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洛特膳宿公寓的午饭桌上，母亲扮演的角色是令人尊敬而绝非主导。她深受维也纳的熏陶，但也反对维也纳。提到斯宾格勒，她也就只知道他的作品名称而已。在母亲眼里，绘画一向就不重要，自从迈耶—格雷夫的《文森特》面世后，梵高成了公寓饭桌上最高雅的谈资，但母亲插不上话。有一次，她硬是发表了几句见解，却没有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母亲说，向日葵不能散发香气，因此，葵花籽应当算是它身上最好的东西了，至少它们还能用来吃。她的话音一落，饭桌上出现了尴尬的沉默。这沉默是由昆迪希小姐发起的，她是这张桌子上时事资讯的权威，又深受《法兰克福报》上此类报道的影响。当时，人们开始讨论梵高的宗教信仰。有一次，昆迪希小姐说，自从她了解了梵高的生平，才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她的这一观点遭到贝姆贝格先生的极力反对。舒特先生也觉得这一观点偏激，席默尔先生却只是一笑置之。雷布洪小姐恳切地说：“他对音乐真是一窍不通。”她指的是梵高。当意识到大家都不赞同她的观点时，她仍不为所动，又补充道：“你们能想象《音乐会》会出自他的笔下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梵高是谁，等到了楼上我们自己的房间，就向母亲打听他。母亲所知寥寥，连我都为她感到难为情。她甚至一反常态地说：“那是个疯子，画了几把藤椅和几棵向日葵，总是全用黄色，那家伙根本不喜欢其他任何颜色。后来他精神错乱，开枪自杀了。”我对这一介绍自然很不满意。我感到，母亲认定梵高是个疯子是针对我说的。一段时间以来，她总是反对任何令人欣喜若狂的东西，对她来说，每两位艺术家中就有一位是“疯子”。当然，她仅是就当代艺术家而言（尤其是那些还活着的），对于伴随她长大的那些从前的艺术家，她是不会去说三道四的，她尤其不允许任何人对她的莎士比亚说长道短。如果贝姆贝格先生或者其他冒失者一不留神在饭桌上抱怨，说自己看莎翁的某部剧作演出时备感无聊，认为真该结束此类演出，取而代之上演一些现代作品时，属于母亲的神圣时刻就到来了。
这时，母亲终于又回到了原先那个令人敬佩的自我。只需寥寥数语，她就精辟地否定了可怜的贝姆贝格先生，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四处张望求助，却没人向他伸出援手。只要是谈论莎士比亚，母亲就顾不上其他了，她不计后果，也不管其他人怎么看她。当母亲以“在这个通货膨胀时期，那些浅薄无知的人自然不会把莎士比亚当回事儿”来结束自己的话时，她的见解立刻赢得了众人的共鸣：从昆迪希小姐——她深为母亲巨大的热情所折服，经舒特先生——他本身就是悲剧的再现，尽管他从未提起，直到帕兰朵夫斯基小姐——她是骄傲的代名词，而且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骄傲的、与众不同的。当席默尔先生说出“奥菲莉娅”[1]时，举座皆惊，他还担心自己念错了这个名字，又慢吞吞地重复了一遍。这种时候，就连他那一贯的微笑都似乎带上了些许神秘的色彩。“我们的骑兵看过《哈姆雷特》，”昆迪希小姐说，“谁会想到呢。”舒特先生则立刻打断她道：“一个人提到奥菲莉娅，并非就说明他看过《哈姆雷特》。”结果证实，席默尔先生的确不知道哈姆雷特是谁，这引得哄堂大笑。从此，席默尔先生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尽管如此，贝姆贝格先生对莎翁的攻击还是被彻底击败，他自己的太太则强调，她最喜欢莎翁剧中穿裤子的角色，那些人真是太时髦了。
那时候，人们经常会在报纸上读到施迪纳斯[2]这个名字，当时正值通货膨胀，我本能地拒绝了解任何与经济相关的东西；在与此相关的所有事情背后，我察觉到了身在曼彻斯特的舅舅设下的圈套，他想把我拉去跟他一起做生意。他在苏黎世对斯普伦里[3]公司的大举吞并，即使在两年之后让我想来仍心有余悸。由于与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因此他的影响大大加强了。那些被我视为威胁的东西，都与他的影响有关。为了我，他与施迪纳斯合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人们提起施迪纳斯时的样子，贝姆贝格先生语气里透着羡慕，舒特先生则尖刻而蔑视地谴责：“大家都越来越穷，他却越变越富”；公寓里所有的女性都对他怀有好感。（库珀佛太太说：“毕竟他能买得起很多东西”；拉姆小姐因为他的缘故而说出了平生最长的一句话：“这样的男人是深不可测的”；雷布洪小姐说：“他是不会有时间听音乐的”；本泽尔小姐感叹道：“我真为他感到遗憾。