新队员自我介绍，除了介绍个人情况和工作简历，更要说明为什么来灾区当志愿者，来北川有什么目的。就这一个细节，让我对这个团队又多了几分期许和肯定。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服务体制，让每一个想加入的人，都能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关于一线的情况既不夸大，也不隐瞒，实事求是地公布在QQ群里，让每个人自己去权衡，再做决定要不要去。也正是因为我了解到一线的真实消息，针对自身情况，觉得有这个能力前往北川服务，才敢下定决心，独自一人奔赴灾区。
第二天清晨，新来的老师都领到一本教材，黄姐要求我们用半天时间完成备课、上课、评课等几个环节。虽然没有教学参考书，但是于我而言没什么难度，小学语文教材基本上能吃透。尽管这边的教材和我们使用的版本不同，但我还是顺利地完成了课前准备工作。虽然备课很轻松，但一想到要在二十多名新老队友面前上课，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特别是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大学里的老师。
吃中饭前，队长带着几名队友从邓家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队长——高思发。悄悄问一个老队友，队长当过兵吗？怎么看上去像个部队的军官呀？那么威严！队友说不知道，但他是个很严格的人。我暗自窃喜，严格就好，否则我这趟白来了。
我不喜欢跟领导套近乎，直到晚饭前，也没跟队长打招呼。因为有一批老队员要离队了，在他们临走之前，队长满足他们去北川县城看看的要求。下午，队长安排人带新老队员穿越北川县城，可是我却在犹豫，害怕自己没有能力承受那个惨烈的场景。
北川县城离我们营地只有一千五百米，就是这咫尺的距离，却也是人间与天堂的间隔，生与死的穿越。
北川县城早已封锁，有特警把守，要想进城并不容易。下午两点左右，团队二十二名队员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从山上的树林里绕到北川县城里。出发前，队医给每位队员发了口罩，并一再嘱咐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城里的任何器物碰破身体，更不要触碰城里的任何东西……
我悬着一颗心，战战兢兢地随着大队人马向山上走去。在来北川之前，就听说这是一座空城，从半山腰俯瞰，满目疮痍，房倒屋塌，残垣断壁，一片凄凉。
顺着杂草丛生的山路往下走，来到北川县城里面。一股腐臭扑鼻而来，看看四周满地狼藉，想象地震的那一刻，人们惊慌失措，多少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不觉泪水夺眶而出。
我没有跟着大家一起走，而是不远不近地走在后边，我不想让大家看见我在流泪，也不想因为我的情绪失控带给队友不必要的麻烦。一路沿着曾经秀美的北川街道前行，彼此无语，只有队医在不停地提醒大家，要注意脚下，别让利器扎破了脚，小心地上有钉子……是呀，地上到处是破碎的玻璃，到处是房屋上脱落的木板，锈迹斑斑的铁钉隐藏在残砖碎瓦之中，很可能成为闯入这座空城的人们最大的杀手。
我们用相机记录下了北川地震过后惨烈的景象，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也不想再回忆那种惨痛的场面。刚开始还频频按下快门，可是越往城的深处走，脚步越沉重，心越痛，泪越涌……再也举不起拍照的手臂，索性收起了相机，默默跟随着队伍，任心痛的泪水肆意横流。没有出声，在遮阳帽和口罩的掩护下，我热泪汹涌。可是我的眼泪有什么用呢？能唤醒地下沉睡的同胞吗？能治好同胞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吗？我知道不能！我什么都不能！就这么流着泪，低着头前进，不想再多看一眼这凄惨的场景。突然感到心口很闷，头发涨，很痛。我在街道一处花坛边坐下来，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有队友朝我走过来，我用手势制止了她，我怕自己会失控大哭。
还没走到城的尽头，大家都开始要求回营。没有谁能长时间承受这种心灵折磨，我们往回走，低声抽泣的队友越来越多，这时候任何安慰都是无济于事的，一行人边走边流泪，就当是对同胞亡灵的祭奠吧！
也就是在从北川县城回营的路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北川多做一点事，不虚此行。因此，十五天志愿工作期满后，我没有离开。在征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决定留在“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里，直到假期教学工作结束。
正式入队
从北川县城回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医生忙着给每一位队友进行全方位消毒。傍晚，教学组的听评课活动如期进行。我的试讲效果不错，得到了队友们的肯定和赞许。主管教育教学工作的黄姐有事要回深圳，临走前嘱咐我和另外一名队友一起负责教学组的管理工作。
吃晚饭时，每个人都不说话，端着碗，喉咙像被什么堵着似的，饭菜难以下咽。晚上开会先学习队规，接着后勤组总管菊子开始收钱，新队员要交150元队费，预交一个星期生活费105元。领了两件印有“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标志的T恤，就正式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了。
我们教学组另外又开了一个教学会议，主要是进行一些课程的分配。队里的老师有很多是具有高学历的知名高校教师，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士，山西太原大学的老师、山东青岛大学的老师等。真正从事小学教育的小学老师并不多，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甘肃的牛俊丽。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主动提出来要多代课，而且最好是低年级的课，这样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而让那些大学老师去教一年级、学前班的小朋友，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在我的争取下，当时空缺的二、六年级的语文，学前班、一至三年级的音乐课都由我来上。虽然每天要上五节课，很累，比我平常在单位累得多，但我觉得还在承受能力之内，能多做点事，觉得心里踏实。
7月7号，星期一，这是我第一天接触到这里的孩子们。也许是跟小孩子打交道的时间长了，我还是蛮有亲和力的。这里的孩子还真给我面子，让我顺利地过了第一关。
说到灾区的孩子们，我不得不佩服这些小不点儿们。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浓厚的学习兴趣让我深深感动。记得第一课是给二年级的孩子们讲课文《我不是最弱小的》，此情此景让我眼眶发热。在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中，我看到坚强的北川人正在奋勇前行！
这里的孩子们是5·12后停课的，他们离开课堂已经很久了。“中国心”在6月18号开办暑期辅导班，每天七节课。近一个月时间里，老师换了好几批，每个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这些孩子有超强的适应能力。
第一天的课主要是和孩子们相互熟悉，互相了解，然后根据不同的学情制订出相应的学习计划。二年级的语文教学，我决定先接着之前老师的教学进度完成教材上的内容，然后再制定一个详细的复习计划。六年级的语文教材上的内容已经学完了，接下来是有针对性地复习，主要是对孩子们进行作文指导。三个班的音乐课，我是有备而来的。临行之前，在我们学校搜集了大量的儿童歌曲，刻录成VCD光盘。特别是低年级的音乐，我准备了很多节奏明快、律动性很强的儿歌，来之前天天反复听，现在到了课堂上得心应手，孩子们更是喜闻乐见。我还把校园舞带进了灾区孩子们的课堂，他们兴奋不已，学起来也快。
一天下来，嗓子干得冒烟，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们除了上课，课余时间都要帮着后勤组整理物资。团队每天都能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这些物资经过分类整理，再一一发给学生。
特警叔叔
7月8号那天，我们一上午都在给孩子们发东西，从鞋袜、内裤、秋衣、秋裤到棉外套，一样不落。每样东西都必须要分尺码，除了内裤和袜子之外，其余的衣服都要给孩子们一一试穿。码成小山一样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让人眼花缭乱，队友们齐动手，熟练而迅速地给孩子们分发衣物，让每个孩子都称心如意，笑逐颜开。
隔段时间就有老队员离开，有新队员加入。当又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来报到时，我忍痛割爱把六年级的语文课让给了她。其实我和这班六年级的孩子很有感情的，在我没到北川之前，就已经和他们班上的两个孩子在网上有过交流，所以他们很快就接纳了我。可是相处时间太短，又不得不让他们重新面对一张新的面孔。我拉着这位新来的朱虹老师，喋喋不休地跟她讲这班孩子的情况，也是希望她和孩子们都能尽早互相适应。
