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重新审理了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的案子，因为法官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忽略了，告诉陪审团，说在一个人被法庭证明“有罪”之前，他应该被视为无辜……那个人已经经过了审判，而且已经承认了他的罪行，但法庭还是重新审理了他的案子。我们相信，在这个地球的表面上，没有哪个法官会像你一样地对我们抱有如此深刻的偏见和歧视，会像你一样残酷地对待我们。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拒绝重新审理我们的案子。我们知道，你自己心里也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们怀有敌意，甚至在你见到我们之前。在你见到我们之前，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是激进派，我们是猪狗不如的穷人，我们是你所忠于的那个制度的敌人……而且你还知道，在七年前的那个时候，那种局势下，要裁决我们“有罪”真是再容易不过了……
当年我们被审判时的那个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疯狂地反对和仇恨信奉我们（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人，疯狂地反对和仇恨外国人，疯狂地反对和仇恨逃避兵役者。我能感觉到——不，应该说，我确信——你和卡兹曼先生在你们权力所许可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地挑起和煽动陪审员们对我们的偏见和仇视……
这就是我打算说的：我不会希望哪怕是一只狗、或一条蛇、或这个世界上任何最劣等最下贱的动物——我也不会希望它们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痛苦和折磨，而且是为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犯过的罪行。我相信，我们“有罪”，我们遭受痛苦和折磨，只是因为我们是激进分子。是的，我们确实是激进分子。我们“有罪”，我们遭受痛苦和折磨，只是因为我们是意大利人。不错，我们是意大利人。我们“有罪”，我们遭受痛苦和折磨，更多地是为了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所热爱的人们，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然而，我也坚信，如果你判我两次死刑，如果我重活两次，我还是会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
我讲完了。谢谢。
维斯特·泰耶尔法官：
……现在，本庭还剩下最后一项职责，即宣布判决。
首先，本庭宣布对尼可拉·萨克的判决。本庭依法判处你，尼可拉·萨克，死刑。你将于从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七月的第十天、星期日、开始的一周内被执行死刑。届时，电流将通过你的身体，直至你停止呼吸。
本庭依法判处你，巴托罗米欧·韦泽梯——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
等等，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和我的律师辛普森先生说一句话。
巴托罗米欧想起他在刚才的发言中忘了提到尼可拉·萨克的名字，但是按照法庭的惯例，他已经没有可能再作补充。于是，巴托罗米欧将这段针对泰耶尔法官的话写在了纸条上：“当卡兹曼和你的骨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风化腐烂时，尼可拉·萨克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为后人们千古传扬。而你的名字，他（弗里德利克·卡兹曼）的名字，还有你们的法律，你们的制度，你们那位虚伪的上帝，将变成人们印象中对已经过去的那个人吃人的社会的模糊记忆。”
维斯特·泰耶尔法官：
我想我应该继续宣布判决……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死刑……
尼可拉·萨克：
你明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在七年前就这么说。你判处了两个无辜的人。
维斯特·泰耶尔法官：
……你将于从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七月的第十天、星期日、开始的一周内被执行死刑。届时，电流将通过你的身体，直至你停止呼吸。
5月，马萨诸塞州州长阿尔凡·塔夫茨·弗勒在寄自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抗议信函中看到了一份长达千页的《请愿书》，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签名——共计数百万人！
看来，州长必须就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死刑判决做点什么了。
1927月5月29日，巴托罗米欧在给妹妹露琪娅的信中写道：
我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昨天晚上，辛普森先生来到我的牢房。
我正在吃苹果。你知道，杰克夫人总是定期给我们捎来些水果，她说在我们的饮食中，水果不可一日或缺。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辛普森先生心情很好。“巴托罗米欧，”他说，“我来是要告诉你，州长终于开恩，决定提名一个调查委员会……哈佛大学校长是成员之一……”说罢，他畅怀大笑。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笑起来会那么好看，那么具有感染力。