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昆迪希小姐则说：“我想看看他收到的乞讨信”；帕兰朵夫斯基小姐很想为他工作，她说：“在他那儿才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工作”；贝姆贝格太太则对他的妻子倍感兴趣：“为了这样一个人，一定要穿得很时髦。”）——总之，大家一谈论起他来就没个完，而母亲是唯一的沉默者。也仅有这一次，雷布洪先生与舒特先生的观点一致，他甚至粗鲁地用了“寄生虫”这个词，更准确地说是“民族的寄生虫”；席默尔先生一改惯常那最温和的微笑，对帕兰朵夫斯基小姐的话作了出人意料的评价：“为他工作，说不定人家已经把我们都买下了，而我们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当我问母亲为什么保持沉默时，她答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她不便掺和到德国人自己的事务中去。但我看得出，别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她明显在想其他事情，想着一些她不愿说出来的事情。
之后，有一天，母亲手里拿着一封信进来，对我们说：“孩子们，后天会有人来拜访我们。洪尔巴赫先生要过来喝茶。”后来才知道，母亲在阿罗萨的森林疗养院结识了这位先生。母亲说，让洪尔巴赫先生到公寓里来拜访我们，令她有些难堪，他完全习惯了另一种生活，但她又不好就这么回绝他，而且现在说也太迟了；他外出旅行，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系到他。每当我听到“旅行”二字，总会联想到科学考察旅行，而且很想知道他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他做的当然是商务旅行了，”母亲说，“他是个实业家。”我这才明白她吃饭时一言不发的原因。“我们最好不要在公寓里谈论这件事，那样的话，他来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认出他来了。”
我对洪尔巴赫先生自然存有一些偏见，在楼下饭桌上我是不会谈这种人的，他是我那个会吃人的怪物舅舅圈子中的人。他来我们这里要干什么呢？我觉察出母亲感到有些没把握，所以我想，必须保护母亲免受他的伤害。起初，我完全不知这次拜访有多重要，直到母亲对我说：“他来的时候，你不要出去，儿子，我希望你能从头到尾耐心地听他讲。他是个很成功的人。在阿罗萨的时候，他就曾许诺，如果我们到德国来，他会帮你们兄弟一把。他总有忙不完的事。但现在我看到，他是守信用的。”
我对洪尔巴赫先生充满了好奇，因为我期待着与他发生严重冲突，因此把他看成自己难以对付的敌人。我想让自己对他印象深刻，以便在他面前更好地捍卫自己。母亲一下子就察觉到了我这“年轻人的偏见”（她是这么说的），于是对我说，不要把洪尔巴赫先生想象成在富人家里长大的、被娇纵惯了的家伙。恰恰相反，他是矿工的儿子，早年历尽艰辛，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在阿罗萨时，他曾向她完整地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之后她才明白，白手起家意味着什么。谈话结束时，她对洪尔巴赫先生说：“我很担心，我儿子的成长太一帆风顺了。”他问了我的具体情况，最后说，还不算太晚。他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扔进水里，由着他扑腾。这样他就突然会游泳了。”
洪尔巴赫先生的作风是突然袭击式的。他这边在敲门，人却已经到了房间里面了。他与母亲握手，眼睛看着的却是我。他的句子短促而干脆，绝不会让人误解，不过，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吼叫。从进来的那一刻直到离开——他待了整整一个小时——他都在不停地吼叫。他既不问什么，也不期待别人的回答。母亲也算是他在阿罗萨时的病友，但他对母亲现在的健康状况却只字不问。他没有问我叫什么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前与母亲争执中令我惊恐万状的话语又再次响起。他说，尽可能早地开始严格的学徒生涯是最好的。千万别读大学。把书都扔掉，把那些废话统统都忘掉。书上写的都是假的，只有生活本身才有价值，经验和艰苦的工作。要好好工作，直到骨头都感到疼痛。其他的事情根本称不上是工作。谁要是经受不住，谁要是太软弱，谁就该走向灭亡。不必为这种人感到遗憾。反正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那些没用的人都应该消失。此外甚至不排除，那些没用的人向世人证实自己是有用之才，虽然他们一开始走了弯路。