星期三，福州特警来帐篷学校宣讲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福州特警叔叔对帐篷小学的孩子特别好，每次放学时都来校门口执勤，帮着志愿者维护交通秩序，确保孩子们放学途中的安全。这次他们来宣讲安全知识，老师和孩子更是早早地准备着，孩子们最是高兴了，特警叔叔不仅来上课，还有礼物发呢！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动刚刚开始就下起了暴雨，而且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宣讲活动只好由露天转到帐篷里，但是雨太大，眨眼间地面上一片汪洋，每个帐篷里都积了很深的水，志愿者们不约而同分散到了各班教室，帮着班主任老师维持班上的秩序，保护学生的安全，特警们也纷纷到各班教室帮忙。帐篷太小，老师和特警只能站在帐篷边上，任雨水将浑身淋透。
这雨来势凶猛，孩子们并没显现出惊慌和害怕。也许是这雨跟那场震天撼地的地震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老师和特警叔叔陪伴，他们觉得很安全。就连学前班的孩子都乖乖坐在椅子上，不哭也不闹。这让我突然之间感觉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对于灾区的孩子们来说，我们是他们的依靠，是那么值得他们信赖的依靠！
学会生存
在来北川之前，我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把我能想到的最艰苦的环境全设想过了，该怎么应对，怎么适应。然而，当我真正走进任家坪，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和生活设施比我想象中好多了。
就交通方面来说，来之前在QQ群里听队友说，北川交通不方便，从绵阳出发，大巴车只能行至擂鼓镇，然后需要负重步行三十多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可是那天，我们到达擂鼓镇时，竟然有很多小面包车和摩托车在争着抢着揽客。一路上北川老乡绘声绘色给我们讲地震发生时惊心动魄的场景，虽然这场大灾难发生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局外人，每每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心惊肉跳。
我来之前还听老队友说，他们每餐只能吃方便面，没有开水泡面时就用矿泉水泡，或者吃干的，现在他们一看到方便面就反胃。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吃得消，但是我仍然自我安慰，这样不正好可以减肥嘛！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到的那一天，接风宴相当丰盛。经典的四川风味小菜，还有王队长从安县买回来的鸡爪子等荤菜。我们以为仅这一顿这么奢侈，没想到以后天天都能吃到回锅肉、炒肉丝或者排骨汤等营养丰富的菜肴。因为是在当地老乡胡姐家搭伙，每天由她负责按我们的交费标准做饭，队里派后勤组队员协助。胡姐家以前是开餐馆的，所以我们有口福了。
相对较差的是住宿条件和日常生活环境。尽管帐篷里热浪袭人；尽管厕所里蚊蝇成群；尽管洗漱的地方就在马路边上，刚擦完脸就会满面尘土；尽管在帐篷里上课，要和马路上络绎不绝的车流和重型机车的轰鸣声比嗓音；尽管这里的孩子们因为缺水，长时间没办法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刺鼻的汗臭味……我们没有嫌弃，更不会放弃。
我开始学着把洗脸水倒在盆里洗衣服，然后再装在大桶里冲厕所。一滴水都不浪费，总是反复使用。送水车每天送一次水，有时还隔天才送一次，就那么二十多桶水，一百三十多个孩子，二十多名志愿者，全指着它了。我们开始像老队员一样，一个星期不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不脱衣服睡觉，随时做好余震发生时往外冲的准备。
帐篷里的课堂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快乐的，但是越是活跃的孩子越难组织教学。特别是在这样简陋的，人声鼎沸、车声嘈杂的马路边上，要想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根本不可能。老师想要孩子们像平日在课堂上一样专心听讲，更不可能。因为太吵，老师们扯着嗓子喊也抵不过汽车的一声喇叭，抵不过重型机车的轰鸣；因为太挤，一个帐篷里要容纳二三十个孩子，他们一动胳膊就会碰到同学，一抬脚就会踩到同桌，会有小孩子不停告状，这个说被同学打了，那个说让同学碰了，老师要赶紧出面调解；因为太热，帐篷一顶一顶连接在一起，三面包围，密不透风，中午过后，阳光直射在帐篷里，老师和孩子们大汗淋漓。
尽管这样，孩子们在坚持，因为他们渴望学习；志愿者们在坚持，因为他们愿意付出。
上午的学习是快乐的，语文课上书声琅琅，数学课上议论纷纷，英语课上掌声阵阵。中午休息时间，近处的孩子都回到自家帐篷里，远处的孩子留在营区，由生活老师负责照顾吃饭和午休。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帐篷图书室度过的，那里精美的图书让他们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乐不思蜀。就连下午放学以后，好多孩子也不愿回家，待在帐篷里看书，直到天黑。
下午的三节课是音乐、体育、美术。唱歌、做游戏、画画是孩子们的最爱，队里给孩子们提供了充足的学习用品，只要是孩子们需要的，队友们能想到的，库房里一应俱全，想要什么就去领什么。音乐课，配有风琴、电子琴，还有一百多支口琴；体育课时，可以打乒乓球，国家奥组委送来了两张他们比赛用过的球台，还可以踢毽子，打羽毛球，因为没有场地，篮球、排球、足球便成了摆设；美术课的用品更齐全了，素描纸、水粉纸、彩笔、蜡笔，各种各样、应有尽有，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把北川美丽的未来勾画在手中的画纸上……
到最前线去“战斗”
7月9号下午，高队长突然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去邓家片区开展教育教学工作。6月初，队里已经派队员在邓家做了调研，并向政府申请办学，现在这个申请得到了批复，队里必须马上派教师去做好开课前的准备工作。
邓家片区条件更加艰苦，队长在全体队员会议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时有很多队员争先恐后要去。我见想去的人很多，加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选择了沉默。说不怕是假的，毕竟那边是堰塞湖的泄洪道，交通闭塞，各方面的条件都没办法与任家坪大本营相比。我想还是留在大本营安全一些吧。
第二天几位队领导商议后，突然找我谈话，要派我和几名先遗队员去邓家筹备开学工作，并让我负责邓家片区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当时有点发懵，思索片刻，立刻给了队长肯定地答复，“行！没问题，我去吧！”无法判定自己当时的心情，有点无奈，更多的是激动和被信任的感动。
是呀！我加入“中国心”团队仅仅四天，队里就交给了我这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耀哇！所以，那一刻我没有退缩，尽管觉得自己有点为难，但还是决定搏一搏，一定不辱使命，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我的这项任务。
我在心里暗下决心，有点悲壮。好像回到了革命战争年代，接到了一份奔赴前线的通知，有种慷慨激昂的感觉。
7月10号，星期四。我上完两节课后，开始准备要去邓家的各类文档资料，包括报名表、学生花名册，等等。把队训、各项管理制度打印出来，装订好了，准备第二天带走。
晚上，大本营为我们饯行。队友们纷纷聚集在营区门口合影，相互在T恤上签名留念。有几分伤感，更有几分对那个未知环境的隐忧，但我们的脸上却都带着平静的笑容。
11号凌晨4点左右，先遣队员轻轻翻身起床。大卡车停在路边等待装物资，我和婷婷蹑手蹑脚从帐篷里拎着行李出来。有队友跟了出来，帮我们装车。大家睡眼蒙眬，却不忘相互鼓励，跟我一起到任家坪的周晖晖，在迷茫的夜色中拍了我一巴掌，轻声说了一句“保重！”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一拳“邓家见！”
这是一次特殊的离别，每个队友都在相互叮咛，相互祝福！那种气氛温馨而感人。5点整，队长领着我们五名队员坐上卡车，带着给学生的各类学习用品，顶着星光出发了。
这是一辆大型卡车，驾驶室很高，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在队长的帮助下爬进驾驶室。驾驶室里有两个客座，还有一个窄窄的睡觉的地方。我们一行六人，三位女士自然挤到后排，三个男队友挤在前排两个座位上，倒是挺受罪的。狭小的驾驶室里塞了七个人，其中常老师还特别胖，那叫一个挤呀！
地震前从北川到邓家不用半个小时，穿过隧道即到。现在要绕道江油市，即使抄近路也要五个多小时。车行至江油，天色大亮，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在路边的一个小吃店匆匆吃了早点，又继续赶路。经过漫长的颠簸，终于到达了邓家片区刘汉希望小学。
我们是满怀着激情和信心而来的，没想到迎头却是一盆冷水。看守刘汉希望小学的梁老师委婉地转述了校长的意见，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跌到了谷底。尽管队长一个劲安慰我们说，没关系，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他不经意地皱眉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计划碰到无法解决的难题。
驻地官兵听说志愿者来办辅导班了，自发地赶到刘汉希望小学搭建帐篷。队长在不停地打电话，一个接一个，情况一时摸不准。既然镇长已经点头同意了的，那就先搭帐篷吧。
