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身优越，袁绍却在将近十年的岁月里把自己“潜伏”起来。对时局的敏锐判断，显示出这个年轻人不一般的老成。
谁可以拯救这个国家？
汝南人袁绍已经从濮阳县长的职位上下来多年了。
袁县长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污渎职，他的官声很好，行政能力更是不容置疑，上司对他的评价是上等之上等、优秀中的优秀。袁县长下来的原因更不是因为他的人脉不够而受到同僚排挤，袁门的树大根深，加上袁绍本人的善于经营，袁本初的人脉早已超越一般同僚，这一点，连同出袁门、拥有嫡子身份的袁术也自叹莫及。
袁绍辞去官职的理由是母亲病故，所以需为母服丧。大汉帝国以孝治天下，袁绍的辞官理由再充分不过，上司无法强留，只能忍痛割爱，而在士大夫群体中，袁绍的孝道行为更抬高了他的声望。
对于服丧，儒家经典早有严格规定，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服丧的规格、时间大不相同。若是一般亲属，只需穿着细麻布做成的缌麻丧服，而且三个月后即可脱掉；若是本宗族的亲属，则需穿着熟麻布做成的丧服，五个月后脱掉，是为小功。若是近亲，则需穿着熟麻布做成的丧服，九个月后脱掉，是为大功；若是妻子、祖父母，则需穿着用生麻布做成的丧服，这种丧服把边缝齐，所以叫“齐衰”。“齐衰”之丧，适用于继母、祖父母、妻子，时间长短各异。
袁绍为母亲服丧，称为“斩衰”，是儒家丧礼中最隆重的级别。所谓斩衰，是指用粗麻布做成的丧服，其实就是用刀子随手裁取几块粗麻布，拼凑缝合在一起。这种斩衰之丧，一穿就是三年。丧服的简陋与服丧期的漫长，都是表明对至亲的悲伤缅怀之情至深，以至于没有心情制作精良的丧服，哀思之情，更需要三年才能化解。
制度虽然如此，可是奢华的世道，世风日下，认真执行儒家孝道的人早已不多。汉代自文帝以来，早将三年的丧服期限缩短至二十五天，其后政策虽有反复，但是认真执行三年服丧的人，总归不多。袁绍这样的世家豪门弟子，却如此严格近于苛刻地对待自己，令天下的士大夫，无论高第、寒门，莫不景仰称赞。
自然，也有刺耳的声音，说袁绍不过借此沽名钓誉而已。有人说，这传言的源头，就来自袁门内部——有的干脆说，就是小心眼爱摆谱又好嫉妒的弟弟袁术。
其实对于外界的言论，称赞也罢、讽刺也罢，袁绍并不在意。冠礼（古代汉族男子的成年礼仪）之后，少年老成的袁绍便已经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谋划。守丧，对于袁绍而言，既是在寂寞中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也是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的好机会。熟读经典，又广泛涉猎杂家的袁绍正是在守丧的黑暗中想到：自古以来无不亡的国家，更没有永保繁荣富贵的世家。大汉帝国的强盛和袁家的繁华，都已经持续了太久，变局即将到来，若不能清醒地看清将来，京华不过烟云一场。
冷眼旁观这时局，袁绍看到了两个字：浊世！
这个结果，有时会让年轻的袁本初感到悲哀。人人都渴望清平之盛世，大汉帝国早年的文景之治，本朝之初的光武中兴，那些黄金岁月，写在汗青之上让后人看着都羡慕得流口水。然而盛世早已如风而散，生在浑浊衰败的年代，却是不可更改的无奈之世。
但这个结果，有时又会让年轻的袁本初感到兴奋。所谓浊世，未尝不是英雄奋起、清扫天下之时。四百年大汉，中间也曾经有过王莽篡夺、绿林赤眉，却能依赖光武中兴，重建社稷。焉知这一次不能再次复兴？
袁绍服母丧的第三年，即将脱下丧服之即，听闻大汉天子驾崩，新帝即位，士大夫领袖陈蕃就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辅幼君，袁本初夜望星空，仰天长吭，莫非这令人窒息的浊世即将终结。
新帝的名字叫刘宏，他是一个十二岁的男童。在进京登基之前，他居住在黄河以北的河间，身份是“解渎亭侯”。
大汉帝国有十三个州，河间在冀州。河间并不是一个大城市，众所周知，大汉帝国最繁荣的都市是京师洛阳。但即便在冀州，河间也算不上名城，巨鹿、渤海显然更有名，河间这个地名之所以在后汉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连续出了两位天子。
历史有太多必然，人生却有太多偶然。河间能连续产生两位天子，纯属偶然。第一位河间出身的大汉天子，是汉桓帝刘志。他的前任——汉质帝因为看不惯嚣张的大将军、外戚梁冀，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惹来杀身之祸，虽然汉质帝当时不过三岁小儿，梁冀却不认为童言无忌，毫不客气地将小皇帝毒死。
汉质帝的一句话断送了他的小命，大汉帝国的皇帝宝座出现了空缺。大将军梁冀必须考虑善后问题。最初的人选是清河王刘蒜，但是有人不同意。这人不是朝中高官，却比朝中高官的权势更炙手可热，他就是中常侍曹腾。
曹腾之所以不同意拥立刘蒜，纯属个人恩怨。这位年轻的清河王心气太高，曾经对曹腾无礼，所以引起曹腾的嫉恨。但梁冀可不会因为不相干的个人恩怨而改变主意，所以曹腾的说辞很巧妙，他推荐河间王之孙、蠡吾侯刘志，理由很充足。第一当时刘志当时只有十五岁，年纪比清河王小，可塑性强；第二当时梁太后正打算把妹妹嫁给他，如果立刘志为帝，岂不是亲上加亲，对于梁家来说，等于是上了双保险，可保权势永固。
曹腾一席话说得梁冀热泪盈眶，姓曹的居然比姓梁的更加维护梁家的利益，梁冀又是感激又是佩服。于是当机立断，改了主意。于是在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十五岁的刘志从河间老家来到帝国京师洛阳，即位为帝。
汉桓帝在位二十余年，在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驾于崩德阳殿。他的死，再次造成帝位的空缺，因为荒淫无度的汉桓帝，居然没能有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帝位。
人生往往是平淡的，但这平淡一旦被突如其来的大事变打破，往日的平静，便永远不可回复。刘宏平静的人生在他十二岁那年被完全地改变，之后二十年，奢华、动荡、不安充斥着他的人生。汉桓帝驾崩那一年，刘宏十二岁，十二岁已经不能算是天真幼齿，但刘宏的十二岁，实在太过跌宕起伏。
刘宏的父亲叫刘苌，是大汉帝国的一位侯爵。大汉朝的行政区划，郡下有县，县下有乡，乡之下则有亭，所谓亭，也就相当于如今的村。刘苌的封地，正是一个叫做“解渎亭”的村落。父亲的死，使刘宏一下子成为帝国最年轻的侯爵之一，尽管他对这一切完全懵懂。
没等刘宏完全适应侯爵的身份，更大的事变发生——大汉天子驾崩了。这一切本与远在河间的刘宏无关，但事情就是这么凑巧，一个叫刘儵的官员恰好得到大将军窦武的垂询，而刘儵，恰好是河间人，也是刘宏的老乡。刘儵很顺其自然地推荐了刘宏。
于是十二岁的刘宏出现在皇位继承人的名册里，他与汉桓帝的血缘很近，同属于河间王家族（汉桓帝是刘宏的伯父辈）。更重要的是，刘宏还是个小孩，而且失去了父亲，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有时候，孤苦伶仃也是一种资本。对于皇太后窦妙和大将军窦武来说，一个孤儿就是最佳人选。于是刘宏在一夜之间从解渎亭侯成为大汉天子——从一个村的少房东变成幅员数万里的东汉帝国的国家元首。
这样的一飞冲天，实在太过刺激，即便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也难以一下子接受这个事实，更何况刘宏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迎接刘宏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大小官员，个个表情严肃庄重，钦差所念的圣旨更是让刘宏一头雾水！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宏，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儵持节之国奉迎。”
接完圣旨，一群人就毕恭毕敬却不由分说地拥着他上了白色车盖的马车，刘宏回头，望见母亲站立在原地，低头啜泣的样子。
“母亲不随我进京么？”有一名官员跟他解释了几句，大意是他已经是大行皇帝的儿子，所以生身父母不再是他的父母，先皇才是他的父亲，皇太后才是他的母亲。
刘宏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再是他的母亲，而遥远洛阳宫廷里一个从未见过的不相识的女人却要做他的母亲？刘宏唯一明白的是：这些人说了半天，其实就是要将母亲和他分开！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如果有人问，刘宏想回答说不，但是没有人问，他该怎么办？看他们的表情，刘宏知道，即便他说了不，也不会有人在意！
母亲……
刘宏想哭，十二岁的孩子，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令他吃惊的是：那些官员立刻也哭成了一片。
哭谁呢？哭先帝呢！
哭声中，一个尖嗓门的声音特别引起了刘宏的注意，这声音离刘宏不远，后来刘宏才知道此人的名字叫做曹节，身份是中常侍（宦官）。随后的几天中，刘宏开始对这位曹节产生好感。和其他官员相比，曹节的态度更为温和、谦卑，说话也更柔软、动听，更重要的是，他说的话刘宏听得懂。
混熟了之后，刘宏大着胆子问了曹节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这是因为殿下贤明聪慧，所以太后才会选中殿下啊！”曹节的回答让刘宏听了很受用，十二岁的儿童，很自然地对这个和蔼的近侍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正月初三那天，刘宏一行抵达洛阳。在洛阳城郊的夏门亭，刘宏见到了更多的朝廷大员，表情更加严肃庄重，说的话更加叫人听不懂。
诸多大员中，大将军窦武尤其引人注目，他看上去修养不错、威仪之下却也透着一股儒者风度，刘宏想，就是这个人决定了他的命运。而如果说大将军窦武的威严多少令人有点害怕，那么他身旁那位白发苍苍的儒雅老者显得十分和蔼，刘宏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太傅陈蕃——按制度而言，他就是小皇帝的老师！
在大将军窦武的主持之下，刘宏换乘了一辆青色车盖的马车，青色，就是青天的颜色，这代表刘宏已经正式成为帝国的储君，享用皇家待遇。马车载着刘宏从北门进入雄伟的帝都洛阳。来不及观赏宫廷的华丽壮观，刘宏的第一任务是觐见皇太后。
皇太后是大将军窦武的女儿，有一个听起来很美妙的名字，叫做窦妙。三年前，窦妙被选入宫，她是开国功臣窦融的后代，门第高贵显赫，所以虽然姿色只是中上，却一进宫便被封为贵人，地位仅次于皇后。
窦妙进宫之后的命运似乎总与冬天密切相关。进宫后的第一个冬天，在后宫争宠战争中失利的皇后邓猛女被废去后位，汉桓帝一心想立他最爱的采女田圣为后，却遭到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有人甚至搬出了前汉成帝因为宠爱赵飞燕而乱国的例子，当时担任太尉的士大夫领袖陈蕃也说：
“田氏卑微，窦族良家，陛下宜立窦氏为后。”
士大夫的理由很简单，天子可以宠爱出身卑贱的女子，封为妃嫔。但是皇后这个位子不同，她不但是皇帝的爱人，还是天下之母。所以册立谁当皇后，不是皇帝的私事，而是公务。试想，天下的士大夫，怎么能接受一个狐媚做国母？
汉桓帝虽然昏庸，却不是暴君，他说不过群臣，只能投降，乖乖地册立了他并不喜欢的窦妙为皇后。邓猛女和田圣都是当世的大美人，窦妙只能说姿色中上，虽然贵为皇后，但是皇帝很不待见她也在情理之中。窦妙几乎是守了两年的空房，到第三个冬天，桓帝甚至不顾她的反对，封田圣为贵人。