但最重要的是要忘记这些与生活无关的蠢事。生活就是斗争，残酷的斗争，就是这样。人类不会以别的方式进步。一个种族如果是由弱者构成的话，早就灭绝了。万物不会平白无故地存在。男人必须靠男人培养出来，女人都太多愁善感了，成天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干干净净，远离每一粒尘埃。但工作首先就是脏的。工作的定义是：让人感到劳累，把人弄脏，但人们却不会因此而放弃它。——我感到，要想将洪尔巴赫先生的连番吼叫转化成可以理解的话语，简直就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即便我无法理解他的某些特别的语句，但他每句话的所指都是明确的，他似乎正在等待别人一跃而起，立即投入艰苦的工作。毕竟，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茶一杯接一杯地斟上，大家围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旁，身为客人的洪尔巴赫先生端起茶杯，送到口边，但每当他可以喝上一口时，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指示。这些想法都太迫切了，他不得不先一吐为快。于是，他粗暴地放下茶杯，嘴里又冒出新的短句子。无论如何，从中都可以推断出一样东西：他的这些话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是上了年纪、有些阅历的人都很难反驳他，更何况现在是妇孺呢。洪尔巴赫先生享受着他带来的影响。他从上到下一身蓝色，穿着与他眼睛的颜色相称，他是完美无瑕的，没有半点瑕疵，不带半点灰尘。我想到很多本来打算说的事情，但脑海里最频频跳出的却是“矿工”这个词。我不由得问自己，这个全人类中最整洁、最自信、最刻苦的人，是不是真如母亲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时候在矿井中干过活。
长达一个钟头的谈话，我居然没有开一次口——哪怕他能给我几秒钟也好，等他什么都讲完了之后，他最后又加了一句——这次听起来倒像是给自己提出的指导方针——他的时间很宝贵，然后就走了。临别时，他大概同母亲握了下手，却无视我的存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把我贬得一钱不值，根本不值得让他说一句道别的话了。他还拒绝母亲送他下楼，说自己认得路，最后还不容许母亲说任何感谢的话。他说，在他的介入没有产生作用之前，母亲不必感谢他。有道是“手术成功，病人死亡”。这是句笑话，他大概是想缓和一下刚才的严肃气氛。之后一切都过去了。
“他真的变了很多，在阿罗萨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母亲说。她感到很尴尬，很惭愧。现在她明白，为了她那新的教育计划，她很难再找出一个更差劲的同盟者了。而我却早在洪尔巴赫先生滔滔不绝的说话声中就已经产生了可怕的质疑，它无声地折磨着我。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能够将它说出来。在此期间，母亲一直在絮叨洪尔巴赫先生，说他以前是什么样子，那是一年前的事。令我吃惊的是，母亲居然破天荒地强调了他的宗教信仰。他曾数次向母亲谈起，宗教信仰对他有多重要。他说，这要感谢他的母亲，即使后来的日子再艰难，但他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他还说，自己一直坚信日子会好起来的，而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因为他从未动摇，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但这跟他的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他对我说过，德国的情况是多么糟糕，”母亲说，“而且在好转之前，还要先每况愈下一阵儿。大家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别无他法，那些弱不禁风和娇生惯养的人是无法在这种困境中生存的。”
“他那时候就已经这么说话吗？”我问道。
“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他是不是一直都这么大吼大叫，而且不看着别人说话？”