我和婷婷、玉琴开始走访村民，让孩子们第二天去刘汉希望小学报名。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学校，帐篷已经搭好了，一顶顶蓝色的帐篷连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这群官兵中我遇到了一位老乡，在他们忙碌时，我偷偷地拍了几张照片，他们憨憨地笑着，让我别把他们的照片发到网上去了。我们很愉快地聊了起来，得知我是陕西人，立刻有热心的人去把老乡叫了过来。
这支队伍是5月13日进驻北川的，是真正参加了一线救人的队伍。我们聊了很久，老乡给我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并留下了联系方式。他说希望能有一件我们“中国心”的队服作纪念，我抱歉地说，这个必须征得队长的同意才能送人，但我向他保证争取完成他的心愿。
晚上，事情又有了变故，队长接到了电话，说青岛援建队要在刘汉希望小学修建活动板房，我们必须撤出。经过紧急商议，只好改变计划，把辅导班开到山上海元村的农舍里。这样一来，邓家片区的四百多个孩子就不能全部接受辅导了，因为受到场地限制，只打算接收海元村一个村的孩子。
当这个决定被高队长轻描淡写地说出来时，每个队员都长久地沉默着。其实我知道，队长的心里比我们更难过，为了筹备这个帐篷小学，队长付出的心血比谁都多。还有陈小武，他一个人一杆旗在邓家孤军奋战那么多天，为的就是能听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啊！可是现在，每个人都不愿去触碰这个伤感的话题。
我首先打破了沉默，顺着队长的意思表态：无论局势怎么发展，我都会支持队里的决定，坚持到底。也许是我们的坚定给了队长信心，他再次打起精神与队员们商议下一步工作。
7月12日一大早，我们分三个组开展工作。陈小武和陈玉琴留在学校里接待家长和学生报名，并做好解释工作；我和婷婷、常老师、陈哲分两组上山，去海元村走访，摸摸学生的底，找一些平坦的院子作为我们授课的地点。
学生报名很积极，可惜改变了教学模式，做家庭式辅导，地点也不集中。其他村想来上学比较远，基本上不现实。
7月13日，我和婷婷再次来到海元村，寻找我们队员安营扎寨的地点。上山前，心里忐忑不安，从没有这样一个人去决定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做好，但是现在只能逼着自己去尝试。好在山上老乡特别热情，我们工作出奇顺利。傍晚时分，部队战士们帮我们在几户农家院里搭好了五顶帐篷，只等着14号队员到达安置了。
最艰苦的“战斗”
7月14号，大雨倾盆。高队长本打算13号带队员到邓家，因雨推迟到14号，然而14号的雨比13号更大。我们心里也是一片阴霾，最近的几天时间里，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有一个词叫一波三折，可是我们“中国心”在邓家开办这个暑期辅导班，却是一波无数折。如果不是家长们的殷切期盼，孩子们的热切渴望，我们真的会打退堂鼓了。
现在，终于过五关斩六将，把辅导班搬到了农家院里。可是老天偏偏不开眼，计划15号开课，几天来却一直下大雨，物资和生活用品都没办法运到山上去，大本营的队员也因大雨阻隔过不来，大家的焦虑都写在了脸上。
14号中午，我们刚到食堂打完饭，就听小武特别兴奋地扬着手机说，高队长他们到了。大家不约而同丢下碗筷，一头冲进雨里，迎接我们的队友，我们的亲人。可是，我们全身都淋透了，也不见他们的踪影，一个个只好没精打采地返回帐篷，穿上雨衣继续到食堂吃饭。我刚扒了两口饭，就隐约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再次丢下碗筷冲进雨里。见到高队长和一群新队友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只差没掉眼泪了，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匆匆吃过午饭，我们立刻收拾行李，每个人都负重几十斤，外面套着雨衣，艰难地向海元村进发。平日里走山路，即使空着手也觉得很费力，更何况是冒着大雨负重爬山，每个人都像蜗牛一样，女队员在男队员的照应下，缓慢地在泥泞的山路上前行。浑身湿透，背上的行李越来越沉，每前进一步都感觉到那么艰难。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陈哲还调侃：“想到‘中国心’当志愿者，女人必须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虽然这句话说得有些夸张，但是也说明了，我们的队员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就这样一行十七人，在滂沱的大雨中相互鼓励向上爬，再向上爬……沿途的村民满怀感激地连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太好了！”而我们只能回报一个微笑，省下说话的力气。
老乡把我们热情地迎进家中，安顿下来，不料又生变故。当时队长的脸上虽然没有流露出为难的神色，但是我留意到小武一脸激动和红红的眼眶，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我理解队长的心情，没有把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写在脸上，还强装镇静安慰队友。我知道如果此刻领队的心不能安定，就会让所有队员激动起来，我再一次佩服队长的淡定。
半个小时以后，队长和小武笑着回来了，不用说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是透过队长的笑容，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心里藏下了所有的误解和委屈。当我们满身雨水和汗水辛苦地爬山到老乡家中，还不及换下湿透的衣裤，作为队长，他还得应付来自村上某些人的刁难。在大灾后的这个雨天里，村民的热情与村上某些人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要孩子们笑了我们就不会哭
7月15日，雨渐渐停了。“中国心”在邓家开辟的家庭式辅导班如期开课。从各条林荫小道上走来的小朋友们，怀里抱着小板凳，满脸的期望和对知识的渴望，让每个志愿者心中都充满了激情，突然间体会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有一种被需要、被信任的感动。
政府正在全面清退志愿者，是因为有些志愿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这不是我们的错。就像队长跟我们说的：“‘中国心’要在夹缝里求生存！”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用队训来鼓舞士气，“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即使一路上会有坎坷，一路上会有荆棘，我们不能退缩，不能绝望。要相信在绝望的大山上，一定还藏着一块希望的石头。
这次来北川，我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志愿者，为灾区人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更多的是，我体验了青春的价值、人生的精彩。迎接了许多挑战，在逆旅中完成了自己可能从不敢想，更不敢尝试的事情。
在北川这个重灾区，我们把安全、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是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我本是个懒散的人，习惯按领导的吩咐做事。但是在邓家片区，我却要去跟不同身份的人交流、交涉，甚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某个决定，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高队长和组织把邓家片区的教学工作和十几名志愿者交给我，我必须对组织负责，对队友们负责，更要对孩子们负责。
邓家片区家庭式辅导是一种分散式教学。当初选定教学点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摸底调查，看看同年级的学生分布在哪个地点最多，就把这个院子作为这个年级的教室。没有课桌，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小板凳和小木板，在露天的院子里支起一块白板，志愿者老师凭着一张嘴和一支笔，撑起了灾区孩子的精彩课堂。
志愿者老师每个课间都要从一个辅导点辗转到另一个辅导点，马不停蹄地奔波。所以课间休息是20分钟，老师们才来得及爬坡、上坎，由一个课堂转到下一个课堂。我们的老师是按专业分配的，有专职的音、体、美老师，语、数、外也是按照学校正常教学模式安排的。每个前来学习的孩子，都会领到他们所需的一切学习用品，队里还准备了丰富的课外书籍供孩子们阅读。正是因为我们给海元村的孩子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附近村子的孩子也纷纷前来报到。可是我们的场地实在太小，而且太远的孩子来上课，我们无力负担他们的人身安全，因此只能狠下心来拒绝。
我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也没有电可充，变成了摆设。每天不停地在几个辅导点来回穿梭，不停地反复叮咛每个老师，要注意孩子们的安全，要把握好教学的内容，等等。就这样给一个又一个年级的班主任重复着同样的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觉着烦？我自己都弄不明白了，我怎么变得这么啰唆了呀！
