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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可以把上面的所有论述提纲挈领地概括起来。开始，我们最好分辨清楚：在经济体系当中，哪几种因素是已知数（我们可以假设其不变），哪几种因素是自变数以及哪几种因素是因变数。
我们所假设的不变者包括：现有劳力的技巧和数量、现有资本设备的质与量、现有生产技巧、竞争程度、消费者的嗜好和习惯、各种各样劳动力活动、监督组织等费心的活动的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括除了下面所列举的各变数以外的决定国民所得的分配的各种势力。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始终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只不过说，在这本书中，我们不讨论也不涉及这些因素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的自变数，是消费趋向、资本的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正如前面所讲，这些自变数都能够再加以分析。
我们的因变数，是用工资单位计算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
我们认为恒定的因素是能够影响我们的自变数，但不可以完全决定它们。例如，资本的边际效率表，一部分取决于现有资本设施的数量，这是我们所认为恒定因素之一；可是一部分也取决于长期预备状态，这不可以从恒定因素中推得。但也有另一些因素可以全部从恒定因素中推得，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推论出来的因素看成是不变的。例如：由恒定因素中，我们可以推论，假设就业水平是已知的，那么用工资单位计算的国民收入是多少；所以在我们认为恒定的经济体制中，国民收入只定于就业量，换言之，只定于如今用之于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这就是说，在国民收入与就业数量之间有一个唯一的关系。由此恒定因素中，我们还可以推断出以对此物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有效需求为自变数，以从事生产此物的劳动力数量作为因变数的各种总供给函数。最后，由这个不变的因素能够推论出劳动力的供给函数。所以，又可以更加明了在哪一点之后，劳动力的就业函数不再有弹性。
资本的边际效率，一部分是定于上述恒定因素，一部分是定于各种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利率则一部分定于灵活偏好状态，即灵活偏好函数，一部分定于以工资单位计算的货币数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最终自变数包括以下三种：[一]三种基本心理上对资产预期收益的预计；[二]由劳资双方商议决定的工资单位，以及[三]由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数量。假如上述因素不变，那么这三种自变数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数量；当然，这三种自变数还可以再加解释，因此还不是各自独立的最终自变数。
把经济体系中的决定因素区分为恒定因素和自变数两类，从任何绝对的观点说，全都是很武断的。分类的标准，只能全部根据经验。凡改变比较迟缓，或者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关系较小，在短时期内所产生微不足道影响的因素，都列为恒定因素；相反，只要其改变，并且对于我们想要研究的问题有支配性的影响的因素，就列为自变数。我们目前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任意时间内，谁决定了某特定经济体系的国民收入和它的就业数量。经济学的研究既然如此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出完全确切的概括结论，因此我们只能提出几个主要因素，作为自变数，它们的改变是最能决定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的。我们最后的任务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可以让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者加以管理的变数。
下面我们要把以上各章论证的观点作一个提要。提要中各个因素的出现顺序和以上各章中的顺序相反。
社会上有一种动力能够把新投资的数量扩张到一点，使得由各种资产的供给价格及其未来收益决定的普通资本边际效率大约等于利率。这就是说，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情况，对预期收益的信心、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货币数额这四者决定新投资的数量。
投资数额增加或减少时，必定引起消费量的增加或减少；因此一般说来，只有当收入增加或减少时，消费者才愿意扩大或缩小他们收入和消费的差额。这就是说：一般说来，消费的改变，经常与收入的改变保持在同一方向，虽然前者的数量较小。储蓄增加一个特定数量时，消费量应该增加多少，这种关系可由边际消费倾向推知；投资增加时，总收入将增加多少可由投资乘数推论出来。
最后，如果我们假定（作为第一接近值）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以投资乘数乘以投资工业中的就业增量或减量，便得出总就业增量或减量。投资量之所以有增减，理由上面已阐述过。
就业人数增多或减少时，可以提高或降低灵活偏好表；就业量的增加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产生这种影响的理由有三：第一，当就业量增多时，即便工资单位不变，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物价不变，产品的总价值仍在增加；第二，就业量增多时，工资单位也有提高的趋势；第三，产量增加时，由于短期内成本递加，所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物价上涨；综上所述，以上各种反应，还有其他的反应，都能影响平衡位置。并且，以上所列举自变数都可以预先没有多少征兆地随时改变，而且有时改变较大。因此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事态的发展非常复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把这几个变数独立提出，因为这种做法似乎是比较有用和方便的。假如我们用以上分析方法来研究这一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处理实际问题只凭着直觉，直觉所能够顾及的事实，不是普通原理可以处理的，往往枝节太多，恐怕会有因材料太多而无从下手的感觉。
以上是《就业通论》的提要。由于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和利率三者有无数特征，因此经济体系的实际现象也被蒙上一层色彩。有关这种种特征，我们很可以从经验上作大概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在逻辑上并不是必然的。
现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系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产量和就业量方面，尽管有剧烈变动，可这种经济体系并不十分不稳定。相反，它好像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停留于非正常状态(sub-normal)，既没有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也没有显著倾向趋于彻底崩溃。并且，依据以往事实，充分就业或近似充分就业是一个少有现象，即便有之，也为时不久。变动才开始时，可以非常活跃，可在没有达到极端之前，好像就不可以支持，于是我们是经常处于庸庸碌碌的境地，不可以说绝望，也不可以说满意。因为变动在没有达到极端之前，就不能支持，后来竟反一个方向再变动，因此商业循环理论出现了。以上所说也适用于物价：经过再三干扰之后，物价好像总会找出一个水平，然后再暂时稳定下来。