调查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校长亚波特·洛伦兹·罗威尔主持，所以就叫了“罗威尔委员会”。另外两名成员是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沙缪尔·韦斯利·施特拉顿和退休法官罗伯特·A·格兰特。三个人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据说是审阅了本案的5000多页庭审记录、8份上诉状、若干批文和警方报告等，访谈了曾经出庭和没有出庭的100多位证人（很多人不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其间，承认参与“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的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已因枪杀银行职员一案而被判处死刑，委员会将他列入证人名单，并特准其死刑延期。
7月27日，“罗威尔委员会”在向弗勒州长提交的20页的报告中建议维持原判。
8月3日，弗勒州长宣布，将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死刑日期定在同年的8月22日。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的死刑将届时一并执行。
第二天，被告方律师威廉·辛普森等到乔尔斯顿监狱将消息告诉了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据说巴托罗米欧当时反反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简直不敢相信……”尼可拉则说：“我告诉过你，我告诉过你，对不对？……”
回到牢房，两个人马上开始了为期15天的绝食抗议。
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我无所谓，我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犯，我的犯罪记录很长很长。只是他们俩，太可惜了。”
8月18日，尼可拉·萨克给他的儿子、时年14岁的丹笛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末尾处，尼可拉写道：
丹笛，我再说一遍，请务必在这段悲痛的日子里关爱你的母亲，照顾你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亲友们。我相信，你的勇敢和善良将会减轻他们的痛苦。而且，也请不要忘了我，为我所做的一切而爱我——哦，亲爱的儿子！
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请代向所有的亲友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和最衷心的祝福，请替我吻你的母亲和小茵那丝。
用我的全身心拥抱你们。
8月19日，巴托罗米欧的妹妹露琪娅代表韦泽梯家人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尼可拉的妻子罗西娜·萨克等专程前往纽约港迎接。
8月20日，临刑前两天，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联名从州立监狱寄出了最后一封信，感谢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们：
我们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以，我们决定写这封信，以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感谢。在这7年4个月零11天的辩护和斗争中，是你们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鼓励着我们，支持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人们。我们在法庭上的败诉和即将面临的死亡丝毫也不会减弱我们对你们的尊重和感谢。让我们联合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去迎接我们悲剧中的最黑暗时刻。
作者萝波达·费尔莱特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正义》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的母亲……对我说，那个深夜，1927年8月22日，星期一，她和我的父亲，还有成千上万来自纽约各处的移民们，等候在一个小报亭前……”
据《纽约世界》报估计，聚集在联合广场的纽约市民达1.5万人。
同一时刻，罗西娜·萨克、露琪娅·韦泽梯以及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的朋友们也在波士顿齐聚一堂。
夜半的钟声刚刚敲过，8月23日凌晨12点02分47秒，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被率先带进乔尔斯顿州立监狱的行刑室。他是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坐在电椅上一言不发。12点09分35秒，行刑人员宣布，25岁的切里斯汀诺死亡。
12点11分12秒，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尼可拉·萨克谢绝了身边看守们的搀扶，自己走进行刑室。自绝食以来，尼可拉身体极度虚弱。尼可拉在电椅上坐定，先用意大利语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又换成英语：“别了，我的妻子、孩子和所有的朋友们。”最后，尼可拉用英语和意大利语高声道：“永别了，永别了。”
由于长时间的绝食及因此而引起的后遗症，尼可拉体内严重脱水失盐，致使电流难以通过，行刑者只得加大电压。尼可拉·萨克于12点19分02秒停止呼吸，年仅36岁。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步入行刑室的时间为12点20分38秒。他依次与典狱长和三名看守握手，感谢“你们曾为我所做的一切”。巴托罗米欧坐在电椅上，平静而清晰地对在场的目击者们说：“我想告诉你们，我是无辜的。我从不曾作恶犯罪，尽管有时会犯一些错误。我感谢你们曾经为我做过的一切。”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官方死亡时间为12点26分55秒，年仅39岁。