下午放学后，志愿者老师分成三个组，把孩子们一一送回家。根据队里要求，班主任老师要在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深入到孩子家中进行家访，收集孩子们的详细资料，做好他们的个人档案，以便团队做下一步帮扶计划。这两项工作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走惯山路的人来说，又是一项挑战。海元村的狗很多，大家出门要带根打狗棒防身，于是就有了“丐帮帮主”一说。有的志愿者老师为了做家访，一直忙到天黑，都认不清回来的路了，幸好有善良的村民将他送回来。
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口头的标榜，为了让这里的孩子和别处的孩子一样，能在大灾之后享受课堂的乐趣，让忙于重建家园的家长们安安心心地工作，“中国心”志愿者们，默默地担负起了照顾孩子们的责任，同时也把爱的种子，播撒到了灾区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慢慢地发芽，渐渐地成长……
这是我在北川的一次独特的历练，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会让人成长，而我的这次成长，将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中国心”的队员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中都会情绪饱满，因为当我们情绪低落时，就会反复诵读我们的队训：“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友，用不同的方言，一遍一遍地教我们朗诵队训。这句话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就像高队长说的一样，每当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只要想到这句话，就会让他信心百倍，重新点燃前进的火把。
队长说，7月12日上午，他一个人徒步翻山回任家坪。原来那条从北川县城穿过的道路被隔离网封锁了，他只好在山上探索另外一条下山的路。天上下着雨，穿着短袖队服的队长被树林里的荆棘挂伤了胳膊，血流不止。他在大山林里钻来钻去，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沮丧之极便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把烟灰敷在伤口上止血。片刻后，他冷静下来，拿起手机给队友们发短信：邓家片区的队友们，虽然一路走来有荆棘，有坎坷……我们一定要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我们并不知道队长发这条信息时，他正迷失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邓家的队友们，因为各种不利因素和艰苦条件，正心灰意冷，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队长及时的信息犹如一剂强心针，让每个队员精神大振。大家互相传阅着短信，又开始满怀信心策划下一步的工作，每个人又活跃起来了。
后来队长告诉我们，在他极度孤独和困惑的时候，想到了队友，想到了北川的人民和孩子们，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他，让他没有绝望，没有放弃，也没有退缩。那天，他最终等到了两个老乡，将他带出了大山，顺利返回了大本营。
回锅肉与奥利奥的故事
邓家片区的生存环境比起任家坪来要差很多。首先这里没有电，往山外去的道路只要下雨就会堵，外面的物资运不进来，里面的人生活十分困难。
当时我们的伙食没法跟大本营比，这里没地方买菜，即使有菜买，也是以前囤积下来的干菜，或者是已经发霉、正在腐烂的蔬菜。我们不敢买来吃，害怕吃坏了肚子，无处就医，更没办法给孩子们上课。住在指挥所时，每天都是吃一样的饭菜，一碗米饭外加一勺凉粉炒回锅肉。那时我们吃凉粉直反胃，而回锅肉太肥了，女生都吃不下，男生们就在我们碗里“抢”肉吃。那时候饭多菜少，有一次我打饭的时候，跟盛饭的阿姨说，“不要回锅肉……”下半句还没说完，陈哲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窗口，接着说：“要，怎么不要？你吃不下，给我嘛！”我本想说多打一点凉粉的，听了这句话，立刻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从那以后，女队员每次把打到碗里的回锅肉一一分到男队员的碗里。就这样，陈哲拥有了“回锅肉”这个光荣的绰号。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觉得比每餐吃泡面要好很多倍，也没觉得委屈。
以后吃饭的时候，只要桌上有回锅肉，大家就叫陈哲来吃。后来回到任家坪大本营，胡姐做的回锅肉真的很好吃，再叫陈哲时，他却摇摇头说，别再跟我提回锅肉了，我都吃腻了，现在听到这几个字就想吐。
在海元村，教师组的十四名队员驻扎在老乡王哥家里，他们家当时只有他和母亲两人。阿姨每天为我们做饭，我们每人每天交15元生活费给她，并派一名后勤人员帮忙，饭后排班洗碗。阿姨家的地里还有一些小白菜，土豆什么的。刚开始的几天，我们还有土豆和白菜吃，等白菜吃完了，就不得不下山去买菜。
当时后勤管理员是来自广西的许松富，他每天跟着阿姨下山买菜，每人背着一个大背篓，队员们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便多了一种期盼，希望他们能买一些菜，或者买到一些肉来吃。那时候大家都很馋，没办法的。每天要上山下山，就连课间也要在山路上奔波十几分钟，更何况在放学后还要送孩子们回家，挨家挨户做家访。累暂且不说，大家总是觉得很饿，每顿饭不到点就已经饿得没劲了。
下山的队员回来，背篓里没装什么东西，很多时候里面装的是西瓜，这边出产西瓜。偶尔也会买到肉和较好的蔬菜，队员们就会暗自窃喜，知道午饭的餐桌上又有得吃了。即便有肉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后半天里饿得没力气。大家都在想，要是有什么吃的就好了。阿姨家有很多的干粮，听说是地震后飞机空投来的，主要是一些饼干、泡面之类的，就码在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里。但是没有队员们打那些饼干的主意，这是我们队里的规定，即便是阿姨主动拿给我们吃，我们也要拒绝的。
邓家片区一共有两个组，教学组负责海元村七十多名学生的教育工作，外协组则协助政府做事。他们可以在指挥所的库房里领到饼干等干粮，外协组长小武见我们成天被饥饿折磨，每隔几天便把他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干粮背上山，给我们当点心。这些点心也不是说想吃的时候就能吃的，一般是在大家都很饥饿，又都在场的时候，一个队友拿出一盒饼干，每人分一块垫垫肚子。
最奢侈的时候，外协组从山下给我们送来了一箱奥利奥饼干。队员们沸腾了，要知道平日在家里，我们都不会这么奢侈，去买这么多奥利奥来当零食的。奥利奥比别的饼干好吃多了，也更容易满足饥饿感，但是多吃会觉得很腻。一箱奥利奥饼干还没吃完，大部分队员宁可饿肚子也不想再吃它了，与其吃下去反胃，还不如饿肚子呢！
于是，邓家的队员之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灾区的生活挺不错的，我们终于把回锅肉吃腻了，把奥利奥也吃腻了。
鸡毛信
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鸡毛信这个词怎么听也觉得新鲜。然而，“中国心”在北川的两个营地之间的鸡毛信，却演绎了一段温馨与亲情的故事。
记得我们还在指挥所住的时候，那里每天晚上会用柴油发电两个小时。于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拥到指挥所来给手机充电，这时候移动发射塔也有了信号，手机临时恢复了与外界联系的作用。
7月15号上午，队长把邓家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又匆匆回大本营去了。我们这群年轻的队友，在邓家开始了新的征程。山下移动发射塔有信号的时候，我们也会收到几个小时前，甚至是几天以前，大本营或者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与世隔绝。
队友们戏称自己来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有孩子们的欢笑，有老乡们的厚爱，更有清澈的山泉，还有鸟语花香……
下午没事的时候，队友们围坐在老乡家的院子里，轮流讲笑话，关于那个小白兔的系列故事成了我们队的经典，不是故事本身具有那么大的魅力，而是听故事的队员时不时冒出来的经典语录，让我们捧腹大笑，而他自己却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突然有一天，一名老队员从大本营翻山越岭来到邓家，除了给我们拎来了卤菜猪耳朵、鸡爪子之类的荤菜打牙祭，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食粮——大本营队友们情真意切的问候。他们把自己的情谊化作文字倾注在纸上，并拔了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由一名老队员千辛万苦地送到我们分队队友的手里，那份感动与激动包含在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之中。
几天后，外协组长陈小武要回大本营汇报工作。我们分队的队友也纷纷拿出自己写好的书信，交由小武带回去。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整根鸡毛插着，那才有意思呢！”于是傅君竹和房东王哥欣然受命前去拔鸡毛。可怜了王哥家的那只老母鸡呀！当时正在鸡窝里生蛋，冷不丁从旁边伸出几只“毒手”按着它，一把揪光了尾巴上的毛。老母鸡吓得咯咯直叫唤，阿姨以为是黄鼠狼偷鸡呢，从厨房里一个箭步冲出来，边跑边喊：“我的鸡呀！”
