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别人提出请求，心理攻势和说话技巧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可以使你更顺利或以更小些的代价来达到目的。既然是求人，无形中便会处于相对卑微的位置，心理压力自然会有，如何说话，才能显得自己不过于卑微，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然，你有求于人，也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万一事情办不成还容易伤感情。直白的请求固然容易，但在无形中说出的求人的话，却能让对方既感觉不到你在求他，又能在轻轻松松中接受你的请求。
19世纪，在维也纳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流行一种高筒、宽檐的帽子，帽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翎，十分华美。当这些女士进入剧场看歌剧时，坐在她们后面的观众就只能看到她们的帽子而看不到舞台，于是不少观众向剧场经理提出抗议。起初，剧场经理只是一味请求女士脱帽，但女士们谁也不予理睬。后来，经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听他对女士们说：“本剧场照顾年老的女士，只有她们可以不必脱帽。”此言一出，剧场的女士们纷纷摘下了帽子。凡是女性，都喜欢被人看作是年轻美丽的女士，而极厌恶别人把她们看作老妇。“只有年老的妇女可以不脱帽”，言外之意就是“脱帽的都是年轻妇女”，这就投合了妇女们的维护自己年轻美貌的心理，因此她们纷纷脱下了帽子。
有时候，这种化请求于无形的技巧，更容易达到所期望的目的。
正反对比，李斯万言谏逐客
春秋战国末年，韩国怕秦国出兵来攻，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去，建议秦国在泾阳县西北开凿渠道，引泾水东流入洛水，想用它来阻碍秦国向韩国进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国渠。
这一计策被发觉后，那些因为客卿入秦而影响到自己权势的秦宗室大臣利用这件事挑拨秦王，提出逐客主张，秦王同意了这个请求，而李斯也在被逐之中，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他提笔写下了一封扬扬洒洒的万言书，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将治国之略，帝王之术，人才得益无不渗透在华美的、汪洋恣睢的言辞里，把高高在上的秦王说得心悦诚服。
在这封万言书中，李斯以历代客卿为秦国富强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事实和秦王喜好来自各个诸侯国的珠宝器物的眼前事实，指出其驱逐客卿的无理和偏执，并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揭示出驱逐客卿的严重危害，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并列举了大量事实，通过先贤提高了客卿在秦国的地位，借人扬己，而使用这些先贤的秦朝君王，都是先秦的明主，秦国的国富兵强，是明主善于用人的结果。在这里，李斯并没用直接向秦王提出不要驱除客卿的请求和建议，却十分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言下之意——如果现在的秦王是一位明君，那么他就应该善用客卿，而不应该驱逐客卿。
李斯的这篇谏文虽然是为了客卿的利益而写，但作者始终不谈客卿的利益，纯粹从秦国的危亡着眼，为秦王的统一大业着想。说秦国的强盛富有，拥有许多珍奇异宝，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外国引进，而自己的好东西却不是很多，这说明外来的东西对秦国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指出逐客的无理、偏执和秦王轻视人民，不思进取的过错。紧接着开始说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秦王欲成就统一国家大业，必需海纳百川。在这里李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逐客令的危害，“逐客则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资敌损民而益仇，留客则国富粟多，兵强士勇，统一有望。”用意真挚，语势委婉，笔义曲折，而且语汇丰富，颇有文采，继承和发扬了战国时期纵横家雄辩的风格。最终使秦王看后幡然醒悟，收回了成命，李斯也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巧用激将法，孔明智激张翼德
这是在《三国演义》的六十五回中记载的故事：
东川张鲁遣虎将马超攻打葭萌关，守关之将告急。诸葛亮对刘备说：“只有张飞、赵云二位将军，方可与马超对敌。”
刘备说：“子龙领兵在外回不来，那就急速派遣翼德去迎战吧。”
诸葛亮说：“主公先别说，让我来激将他。”
这时，张飞听说马超前来攻关，大叫道而入，主动请求出战。
诸葛亮佯装没有听见，对刘备说：“马超智勇双全，无人可敌，除非把云长从荆州唤回来，方能对敌。”
张飞说：“军师为什么小瞧我？我曾单独抗拒曹操百万大军，难道还怕马超这个匹夫吗？”
诸葛亮说：“你在当阳拒水断桥，是因为曹操不知道，若知虚实，你哪能安然无事？马超神勇无比，天下皆知，他渭桥六战，把曹操杀得割发弃袍，差一点丧命，绝非等闲之辈，就是云长来了也未必能敌他。”
张飞说：“我愿立军令状，这就去迎战马贼，若不能胜他，甘愿受罚。”
张飞立下军令状后，诸葛亮就派他为先锋前去解围。张飞威猛鲁莽，和马超对打时勇力过人，二人在葭萌关酣战了一天一夜，斗了二百二十多个回合，虽然难分胜负，却打掉了马超的锐气，后被诸葛亮施计说服而归顺了刘备。
