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再让我说几句狗化的话罢，正是自己解嘲的话。所谓文学的游离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由于落后——实感太微妙了，把捉不住。这正如以上所说的。(二)由于超前——实感太平凡粗笨了，不值得去把捉。前一个是高攀不上，后一个是不肯俯就。虽有时因文学技工的庸劣；而创作物与实感游离了；却也有时因它的高妙，使创作物超越那实感。在第二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有相当的自喜，虽然这种高兴在实际上免不了“狗化”。
春花秋月，……是诗吗？不是！悲欢离合，是诗吗？不是！诗中所有诚不出那些范围、但是仅仅有那些破铜烂铁决不成为—件宝器。它们只是诗料。诗料非诗，明文学的料绝非文学。
我们看了眉月，这么一沉吟，回溯旧踪。那么一颦蹙。是诗吗？不是！见宿树的寒鸦，有寂寞之思，听打窗的夜雨。有凄清之感。是诗吗？不是！这种意境不失为诗魂，但飘渺的游丝，单靠它们却织不成一件“云裳”的。它们只是诗意。诗意非诗，明文学的意境绝非文学。
实在的事例。实在的感触都必经过文学的手腕运用了之后，方可为艺术品。文学的技工何等的重要。实感的美化，在对面着想。恰是文学的游离。我试举三个例。
譬如回忆从前的踪迹，真是重重叠叠，有如辛稼轩所谓“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似的；但等到写入文章，却就不能包罗万象了、必有取舍。其实所取的未必定可取，所舍的未必必须舍，只是出于没奈何的权宜之计。选择乃文学技工之一；有了它。实感留在文学作品里的。真真寥寥可数。所召集的是代表会议。不是普通选举了。
又如写一桩琐碎或笨重的事，不能无减省或修削之处；若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就成了一本流水账簿，不成为文章。奏了几刀之后、文章是深亮多了，可是原来的样子已若存若亡了。剪裁又是重要的技工。
平平常常的一个人，一桩事据实写来不易动人听闻，必要在它们身上加了些大青大绿方才快心。如宋玉之赋东家子，必要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其实依拙劣的我们想，宋先生贵东邻小姐的身个儿，即使加减了一二分的高矮，似乎亦决不会损害她的标致。然而文章必这么写。方才淋漓尽致．使后人不敢轻易菲薄他的理想美人。这是何等有力的描写。夸饰比如一面显微镜，把肉眼所感都给打发走了；但它也是文章的重要技工。
不必再举别的例证了，您在修辞学上去看，那些用古古怪怪的名词标着的秘诀，那一个不是在那边无中生有，将小作大的颠倒着。再作一个比方：吃饭的正当形式，只是一口一口的咬嚼而已；然而敝中国的古人有“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的繁文缛节，即贵西洋的今人到餐室里去，亦必端端正正穿起礼服来。我们细想，这是干吗？“丑人多作怪！”但同时就不免有人赞叹着。说它们所表现的是文明，是艺术哩。
各人的地位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因而所见不同；这是不能，且不必强同的。我也不必尽申诉自己的牢骚，惹他人的厌烦。单就文艺而论文艺，技工在创作时之重要初不亚于灵感。文艺和非文艺之区别间，技工正是一重要的属性。我们因此可以明白真的啼笑何以不成为艺术；而啼着笑着的model。反可以形成真正的艺术品。这并非颠倒而是当然的真实。
我们可以说，一切事情的本体和它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申言之，natural算不了什么，人间所需要的是artificial。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亦不是抄袭(即所谓写实)，只是心灵的一种胶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我们觉得被实感拉下了，不免惆怅；若觉得把实感给拉下了，那便骄矜；实在都沾点滑稽的幻觉，说不出什么正当缘由来。万古常新，千秋不朽的杰作，论它的究竟，亦不过狗抓肉骨头而不得(不足)。人想交合而先相对鞠躬(有余)、这一类把戏而已。我们对于它们，固然不屑赞扬，却也不可咒诅。(赞扬和咒诅都是把戏之流。我们何敢尤而效之。)沉默是顶好的道路，我说。——安于被玩弄也是顶好的道路，我又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作于北京。
俞平伯(1900─1990.10)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１９１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任浙江省视学、浙江师范国文教员，上海大学、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一度赴英、美，均不久即返。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学院等院校教授。曾加入过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文学团体，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诗人，提倡过“诗的平民化”。１９２２年１月，曾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辨》（１９２３年初版，５０年代初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逝世，终年９１岁。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从古到今，人们都为文学创作中的词不达意而感到苦恼。把心中所想形诸于笔端是一个思想外化和物化的过程，这就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甚至歪曲。作者用狗与骨头的关系将文学的游离与独在形象的加以说明，把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创作过程中的感悟以及读者的感受都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余光中：幼稚的“现代病”
自从现代诗论战迄今，已经一年半了。由于现代诗人们不断地创作、译介与解释，现代诗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学府、文协、刊物、广播电台，及其他社会组织已经开始重视这头文坛的黑羊了。我们还不能说，现代诗业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至少接受它的读者在不断增加，而反对它的人们也不敢张口便骂，否认它是一种学问，一种高深的艺术了。