每个信封上都粘了一根鸡毛，为了欺负大本营的队友们没有鸡毛可拔，我们把多余的鸡毛写上“赠品”二字，装在信封里捎到大本营去。
小武回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军用挎包里鼓鼓囊囊的，拿出来一瞧，好家伙，大本营的队友们用卡纸糊了一个超大的信封，封面设计相当精美，几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剪纸贴在正面，封底是一座大山上藏着几块闪闪发光的石头。这别具匠心的信封让我们热泪盈眶，抽出里面的书信，这帮贼精的队友，竟然使用车轮战术赚取我们激动的泪水。在厚厚的一沓信纸上，大本营的二十几位队友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写。把他们的思念和对邓家队友的鼓励，统统挥洒在这方小小的信纸上。在信封里竟然还装着二十一颗阿尔卑斯奶糖，据说这是特警“叔叔”送给大本营队友们的礼物，他们也不忘千里迢迢捎到邓家来和我们分享。
几根头发、几支鸡毛、几颗奶糖，连接起了“中国心”队友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尽管在桥的两端，很多队友不曾相识，或者只是互相听过名字，见了面也对不上号，抑或只是听其他队友提及过，但这都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与团结，因为我们都拥有一颗又红又亮的中国心。
周末暴雨
邓家辅导班每周上六天课，只休息一天。第一个周日，李娜老师因为家中有急事，必须到山外去给家里发一份特快专递，我只好让另一位想去山外的老师同行。队里有规定：外出的话，至少两人以上同行方可。房东王哥主动提出来带两位队员下山，我们终于放心让他们三人一同前往江油市。
早上还算风和日丽，至中午便突降暴雨，且来势凶猛。我还来不及为外出的队员担心，就见房东家院坝里边的坎上，不断有泥浆混着石块冲到院子里来。院坝坎上是一片新开辟出来的地基，由于中间高，里外低，暴雨积水过多，里面便形成了深泥潭，外面的积水则混着泡松了的泥土顺势冲了下来。不一会儿工夫，阿姨家的房子靠近泥坎的一面墙，已被掩埋了四分之一。待我们发现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看着不断下泻的泥浆将院子染得浑黄一片，我们都感到了深深地恐惧，害怕已经被地震摧残成危房的房子禁不住泥水的冲刷，会在某一个瞬间倒塌。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小武带着外协组的队员赶到了——这天是小武的生日，我们打算晚上一起为小武过生日的，提前邀请了外协组到我们营区来。我顾不上跟小武说生日快乐的话，拉着他查看严峻的形势，必须要赶快想办法才好。后来我们提议让部队的战士来帮我们挖排水沟，可是小武扔下背包，抓起一件雨衣，边说边往外走，“部队营地也有险情，正在抢险呢！我先去看看，挖排水沟，我们队的男队员一起上！”我也连忙换上雨衣，跟着上去了。
新地基上，不少老乡已经光着膀子在挖排水沟了。很多地方土质很硬，半天也挖不了一截，志愿者们从老乡家里借来工具，跟着他们一块儿挖。雨依然又大又急，很快我们浑身湿透了。中间积水的地方低，两头地势高，排水沟挖起来难度很大，有的地方全是石块，很硬。挖了快一半时只好放弃，又往另一头挖。十几名队员和几个老乡顶着暴雨奋战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挖通了排水沟，泥石流不再往我们营区冲，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才想起给小武过生日的事来。
土豆蛋糕
就在我们奋力疏通院坝坎上的深潭积水时，在家里的队友正热火朝天地为小武准备生日晚宴。我们挖好排水沟回到房间时，天已经快黑了，外出的队员也安全返回。房间里点燃了好几只蜡烛，餐桌上晚餐已经摆好了，可乐正在塑料杯里冒泡泡，如同烛光晚餐般浪漫、温馨。看着厨房里进进出出的队员一脸神秘的笑容，我猜今晚一定有节目。果不其然，队友们一反常态不让小武换下湿透的衣服，硬拉着他入席。队规里明确规定不允许饮酒，可是屋角里却搁着两瓶啤酒，我还不及细问，只见两名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架起小武往门外走去，另两名队友撬开啤酒瓶盖，双手摇动酒瓶，啤酒喷着泡沫劈头盖脸将小武浑身浇了个透……
哄笑声中，一碗面条塞到了小武手中。在大家艳羡的目光中，小武狼吞虎咽地吃开了。边吃边说：“哎呀！这面咋就这么好吃呢？”故意来馋我们。眼巴巴地等他把面吃完了，大家开始分座位。由于人多地方少，有人提议按长幼来分座次：寿星先坐，接着是房东阿姨和王哥，再下来是“80前”的队友落座，见还有空位子，“80后”的女士们坐下来，“80后”的男士们表现出了绅士风度，站在后面吃。
等大家都坐好站好了，一个精美的蛋糕呈现在了餐桌上。我敢说这个蛋糕虽然不是在蛋糕店买来的，但是它绝对比蛋糕店的蛋糕好吃一百倍。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个蛋糕的华丽，此时此刻此景，有这么一个精美的蛋糕呈现在我们面前，别说吃，单是看上一眼，就永生难忘。
我们拍着手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小武闭着眼睛许愿，再一口气吹灭了他面前的一根蜡烛，队友们掌声四起。小武开始给大家分蛋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蛋糕味道咋样？一口咬下去，大家都乐了！原来这块精美华丽的蛋糕竟然用土豆做原料，上边用队友特意从江油买回来的水果加以点缀，不光看着精致，连吃起来也觉得不是土豆味了，那么可口，真是好吃极了！
这个生日晚宴对于小武来说，将是永生难忘的一次生日庆祝会。而对我们来说，这块土豆做的蛋糕也一定会是这一生吃过的最最好吃的蛋糕了！
特殊的升旗仪式
7月21号，星期一。一大早起床，看着院子里深深的积水，大雨还在继续，以为孩子们不会来上课了。8点刚过，远远的山谷中响起了孩子们的嬉闹声，我立刻和老师们换上了雨鞋，迎接孩子们。
10点多，小武从指挥所来到辅导班，做升国旗的准备。王哥带着队员砍来了一根粗大的竹竿，又把刘禹的攀岩绳解开，做成了旗绳。11点左右，大雨变成了蒙蒙细雨，经过大家一起努力，邓家辅导班的升旗仪式正式举行了。
四个孩子各执国旗一角，站在院子最里边，庄严地等待命令。院子里深深的积水被队员们打扫干净了，一群个子高低不齐的孩子安静地站在院子里，老师们也是满怀期待等着升旗。一切准备就绪，小武一声令下，孩子们站得笔直，升旗的孩子迈着有力的脚步向旗杆走去。没有音响和乐曲，音乐老师陈军领唱国歌，老师和孩子们一起高唱，庄严的国歌在山谷里回荡。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邓家片区细雨飘洒的青翠山谷中冉冉升起，孩子们将小手高高举过头顶，老师们的目光随着国旗上升。退役军人陈小武站得笔直，一个端正的军礼，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队友们。
翻越杨柳坪，跨越灵魂的高度
日历又翻过了很多页，许多快乐或不快乐的记忆，伴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随风走远了。
27日，邓家第一批队友就要离开了。26日下午，王队带着十三名队员从任家坪大本营出发，每个队员都背负着沉重的物资，有吃的、用的、还有学生们的学习用品等，经过五个小时的翻山越岭，终于抵达了邓家分队营地，新老队友见面自然是激动不已。邓家分队本来就有十九人，加上大本营的十三名队员，老乡家的院子里一下子热闹非凡。
大本营的队友一大早出发，我们分队队员也是一大早开始忙碌。队长把我们分成三个组，一组沿着崎岖的山路前去迎接大本营的队友，二组到山上去摘野梨，三组留在营地打扫院落、准备晚饭。因为人太多，我们决定包饺子，既热闹又省事。
晚饭后，天已经黑了。驻地部队的老乡发来短信，说不能请假出来为我们送行，我和陕西队友李向菲商量着去部队营地跟他告别。山林里寂静漆黑，我们打着手电筒在树林里穿行，山谷中不时传来一两声犬吠，伴着草丛里蛐蛐的低鸣，我们的脚步也变得匆匆。我把一件签名的队服送到了老乡手里，他曾说希望有一件“中国心”的队服作纪念，我请示过队长，满足了他的小小愿望。见面后简短地聊了几句，便告别回来，院子里的队友们正围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观看任家坪阳光小学的实况录像，嬉笑声在山谷中回荡。人太多了，晚上睡觉成了一个大问题。老乡家里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原来十几个人都是打地铺，现在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人，打地铺都没地方了。幸好从大本营过来的队员每个人都带着睡袋，只要找块平地，铺上防潮塑料布就可以凑合一晚了。我们把自己的地铺让给了从大本营来的“客人”，然后去开辟新的宿营地，客厅比较宽敞，靠墙一溜睡了七个人，我和杨茹两员女将也在客厅的沙发上安了窝，小武只好等大家都睡下后，在过道里把自己“塞”下了。半夜里鼾声雷动，我从沙发上探头一看，我的妈呀，区区十几平米的客厅里挨挨挤挤，横七竖八睡了十几个人。院子里、屋檐下也都睡着我们的队友。我真想用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幕，又害怕惊扰了他们的美梦，眼睛潮热，再度进入梦乡。
27日一大早，我们匆匆吃过了早点，就浩浩荡荡出发了。邓家有八名队员服务到期准备离队，从大本营送物资过来的队友也要返回，而我因为胆囊炎复发，也随队友返回大本营休整。就这样在高队长和王队长的带领下，二十多名队友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向山顶进发。新队友杨琰森帮我背了所有的行李，我空着手还累得气喘吁吁。尽管身体不适，但也不想成为队伍的累赘，便拼了所有的力气前行。山路两旁灌木有一人多深，走在草丛里只见人头晃动不见人影。山势越来越陡，天公不作美偏偏开始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部分队员都把雨衣和雨伞留给了分队的队友，我们只能淋雨了。队长总是在前面开路，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冲着队员们喊：“加油哇！队友们，只要再加把劲，走进森林里就不会淋雨了。”在高队长的鼓励下，我们又咬着牙向上攀爬。