汉桓帝的强硬缘于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封田圣为贵人，多少是对情人一个最后的安慰。果然不久以后皇帝便病危，旋即驾崩。窦妙对她的丈夫汉桓帝，显然怨恨多于爱恋，对于田圣，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在167年的冬天，窦妙不再掩饰自己的愤怒，她在桓帝梓宫前下令将田圣斩杀，用情人血淋淋的人头来祭奠丈夫。窦妙意犹未尽，打算将丈夫生前宠爱的贵人们一网打尽，只是因为中常侍管霸、苏康的苦谏，窦妙才打消杀人念头，只是将这些狐媚打入冷宫而已。
因为丈夫的冷遇，膝下无子的空虚之痛却常常旋绕在三十岁的窦妙心头，小皇帝刘宏的到来，多少是一种安慰。从法律上来说，窦妙现在就是小皇帝刘宏的母亲。
“母后！”
现在每日到太后处请安成了刘宏的功课，窦太后也每每对他温柔细语，以加深母子情谊。但是回到皇帝寝宫，刘宏还是忍不住要想起远在河间的母亲，她很严厉，脾气坏而啰嗦。刘宏曾经因为脱离她的管束而小小地庆幸，但如今身处深宫的他，却怀念起那种亲切的责骂。
洛阳的早春，天气还是有点冷，中常侍曹节指挥着近侍们为小皇帝放置取暖的器物，刘宏该去御书房见他的老师——太傅陈蕃了。
太傅陈蕃是一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国家、儒学、人生，陈蕃充满热忱，精力旺盛，虽然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却依然雄心不已。民间流传着陈蕃的一个故事，说他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独居在一个简陋的宅子读书。那一天一位父亲的老友来看他，一进宅院，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脏乱不堪，不禁叹息道：“你这小孩子，怎么不打扫一下庭院来接待客人？”陈蕃反应十分灵敏，立刻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此语一出，掷地有声！只是恍然一梦，当年少年激昂的陈蕃已经成了八十岁的老人，“扫除天下”的人生目标却依旧未能实现。
天下人传颂：“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的刚直绝非浪得虚名！他从地方属官做起，一生周转仕途、浮沉跌宕，多次因为得罪权贵而免官，第一次是忤逆了当时的大将军梁冀，一下子从地市级的太守职位打压到县令；第二次则是因为搭救被陷害的李云，从部长级别的大鸿胪一撸到底，成了平民；第三次，因为营救被再次从帝国太尉的高位一撸到底。
其实，陈蕃的官已经做得够大。从属官到独当一面，从县令、太守到帝国太尉、太傅，陈蕃可以说已经位极人臣，以仕途而论，陈蕃再无遗憾。有人毕生以做官为目的，有人则以做官为实现自己治国理想的途径，陈太傅显然是后者。和大多数士大夫一样，陈蕃也认为当今之世，已经是百病缠身的浊世，然而，陈蕃并不认为自己就应该归隐山林、独善其身。他认为这个国家还有得救，而能澄清浊世的力量，就是包括陈蕃自己在内的士大夫。
在陈蕃看来，大汉帝国之所以会由初期的清平政治而沦落为浑浊衰世，并不完全是君王的责任。汉帝国自从光武中兴以来，一直维持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制度。在这种管理体系中，君主是世袭的刘家子孙，讲究的是血缘的传递，大臣却是选拔的天下俊秀，讲究的是道德礼法的传承。君主是国家元首，而大臣却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
从现代人的角度，打个比方说，如果大汉帝国是一个公司，天子是公司的董事长，宗室——也就是刘姓家族是董事会。因为天子是世袭的，所以他的资质良莠，很难保证。拿概率来说的话，出现明君的几率很低，出现暴君的几率略高一些，平庸君主的几率则是最高的。
既然如此，寄希望于一个贤明的皇帝来领导大汉帝国繁荣昌盛，其概率和中五百万大奖差不多，实在是奢望！倒不如考虑在平庸君主治理之下的对策，更为实际一点！
陈蕃认为，帝国高层的腐烂已经不是一日之寒，但是士大夫支撑大汉帝国延续下去的信念却依然无比坚强，这就是汉帝国继续维持下去的最强劲理由。而现实正是如此，长期以来，因为皇帝是小孩，所以主持国家的，往往是他的娘家舅舅，书面语叫做：“外戚”！当小皇帝长大，他便想夺回大权，尝尝真皇帝的滋味。他的依靠，便是身边的宦官。皇帝依靠宦官消灭外戚，但当皇帝死去，继位的往往又是一个小孩，于是新的“外戚”又诞生，一个轮回又开始。
外戚与宦官的残杀，属于帝国高层的内斗。对于士大夫来说，只要胜利者肯虚心接受士大夫精英的辅导，国家就能在正常的轨道上顺利运转。蛆虫之间的残杀，干卿甚事！但是当外戚或宦官违背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破坏帝国民生生态的平衡，身在中层的士大夫便必须勇敢站出来，以节义勉励自己，与高层抗争。
东汉的士大夫，不是上级任命的产物，他们来自“察举”，所谓的“察举”，一是察，二是举。虽然负责察举的是地方官，但是被察举的人，却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意。正常的情况下，获得民间声誉的人才能被察举，违背这一点，便会出现以下的民声抗议：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但是即便出现了这样的背离，察举制度还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地方选举制度。证据就是到了东汉的末年，察举制度仍然从社会最底层提拔出不少有用之才。朝廷的芸芸公卿，就是一个个生动的例子。除了以外戚身份上台的大将军窦武，陈蕃自己，虽然祖父曾任河东太守，不过到了父辈，早就家道中落，陈蕃自己不过是个穷书生而已。同事司徒（宰相）胡广，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少年时边做工边读书，二十七岁时被举为孝廉，如今与他同掌国政。即便是著名的豪门袁家，当初也是从一个叫做袁安（袁绍的高祖父）的穷书生起步。陈蕃、胡广以及袁安，都以贫寒的身世，无财无势，只是因为才学和品德，便能得到乡绅赞赏和地方官的推荐，被地方官举为孝廉。而这不过是察举制度的沧海之一粟而已。陈蕃相信，源源不断地从社会底层吸收才德兼备之人，为自身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的一个士大夫集团，会很好地延缓自身的腐化，从而保证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士大夫的敌人，在宫廷！
中常侍是个官名，其具体职责是“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这个官职在西汉时代本来是由士大夫担任的，但是到了东汉时代，或许是考虑中常侍人在深宫，让士大夫频繁出入宫廷，太不方便。所以改成由宦官担任这个官职。
这个官职多大？其实不是什么大官，其级别是“千石”，也就相当于帝国一个大县的县令，月薪为80斛粮食。后来提升到“比二千石”，月薪100斛粮食，比县令收入多了，但也没有超过郡太守一级。
所以说到底，中常侍也就是一个局级干部，和大将军、太傅这样的国家行政首脑，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但是真实的官场竞技中，中常侍作为宫廷宦官力量的首脑，绝对是东汉政坛的第一黑手。
宦官已经成为祸害大汉帝国的致命威胁，这一点，已经成为当时全中国士大夫和百姓的共识。宦官本来不过是照料皇帝及其后妃生活起居的宫廷工作人员，所谓世上本无宦官，有了皇帝和他的三宫六院，才有了阉割阳物为天子看家护院的宦官。
那么，工作范围仅限于宫廷的宦官，为什么会超越权限，冲出宫廷，成为全天下的祸害？
千年的中华帝王史中，惦记皇帝这个位子的人成千上万，最终能过一把龙椅瘾的人也是五花八门。譬如：汉高祖刘邦，村干部出身；光武帝刘秀，虽说是宗室，当时却在南阳乡下种田；蜀汉昭烈帝刘备，发迹之前卖鞋织席谋生；吴大帝孙权，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再往后，南北朝的开国之君，多数是权臣、大将；隋文帝杨坚，是北周小皇帝的外公；唐高祖李渊，是隋朝的封疆大吏；宋太祖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军大将；明太祖朱元璋，则本来是一个面貌丑陋的小和尚。此外，还有蛮夷酋长出身，如元、清的开国皇帝。
然而在开国皇帝五花八门的履历中，没有一个是做过太监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谁都可以说，唯有宦官是不能说的。谁能想象，乌压压的群众面前、一座土山之上、暗沉沉的天空中，一个尖嗓门声嘶力竭地喊道：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多么诡异而搞笑的画面，叫人忍不住发问：“你有种吗？”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实，更没希望的是宦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宦官是皇帝最放心的人，换句话说，在皇帝眼中，宦官才是“最可爱的人”。至于士大夫，很不幸，在皇帝眼中，实实在在是“最闹心的人”。
诚然，皇帝并不否认士大夫的忠诚，但是士大夫的忠诚，并不是针对皇帝本人，而是整个国家社稷。因此，士大夫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皇帝，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而除了少数臭名昭著的暴君，大多数皇帝必须听从士大夫的意见，尤其在士大夫们意见一致的时候，所以皇帝们常常纳闷：“到底谁说了算？”因此，与士大夫的“闹心”相比，宦官的“体贴”让皇帝感觉很舒服。毕竟，宦官的忠诚直接针对皇帝，只为皇帝个人负责，所谓国家社稷黎民百姓千秋万代，那不是公公们考虑的问题。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士大夫对国家忠诚，宦官对皇帝个人忠诚，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但是到皇帝那里，就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是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能调整好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但是明君的概率太低，在昏君和一般资质的君主眼中，自己舒服不舒服是眼前可以看得到的，至于黎民百姓舒服不舒服，国家社稷能不能长远，那种事以后再说。
结果是：皇帝爱宦官。
皇帝既然爱上宦官，就不仅仅是给宦官赏赐钱财那么简单。皇帝有什么事，开始找宦官商量，让宦官出宫办理。接着，不但宦官得势，乃至宦官的家族都得以鸡犬升天，巴结上宦官的人也耀武扬威起来。
汉桓帝时代，接连发生了好几件恶性案件，轰动全国，其涉案人或者幕后指使，都牵扯到宫廷里的公公们。
这是什么世道？
第一个案件是北海太守羊元群贪污案。
羊元群是东汉帝国北海郡的太守，级别“二千石”，月薪100斛粮食，职权相当于当今的地市级一把手。此人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到什么程度？据说他所到之处，连公家厕所里的精巧小饰品也要用小刀切割下来带走。然而这样的贪官，却因为买通宦官，得到宫廷势力的庇护，长期以来安全无事。
后来，这个捅不得的马蜂窝让李膺给捅了。