“不是的，现在，连我自己也对他的变化感到意外。那时候他真不是这个样子。他询问我的健康状况，还问我是否有你的消息。因为我经常提起你，所以他对你有印象。后来，他甚至会认真地听我讲你的事情。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叹着气——你想象一下，像他这样的人会叹气——说：你和他小时候的生活简直就是两个样子，他母亲根本没有时间这么细心地照料他们，因为家里有十五个或是十六个孩子，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我想把你写的剧本给他看，他拿到手里，看了看标题，说：‘尤尼乌斯·布鲁图——挺不错的题目，从罗马人身上，人们总能学到不少东西。’”“他知道布鲁图是谁吗？”“是的，你想，他说‘这就是那个判自己的儿子死刑的人’。”“他大概也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他喜欢这一点，这很合他的意。那他到底读了我的剧本没有？”“没有，当然没有，他哪有时间读文学作品呢。他一直要研究报纸上的经济版，还劝我移居德国。他说：‘那样的话，您的生活开销会很低的，尊敬的夫人，而且会越来越低！’”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离开苏黎世而迁居德国的吗？”我说这话时的愤怒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比我当初的怀疑还要糟糕。她坚决离开这个世界上最令我喜欢的地方，就因为别处的生活花费低，这种想法使我感觉蒙受了奇耻大辱。母亲立刻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马上岔开话题：“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当初考虑的时候我偶尔可能会想到这一点，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那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她感觉自己被逼到了要辩护的地步，而且因为我们都还记得这次令人生厌的拜访，所以，她最好向我说明原因。
我看得出母亲心里没底，她在试图寻找对策，答案就滞留在那里，但没有迸发出来。“他总想找机会同我聊天，”母亲说，“我想，他喜欢我。而且他对我总是恭恭敬敬的，不像其他病人那样随便开些低俗的玩笑。他总是很正经地谈他的母亲。这一点也让我很喜欢。你知道，女人们一般不喜欢被人家拿来和他们的母亲作比较，因为这会让自己感到老了。但我喜欢，因为我感觉到，他对我是认真的。”“你确实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你美丽又聪慧。”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否则我不会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的，我没心思去考虑礼貌问题，相反，极度的憎恨之情从我心底升起。离开苏黎世，被我视为丧父之后最严重的损失，现在我终于弄清了原因所在。
“他一再对我说，我身为一个女人，独自抚养你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必须要感受一个男人的有力的双手。我回答说，但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从哪里去弄个父亲回来？又不能偷回来。正因为我考虑到你们，为了你们好，我才没有再结婚，而现在却受到指责，说这样对你们的成长不利：我为你们做出的牺牲却造成了你们的不幸。这太令我吃惊了。现在我才明白，他就是想让我惊恐万状，为的就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人没什么思想，你知道吗，他总是谈论相同的事情，但他利用你让我感到害怕，并且立刻呈上自己的帮助。‘到德国来吧，尊敬的夫人，’他说，‘我是忙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时间，连一分钟都不得闲，但我会关照您的儿子，您可以去法兰克福，我会去看望您，同您的儿子认真谈次话。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帮助他睁开双眼。我会训斥他，但都是最根本的道理，然后，您就撒手让他自己去经历生活吧！他读书读得够多的了，是抛开那些书本的时候了！否则他永远都不会成为男人！难道您希望让儿子像个女人？’”
注释：
[1]奥菲莉娅，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2]施迪纳斯，德国著名物流公司。
[3]斯普伦里，瑞士著名巧克力生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