森林里光线很暗，越深入越黑。有队员打开手电筒，根本无济于事。走在前面的队员在杉树林里休息，等待后面的队友。我们靠在粗大的杉树下避雨，杉树叶子像针一样扎在身上又痛又痒。背包的队友把包里装的水和干粮拿出来分给大家，给队员们补充体力，也给自己的行李减轻些重量。
由于孔繁成比较胖，走山路很困难，队长派了几名精壮小伙陪着他在后面慢慢走。我们这些女生没背行李，或行李较轻的就跟着队长在前面开路。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前后吆喝一阵子，相互打打气，鼓励一番。山路很难走，在森林里根本没有路，队长确立了大致的前进方向，我们沿着雨水流下来的沟壑向上爬。地震导致很多树木横七竖八倒了一大片，估计是被山上滚落的巨石砸倒的，白花花的树干裸露着，踩上去特别滑。每个队员的身上都已经找不到一块干的了，鞋里灌满了泥浆和雨水，走起路来特别沉重。在最艰难的一段路上，我的胆囊炎不合时宜地发作了，剧烈的疼痛让我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最后靠在一棵大树下，用手使劲按压住疼痛的部位。眼看着队友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的痛楚，我只好背对着他们，挥手让他们上前。大雨滂沱，大家都无法开口讲话，雨水不停地顺着脸颊流淌。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队友都会轻轻拍拍我的肩背，给我信心和力量。
就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向上爬行，四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走到一段真正的“水泥路”，一尺多深的泥浆和水潭，无法绕行，干脆挽起已经湿透的裤脚，踏着雨水和泥潭，朝着大本营的方向大步前进。
太阳出来了，路边的野花也格外鲜艳，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挥舞着手中的衣服或“手杖”，下山的路变得宽敞平坦，队员们的脚步变得轻盈，笑声也格外清脆，女生们扯着嗓子唱山歌，虽然不怎么着调，却是一片欢腾。
在我们这支第一次大规模地翻越杨柳坪的队伍里，女同志占了一大半，而且大部分是来自祖国南方的大城市，她们有的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山，更没走过山路。今天我们“中国心”的队友们胜利地翻越了杨柳坪，不仅是征服了这一座山，每个队员也都征服了自己心灵里的高山。没有我们完成不了的任务，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尝试了，就一定行！
第一次吃四川火锅
7月27日，与高队长、王队长等队友经过七个多小时翻山越岭，终于回到任家坪大本营。八名要离队的队友被直接送往绵阳和成都，其他经过艰苦跋涉的队员，还要留在大本营继续工作。当我们带着满身的泥土和疲惫回到大本营时，发现队里的水桶都是空的，值班的胡姐告诉大家，这两天送水车都没来。没办法洗漱，湿衣服贴在身上，经山风一吹也基本干了。王队长说，先休息一会儿，晚点找车去安县洗个澡。我们就跑到办公室，趴在桌上小睡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地听见王队长喊车来了，一行人驱车一个半小时，到安县一家宾馆，开了两个房间洗澡。
洗漱完毕，我和王队长、杨茹上街买东西。我迫切需要买一双运动鞋，我的鞋在翻山时已经烂了，破了很多洞，实在没办法穿了。但是走了两条街，也没看见运动鞋专卖店。天已黑，我们还要返回大本营，只好作罢，烂鞋子洗洗再穿一个星期吧！
整整一天，我们只是早上在邓家吃了一些早点，在路上吃了几块干粮，此刻，已是饥肠辘辘了。大家一合计，决定去吃火锅。早就听说四川的火锅很有名，而且是辣出名的。我心里直发怵，对于不能吃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在安县著名的“刘一手”火锅店里，队友们一个个精神焕发，一改之前狼狈不堪、精疲力尽的面貌，神气活现地高谈阔论，对于翻山的艰难只字不提。而我最关心的是这火锅究竟有多辣？味道有多么地道？毛毛（毛玉华）不停地往碗里加蚝油，她说火锅不辣，看着满锅红红的辣椒汤，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毛毛的话。有人说加醋可以冲淡辣味，我就在碗里倒了很多醋，看着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武器”，我却迟迟不敢下筷子。最后实在抵挡不住左右队友热火朝天的香气袭击，终于下定决心要尝尝这辣出了名的火锅。结果，呵呵！既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辣，也不像毛毛说的一点也不辣。也许是太饿了，根本没吃出什么滋味，筷子不停歇，三下五除二吃得饱饱的，心里却有几分失望，这四川火锅的辣也不过如此嘛！
余震惊魂
7月5号到北川以后，目睹了北川的一片狼藉，便对传说中的余震心生畏惧。所幸的是，我到北川的第一个星期，没遇到震感强烈的余震，心里放松了警惕，以为这只是队友们夸大了。
调到邓家工作后的一天夜里，我们在院子里聊天，夜里11点多了，感觉有点困，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到房东阿姨一声惊呼：“地震了！快跑！”房间里的地板上，一溜儿睡了十个女队员，在阿姨的惊呼声中，大家顾不着多想，眯着眼睛，摇摇晃晃地往屋外跑。当时，我和向菲就睡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还靠着窗户。我隐约听到窗户上的玻璃使劲地摇晃，响得很厉害。还没反应过来，见大家都往外跑，慌乱中反穿着拖鞋，跟着跑了出去。在屋檐下大家相互依偎，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而瑟瑟发抖。大家都相互安慰，“没事的，没事了。”这时我才记起来，刚才在阿姨的惊呼声中，感觉到整个身体被左右摇摆了几下，却没想到是发生余震了。等我们从惊悸中慢慢平静下来，回到房间继续睡觉时，向菲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房间，酣然入梦了。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时常会感觉到大地的晃动，每次持续时间都很短暂，只一瞬，来不及思考和大声叫喊就已经结束了。或在吃饭的时候，或在开会期间，大地时不时给我们开这样的玩笑，像玩捉迷藏游戏。我们一直在等待它出现时，它自岿然不动；我们不理它时，它又出来活动，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经历小打小闹的余震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懒得理会了。直到我被调回任家坪，也就在8月1号下午4点多，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地震的可怕。孩子们正在帐篷里上课，我在加油站二楼教师组办公室给每位老师的座位贴名片。当时还有另外两位老师在，四川达州的胡老师告诉我说，她名字里的“琳”我少写了一个王字旁，我一边说抱歉，一边从胸牌上取下白板笔给她改。就在这时候，二楼的地板开始剧烈地晃动。平日里，马路上重型机械车辆来回跑，有时候震得地板都在颤动，所以那一刻，我们都以为是路上的作业车震颤了地板，但是仔细一听，外面并没有车辆经过时隆隆的声响。胡老师比我反应快，她大叫一声：“是地震，快跑！”我想站起来跑，可是强烈的晃动使我根本站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两腿发软，我又跌坐回了椅子上。这时又听见隔壁队长办公室也在喊：“地震了……到楼下去……”高队长没有往楼下跑，他知道我们办公室有队员在，就跑过来背靠着办公室的门，双手撑着门头上方的横梁，叫我们快走。
我想到了帐篷里的孩子们，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健步如飞向楼下冲去。在一楼的楼梯口，我追上了先跑下来的队友，并超过了她们，一口气跑到了帐篷教室里。除了正在上课的老师以外，后勤组的老师也都在教室旁边，有不少孩子被吓哭了，被志愿者老师抱在怀里安慰着。我来到了三年级教室里，音乐老师一手拿着白板笔，一只手撑着帐篷的横支架，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孩子们见到我，都开始叽叽喳喳地问：“刚才地震了，月光（我的网络昵称名字——银色月光）老师，你害怕吗？”我眼眶发热，却不得不强忍着眼泪，安慰了孩子们几句，便和队长到各年级查看了一遍，见大家都没事，又回到自己班帐篷里。志愿者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分散到各个班级里去，做一些安慰和缓解孩子们紧张的思想工作。
我看到一名女大学生志愿者站在我们班旁边，她的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在那儿站了很久了。我走过去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我知道她是被吓坏了，只好安慰了她几句，让她回接待室帐篷里休息去了，我害怕她忍不住了，会当着学生的面哭出来。