李膺，字元礼，颍川郡襄城县人，荀彧、荀攸、郭嘉的同乡、前辈（注：荀彧、荀攸，颍川郡颍阴县人；郭嘉，颍川郡阳翟县人，此外，还有钟繇、陈群、徐庶等，曹操的智囊团，一大半出自这个郡，号称颍川帮，就连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水镜先生司马徽，也是颍川人，他们都是李膺的同乡）。荀彧的叔父荀爽，曾经为李膺赶马车，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自以为非常荣耀。东汉末年的天下士人，都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
当时有首流行歌谣是这么唱的：“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陈仲举就是老太傅陈蕃，李元礼便是李膺！
嫉恶如仇的李膺当时担任河南尹（帝国首都洛阳的行政长官，相当于今北京市长），羊元群的籍贯，正在他的辖区之内。所以当羊元群任期结束、免官回乡之时，李膺便上表天子（当时的皇帝是34岁的汉桓帝），请求依法惩治羊元群。
这是士大夫集团与宦官的一次间接交锋。羊元群也是士大夫，因此可以说士大夫集团内部清除腐败分子的行为，但是因为宦官的干预，结果是李膺惩治贪官不成，反被宦官诬陷，剥夺官职，罚做苦工，劳改多年。
第二个案件是中常侍苏康、管霸低价强买房地产业案。身为大司农（农业部长，土地房产也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士大夫刘祐依法将中常侍苏康、管霸低价强买来的房地产业全部没收。结果皇帝龙颜大怒，刘祐也被判劳改。
这两个案件，都以士大夫的失败而告终。但士大夫集团并未沮丧，尤其是吃了一次亏的李膺后来又东山再起，出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相当于北京警备区司令），这一来，又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就是野王县令杀害孕妇案。
司隶校尉的辖区里有个野王县，当时的县令张朔，是汉桓帝所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这个张县长，依仗他哥哥的权势，贪暴残忍，无恶不作，居然暴虐到剖开孕妇的肚子取乐。以往的司隶校尉，都不敢招惹张县长，但是张县长一听说李膺上任，却慌了神，他立刻放弃官印，逃到哥哥张让家里。
张让家里有一个密室，在两根柱子之间，留有暗门，两端封闭。表面上看，却是很普通的一堵墙。李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胆子也够大，神似千年之后廉政公署风卷香港，他带人直闯张让府第，破门而入，凿开墙壁一瞧，昔日残暴不仁、欺压百姓的张县长在里头瑟瑟发抖。
哥哥张让得到消息，立刻找汉桓帝哭诉求情，李膺晓得你要来这一招，先下手为强，立刻审讯张县长，证据确凿、铁案如山，也不上报，立刻处以极刑。等到皇帝想赦免，张县长已经下了地狱，无人可赦！
汉桓帝责备李校尉：“怎么不事先报告，请求批准！”
李校尉说：“当年孔夫子上任七天就杀了恶人少正卯，我上任已经十天，才杀了这个败类，正担心陛下怪我动作太慢呢！”
汉桓帝无话可说，只好埋怨张公公：“你弟弟自己不好，与李校尉有什么相干！”
大快人心！
此后，一度宫里的公公们遇上节假日也不敢出来玩了。汉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究竟，公公们一起叩头、声泪俱下地说：“不是我们不想出去，是害怕李校尉啊！”
一时李膺名声大振！千年之后，读史之人也觉得痛快，只恨当世无李校尉！
这一回合，士大夫赢了，于是士气大振，又有了第四件大案：发生在徐州下邳的“宦官侄儿杀人案”。当时宦官徐璜的侄儿徐宣当下邳县令，看中了退休干部李某的女儿，李某不愿意，徐宣居然带人冲进李某家中，抢走李某的女儿，乱箭将她射死。
下邳县属于东海国管理，东海相（相当于市长）黄浮查清案情，立刻逮捕徐宣，他的下属害怕宦官报复，跪下来请求他三思而后行，黄浮回答说：“徐宣这样的恶棍，我今天杀了他，哪怕明天我就偿命，也心甘情愿！”
于是处死徐宣示众。而秉公执法的黄浮则被皇帝剥夺公职、剃光头发，去工地做苦役。士大夫又输了一个回合。
第四件大案是所谓“大赦杀人案”。
有个算卦先生张半仙，居然测算出朝廷即将大赦（实际上，张半仙与宦官关系相当不错，这消息是宦官那里打听来的），于是张半仙指使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平素有些积怨的人。
李校尉接到案报，立刻派出警员，逮捕了张半仙父子。果然，朝廷恰好在这个关头，颁布了大赦诏令。张半仙父子拍手称快，但是半仙毕竟只是半仙，他漏算了一卦，那就是李校尉会不会遵守赦令放他。结果是：李校尉认为张半仙父子预知大赦而杀人，罪不可赦，下令处斩。
李校尉这一刀，给了宦官打倒他的借口，或者，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宦官牺牲了张半仙，做了个局。宦官指使张半仙的弟子上书控告李校尉，告的内容却不是杀张半仙这件事。
“李膺等蓄养太学游士，结交地方上来京学习的学生，互相标榜、结党营私，专门抨击、诽谤朝廷，破坏社会良序公俗！”这几句话看似平常，却是宦官精心的设计，字字句句，击中皇帝的要害。因为皇帝最痛恨的，就是士大夫结成小团体，指点朝政，限制天子的行为。
于是汉桓帝下诏逮捕所谓“党人”，名单和诏书发到三公，按程序，必须三公签名，表示同意，才能实施。当时担任太尉的陈蕃，认为天子这是在发神经，拒绝签字。
天子真的疯了，他不顾帝国法律和行政程序，抛开三公，直接发号施令，逮捕李膺，送押皇家监狱——北寺狱！接着，下达多达两百多人的名单，伪称是李膺招供，其实都是宦官早已搜罗的正直官员名单，全部逮捕。
顿时风声鹤唳，白色恐怖一片。东汉帝国那些最有名望的士大夫，几乎都在名单之列，以至于担任度辽将军（东北军区司令）的皇甫规大人，认为自己好歹也算个西部英豪（他是凉州人），居然不在党人名单，感到羞耻，主动上表，要求把自己列入党人行列。皇帝看了这份奏章，哭笑不得，只好假装没看见，不以理睬（如果真的逮捕名将皇甫规，边疆将为之空虚）。
李膺这一次的灾难，牵连了说情的陈蕃也被罢免。多亏当时还是皇帝老丈人的窦武，出面为他们说情，才稍稍化解皇帝的怒气。加上李校尉很机智，他在口供中牵扯出许多宦官子弟，宦官一看，再这样搞下去，恐怕要引火烧身。正好发生了日食，宦官以此为借口，说服了皇帝赦免党人。
本案最后的结果是，党人被赦免，但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总体来看，士大夫在和宦官的争斗中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士大夫的产生来自地方选举，所以士大夫能屡败屡战，尤其是李膺这样的代表人物，多次被罢免、劳改，但是又能很快东山再起，原因就是地方民意和察举制度的支持，屡受打击的李膺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官也越做越大，这令宦官和天子都无可奈何，即便后来皇帝颁布了严格的党锢令，规定若干士大夫不得做官，却反而令这些士大夫声望越来越高，新察举出来的孝廉以及国立大学里的太学生都以他们为榜样。
最后，出现了一个名士榜单：
三君：窦武、陈蕃、刘淑，一世之所宗也。
八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人之英杰者也。
八顾：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八极：张俭、岑至、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能导人追宗者也。
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此八人，能以财救人者也。
这三十五人，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有窦武、陈蕃、李膺、刘表等几个人比较有名，其他三十几人，事迹简略，但是在当时，却是士大夫和学生心目中的天王巨星。
一屋不扫也能扫天下，太傅陈蕃专注于扫除天下之梦，已经数十年了。只不过八十岁的老太傅陈蕃，已经不再是当年仅凭一腔热情就敢冒犯权贵的激昂少年，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有着清醒的认识。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是少年轻狂。要达到扫除天下的目标，他必须在仕途中顽强生存，集合力量，才能有所作为。陈蕃的第一个重要职位是乐安太守，这是他独当一面的开端。上任历年，上司青州刺史便来巡查，不是冤家不聚头，此人便是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
听说李元礼来了，大小官员都晓得他厉害，那些贪官墨吏，早就吓破胆，纷纷挂印辞职逃走——没官做总比没命好！只有陈蕃不卑不亢，从容应对。做官清正，这是陈蕃的立身之本。虽然没有贪污就没有多余的钱帛贿赂高官、打点前程，但清正的官声，却是比钱帛更重要的资本。偌大一个官场，如果不能容忍一个清正官员的存在，那么这一朝的吏治，便已经到了腐烂不可收拾的田地，这官也就没必要再做下去。
当时威震天下的大将军梁冀，居然叫人带了封书信给陈蕃，有所请托。但被陈蕃一口拒绝，更当场将倒霉的使者鞭杀。打狗还得看主人，何况是大将军的使者。陈蕃因为这件事，果然触犯了不可一世的梁冀，贬官为某县县令。
虽然乌纱帽从地市级变成了县局级，但是陈蕃对于这件事并不后悔，因为他不想被人认为是依附梁冀往上爬的小人。一个以清正闻名的官员，需要特立独行，才能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是非纠葛。更重要的是，如果依附专横的权贵往上爬，即便大权在握，又如何来扫除天下？路可以直着走，也可以弯着迂回走，但不能往相反的方向走，那很可能就永远回不了头。
陈蕃为官清廉，又得罪了大将军，但是数十年里，朝廷依然常常想起他，时常召回他，给他官做，这就坚定了陈蕃的信念，他相信这个王朝还有顽强的生命力，支撑帝国前进的力量并未丧失。既然如此，陈蕃就更有理由为这个王朝扫除污垢。
陈蕃所说的污垢当然就是宦官。
若干年后，陈蕃已经名列三公，当上了帝国太尉，当时刘祐和李膺因为秉公执法而触怒宦官，同时免职劳改，正是陈蕃出面，使得二人得以赦免，不久李膺又得以复出。
这时陈蕃发现了团队的重要性，如果之前陈蕃只是一个独行侠的话，那么此后，他开始注重整个士大夫团体的合作。一个人不能扫除天下，必须寻找更多的同志，合作完成这项事业。接着他又发现，如果只是士大夫的力量，恐怕也很难达到消灭宦官、扫除天下的目标。理想主义者陈蕃终于也开始考虑策略，寻找同盟军。
这时，汉桓帝正为册立谁做皇后而烦恼，按照儒家礼法观点，陈蕃以坚决的态度拥立出身名门的窦妙为皇后。这件事成功了，汉桓帝不得不册立窦妙为皇后。微妙的变化也随之产生，陈蕃发现，他和外戚窦家的关系不知不觉地缓和了。
显然，皇后窦妙因为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好感。新帝继位后，窦妙成为太后，陈蕃也被任命为帝国太傅，还要封他为侯。陈蕃谢绝了封侯，但很乐意当这个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掌朝政。因为他发现：这位大将军与以往那些专横的大将军不同，他也是读书人，很有些名士风度，对于国家社稷、政治前途，他们有着类似的看法。
这样一来，陈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联合大将军消灭宦官。
东汉中叶以来，宦官、外戚、士大夫三股势力纠葛绞杀，如今士大夫若能与外戚联合，显然压服宦官的希望，将大大增加。于是陈蕃开始试探窦武的态度。
对于太傅的合作建议，窦武有些矛盾。一方面，他赞同陈蕃的意见，认为宦官问题的确是大汉帝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痼疾，拔除祸患，已经迫在眉睫。但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到时候画虎不成反类狗，遭天下人耻笑而已。
