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天津和平站候车时与李泽润老师邂逅相遇的。
那是1981年8月份，距我毕业离校整整四年，那天，我从《天津文学》编辑部出来，准备去天津站转车到北京出差，心里一直很兴奋，因为我那篇短篇小说《把关》刚刚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是我创作实力的一次展现。李老师还是那样，不苟言笑，一脸的严肃。我惊异于茫茫人海中竟能在这里碰到李老师，心情很激动，但我没有勇气拿出那本刊有我小说的《天津文学》，因为我刻骨铭心地记得他曾经说过：“没有建树，就别来见我！”
说回来，他是我们上高中时才任班主任的，那时，他教化学。说来惭愧，我对化学不感兴趣，唯痴情于文学，趁功课不紧，常常胡乱涂鸦，日久天长，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革命的后代》。谁知，这消息不胫而走，连李老师都知道了，从此，他对我非常器重。在安排班长人选上，他力排众议，非我莫属，连当时的工宣队长也百思不得其解。我终于走马上任了，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李老师是市里人，在校内住单身，我便时常到他的宿舍去，请教问题，汇报工作。李老师的严厉是有名的。那一次，他让我写一个大会发言稿。我说，写不好。没想到他一下扳起了面孔，严肃地用教理科的逻辑推理说：“你可以用一个个汉字写成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竟说写不了这个稿？”我一下语塞了。因为我从没跟他透露过我写小说的事，连班里的同学都很少知道，他怎么会知晓的。他这样一问，我只好应承下来。那次全校的发言让他很满意。
我也曾让他失望过，那是一次语文考试。有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荣辱”。考完试，几个平日成绩不错的同学聚在一起对答案，李老师都未置可否。忽然，他看到了我，立即说：“听听雅鸣的！”我本想说“荣辱”，因心里没底，众目睽睽之下，话到嘴边却改成了“荣誉”，他“唉！”了一声，大失所望，头也不回地走了。转天，他去查了我的卷子，对我当时的行为感到不解，但还是原谅了我，毕竟是一名学生嘛。
行将毕业，李老师用宣纸给我题了一幅字：“文章得失不由天”。他慢慢解释说，古人有句名言：“文章得失不由人。”李老师一字之改，是期望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有所成就，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我用镜框将这一条幅镶嵌起来，悬于案头，每每看到，便有一种激励感。
斗转星移，随着自己愈来愈接近不惑之年，见见恩师的迫切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不是没与李老师联系过，他调回市里后，我按打听到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几年来取得的成绩，但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老师大概是看我学无所成吧，我时常揣度。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始终有一种动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砥砺自己，充实自己。经过努力，我取得了专业技术职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作品多次获奖。尽管如此，我仍没有勇气去见老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偶然在今晚报上看到他发表的一篇谈篆刻艺术的文章，观点新颖，语言清新，论据充分。相形之下，自愧弗如，刚萌生的去见恩师的念头又烟消云散了。有时，我也曾暗暗发问：李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吗？
那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我的一位朋友——在全国颇有名望的书法家来找我，递给我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一方印。
“是李老师让我捎给你的。”他说。我一听，立即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一个强烈的念头牢牢攫住了我：“老师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没有忘！”
喜悦之余，我仔细端详这方印章，用大篆刻上了“雅鸣”，虽仅二个字，却可用金石家的行话来形容：“粗能跑马，细不容针”，艺术功力跃然其上。旁款还刻有两行小字“其鸣既雅，其声自远”，字里行间表达了老师对学生寄予的殷殷之情。
良久，我环视左右，身无长物，无以回报恩师的厚爱，只能暗下决心：多写作品，多出佳作，报答老师的恩情。至于什么时候去拜见恩师，我心里总说：“明天吧！明天……”
199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