还是我们班的孩子活跃，一个个跟没事似的，争着抢着说：“老师，我最先感觉到地震的，我不怕，没5·12那回厉害！”我怜爱地看着他们，真想把他们一个个揽在怀里拍一下。要说不害怕是假的，刚才我还一直两腿发软呢，可是我更害怕孩子们遇到危险。在北川每一个生命都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他们是北川的幸运儿，也是北川明天的建设者，他们绝不能再出任何意外。这个信念在我们每个志愿者的心里都扎下了根。
最后一节课，我和孩子们一起唱歌，一起律动，欢笑声再次在一个个帐篷里此起彼伏。放学后，老师们分成了五个小组，分别把孩子们安全送到家中。
火炬展示到北川
8月5号清晨，我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穿过帐篷之间迷宫一样的过道时，隐约听到高队长在跟一个人谈话，这个声音十分耳熟，好像以前在哪儿听到过，而且他的普通话标准流利，浑厚的男中音充满了磁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声音曾在电视里听到过，但他怎么会和高队长在一起谈话，而且谈的是关于孩子们几点上课等方面的问题。我很纳闷，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以为是在做梦，或者是听到了老乡家电视里传来的声音。当时并没在意，一如既往开始忙碌。就在这时，高队长让我把帐篷里的老师们都叫起来，言语中透着喜气，情不自禁地笑声连连。我还没来得及问高队长有什么好事，他就连声说：“奥运火炬一会儿来我们营区展示，老师们快起来啦！”我一愣，立刻转身往帐篷跑去，边跑还边在想，难道刚才和高队长谈话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吗？真是不敢相信，直到我看到了一个穿着运动服的人远远走过，和在电视里看到的火炬手一个样子，还以为是看花眼了呢。这事是真的！帐篷里的老师们听到了我报告的好消息，一个个一跃而起，激动无比，兴奋无比。
高队长说他们大约9点到帐篷学校，在等待的时间里，大家又把营区的卫生搞了一遍，把教学区的桌椅又擦了一遍。感觉每一分钟都很漫长，孩子们也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每个人都涨红了脸，一遍又一遍跟着老师练习口号和手势，“奥运加油！中国加油！北川加油！”
估计时间快到了，孩子们分成两列，站在营区两边，中间留一个过道。我们以为只是火炬手举着火炬在我们面前走一遍，后来才知道，这次火炬展示是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亲手摸一摸火炬。那叫一个激动啊，感觉跟做梦一样，怎么也想不到，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祥云火炬会在我们的手中传递。
我和孩子们站在队伍的中间，看不到营区门口的情况，忽然听到排在最前面的同学们开始鼓掌了，也跟着使劲拍手，然后孩子们齐声高喊：“叔叔、阿姨好！”接着又喊奥运口号。身着蓝白相间工作服的奥组委官员和身穿红白相间运动服的火炬手来到我们中间。奥组委的吕晓红阿姨亲手把火炬交到了第一个孩子手里，然后再慢慢一个一个往后面的同学手里传。整个营区突然变得很安静，孩子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虽然在展示时火炬没有点燃，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虔诚，小心翼翼地从同学手里接过来，再加倍小心地传给下一个同学。在我们传递火炬的队伍里，有个孩子只有四岁。扛着摄像机的奥组委叔叔给他拍了好几个特写镜头，后来问他知道火炬是做什么用的，他却答非所问，说：“这个东西好重呀！”当吕晓红听说这个孩子是自己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他的妈妈已在地震中遇难时，不禁热泪盈眶。
等全体学生和志愿者传递完毕，吕晓红阿姨让孩子们排着队站在一块儿，她拿起扩音器给孩子们讲关于火炬的知识，每个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一只只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来，要再摸摸火炬，有的孩子还想再仔细看看火炬的样子，无数只小手擎着火炬，欢乐的笑声传出很远很远，可是吕晓红阿姨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最后他们要赶飞机回北京了，临走时奥组委官员吕晓红，绵阳火炬手勾云章与我们全体志愿者合影留念，并在我们队的签名簿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迎奥运联谊会
8月8号一大早，全体队员按部就班准备下午的联谊会，连续几天下雨，帐篷区内到处都是积水。教师组的志愿者分班级把孩子们集中在帐篷里练习喊口号，后勤组的人冒着雨搭设舞台、调试音响。应邀赶回来参加活动的队友们早早抵达营地，他们一边和孩子们热烈拥抱，一边积极帮助后勤组做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中午，雨越下越大，眼看着活动要泡汤了。孩子们扯着嗓子呼喊：“奥运加油！北川加油！我们加油！”对于这场联谊会，志愿者和孩子们准备很久了，谁都不希望因为这场雨把大家积攒了很久的热情浇灭。
队领导开了个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冒雨搭棚，活动推迟两小时举行。所有志愿者都踩着凳子，用双手撑起雨棚，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空。附近的老乡也赶来帮忙，找来竹竿做支架。棚顶很快积蓄了一滩滩雨水，慢慢地朝着低处流动。我们胳膊举酸了，刚想缩回手偷个懒，一汪雨水便顺着胳膊从腋下灌进T恤里，再从裤腿里流出来，大部分队友全身都湿透了。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所有志愿者站在四周把孩子们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我们终于感动了上苍，老天爷收起了他怜悯的眼泪，联谊会缓缓拉开了序幕。高队长致辞，他讲起了团队5月13日入驻北川后，为这里的老乡、孩子们努力拼搏的队友们，他们不顾生死，忘记疲劳，在北川的大地上踩下一个个脚印，也在北川人们的心中烙下永恒的印记……全场一片寂静，活动现场的老乡们低头抹泪，孩子们红着眼眶，志愿者们更是泪水潸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祖国不会忘记灾区的同胞，全国人民心系北川亲人！”高队长话没说完，有人带头喊了一句“奥运加油！”全场所有人都激昂地挥臂高呼“北川加油！我们加油！”一遍又一遍，那声音气势如虹，划破长空，在任家坪上空久久回荡！
当地老乡代表和学生代表都上台发了言，我们的眼泪掉了一遍又一遍。我是真不知道老乡们会准备那么多的锦旗，队长一个人拿不下，所有的队领导都上台了，每人手里擎着好几面锦旗，他们把腰弯到九十度，眼含热泪向老乡们鞠躬。在北川所有的苦和泪，曾遭受的白眼和委屈，这一刻都被老乡们的热情和感激融化了。
由黄姐（黄绎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为了明天》，成为我们的队歌，全体队友在台上深情演绎了这首歌。孩子们稚嫩的童声合唱，羌族姑娘们的民族舞蹈，志愿者们精彩的小品……笑声、歌声响彻山谷，久违的欢笑终于回到了北川孩子和老乡们的脸上。
晚上8点，营区挂了一块大屏幕，用刘剑峰副队长从绵阳借来的投影仪播放奥运会的开幕式。当小林浩跟着姚明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全场一片沸腾。
开幕式结束后，羌族篝火锅庄正式开始了。在漆黑空旷的场地上，篝火熊熊燃烧，志愿者和老乡们手牵着手，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刘队长把他的私家车大灯打开，闪烁着，犹如舞池里最绚烂的霓虹。
离别前夜
志愿者不仅要面对和孩子们的分离，更要面对和队友们的离别。在一起奋战了几十天，患难与共的感情最真挚、最深刻。面对别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惆怅，那哥提议拍一段视频资料，让每个队友说几句话，最后刻成光盘，到时候给每个队友寄一张。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但是在录DV时，想着这就是临别感言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变得沉重起来。有队友为了打破这个气氛凝重的离别场面，开玩笑说：“整吧，不就是遗言嘛，谁不会说呀？”听到“遗言”这个词，我突然打了个冷战。
自从8月1号那次6.1级强烈余震过后，我们在北川几乎每天都能感觉到几次较强的余震，一开始我们还惊呼，往开阔的地方跑，到后来都能稳坐泰山了。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余震没有预兆，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偷袭，地板正在晃动时不能在楼上奔跑，等晃过了再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的营区除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和加油站高大的钢架顶棚，再无其他建筑物，周围都是帐篷，即使有强烈余震，也不会有太大危险。