和太傅的满腹豪情不同，窦武的人生观是谨慎的、保守的，他明白：世上有很多事看似是正确的，却不一定就可以去做。在动手之前，是非曲直倒在其次，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实力做好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要说服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女儿窦妙。窦武听说，自己的女儿窦妙自从当上皇太后以后，宫廷里那些宦官，日夜包围着这位并不年迈的皇太后，全力阿谀奉承、使尽浑身解数，使得这位窦太后神魂颠倒，已经对他们信任有加，因此不断发出懿旨，赏赐封爵。
这样一来，窦武便更加觉得铲除宦官何等困难，他更加犹豫不决。
陈蕃对窦武的犹豫十分不满。拖延到五月初一，帝国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陈蕃对窦武说了一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害！”老太傅动情地对窦武说：“老朽已经八十岁了，夫复何求？只求协助将军，铲除宦官，为国家除害罢了。”他建议：抓住日食这个机会，对宦官下手，消除天变。
话说到这个份上，窦武也被打动了，他下定决心，进入宫廷与女儿再谈一次。这一次，他一定要说服窦妙，实行他们的计划。
然而大将军窦武与女儿皇太后窦妙的谈话并不轻松愉快。窦妙一口拒绝了窦武全部驱逐或诛杀宦官的请求，她说：“自从汉王朝兴起以来，世世代代，宫廷里就设立宦官，怎么可以一下子废除！如果说有人违背法纪，当然可以诛杀，但是怎么可以全部消灭呢？”
窦武心中叹息：女儿还是那个女儿，身份却已经今非昔比，赫赫大汉帝国的皇太后，不再是那个娇顺听话的小女孩了！窦武解释说，宦官的罪恶，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况且如果不一网打尽，很难保证不会死灰复燃。
“没有宦官，宫廷事务叫谁来做，难不成让士大夫进入宫廷，和我这个寡妇朝夕相对不成？”
大将军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去，自己十多年来对女儿的家学教育，居然不如宫廷宦官几个月的奉承迎合。
窦武只好退让一步，要求先处置几个罪大恶极的宦官。他说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中常侍管霸，一个是中常侍苏康。这是桓帝时代低价强买房地产业案的两大主凶。窦妙也不好太驳父亲的面子，她决定丢车保帅，扔出两个人平息一下士大夫的火气也好。
但是管、苏二人被处死之后，窦武又进宫，重提话题，这一次他想要的是曹节、王甫等人的人头。这次窦妙觉得父亲有些得寸进尺了，她决定不予回答，一个字：拖！
这一拖，就拖到了八月。一位叫做刘瑜的官员，报告了骇人的天象变化：“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所谓房，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房宿，包括四颗星辰，依次是：上将、次将、上相、次相。至于太白，就是太白金星。那么太微又是什么，从西人的角度来说，太微就是狮子、处女等星座的一部分合成。在中国的古典天文学中，太白金星主杀伐，譬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房宿则象征着地上的大汉帝国将与相。而太微就是地面上大汉天子的象征。
根据这天象，刘瑜作出预测：帝国今年将有大事发生！他立刻上书给皇太后，报告了天象的出现，然后分析说：“根据《占书》，一旦出现如此天象，皇宫的大门就要关闭，帝国重臣将会受到伤害，奸人已经埋伏在君主身边，一定要小心提防！”
刘瑜在上书太后的同时，也给窦武和太傅陈蕃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得更明白：“这一次星辰错乱。对帝国前途不利，大臣应该当机立断，不可犹豫不决！”
太白金星所侵犯的乃是上将星，这上将星对应的，不就是大将军窦武么！而金星又侵入太微，岂不是说宫廷将有兵乱发生么？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看了这封信，岂止是大吃一惊，简直灵魂出窍，因为几个月来，他们正在密谋消灭宫廷中的宦官。
刘瑜的天文报告，令窦武、陈蕃不得不加快他们剪除宦官的计划。他们立刻发布委任状，任命自己的人担任司隶校尉、河南尹以及洛阳县令。接着，又罢免了黄门令（宦官总监），任命自己人山冰接替。
人事工作布置完成，于是开始第二步行动，由黄门令山冰出面，弹劾、逮捕了与曹节关系密切的长乐尚书郑飒，审查违纪与贪污行为。经审问，郑飒不但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牵扯出曹节、王甫的大量罪行。山冰与尚书令尹勋立即把这口供报告给窦武。
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窦武心情十分愉快，他吩咐山冰准备好弹劾曹节等人的材料，完成后交给侍中刘瑜，向皇太后窦妙呈递，请求准予逮捕曹节等人。秘密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一直忙碌到九月辛亥日（七日），这一天，按照汉代五日一休沐①的习俗，窦武休假，出宫回家沐浴。
九月辛亥之变
九月辛亥这一天，袁绍已经离开了守丧之所，因为三年丧服已满，数天以前，叔父袁隗让人送来书信，叫他回京，准备重启仕途。
袁家在洛阳城郊有一所僻静的别院，袁绍在此停留，准备明日进洛阳城。袁本初守丧三年，一朝复出，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关切。袁绍再低调，还是有好些士大夫打听到他的所在，前来拜谒。
天色渐暗之时，袁绍已经无意再会客，吩咐下人回绝。然而这时仆人却报告说来了一个奇装异服的人，赶也赶不走。袁绍想这时候还敢来袁门搅扰不休，也只有何颙了，一见，果然是他。
何颙字伯求，南阳人，这几年来洛阳游学，因为得到太傅陈蕃的赏识，如今在士大夫中也算是个名人。袁绍守丧期间，拒绝见客，但却破例见了何颙一次，一谈之下，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何颙的魅力，在于他不是单纯的儒生。在袁绍看来，虽然他是南阳人，却有一股春秋战国时期燕赵悲壮之士的气概。
当年何颙有个朋友叫虞伟高，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何颙前去拜望。虞伟高一息尚存，流泪哭诉：“吾死不足惜，但恨有父仇未报，死不瞑目！”何颙感伤友人之痛，慨然许诺代为复仇。虞伟高得友人之诺，亦得以闭目安息。
在旁人看来，何颙的承诺，不过是对友人临终的安慰，未必当真。谁料到一年之后，虞伟高的周年祭日，前往拜祭的亲友赫然见到墓上挂着一颗头颅，正是虞伟高的杀父仇人。
南阳何伯求之声名，由此大振。
乱世将至，何颙这样文武双全的壮士，令袁绍最是心动。
那么，这一次何伯求来访，又是为了何事？何颙是直爽豪迈之人，一开口，已经道出来意：“本初，要发生大事变了！”
这样一个开场白，令袁绍又是好奇又是不安，因为他知道何颙与当今士流领袖陈蕃、李膺关系都极好，他所说的大事变，必然与这些士流领袖有关。袁绍虽然人在守丧中，耳目渠道却从未中断，近日以来，大将军有可能要对宦官下手的流言，他也有所耳闻。袁绍估计：何颙将要说的，多半与此有关。
袁绍屏去下人，洗耳恭听何颙的高论。何颙却旁顾而言他起来，他说重九日快要到了，那一天的习俗，该是登高望远，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据说这样可以使人长寿。
袁绍点头说不错，九月已是暮秋，天气转凉，露凝而白。
何颙兴奋起来，他的小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说：“这炎热的暑日，也该结束了，本初，这一回真的要变天了！”
何颙走后，袁绍这一宿没睡好，他反复琢磨、回味何颙的话。看来大将军与太傅联手对付中常侍的传言是确实无疑，也就是说：士大夫、外戚将第一次站在同一战线上，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宦官。如果真的如此，士大夫一方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士人拥有道德舆论和人脉资源，外戚则掌握着帝国的政权和军权，相对而言，宦官那一边只有一个傀儡小皇帝而已。更重要的是：宦官完全还不明白状况，打击将是秘密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一边倒的。难道说，袁绍憧憬多年的治世，马上就要到来了么？汉帝国的第二个中兴盛世就要启动了么？袁绍也兴奋了，他庆幸自己丧服在最恰当的时间结束，他必须立刻加入到这中兴盛世的队伍中去，大汉朝的复兴没有理由将袁本初这样的人排挤在外。
因为心潮澎湃的缘故，子夜过去许久，袁绍方才入睡。破晓时分，京师洛阳北面宫廷方向传来了喧闹之声，然而此时的袁绍已经被迟来的睡意完全打倒。辰时的袁绍尤在半梦半醒之间，辰时又叫食时，是汉人朝食之时，袁绍好不容易起来用了早餐，依稀听到远处洛阳城里有喧闹之声。
下人来报告说好像宫廷方向出事了，传言说有禁卫军出动，并且发生了冲突。袁绍问：“禁卫军和谁打起来了？”下人说不明白，大概是禁卫军南北两营对峙着，后来又散了。袁绍心里一紧，莫非是大将军动手了。袁绍的倦意突然烟消云散，他吩咐下人，打算立刻入城。下人回复说不行，京城已经戒严了，即便是袁本初这样的人物，恐怕也进不去。
于是袁绍等到临近中午的隅中巳时才策马向洛阳城门进发。结果他在城门看到了两颗人头，面目已是血肉模糊，袁绍猜想这是被杀的宦官，若不是曹节，就是王甫。这是眼下宫廷最得势的两大宦官头目。
袁绍心情顿时变得很不错，城门边贴着告示，不过看的人不多，想来老百姓们都有点怕事，但袁本初可不是怕事的人，他下马来看告示。这一看袁绍眼前一黑，险些昏厥过去。告示写着，这两颗人头，一颗是大将军窦武，一颗是窦武的侄子、禁卫军将领之一的步兵校尉窦绍。
窦绍与袁绍同名，比袁绍年长，袁绍守丧之前，还曾与他玩过投壶、博六，每一次都是袁绍输。袁绍立刻翻身上马，准备离开，恍惚间几乎坐不住要落马，幸亏从人一把拉住了辔头。袁绍这时候怀念起马车的好处来，不过他很快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尽管他还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但逗留在城门这里，或许就会带来危险。
那么，还要不要进洛阳城？袁绍寻思：大将军已经死了，而且悬首示众，这说明他们已经一败涂地，太傅陈蕃可能也已经遇害，或者被囚禁。就连皇太后也多半被软禁起来，至于自己的叔父袁隗是不是牵涉其中，就不好讲了。
袁门号称“四世三公”，根基深厚，一般的政局变动，不足以撼动袁门地位。但一旦被动，便可能是灭门的雷霆巨变。
袁门的发迹始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他从一个贫寒书生而得赏识，自阴平县县长的岗位起步，从县级干部干到市级（郡守），因为驭属下极严，断狱公平，很得百姓赞誉，于是提拔为首都洛阳市的市长（河南尹），在职期间，京师洛阳一带的治安良好、秩序井然，一片和谐景象。于是再提拔，进入中央领导干部序列，先是做皇家交通局局长（太仆），接着历任司空、司徒，也是所谓的“三公”，相当于国务院总理（注：精确地说，三公还要录尚书事才是真总理，尚书台相当于东汉的国务院秘书厅）。
袁安当总理的年代，大将军窦宪专权，骄横跋扈，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招致窦家的怨恨，但是因为袁总理威望太高，窦家始终有所顾忌，所以袁安得以善终。
袁安的小儿子袁敞，继承了父亲的《易经》学问，他从中级官员做起，最后也位列三公，他是袁门第二位“三公”（司空）。袁敞的秉性，和老爸差不多，刚正耿直，不肯拍权贵的马屁，所以得罪了当时的外戚邓氏，他的威望、运气都不如乃父，最后只好自杀报国。