女作家萝波达·费尔莱特继续写道：“当刊登着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已被执行死刑的《号外》送到报亭时，所有的人全哭了。”
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之死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又一次骚乱，除了原来的欧洲各国，苏联、日本、香港、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古巴、巴西等地也出现了抗议示威，不少美国大使馆被围攻数日。
8月23日，星期二，罗西娜·萨克和露琪娅·韦泽梯从验尸官处领回了各自亲人的遗体，直接送往哈诺佛街的兰乔恩殡仪馆。在亲友们悼念完毕之后，殡仪馆于8月25日至27日对外开放，供公众凭吊。据说在那三天中，悼念者们每天早晨6点便开始在殡仪馆门外排队，最长时要等候4个小时。
8月28日，星期天，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葬礼。两辆灵车从兰乔恩殡仪馆出发，缓缓驶向八英里外的林山公墓。出席葬礼者统一佩带的红色袖章上印着黑字：
1927年8月22日
法律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那天下着大雨，但道路两旁万民伫立。灵车所过之处，人们纷纷脱帽致哀，而后加入到步行者的行列。当抵达林山公墓时，灵车后面的尾随者已达百万之众，延绵将近一英里。
一年后，本文主人公的两个案子又有了新发现。
首先是关于“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早在1921年底，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刚被关进大牢时，他们当时的律师弗里德·摩尔曾调查过两名被监禁的囚犯，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梅德与巴托罗米欧同在乔尔斯顿州立监狱。据詹姆斯说，他和弗兰克·西尔瓦共同策划了布瑞瓦特抢劫案，但他后来因别的案子被捕，所以并未参与行动。
弗里德·摩尔专程到了弗兰克·西尔瓦正在服刑的亚特兰大监狱，但弗兰克矢口否认。直到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被处死后一年，1928年10月刊的《展望》杂志登出一篇文章，说弗兰克自称他是“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的歹徒之一。
弗兰克·西尔瓦曾在L·Q·崴特制鞋公司工作，暗地里了解到每周工资的押运时间、行车路线等等。他和詹姆斯·梅德一起制定了抢劫的具体方案，并在詹姆斯入狱之后，于191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伙同约瑟夫·圣马科、道奇·布鲁诺和圭尼·沃兹等三人按原计划行劫。弗兰克·西尔瓦说，道奇·布鲁诺即那位持步枪者，长相一点儿也不像巴托罗米欧，但他确实蓄了“很短很整齐的胡子”，而且是黑头发，个头儿也和巴托罗米欧相当，与各目击者最初向平克尔顿侦探们的描述一致。《展望》杂志社的记者带着弗兰克·西尔瓦去了一趟布瑞瓦特现场，发现他确实能指点出与案子有关的若干地点，并且也确实掌握了一些只有内情人才知道的情况。
不少行家认为，弗兰克·西尔瓦的说法比弗里德利克·卡兹曼检察长专为巴托罗米欧编派的那一套案情更能够自圆其说，也更令人信服。但因为《展望》是用钱“买”来了弗兰克的故事，警方便以此为理由，拒绝考虑弗兰克·西尔瓦提供的线索。
关于“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在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死后，有好事的记者顺藤摸瓜，查出他本是纽贝弗犯罪团伙“莫热利帮”的一名恶棍，后来随父母家搬迁到罗得岛州，但与纽贝弗的“哥儿们”仍时有往来。
如果读者们还有印象，或许还能记得本文一开头，“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后，纽贝弗警署警探长埃斯瓦·雅各布想起不久前他曾看见该帮帮主之一的麦克·莫热利开过一辆亮蓝色别克车，4月15日以后，那辆车便不见了。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本人及“莫热利帮”都称得上是武装抢劫的“专业户”，并且该帮的另一位帮主约·莫热利长得极像尼可拉·萨克。记者们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莫热利帮”帮规甚严，对于与警方合作者不单格杀勿论，还常常诛灭九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切里斯汀诺死也不肯讲出其他劫匪的姓名。“莫热利帮”成员中的不少人和切里斯汀诺一样，或者是自幼便来到美国，或者是在美国出生，所以大都讲得一口纯正的英语。
当记者们试图通过访谈等手段收集进一步的证据时，却发现可能的知情者们个个守口如瓶。于是，警方也就乐得“不予追查”了。
自1920年代以来，“萨克-韦泽梯案”正如著名律师霍勃·鄂曼在他的著作封面所题写的——《永无结案》，成了若干报道、书籍、诗歌、雕塑、戏剧、电影等等的题材，也成了“美国司法史上最具政治色彩的谋杀案”。
1977年8月23日，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50周年忌日，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S·杜卡科斯发布了一文公告，代表马萨诸塞州就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受到的“不公正死刑”向他们道歉，并称“所有的污点和耻辱都必须永远地从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名字上抹去”。迈克·杜卡科斯也是1988年的两名总统候选人之一，在最后的公民投票中输给了老乔治·布什。
1997年8月23日，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70周年忌日，一尊两个人的纪念铜像在波士顿落成。市长托马斯·蒙尼诺在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这座雕塑是“为了提醒我们大家执法不公所造成的危险，以及人人都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