但是，13号凌晨的那次余震，却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傻了。那天夜里，我突然醒来，本想去趟厕所，看看时间已经5点多了，天还没亮，外面黑漆漆的一片，心想再忍忍吧，等6点就直接起床了。就这样躺在帐篷里，想着就要离开了，回忆在北川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有很多的不舍。突然听到了一阵哗哗啦啦的声响，感觉自己就像睡在火车卧铺上，火车正在经过岔道，把我的身体震得左右晃动，而且这晃动明显比火车卧铺晃动要强烈许多。几秒钟后清醒过来，知道是发生了余震，我没有大叫，心想大地摇一会儿就会停的。可是这晃动一直持续了十几秒，也许更久。我暗暗思忖：这次余震还蛮厉害的哟，快把我的头震昏了。等大地恢复平静以后，我坐起来看看帐篷里的队友，也差不多都醒了，估计是被晃醒的，大家抬起迷蒙的睡眼四处张望了一下，都没吱声，倒下去接着做梦。可就在这时，大地又开始摇了，晃劲一点儿不比刚才的差，我正纳闷呢，以前余震都只震一次，今天怎么还杀个回马枪呢？我还来不及往下想，四周帐篷里的老乡一片混乱，只听有人扯着嗓子喊：“帐篷里的快出来，地震啦！快出来！”我一跃而起，往帐篷外冲，队友们也都以最快的速度从睡袋里跳出来，有的人竟然比我还快！幸好我们都养成了睡觉不脱衣服的习惯，不到十秒，全跑到了马路边上。这时，我刻意抬头看了看帐篷上方的钢架大棚，还稳稳地矗立着，如果真的倒塌了，我们就会被压在下面。
人们从不同的帐篷里汇集到我们营区门口，每个人都在讲刚才惊心动魄的感受。薛姐第一个反应是给分队的队友打电话，询问他们那边的情况，当确定没有危险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听菊子讲，加油站的两层楼房晃动时，门窗玻璃发出很大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吓人，她说以前那么多次余震，数这次让她最害怕。我摸她的手很凉，依偎着说了一会儿话，感觉这山里的夜风很冷，我们都打着寒战。薛姐见没什么事了，就让大家回帐篷继续睡觉。
第二天我们都没有精神，一提起那次余震就感觉心悸，走路都没劲，做事也是强打着精神撑着。我到板房去上厕所，感觉好像踩在漂浮在水面的泡沫板上，飘飘摇摇，站立不稳。我总是不自觉打量一下那个钢架大棚，想着如果它真倒了，会压在我们帐篷的什么位置，如果我们没被压死，应该怎么从帐篷里钻出来，再怎么爬出那个钢架呢？身上是不是应该带把小刀之类的。我很想克制自己不要去想这些无聊的事，可是只要我的大脑闲下来，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想，混乱的思维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睡觉也不踏实。
14号那天，北川县城开放。因为是中国的鬼节“七月半”，地震中遇难者的家属可以到县城凭吊自己的亲友。不停地听到鞭炮声，看到一群群人捧着小匣子，抱着遗像经过我们营区门口，心里很难过，没办法去安慰他们，我们只能是尽力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晚上开了一个离别前的总结会，会议结束前，每个人都要谈一谈自己在北川的感受或感想。有人扯到“遗言”上来了，我听着心里很别扭，总觉得这个词不吉利，一种不祥之感笼罩在心头。加之不断地听到周围的老乡说，14号晚上还有强烈的余震，我很担心那个大钢架会不会倒塌。心里害怕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很晚了，才硬着头皮跟队友回帐篷睡觉。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着，胡思乱想了两个多小时，眼皮开始打架了，睡意渐渐涌上来，我希望赶紧睡着，就什么也不怕了。然而，不知哪里来的一只狗突然叫声不止，它的叫声惹得远近的狗都叫起来了，没有打架时的撕咬声，只有一声接一声狂吠，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此起彼伏，在寂静的山谷里经久回荡，让闻者毛骨悚然。
我穿上外套，想出帐篷去看看，但是那一片漆黑的夜让我鼓不起勇气将脚迈出去。我在想，都说动物对地波的感觉比人灵敏，这狗叫会不会是给我们人类的一种提醒或警示呢？我犹豫着要不要叫队友们起来。
我坐在帐篷门口，门帘没拉上，冷风吹进来，直打寒战。想叫大家起来，又怕别人笑我胆小鬼。就这么茫然不知所措地坐着，直到凌晨三点多，实在坚持不住了，倒在防潮垫子上睡了过去。早上醒来，见一切安然无恙，心说，好玄，差点在离别前的最后一夜落一个胆小鬼的“美名”，差点成了我们队的又一笑柄……
交接仪式
8月14号，星期四。这是我们最后一天给孩子们上课，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面对离别，女士和孩子们好像都习惯了用眼泪表达情绪。早在两个星期前，志愿者老师就教孩子们要正确对待离别，不要在我们离去的那一天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这样既是对孩子们的伤害，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伤害。14号那天放学后，孩子们围着我们久久不愿离去，生怕我们会不辞而别。因为队里有规定，任何队员离队都不能跟孩子举行告别仪式，以前的队员都是不辞而别的。所以，孩子们经常会在某一天早晨，发现他们喜欢的老师不见了踪影，我们也总是善意地哄骗他们，老师办事去了，过一段时间再回来。时间久了，孩子们也就渐渐明白了，老师们只要走了，就不会再回来的。因此，每天放学的时候，他们都会不放心地问一句，“老师你今天会走吗？”反复几遍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帐篷小学。
14号下午，最后一节班会课，孩子们知道志愿者老师离去已成定局，连续两周的思想教育终于起了作用，他们明白老师必须回到工作单位去挣钱，然后才有路费再来北川看他们。我们班上的孩子们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月光老师，这节课你能不能把时间交给我们呀！”我一愣，旋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接着他们像早就准备好了的，分组开始活动了，各个组都有小组长，围在一块儿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什么。我观察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们是在为老师准备离别的礼物，有的在写，有的在画，还有的在剪……我看出了一些眉目，每个小组的桌上都摆了一大堆东西，有自己画的画，有剪纸，还有手工作品。凡是他们能做的，会做的，都摆在了课桌上，一边做着还一边对我神秘地笑。
放学后，孩子们把一个个礼物送到我手里，还特别不好意思地说：“月光老师，我们做得不好，你不要嫌弃哟！”“里面有我写给你的信，你现在不能看！”我激动地接过孩子们用心做的礼物，连连点头，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生怕它飞了。心中的那份感动真是无以言表。
8月15号上午，“中国心”志愿者任家坪阳光小学正式移交给当地政府。一百多名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赶到会场，虽然没有和志愿者们交流，但是他们的眼神里都包含了感激和不舍。高队长汇报了“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北川三个月的工作，台下不少家长偷偷在抹眼泪。团队领导薛姐临时安排我代表志愿者发言，心中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简单拟了个提纲，讲了自己到北川的初衷、在北川经历的人和事、北川老乡和孩子们的乐观和积极。数次哽咽之后，我希望志愿者离开后，孩子们能快速地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仪式最后，高队长和北川曲山镇政府、任家坪小学领导在移交协议上签了字，将大量的图书、仪器、学习用品以及团队在北川使用过的电器等全部赠予任家坪小学。
会后，家长们帮助志愿者将所有物资运至任家坪小学。学校大部分校舍已在地震中受损，开学后，这里的孩子们会搬迁至板房区上学。营区用作教室的帐篷正陆续被拆除，孩子们围在志愿者们身边，久久不愿散去。我们一边忙碌着，一边安慰着孩子们。不停有孩子拉着我们合影，我们把自己携带的一些小饰品、手机链等东西送给孩子们做纪念。
再见了，北川！
15号中午，大部分队员开始撤离北川任家坪。几个要好的姐们儿让我留下来，16号跟她们一起走，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最近几天，精神高度紧张快要崩溃了。况且16号早上8点要赶回安康参加本科学科考试，所以我必须在15号撤离。
当我们真正背上行李，迈步离开营区的那一刻，好多人还是哭了。小面包车在200米以外的地方等着，害怕孩子们会拦在车前或者追着车跑，我们就背着包往任家坪收费站外面走。要颖娟老师一步一串泪，有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我们，悄悄地跟了上来，当我们回头时，他们就站在原地踌躇不前，直到我们来到车前，将行李一件一件往车上放时，他们便不由分说地围了上来，我们都极力忍住眼泪，和送别的队友一一拥抱告别，最后让司机在车前给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拍了最后一张合影。
大家都在安慰这些追上来的孩子。我回头看见更多的孩子向我们跑来，狠下心说，快开车吧，迟早是要走的。孩子们静静地看着我们上车，关门。他们没有哭，也没有拦车，只是默默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那种依恋的眼神让我很难过，这种沉默比那种哭泣更让我难以忍受。
车上车下的人把泪水写在了脸上，我挤出了一丝笑容，然后关上了车窗，就这样在队友们的祝福和泪光中，带着对北川这片沧桑之地的祈祷和回忆渐行渐远。汽车驶出了任家坪，我们使劲扭头向后望，直到所有人的身影变成一个白点，再放大成一颗红红的“中国心”。队友们在风中挥动着手臂，凝成一个个惊叹号：中国加油！北川加油！我们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