这些由经验中得出来的事实，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只能假设：现代社会的环境和心理倾向必然有若干特征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哪种假想的心理倾向能够产生一种稳定的体系，第二，依据我们对当代人性所具有的一些常识性了解，我们能否说当代社会的确有这种心理倾向。
依据以上解释，要解释观察得出来的结果就需要下列稳定的条件：
[一]当社会在它的资本设备上增减劳动力，因此其产量增减时，这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必须这样：由这种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得出来的乘数虽然大于一，但是不太大。
[二]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者利率改变时，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必定这样：新投资量的改变，不可能和前者的改变不太成比例；这也就是说，假如资本的预期收益的改变，或者利率的改变非常温和时，投资量的改变也不可以太大。
[三]当就业数量改变时，货币工资也趋于作同方向的改动，可不会太不成比例；这便是说，假如就业量的改变非常温和时，那么货币工资的改变也不能太大。这与其说是就业量的稳定条件，不如说是物价的稳定条件。
[四]第四个条件反而不是使得经济体系具有稳定性，而是使得这个经济体系朝一个方向变动直至一定程度之后，会自动变换它的方向。也就是说：假如每期的投资量比前期增加或减少，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若以一年作为计算单位，那么这个时期并不算太长，但资本的边际效率将会受到不利或有利的影响。
[一]我们说第一个稳定条件是乘数虽然大于一，可不太大。这个条件，作为人性的心理特征而言，好像非常合理。由于当真实收入增加时，如今所需满足的欲望，它的压力渐渐减少，而维持习惯上的生活程度所需要的生活费用与收入的差距则逐渐增加；如果真实所得减少则相反。因此就社会上普通人而论：当就业量增多时，目前消费量自然也会趋于增加，可不如真实收入的全部增量之大；当就业量减少时，当前消费自然会趋于减少，可不如真实收入全部减量之大；并且，不仅普通人这样，政府大致也是如此，由于今日之世，当失业人数持续增长时，政府往往不得不举债以救济之。
从经验方面来看，读者不一定认为这个心理法则合情合理，可是有一点很明确：如果此心理法则不适用，那么实际经验必定与今日大不相同。由于在后者情况下，无论投资增量怎样微小，有效需求必将做累积的增加，直到达到充分就业为止；相反，当投资减少时，有效需求必将做累积的减少，直到就业人数相当于零时为止。然而实际经验与这不同，我们并不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可能的情况是：在某一段范围之内，果真有这种不稳定性；倘若如此，那么该范围必定很狭小，在这个范围之外，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我们的心理法则必定适用。还有一点也很明确：就是乘数虽然大于一，但在正常情形之下，并不是特别大；如果假设特别大，那么当投资量改变为一个特定量时，消费量便将大大改变。其改变限度只不过是充分就业或者全无就业。
[二]有第一个条件的存在，可以保证当投资量的改变非常温和时，消费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太大改变。第二个条件则保证了当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或者利率改变不太大时，投资量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要从现有设施上大量扩展产品，必然会引起成本的递增。假设在最初时，可以用来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有大量剩余，那么在某一段范围之内，可能非常不稳定，可当这剩余的资源大多数已经用尽时，那么这个不稳定性就不再存在。另外若工商界在心理上发生剧烈改变，或有划时代的新发明，以致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改变非常剧烈时，那么这第二条件也能限制因此而引起的不稳定性；可在限制向上改变方面，恐怕比限制向下变动方面更加有效一些。
[三]第三个条件和我们所体验到的人性相符合。尽管上面说过，有关货币工资的斗争只是大体上要维持特定高额相对工资。可当就业人数增多时，一方面由于工人的议价能力加大，其他方面由于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工人的财政状况改善，情愿多冒一些险，所以货币工资的斗争大约在各行各业都会加强。但是这些动机也有一个限度，工人不会由于就业状况改善而要求货币工资增加太多，也不会由于要避免失业而让货币工资减少很多。
这里，我们又遇到与上面相似的情况：无论从经验方面，这个结论是不是合情合理，可依据实际经验，这种心理法则必定存在。不然，失业工人间的相互竞争必定会令货币工资减少很多，使得物价水平非常不稳定。不仅这样，恐怕除了充分就业之外，没有其他稳定的均衡位置，这是因为货币工资率必将无限制减低，一直到用工资单位计算的货币数额变得非常充裕，利率因此降低到一定程度，直至足够恢复充分就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休止的终点。
[四]第四个条件反而不是稳定条件，而是关于为何经济衰退和经济复兴会此起彼伏接连出现。这个条件只是依据一个假设：就是资本资产的年龄参差不齐，可寿命都不算长，最终都会不堪再用；因此假设投资量低于某一个最低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因素没有大量变动，最后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再提高，投资量又再恢复到高于这个水准，那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同样，假如投资量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大，除非其他因素改变，不然最后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再降低，以致引起经济衰弱，同样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由于有前三个稳定条件，因此经济复兴和经济衰弱的程度已经有了限制：由于有第四个条件，因此即使是有限度的经济复兴和经济衰弱，只要已经持续了相当时期，而且没有其他因素的改变来横加干涉，也会改变方向，向与自己相反的方向改变；此后这同样的力量又把变动方向再度逆转过来。
这四个条件联系起来，足够说明我们实际经验中的显著特征：就业量以及物价的变动并不趋向两个极端，而只是围绕着一条中线上下摆动。这根中线的位置，当然比充分就业低得多，可也比最低就业量高得多；所谓最低就业量，就是如果就业人数低于这个水平生活就将受到威胁。
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就下结论：这种不高不低的位置，既然是由“自然”趋势所认定，并且这种“自然”趋势，假如我们有意设法矫正，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因此这个位置是建立在必然性的规律上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此上四个条件一直通行无阻，只不过是一个通过实际能观察得到的事实，而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