袁安的大儿子袁京没做到三公，但是他又有个好儿子袁汤，在桓帝初年，当上了“三公”（司空），后来又担任司徒、太尉，是第一个“三公大满贯”。袁汤的大儿子袁平、袁成福浅命薄，年纪轻轻就死了。于是三儿子袁逢继承了家业，也做到“三公”（司空），但袁逢有个弟弟叫袁隗，比哥哥还厉害，在袁逢之前就当上了三公，他是袁门第四位“三公”，所以袁逢是袁门第五位“三公”。
袁逢时代，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位宦官（中党侍）袁赦，找到了袁家认亲戚。袁赦姓袁，袁逢也姓袁，话说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但是天下同姓何其多，袁赦为什么会找袁逢认亲戚？而袁逢为什么又愿意认这个亲戚？关键原因，在于这一门亲戚攀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所谓双赢。
袁赦的好处是：袁家是世代宰相门第，有这个强力外援，对巩固和加强袁赦在宫廷的地位大有好处。袁逢的好处是：有袁赦这个内线放在宫廷里，等于袁家在皇帝身边安排了一个卧底，一有风吹草动，袁家便可“春江水暖鸭先知”！
袁绍还不清楚，袁赦在这场事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会不会、能不能一如既往地掩护袁家？更重要的是，袁家的几位长辈：袁逢、袁隗，在这场变局中采取了怎样的策略？袁绍想起何伯求昨日来访说的那些话，心中滋味莫名。
午后，袁术从城里给袁绍带来消息，袁家是安全的，无论他们的父亲袁逢还是叔父袁隗，都与大将军的阴谋无关。有袁赦在宫廷，袁家与中常侍的关系犹如温吞水，从未热到发烫，但也不曾冷却。
袁术的话给袁绍吃了一个定心丸，但是却不能解开袁绍心中的疑惑。大将军窦武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一败涂地，悬首城门？袁术告诉兄长，这些事他不必管，不过时下时局太乱，长辈们认为袁本初不适宜在这个时候重出仕途，不妨先观望一下局势再说。袁绍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点头答应。
当袁术离去，袁绍忽然感觉到无尽的倦意，或许是昨夜的睡眠质量太差了，现在他最好补个回笼觉。就在这时，忽然又有客人来访，袁绍下意识地以为是何伯求来了，急忙去迎，结果进来的是曹家阿瞒。
袁绍无法掩饰脸上的失望神情，他想莫非何伯求已经遇害了。阿瞒早已习惯了被袁本初当小兄弟看待，并不计较袁绍的轻慢，他之所以来，是有一些内情告诉袁本初。他相信袁本初一定会对这些事很感兴趣，因此他不急不慢，打算等袁本初发问再说。
袁绍果然按捺不住心中疑虑，开口说：“昨晚的事，你一定知道些什么，既然来了，不妨说说。”
阿瞒心中暗笑，却装糊涂说：“什么事，昨夜发生什么事了？”
袁绍说大将军的首级悬挂在城门上，你难道就对此事一无所知？阿瞒说原来是这件事，朝廷有露布，宣称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试图废除今上，阴谋泄露，于是中常侍王甫等拥护陛下，发诏任命张奂等为将，统领禁卫军讨伐窦武。今天早晨北宫的喧闹，就是禁军与窦武乱党格斗之声。
阿瞒说格斗并未持续太长时间，窦武乱党即告崩溃，窦武和侄儿窦绍逃往城郊的都亭，被追兵赶上，见走投无路，只能拔剑自刎。袁绍面无表情地听阿瞒说完这些，不屑地说这些他已经知晓了，以曹阿瞒的门路，不应该只知道这些而已。
桓帝时代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曹腾，积攒下巨额的家产，却苦于宦官乃无根之人，没有子孙后代继承他的权势地位与财富，于是认领一名出身“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穷苦孩子为义子。这孩子据说来自夏侯家，但毕竟这是人家的隐私，多年以后，谁也不晓得他的来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曹嵩，子巨高。洛阳人有句话说：“养子当如巨高”，说的就是曹嵩。曹嵩人到中年才得一子，正是眼前这位阿瞒。而以曹家与宫中宦官的渊源、曹嵩的机智敏锐，怎么会对宫廷中发生的巨变一无所知？袁绍断定，阿瞒一定还知道些什么。
袁绍的判断无误，曹阿瞒的确还有话要说。在接下来的交谈中，阿瞒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
首先是郑飒，他是皇太后寝宫——长乐宫的尚书，八月底，大将军窦武所指派的黄门令山冰逮捕了此人，审查其违纪与贪污行为。宫廷的宦官本不是铁板一块，向来有派系争斗，长乐宫的宦官，比较接近皇太后，凭借太后的威势而欺压同僚，宫里人叫他们长乐派。至于德阳殿的宦官，比较接近皇帝，所以常倚重皇帝的权位而与长乐派抗衡，宫里人叫他们德阳派。最近一年以来，德阳殿里的天子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傀儡小皇帝，所以德阳派的威风，远不如长乐派。大将军窦武逮捕郑飒，显然是从打击长乐派入手，各个击破。袁绍认为这策略很不错，因为长乐派太嚣张，早已经引起其他宦官的不满。打击长乐派，德阳派乐于旁观，这对于大将军窦武各个击破的策略极有好处。况且，事实正如窦武所设计的，因为郑飒是一个交友广泛、关系错杂的关键人物，对他的审查，很快牵扯到了德阳派的曹节、王甫，郑飒为自保，揭发出曹节、王甫的大量罪行。
这是一个顺藤摸瓜的大好时机，袁绍不禁为大将军的巧妙谋划而叫好。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阿瞒说，成败就在九月辛亥日，那一天，是大将军回家沐浴的休假日。长乐宫的五官史朱瑀为了营救郑飒收买了尚书台负责传送奏章的宦官：“大将军一出宫，就来叫我！”
九月辛亥日当晚大将军窦武刚离开尚书台，那名宦官便及时通知了朱瑀。朱瑀立刻进入尚书台，翻阅奏章，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这重大发现就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打算奏准太后，利用郑飒的招供扩大打击面，将宫廷中的宦官势力连根拔起、一网打尽。
朱瑀一看奏章，就意识到问题严重。这不仅仅是郑飒一个人的生死，也不是宦官中一个长乐派系的生死，而是整个宫廷宦官群体的生死危亡。朱瑀立刻召集了长乐宫中十余名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共盟，同时通知德阳殿的宦官头目曹节、王甫。德阳殿的曹节、王甫素来与长乐宫的朱瑀、郑飒关系不佳，但看了朱瑀手中的奏章，他们也明白，现在不是幸灾乐祸的时候。死一个郑飒不要紧，问题是大将军的目标是整个宦官集团，这就不好玩了。曹节、王甫决心反击。
然而，窦武、陈蕃的手里有百官、士大夫、军队，曹节、王甫自问：自己手里有什么？答案是皇帝！
落幕的夜火
到九月，刘宏入住洛阳北宫已经半年多了，对于他来说，一天的生活是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朝会，一大清早就被喊醒的滋味不好受，更令一个十来岁的儿童不能承受的是，他必须穿戴整齐，正襟危坐地听大臣们讲那些他完全不懂更不想听的国事。况且，他也渐渐看出来了，所有的国事，其实是由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做主的，他这个小皇帝是完全做不了主的。
这种情形之下，刘宏常想起在河间老家看过的一种影子戏，母亲董妃说过，那是世宗孝武皇帝时代，宠爱一名妃子，可惜佳人早逝，武帝怀念不已。于是奇人李少翁以招魂之术引来妃子魂魄与武帝相会，引得武帝无限感伤。然而其实所谓招魂之术，不过是以皮影剪成那名妃子的模样而已。十二岁的刘宏本能地想到，其实自己就是那皮影，被剪成了皇帝的模样而已。这样一想，刘宏原本对大将军、对太后的感激之情便渐渐地淡了，有时甚至他会恨这些人，无端地把他弄到了这里，与母亲隔绝千里之外。
小皇帝的一天，第二部分是读书、习字，听太傅陈蕃的说教。这位老先生远比河间的先生严厉得多，以至于刘宏反复想不明白，做侯爵的时候被百般约束也就罢了，为什么做了皇帝，还有一个皇帝的老师来约束他。
在小皇帝看来，一天之中，唯有第三部分是属于自己的。那便是结束朝会与习读之后，与宦官们相处的时光。曹节是个厚道人，王甫也是。在小皇帝面前，他们是谦卑的、服从的、讨好的。也只有在这些人面前，刘宏才有做皇帝的感觉。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没有拿我当傀儡！只这一点，已足以让小皇帝把这些宦官当自己人。有时小皇帝觉得这样也好，毕竟他对繁琐的国事不感兴趣，不妨让大将军和太傅去劳心劳力，自己落得个清闲自在。
这样的和平，一直持续到九月辛亥之夜，那一夜，小皇帝的睡梦突然被惊醒。
“外面纷纷扰扰，请陛下到德阳前殿暂避！”睁开眼，小皇帝首先看到的是奶妈赵娆，接着是曹节。曹节告诉皇帝，大将军谋反，当下皇帝陛下必须到前殿暂避，宫中的黄门、羽林，将会誓死保卫君王。
小皇帝恍惚地起来，曹节递给他皇帝的专用佩剑，十二岁的刘宏“碜”一声拔剑出鞘，那一刻，他忽然有了高帝（刘邦）仗剑斩白蛇起义的感觉。夜色中，刘宏一行人带着皇帝印信，关上大内的门户，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叫来尚书台值班的官吏：“写诏书！”
值班的很为难，大将军以及尚书台的主管官员都不在，这诏书怎么写？这程序不对啊！曹节无心跟他理论讲程序，拔出匕首来威胁，值班的一看，这没法讲道理了，那就别管程序了，你说什么我写什么就是了。
曹节吩咐说，诏书的内容是：“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王甫、尹勋、山冰三个人，都是宦官，但是立场不同。王甫，是朱瑀、曹节的同伙，属于“反窦派”，尹勋、山冰则是宦官中的“保窦派”，黄门令这个官职，相当于宦官总监，本来是窦派宦官山冰的职务，现在让王甫来做，很简单，这是先铲除窦武在宫廷的内应。
接下来就该动手了。王甫带着诏书，大模大样地去逮捕尹勋、山冰，山冰怀疑这份诏书有假，但已经来不及扭转局势，王甫拔刀杀了尹勋、山冰，提着二人的首级就直奔太后宫。这大半夜的，窦太后被吵醒了，挺不高兴，但是令她感到奇怪的是，这些狗奴才看到她发怒，居然一点都不害怕。看到王甫等宦官提着血刃进来，窦太后才明白，这些人要造反，她被绑架了！
宦官们的反击，如雷霆般迅速，立刻有一小队人马被派出，直奔大将军府第，逮捕窦武。洛阳城的大将军府第内，窦武已经休息了，但是因为心事重重，一时还未入睡。下人来报告有圣旨到府时，窦武一个激灵惊得从榻上坐起，尚书拟旨，也该和我通气才是！况且大半夜的，到我这里宣哪门子的圣旨！这乌漆抹黑的，又有什么事这么急？
数十年来大汉宫廷斗争的一幕幕顿时在窦武脑中飞转，他敏锐地意识到：出事了！窦武立刻披了件衣服，从后门遁逃。借着夜色掩护之下，大将军单骑飞驰，他的目标是城北的步兵营。
大汉的禁卫军分为南军、北军两部分，南军负责宫廷的内部防卫；赫赫有名的羽林①，即属于南军。北军负责京城外围防御，包括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营。窦武的判断是：圣旨来自宫廷，说明宫廷已经被宦官控制，那么护卫宫廷的南军，自然也被宦官所得。他作为大将军，虽然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但是一时仓促之间，不可能调集地方军队入京，所以全部的希望都在北军。
事实上，对于这种情况，窦武早有所预判，所以在北军中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他的侄儿窦绍，现下担任步兵校尉，屯骑校尉冯述等，也是自己人。窦武到达位于洛阳城北的北军军营，立刻召集各营指挥官，部署军事。这时，传达圣旨的宫廷使者，居然一路锲而不舍地追寻而来，到军营逼窦武接旨。这位尽职的使者究竟知不知道，他这是在索命，或许他以为自己是索窦武的命，圣使的身份，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他错了，他索的是自己的命。大将军窦武拉开弓弦，瞄准了使者。使者这才害怕起来，转身想逃。箭已脱弦如御风疾飞，直插进使者的后背。然而使者还没死，挣扎着要回宫去喊人，窦绍补上一箭，这才结果了他的性命。