可是，就在现代诗开始在文坛站住了脚时，部分的现代诗人却不幸患上了幼稚的“现代病”，以为必须一切现代化，非现代不乐，而又误解了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病”日见猖獗，除了现代诗，似乎现代小说也呈此现象。
“现代病”是心理变态的“排他狂”(monomaniac)之一种征象。表现在艺术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传统，而事实上却不知不觉地追随欧洲刚死的传统。表现在人生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价值、反道德，绝对的虚无与自渎。最戏剧化的一点便是：这种心理癌症的患者非但甘之若饴，乐之不疲，而且希望健康的人也与他们绝症共患，同病相怜，否则，别人就不够现代。
这一批病人，在堂堂皇皇的现代诗论战期间，从不肯上前线。但是，等到蓝星诗社孤军奋斗而将现代诗的国防巩固之后，便日呈活跃了。他们虽然怯于御外，却勇于内战。长篇大论，似乎头头是道，而半属拾人唾余。他们最严重的错误，便是(自以为)对于传统的彻底否定。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所谓传统，不过是一个民族的先人的最耐久、最优秀的智慧的结晶，流在后人的血管里，出入于后人的呼吸系统之中。我们能够登报和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却无法改变父亲给我们的血型，否则我们一定死亡。
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现代病”患者往往拜了师父，却不认师祖。他们会对艾略特五体投地，而完全不认得影响艾略特的英国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他们会因道听途说而断定奥登是一位现代大诗人，而从未听说过奥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他们认为落伍的格律诗之一的)ballad。至于里尔克写了一大卷十四行诗，庞德、杰佛斯、路易斯、佛洛斯特、汤默斯等等都利用过传统的格律诗，则是他们所不知或者不愿研究的。现代音乐最重要的大师史特拉夫斯基，曾经乞援于18世纪的古典音乐。现代艺术最博大的巨人毕加索，曾经咀嚼希腊的雕刻和罗马的壁画为新的营养。艾略特的创作，像杜甫的一样，几乎要做到“无字无来历”。现代文艺的这些“师父”莫不了解、尊重且利用传统，只有这批“现代病”的患者，这些现代诗的“师兄们”，耻于讨论传统。
传统是精深而博大的。它是一个雪球，要你不断地努力向前推进，始能愈滚愈大；保守派的错误，在于认为它是一块冰，而手手相传的结果，它便愈化愈小了。向许多不同的传统学习，化腐朽为神奇，点顽铁成纯金，不盲目吸收，不盲目排斥，乃所以接触传统的正道。接触面愈广，愈能免于偏激与浅陋。惜乎“现代病”的患者只接触一种传统(例如30年前的超现实主义)而排斥其他传统，复强他人与之同病。
这种幼稚的“现代病”还有一个并发症。那便是反映在生活上的虚无态度，复自虚无的生活状态产生虚无的诗，如是恶性循环不已。没有读过海明威的原文，他们学会了“迷途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那种否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姿态；流动酒会，集体调情，自我放逐，作咖啡馆的游牧民族，文化界的生番，生活的逃兵，而自命为现代，自命为反传统。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和这种样子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念中毒”(见《蓝星诗页》张健先生的论文)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根据“现代病”的逻辑，道德是无聊的，当然女子的性道德也是无聊的。可是，当你问他，如果你和他的妻子私奔，他是否毫不在乎时，我想，他的“好汉精神”就会动摇的。
在这种并发症的发烧状态下，他们会高呼“生活第一，创作第二”的口号，文学原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可是如果以为这种“现代病”就是全部的生活，或且引为逃避生活及创作的藉口，那就是自欺欺人。诗人的身份证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生活，尤其不是这种虚无的不生不死，艾略特做过生活刻板的银行职员，杰佛斯隐居在太平洋岸的石屋里，麦克利希做过很久的“官”，狄瑾荪几乎没有诗友；这些“清醒”而且“正常”的生活，何损于他们的成为“现代诗人”目前的情形是：现代诗人已成为一种廉价的合群动物，他们蔑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可是既无古典主义的含蓄与清醒，也缺乏浪漫主义的性灵与热烈，他们只是表演不冷不热的虚无，刻意求工而且十分认真地表演着虚无。
在这岛上的每一个现代诗人都认识了其他的现代诗人(或准诗人，伪诗人)的时候，我们要求诗人们保持一点伟大的孤独感。一点个人的精神生活；要求他们保持点尊严，把握点价值，而且，在彻底反传统（或者被传统彻底消灭）之前，多认识一点传统。
余光中（1928～ ） 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建永春人。余光中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1954年与覃子豪等创立蓝星诗社，主编过《现代文学》和《文星》，参加现代派诗歌的论争和乡土文学的论战。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案》、《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余光中的散文在台湾堪称一绝。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斯》、《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稔》、《桥跨黄金城》等。评论集有《掌上雨》、《分水岭上》，评著有《梵谷传》等。
《幼稚的“现代病”》：“现代病”的实质就是盲目的排他，而对于传统的东西又不屑一顾。传统是博大精深的，“它是一个雪球，要你不断地努力向前推进，始能愈滚愈大，保守派的错误，在于认为它是一块冰，而手手相传的结果，它便愈化愈小了饿。“现代病”是虚伪的外在表现，真正的文学创作与生存状态是没有关系的，而文学创作应该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对待和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