洛阳的夜色沉沉，窦武的惊魂未定，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整合力量、反击宦官，那么他的人头，很快将悬挂在帝国都城的城门上。当务之急，是要赶快联络到同伙人——太傅陈蕃，商量出一个应对之策。然而，此刻陈蕃又身在何方呢？千钧一发一刻，陈蕃与窦武的错失，酿成了大错。窦武派去太傅府的军士，并未找到陈蕃。
陈蕃去了哪里？
当听说宦官已经控制尚书台，并对大将军窦武下手，陈蕃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必须做些什么？问题在于：陈蕃能做什么？对于一个文官而言，陈蕃的力量在于他的智慧和行政力量。当时窦武身赴军营，陈蕃应该及时前往兵营，与窦武会师，为大将军谋划，那么事变成败，或许尚未可知。
然而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陈蕃出了门，却不是去军营，而是直奔宫廷。陈蕃为什么这么做？从史书含糊的叙述看，最大的可能，是信息的误导，陈蕃很可能以为窦武已经被捕，所以一念之间，唯有率领官属诸生奔赴宫廷，企图以舆论的力量，营救窦武。
九月洛阳之秋夜，一个老人带着一批学生，拔出佩剑，冲入帝国宫廷之承明门，一直冲到尚书门前，高抬臂膀，大声呼喊：“大将军忠心报国，宦官才是犯上作乱，为什么说窦氏无道！”
回应陈蕃的，只是宦官及其党羽冷冷的嘲笑而已。这时，王甫带着一批剑士赶到，恰好听见陈蕃的呼喊，这位口才颇好的宦官头目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老太傅面前，把陈蕃数落了一番：“先帝驾崩，天下未定，窦武有什么功劳，父子兄弟三人，并封为侯？这是第一罪；听说窦武当上大将军以后，整天饮酒赏乐，还把宫廷美人带到自家府中享用，这是第二罪；此外，几个月内，窦府的资财已经积累数亿万，这样的贪腐，难道算是大臣之道？公是元老重臣，与窦武结党营私，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王甫的数落，老太傅当然想辩解，史书的记载是：“蕃拔剑叱甫，辞色逾厉”，但是这样的场合，失败者哪里还有发言的权利，我们不知道老太傅还说了些什么，只知道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很快将老太傅和学生们驱散、分离，陈蕃当场被逮捕，送押帝国皇家监狱——北寺狱。
一进监狱，宦官们便迫不及待地对陈蕃大打出手，据说他们用脚践踏着老太傅，破口大骂：“死老鬼！你还能裁我们的员、减我们的薪水、扣我们的假期么？”
宦官虽然是内官，但是他们的编制、薪水、假期，还是归尚书台管理，想必陈蕃当政期间，裁减了不少宦官编制，又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所以有了宦官的这一出报复性表演。
宦官是不讲法律程序的，身为帝国太傅的陈蕃未经审理，便于当夜遇害。老太傅一生八十年扫除天下之志向，宛若一梦。陈蕃之死，令窦武失去智囊辅助，大将军唯有独自面对宦官，完成未尽的事业。所幸对于窦武来说，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利用好手头的兵力，坚持到天明，等待时局的变化、士大夫集团的援助等。
从人数上来说，窦武所掌控的力量，是宦官派禁军的数倍。因此，窦武一面等待陈蕃来与他会合，一面部属军队，准备攻打宫廷，胜利反击。窦武的这一点优势，宦官们也明白。曹节、王甫等头目心急如焚，直到他们想起一个人——张奂。
帝国西疆的军人们
这一天袁绍去拜访张奂，结果发现张府门户紧闭，袁绍平生难得吃了个闭门羹。
张奂不是一般人！在史册之上，他最初以文官的面目出现，他学的是《尚书》，还曾经在著名的帝国东观皇家图书馆工作，后来在帝国的公务员考试贤良对策获得第一名，被任命为议郎。
然而，此后因为帝国的需要，张奂迅速从文弱的书生向边疆守将实现角色转移。而且，张奂的角色转换完成得很成功。
张奂的第一个武官职务是安定郡的属国都尉，辖区在今宁夏一带，当时乃是汉朝与匈奴的边疆，张奂到职不久，南匈奴七千余人起兵反汉，羌人也出兵响应，进攻张奂的驻地。而张奂的营垒中，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人而已。听到叛军进攻的消息，张奂果断进驻长城，然后一面收拢兵力，一面招降东羌。由于东羌与南匈奴的交通被张奂成功切断，较弱的羌人首先失去反叛信念，诸豪相继率众降张奂，接着汉军集中兵力讨伐南匈奴叛军，屡次挫败叛军，终于迫使其头目向张奂投降，恢复了安定郡之安定。
为了感激张奂的怀柔恩德，羌部落首领送给张奂马二十匹、纯金器皿八件，然而张奂却当众举起酒杯，将酒倒之于地说：“使马如羊，不以入獜；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当场将羌部落所献的全部金、马还给羌人。历来充任边官者，非贪即暴，然而张奂却如此清廉，令羌人深为感动。所以张奂治边，没有叛乱。张奂善于治边的声名远播，便成了汉帝国扑灭边乱的灭火队伍，哪里有叛乱，便派往哪里去。
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张奂出任使匈奴中郎将，这个官职，基本上就是汉帝国处理匈奴事务的总督。当年，积压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南匈奴诸部叛变，与乌桓、鲜卑等游牧部落会合，攻掠汉朝边疆。儒帅张奂，身处军营，却悠然自得，与弟子讨论儒家经典，令游牧人目瞪口呆。此后，张奂的平乱动作如行水流水、一气呵成，他诱降乌桓，袭杀南匈奴叛军头目，继而以匈奴破鲜卑，一场大叛乱，谈笑风生间已经平息如常。
完成使命的张奂回到朝廷，却牵扯入桓帝清除前任大将军梁冀的政治事件，因为曾经在梁冀府中作过属吏，张奂被认定为梁府故吏，遭遇禁锢。数年之后才得以复出，历任武威太守、度辽将军（相当于东北军区司令）。任武威太守期间，因为张奂爱惜百姓，百姓便生为立祠，以示爱戴。后来张奂一度出任主管国家粮食、经济工作的大司农，但是很快又因为边疆有事，再度出任护匈奴中郎将，这一次，朝廷更赋予他总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护乌桓二营的权力，这几乎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边疆，结果张奂一到，南匈奴、乌桓闻风而降，鲜卑退走出塞。
窦武事件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67年，羌部落再叛，张奂奉命讨伐，依然是胜利而归。
但是袁绍想不通的是：张奂为什么会甘做宦官的鹰犬？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在宦官协助下，清除大将军梁冀集团。张奂因为曾做过大将军梁冀的属吏，以梁府故吏身份被免官禁锢，在士大夫的推荐之下才得以复出。前不久，张奂征伐西羌，班师回朝，论功当封，但因为张奂不拍宦官的马屁，所以未能封侯，只是赏赐了钱二十万打发了事。
如果说前者发生于十年之前，太过久远，张奂已经忘却，那么眼前的伤痕难道也不顾了么？何以一代名将的张奂会出此下策，站在士大夫集团的对立面，投奔宦官。
张奂不见客，袁绍心头的疑惑也难以化解，只能掉头离去。
这一掉头，袁绍险些与一个巨大的身躯相撞。双方立定，那虎背熊腰的显然是个武将，破口即将大骂，忽然又硬生生地刹住，谦恭地深施一礼。
人家这么客气，袁绍自然回礼，仔细一看，却实在不认识这人。
这人便是董卓。他来自陇西临洮——那里曾是秦长城的西端，如今是大汉帝国的西部。帝国的西疆，是汉人和羌人混居之所，羌人不如匈奴那么强悍，但也是游牧民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民族，为了水源、土地、收成，摩擦不断。所以西疆的汉人子弟，也和中原的汉人不同，他们一边耕种，一边还要防御游牧人来掠夺自己的收成，因此，西疆的汉人子弟很早就学习骑马、射猎的技能，读书识字反而倒在其次了。长期以来，大汉帝国形成“东部出相、西部出将”的惯例，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董卓正是这样一个“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的西疆汉人子弟，或许，还是一个羌汉混血儿，他体魄健壮，力气过人，通晓武艺，能骑上骏马，左右驰射。荒野莽原之中，道德和法律都不再成为约束，谁的拳头大，谁的话就是道理！董卓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的汉人和羌人都敬畏他三分。
但董卓也并非一介莽夫，他有自己的狡猾之处，也颇懂得笼络人心，某日董卓在田中耕作，有几个羌人豪帅来投奔他，董卓一看没什么可招待的，立刻杀了耕牛款待客人，令来访的羌人豪帅们感激涕零。不久，一名羌人豪帅便从远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作为这一次的回报。
董卓这个名字，从此便在帝国的西土羌、汉人中传播开来。他的凶悍残忍，给他带来恶名，但以丛林法则看来，这又是强者的特征。他的豪爽、侠义，则给他带来义评，这又是豪侠的特征。
于是地方官府征召董卓做负责治安的小吏，后来因为他的武勇，又上调州政府，做边防军的军官，稍稍建立起一些战功。到了汉桓帝末年，董卓更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应征入伍，成为皇家禁卫军——羽林营的一员。
这些年大汉帝国一直在和西方的羌人打仗，堪称一时名将的段颎、张奂都很欣赏董卓的勇猛，段颎更把董卓推荐到三公之府，袁绍的叔父袁隗看中了此人，征辟董卓做自己的属吏（司徒椽）。
所以，从官场的脉络关系来说，董卓也是袁家的人——门生故吏，这是汉朝这个时代最可靠的关系之一。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董卓有袁门做支撑，仕途顺利，先是提拔为军司马，接着又跟随张奂征讨，因军功提拔为郎中，接下来，即将外派做县令，将来升职到刺史、太守，可谓前途不可限量。
董卓的自报家门令袁绍颇有些意外，袁家这些年枝繁叶茂、树大根深，可谓门生故吏满天下，只是文强武弱，袁绍本能地意识到：像董卓这样的猛将，将来一定会有用。对于他袁本初而言，这是人脉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想到这一点，袁绍便对看上去粗鲁不堪的董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温和地与董卓攀谈，问他在洛阳可住得惯，生活上有没有困难云云。袁大公子的温情立刻打动了董卓，一个像他这样缺少文墨的粗汉子，在这帝国之核心、礼仪之乡、文化之都，有太多的无奈和困惑，他发自内心地对袁绍赌咒发誓，说自己是袁门的弟子，一定忠于袁门，有什么需要董某效劳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袁绍不需要董卓上刀山下火海，当下他想了解的，只是张奂而已。九月辛亥之夜，在张奂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是他想知道的。袁绍对董卓说，作为张奂的爱将，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告诉我。
当窦武和宦官对峙之夜，刚从战场上班师回朝不久的张奂被人从睡梦中唤醒。
“有旨！”前来宣旨的除了中使，还有帝国九卿之一的少府周靖，所宣读的诏版说，大将军窦武犯上作乱，天子下诏讨伐，特命张奂率领京中部队，讨伐窦武，以解君忧！张奂听了旨意，是一头雾水又一头雾水，窦武好端端地做着大将军，为什么会造反？但是诏书又是真的，天子的印玺昭然，绝非山寨。而不管怎么说，做臣子的总是要奉旨行事。张奂洗了把脸，觉得神智稍稍明晰，于是披挂起戎装，威风凛凛地奔赴朱雀门上任。
两军对峙于洛阳北宫之外的双阙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大战之前，双方都在鼓舞士气，这边下令：“黄门、常侍造反，尽力者封侯重赏。”那边大喊：“窦武反，尔等都是禁军士兵，身负护卫宫廷的职责，为什么跟随窦武造反！快快投降，先降者有赏！”
接着，张奂出现在了宦官阵容前沿。
诡异的末日风情
朝廷的公告说只要放下武器，除了祸首窦武、陈蕃以外，其他被胁从的人员，朝廷是不会秋后算账的。这种话，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袁绍当然也是。
农历九月已是晚秋，所谓秋后算账，这是最正宗的版本。宦官们打扫战场，开始一笔笔清算：先跟窦家算账，窦武已死，他的首级悬挂示众，给敢于跟宦官作对的人一个深刻印象！接着是窦武的宗亲、宾客、近亲姻属，不论青红皂白，悉诛之。窦太后当然杀不得，可是也没有好果子吃，打发到南宫软禁。幸存下来的比较疏远的窦家家人，流放到日南郡（今越南广治省），顾名思义，那是太阳回归线的南面，一个炎热的地方。
事变之前借天象发出预言的那位天文爱好者侍中刘瑜，也被“夷其族”。凡是陈蕃、窦武推荐、提拔的官员以及门生、故吏，全部罢免公职，永远不得进入公务员队伍（史称：禁锢）。
陈蕃自然是满门抄斩，但是天亦有情，一名友人以惊人的毅力营救他的弱子，为陈家留下一线血脉，此人姓朱名震。他私自收葬陈蕃尸体，又将陈蕃之子陈逸藏匿在不为人知之所在，官府将他全家捉拿，严刑拷打，朱义士始终一言不发，终于保全了陈逸的性命。
一名窦武部属的义行，令大将军的冤魂在黄泉也得到一丝安慰，这名姓胡名腾的湖南人收葬了窦武的尸体。当时窦武的儿子窦辅，不过两岁的小儿，胡腾冒着万死，与另一名义士南阳人张敞将窦辅藏匿在湖南零陵靠近蛮族部落的地界，也为窦家保下一线生机。至于迁徙到越南的窦家远方亲戚，再也没能回到中原，从此销声匿迹在北纬15度。
秋后算账结束，开始论功行赏。朱瑀、曹节、王甫等一班宦官，封侯的封侯，升官的升官，至于莫名其妙、糊里糊涂上了宦官战车的张奂，被任命为大司农，并赐封侯爵。陈蕃死后空缺出来的太傅之位，给了胡广。
胡广这个人，袁绍太熟了，他是朝廷的不倒翁。和陈太傅的火爆刚直相比，胡太傅温和平静、四平八稳，完全是两种类型。坊间流传：“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可见胡太傅的民间印象。
胡广的谨慎，可能与他的出身有一定的联系。胡广的先祖，据说曾在王莽时代被征辟为官，但是因为不屑与王莽合作，先祖弃官出走，流落民间。因此，胡广的家境十分贫寒，再加上父母早逝，肩上的担子更是不轻。二十七岁时，穷孩子胡广因为聪明好学、尊敬长辈，得到乡里父老的称赞，被地方官举为孝廉。
胡广时代的汉帝国，已经初现腐败没落的迹象，但是像胡广这样一个穷苦孤儿，无才无势，只是因为才学和品德，便能得到乡绅赞赏和地方官的推荐，获得公务员资格，令后人对察举制油然而生一丝敬仰（当然这样一个孤例，不能掩盖东汉察举制没落的整体事实）。胡广以孝廉的资格，进京参加考试，从国务院办事员（尚书郎）做起，慢慢升任至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尚书仆射），参与国家决策。渐渐地，获得了“柔而不乱，文而有体，忠贞之性，忧公如家”这样高度褒扬的十六字评语。
从汉安帝时代开始仕途的胡广，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任皇帝，是正宗的六朝元老。他在业余时间，还勤奋笔耕，写下《公务员守则》（《百官箴》）四十八篇，在当时，成为官场手册，对于后世来说，为后人研究汉朝官吏制度留下了宝贵资料。胡太傅的仕途，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当年也曾亢义直言，得罪专权的大将军梁冀，结果被三次罢官，
公平而论，胡太傅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官！他不贪污，也不害人，如果可能，他还会见机行事，救几个他认为可以救的人。有些事，胡太傅是不做的，譬如像陈蕃那样上疏死谏乃至图谋将宦官一网打尽，又譬如像李膺那样亲自带人闯入宦官的宅院，打破密室暗门，抓出残害黎民的凶手，经审讯录供后，立即处死。面对是非，胡太傅往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这让后世读史的人感觉很不爽！但胡太傅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胡太傅显然不具备陈蕃、李膺、曹操的果敢刚毅风格，无可辩解，为了自保，他在很多场合保持沉默，不敢违逆皇帝乃至权贵、宦官的意愿，这是他的软弱之处，也是狡黠之处。从胡太傅所担任的官职职责来看，他更是失职的，但如果尽忠职守意味着受伤害乃至失去性命，他这种失职又很难让我们去深责。
当他以八十二岁高龄仙逝之际，灵帝亲自为他安排丧事，赐葬原陵。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参加他的丧礼。灵旁还将胡广的画像悬挂于内阁，以表彰这位元老重臣的功绩。在东汉只有极少数的名臣才能享此殊荣。对此，《后汉书》评论说：“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胡太傅以喜剧收场，而东汉却将以悲剧收场，如果仔细看史，会发现两者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
这年十月，天空出现了日食，这一次，再没有人敢多说什么，因为天文术士都记着同行刘瑜的惨死。
“泄露天机者，将遭天谴！”
一片血雨腥风之后，帝国恢复平静，周边有一些小骚动，据说西域疏勒国发生了政变，国王的叔父杀害了国王自立，西域校尉因此上报朝廷，请示是否需要干预，派出部队维持和平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年底一股寒流吹过帝国的北疆，一个叫做鲜卑的部落侵袭了幽、并二州的边界，杀害边民，偷窃财物！距离汉朝数万里，日耳曼人正在入侵遥远的大秦国（罗马），他们渡过并不深情的多瑙河，居然一直打到意大利的北部，以至于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不得不御驾亲征。若干年后，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签署和约，允许这些野蛮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居留在帝国境内。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日后蛮族颠覆罗马的祸根所在！
罗马关于野蛮人的烦恼，对于大汉帝国来说几乎不是什么问题，虽然自汉朝立国以来，北方的匈奴、鲜卑，西方的羌，也曾威胁过汉室的边界，但即便是最强者如冒顿时代的匈奴，也不敢异想天开地颠覆汉朝，做入主中原的美梦，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是如何从汉朝捞取一些实惠而已。
两汉时代，游牧民族中，西汉朝的第一敌人是匈奴，东汉朝的第一敌人是羌，但无论是匈奴、羌，都不过是帝国的皮肤病和脚癣。蛮族可以颠覆罗马，但不能颠覆汉帝国，唯一可以颠覆汉帝国，只有汉帝国本身。
闲话少说，至此，汉末五十年的第一年就此流逝，新旧年节交替之际，皇帝的心情不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汉帝国的子民将迎来又一个安乐太平的祥和之年，至少皇帝是这么认为的。
自从九月辛亥事变以来，小皇帝刘宏的心情一直不错，令他害怕的大将军窦武已经身首异处了，严格而啰嗦的老太傅陈蕃仙逝了，一直以来阻碍他与生母相会的皇太后窦妙也被打入了冷宫。
刘宏想：到现在，朕才成了真正的大汉天子！
春节过后，刘宏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生母董贵人从河间老家接到洛阳享福，与她一起来的还有舅舅董宠。接下来就是给母亲太后封号的问题，这件事如今也不再难办，新任太傅胡广是个厚道人，他对小皇帝的孝道欣然表示赞同。于是在三月初三那天，小皇帝的生母董贵人终于荣升为皇太后，他的舅舅董宠也被任命为执金吾，负责洛阳的警备与治安。
春去夏来，四月某一天，刘宏如往常般来到大殿朝会时，意外的情形突然发生了。一条青蛇不知从何而来，突然出现在大汉天子的宝座上，盘踞龙座，过起了皇帝瘾。青蛇过瘾倒是小事，问题是它把年方十四的小皇帝吓得不轻。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第二天，洛阳刮起了大风，接着，天降冰雹、电闪雷鸣，京师一百多棵大树被大风连根拔起，那情形颇为骇人。
一时间，朝廷的官员、洛阳的百姓都议论纷纷，说是天谴将至！乃至皇帝也坐立不安，下了诏书，要求三公、九卿，畅所欲言。
这些议论，断断续续地传到大司农张奂的耳朵里，张奂落泪了！那夜牙都没刷，就接了宫里来的圣旨，谁晓得糊里糊涂地，竟然上了宦官的战车，当了一回帮凶，非吾本愿，可是哪里说得清？
事变后，张奂也得了一份封赏，封侯、官拜大司农。张奂推辞了封侯，大司农的俸禄是二千石，他原来的官职，护匈奴中郎将也是二千石，所以算是平调，不是升官，可以接受。但是侯爵的爵位是否接受，张奂很踌躇。汉室自从高祖刘邦以来，白马盟誓：“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得封侯！”所以封侯乃是做臣子的至高荣誉，飞将军李广当年笑傲北疆，然而始终不得封侯，郁闷终生。霍去病封狼居胥，赢得“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那是每个武将梦寐以求的巅峰时刻。
所谓“当年万里觅封侯”，张奂一生纵横边疆，平定蛮族叛乱，大小战事无数，可是因为耿直的个性，不愿阿谀奉承上官，更不屑行贿宦官，所以始终不得封侯。然而这一次违心地做了回帮凶，侯爵的至高荣誉，就这么唾手可得，真是莫大的讽刺！张奂不由想起前些年很是广泛流传的一首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一念至此，张奂已是泪流满面。
最后，张奂推辞了侯爵的封赏，然而他的良心依旧不安，每次见到其他大臣、士大夫，甚至是他的门生、亲戚好友，他都心怀揣揣。
一转身，他想，他们的眼神，何其鄙视！他们的心语，何其怨恨！
“张奂这个卑鄙小人！”
“没想到老师是这样的人！”
张奂悲伤不已！
张奂的悲愤情绪，终于被“青蛇现御座”的奇异事件所点燃，他奋笔疾书，写下一封奏章说：“窦武、陈蕃，对帝国一片忠心，却冤屈被害，至今没有得到昭雪！最近的奇异事件，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引发。所以我建议，应该立刻将他们以礼安葬，召回流放边疆的家属，废除禁锢令。居住冷宫的皇太后，对陛下有大恩德，陛下应该接她回来，报答亲恩！”
奏章传递上去之后，张奂松了一口气，他再接再厉，又联合尚书刘猛，联名推荐一些被禁锢的党人领袖，出来担任三公。
十四岁的皇帝接连接到张奂的奏章，心中犹豫不决，环顾四周，他自然找身边最亲密的人——宦官们商量，宦官们一看张奂的奏章，心生怨恨，那一夜张奂的功劳，他们也立马给忘了，决心给张奂点教训，让他脑子清醒清醒，想明白现在谁是老大！
这些内情，张奂当然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是皇帝看了奏章，龙颜大怒，下诏严厉责备。
这一责备，张奂反而乐了，他喜滋滋地到司法部门报到，要求下监狱。
张奂在帝国皇家监狱里吃了几天牢饭，被释放出来，小皇帝考虑到他在九月辛亥事变中的功劳，不计较他的胡说八道，只小施惩戒，罚扣他三个月工资而已。
处罚太轻了，张奂很不满意。
其实，宦官已经决定对张奂下手了，因为张奂千不该、万不该，在奏章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膺。
自救与救人
上学时读谭嗣同的《绝命诗》，教科书上只有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后来重读此诗，原来全诗如下：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里的张俭，是东汉末年山东人，因为检举宦官侯览及侯母残害百姓、鱼肉乡里，遭到宦官的迫害。
九月辛亥之变第二年，张俭的老乡朱并，在宦官的指使下，上书告发：“张俭和他的同乡二十四人，互相起绰号，组成奸党，危害帝国！”
张俭事件很快牵扯到整个士大夫集团。那年冬天，滞留在洛阳城郊的袁绍从兄弟袁术口中听到了李膺被捕的消息，他感觉大事不妙了。
天下的士大夫群体中，流传着一份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极、八厨的名单，第一级别的“三君”：窦武、陈蕃、刘淑，早就在九月辛亥之变中遇难，如今该轮到第二等级的“八俊”了，而李膺恰好是八俊之首。
从宫里传来的消息说，宦官报告皇帝请求逮捕这些党人领袖时，小皇帝感到莫名其妙：“党人做了什么坏事，要给予法办？”
曹节说：“他们结成私党，图谋不轨！”
小皇帝打破沙锅问到底：“何为不轨？”
曹节说：“他们是要图谋天下！”
小皇帝听明白了，原来是要跟我抢皇帝做，好啦，准奏！
逮捕的名单上，赫然写着李膺。有好心人事先通知李膺，劝他赶快逃走。李校尉回答说：“做臣子的，做事不推辞艰难，有罪不逃避惩罚。我已经六十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去哪里！”
自动到帝国监狱报到，当年遇害。史书记载说：“被拷掠而死。”“拷掠”就是严刑拷打，李校尉得罪了那么多贪官，又与宦官过节很深，他死得很惨！
李膺的亲属、门生，自然都受到牵连。有个四川籍的官员景某，儿子也是李膺的门生，却被官府遗漏，景某觉得很丢脸，自己上书报告，说我的儿子是李校尉的学生，我应该自动辞官，然后荣归故里。
袁绍与李膺有什么关系？他的前妻，正是李膺家族的女儿。虽然已经病死多年，袁绍又娶了后妻刘氏，但是这一层关系，也足以给政敌以牵连的借口。袁绍正在烦恼之际，何伯求却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处。这令袁本初何止大吃一惊。
“你还不快走！”
何颙大笑说：“我一个人脱逃易如反掌，这一次我来见本初，是来救人的。”
“救谁？”
“救许多人。”
袁绍目瞪口呆，你已经是自顾不暇，还谈什么救人，这不是说胡话么？
何颙不动声色地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要袁绍帮忙营救被牵连的党人逃出洛阳，隐遁四方。何颙说，地方官府大多同情党人，所以党人只要逃离洛阳，就可以借助地方的掩护，改变姓名隐居下来，实在不行，就逃到塞外去，鲜卑、乌桓都可以，或者去边疆，辽东、乐浪（朝鲜）、交趾（越南）都可以。何颙还举例说，张俭已经逃到塞外去了。
袁绍说，嘿，那为何不救李校尉？何颙黯然，李校尉名望太高，再说他本人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一次，他是去监狱自首遇害的，他这是殉道之举。
袁绍说，那么，为何找我？何颙说，你们袁家树大根深，朝廷轻易不会动你，况且，我还有救你的办法。
袁绍说，是什么？何颙微笑着在他手心写了个字，袁绍心动，原来是个“丧”字。但是，母丧三年之期已经服完了。
何颙说，你还有个父亲呢？袁绍怒道：呸，老父还健在呢！
何颙一愣，说，你不是过继了么？
袁绍恍然大悟了。
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名门望族出身的袁逢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他的正室夫人，迟迟未能生下一儿半女。终于有一天，袁逢按捺不住，与年轻貌美的婢女发生了一段书房恋情，这婢女倒是个好生养的，很快为袁大人生下一个麒麟儿，起名曰绍。
袁逢大喜：“原来我行的！”
袁绍的出生，大概是在东汉本初元年，他的字，就是借用年号。“文革”期间出生的小孩起名叫“X文革”、“X卫东”，恐怕就是这种起名习惯的遗传变异。
令袁逢哭笑不得、始料未及的是：袁绍出生后若干年，正室也有喜了，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曰术。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矛盾，袁绍、袁术究竟哪一个继承家业？
按照儒家立法，正妻所生的大儿子才是合法的家业继承人，袁绍虽然是大哥，却不是正室所生，所以家业继承人应该是袁术。
那么袁绍该怎么办？袁逢到底是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大哥袁成不是死的早，没有子嗣么？把袁绍转到大哥袁成名下，继承大哥的产业，这样一来，袁绍也有了一份家业，岂非一个两全齐美的妙计？
袁绍的“绍”字，本身就是“连续，继承”的意思，只不过造化弄人，袁绍继承的是大伯父的家业。如今袁绍见到生身父亲袁逢，反而要喊一声：“叔父！”
真是别扭的一家人！
何颙的献策提醒了袁绍，他宣布从今天起，要为早死的“父亲”袁成补服三年丧期，以表达自己的孝心与哀思。
袁绍的这个决定让生父袁逢大吃一惊，但是他也不便阻止，因为至少在名义上，袁绍现在是大哥袁成这一房的继承人兼家长，况且袁绍要做的事虽然古怪，却符合大汉朝一直以来鼓吹的孝道。
于是袁绍一边公开守丧，一边秘密营救党人脱离虎口。
袁绍这样积极营救党人的人，在当时并非少数。事件的第一个受害人张俭逃亡之初，因为出发匆忙，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沿途也不知道该投奔谁，但是一路上，那些人家得知他是张俭，都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收留他。张俭一直逃到山东半岛的东莱（太史慈的故乡），住在李笃家里。县令毛某带着警察来搜查，李笃请毛县长吃饭，问他：“假如张俭住在我家，你是不是一定要抓他？”毛县长一愣，回答说：“好事不要一个人全做了！”李笃会意，说：“好事，你已经拿走了一半！”毛县长叹息着告辞。
这两人说话像打哑谜，毛县长的意思是：李笃，我知道你收留了张俭，这是好事，别一个人单干！李笃的意思则是：毛县长，你今天来了，却不抓张俭，你也做了件好事，咱俩彼此彼此！
于是，张俭在李笃的带领下，取道渔阳（今北京）出了边关，从此定居关外。张俭的大逃亡胜利结束，但是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却遭了难。包括孔圣人的后代——曲阜孔家。当时孔门的当家人是孔褒，但是张俭到孔家的时候，孔褒恰好外出，家里只有十六岁的弟弟孔融，这位让梨兄也不含糊，做主收留了张俭。
后来官府到孔家抓人，孔融说：“抓我，是我收留了张俭。”他哥孔褒说：“抓我，我是家长，舍弟还没成年呢。”官府没辙，问孔老太太，老太太也一样：“我才是家长，抓我吧！”东汉毕竟是个儒教帝国，对孔家的问题，要慎重处理，所以官府上报中央，中央特别开会讨论，最后说：“长兄为父，他负责！”于是杀了孔褒。
八顾之一的夏馥，听说因为掩护张俭逃生，牵连了很多无辜人家，叹息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他决心一人做事一人当，把自己的胡子剃光，逃到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当佣人，长达两三年，终于度过劫难。
袁绍名为守丧，实则救人，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自以为得计，却早早被人识破。次年的某日，某君来到袁本初的守丧之所在。袁绍披着麻对仆人说，告诉他，袁绍为父尽孝，不便见客。
仆人尚未出去回绝来客，来客已经毅然闯入：“本初，我是来与你诀别的！”
袁绍一看，原来是堂兄袁闳。
袁闳本身就与党人关系密切，如今又看到袁绍同情党人，屡屡营救党人脱难，更加担心荣华一时的袁家受到牵连、大祸临头，落个百年基业一朝尽毁。
袁氏家人都以为他是杞人忧天，但是袁闳心意已决。他的本意，大概是要去深山老林里隐居的，但是圣人教诲得好：“父母在，不远游！”袁闳家有老母，不适合隐居山林，他就在庭院里修筑了一间土室，没有门户，只在墙壁上开了扇窗，平时吃饭、喝水，人家就从窗户里递给他。老妈想念他了，去窗户一敲，就开窗和老妈说几句话，老妈一走，他就关闭窗户，老婆、儿女、兄弟、姐妹，一概不见！
三年后，袁绍去见袁闳，自然也不得见面。袁绍只能叹息：“怪人，你以为这样就能避祸了吗？真是个呆子！”
“怪人”袁闳在土室里隐居了十八年，死在其中。那时候，袁绍、袁术等人都还活蹦乱跳。至于宫廷，也最终因为袁赦的关系，对袁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将袁绍、袁闳轻易放过。所以记史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党锢事件发生后，国内知名人士大多遇害，只有郭泰和汝南袁闳得以幸免于难！”
郭泰又是谁？
建宁二年的春天，四十二岁的郭泰在家中病逝，他不是官员，也不是什么大富豪，只是一介平民，但是来祭奠他的士大夫，却多达千余人，还为他刻石立碑。为郭泰写墓志铭的，是帝国大文豪、书法家、墓志铭专业户蔡邕蔡伯喈大人。参加葬礼的名人中，还包括刘备的老师卢植。
事后蔡邕还跟卢老师说起了悄悄话：“我写墓志铭多年，很多内容都很让人惭愧，只有郭有道这一篇，没有夸张虚美，可以无愧我心！”
蔡邕为什么给郭泰这么高的评价？恐怕跟李膺有关。郭泰曾经得到李膺的赏识，李膺给他的评语是：“今之华夏，鲜见其俦！”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当今天下，很少有这样的人才！”
得到李膺的赏识，东汉人称为“跃龙门”，前途不可限量。但是郭泰始终没有出来做官，他的理由是一句话：“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我夜里观察天象，白天观察帝国政事，已经是天命将废，不可支撑了！”
既然帝国已经腐烂一团、不可救药，还出来做什么官呢？所以郭泰宁愿荒废自己的才干，隐居山林，终老余生！这样悲观、颓废的见识，居然被蔡邕、卢植等天下名士捧为圣贤，可见士大夫对于帝国朝廷，实在是太失望了！
高高在上位者，任你嚣张任你狂，我们将弃你而去，看你如何嚣张如何狂！
庚子日，又发生了日食。古人以为日食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太阳被天龙（或天狗）吞食，是不祥之兆，所以需要以打鼓、朝天射箭、祭祀等方式加以驱赶。
日食之后，转眼又到了年底。帝国东北边疆，一个叫高句骊的部落入侵辽东，玄菟郡的太守耿临率兵讨伐，高句骊人一看到帝国大军就投降了，边郡上报：平安无事。
于是，又一年即将过去。某日，董卓突然来秘密会晤袁绍，原来他外放县令之后，又到四川做了短暂的都尉任期，如今得了个戊己校尉的任职，即将赴任西域。
袁绍有点意外，他对董卓说，听说西域近几年不太平，此去务必小心，有机会我会请求叔父，调你回中原任职，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忍耐而已。
这话既是说给董卓听的，也是说给袁绍自己听的。危机当前，一招处理不慎，或许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只有忍耐而已。董卓会意，他临走之时，告诉袁绍一条消息：“段纪明就要回来了！”
段纪明就是董卓的恩师段颎，他与董卓昔日的上司张奂是凉州老乡，当时帝国军界有所谓“凉州三明”，这“三明”就是：凉州安定朝那人皇甫规，字威明；凉州武威姑臧人段颎，字纪明；凉州敦煌渊泉人张奂，字然明。
袁绍马上意识到：段纪明的归来，将会在洛阳掀起一股轩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