诸葛亮所用的叫做“激将法”，就是利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刺激对方，激发对方的某种情感，使对方的情绪波动或心态变化朝着你所期望的目标发展。在争强好胜者面前，这一招往往能出奇制胜。在想别人提出请求时，这种激将法往往能够达到求人于无形的效果。
以情动人，李密上表陈衷情
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汉，李密成了亡国之臣，仕途已失，便在家供养祖母刘氏。公元265年，晋武帝请李密出来做官，先拜郎中，后又拜为太子洗马。但李密不愿应诏，于是就写下了这篇表文，申述自己不能应诏的苦衷。晋武帝看了此表后深受感动，不但答应了李密的请求，而且还特赏赐奴婢两人侍候刘氏，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李密能够成功地以一篇文章打动晋武帝，主要就在于他的言辞恳切，以情动人。常言道，君命不可违，更何况一个“至微至陋”的蜀汉降臣。所以，李密为了唤起武帝的怜悯心，不是直陈其事，而是凄切婉转地表明心意，言辞极其恳切，情深感人，言之成理，使君王收回了成命。
李密先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说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委婉，辞意恳切，语言简洁生动，富有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紧紧围绕着“情”“孝”二字反复陈述自己家庭的不幸，和祖母相依为命的苦况亲情，说以孝治天下是治国纲领，言外之意则是孝养祖母虽为循私情，却也合情合理合法，并为下文乞求终养给出了理论根据。
在这篇表文中，李密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李密是蜀汉旧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古人讲“一仆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来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着对晋武帝不满，这就极其危险了。所以，李密说自己“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我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刘氏，是为了“孝”。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事父为孝，事君为忠。李密供养祖母是孝，但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为孝子不得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后尽忠。“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刘氏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您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无话可说了。
李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做文章外，还以巧妙的抒情方式，来打动晋武帝。将对祖母刘氏的孝情大肆渲染，并且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从这样一种情境出发，先以简洁精练的语言叙述自己的孤苦，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作铺垫，然后反复强调祖母刘氏的病：“夙婴疾病，常在床蓐”；“刘病日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样，李密的孝情就不同于一般的祖孙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了。
为了达到“辞不就职”的目的，李密并没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使它在不同的层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现。先说自己与祖母刘氏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命运，抒发对祖母的孝情，“臣侍汤药，未曾废离。”继而巧妙地表达了蒙受国恩而不能上报的矛盾心情。表明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马上任，“奉诏奔驰”。但因“刘病日笃”，这就从另一方面反衬了他孝情的深厚，因为孝情深厚，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所以才有“实为狼狈”的处境。前面抒发的孝情被节制以后，又在另一个前提下出现了。转而申明自己“不矜名节”，并非“有所希冀”，不应诏做官，是因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在排除了晋武帝的怀疑这个前提之下，再抒发对祖母刘氏的孝情，就显得更真实，更深切，更动人。
《陈情表》中至真、至诚、至性、至孝之情可见一斑。行文直率真情至性，不假雕饰，以陈情统摄叙事、说理，句句从肺腑汩汩流出，拳拳之心，动人心弦，催人泪下。造语平实而生动，自然浑朴，绝无斧凿痕迹，因而，晋武帝司马炎在读了李密的《陈情表》后，才会大为感动，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人是感情动物，人生存在这个到处充满感情的世界里，以“情”动人者，方能动其心；用“情”求人者，才能有求有应。要想成就事业，就要学会未雨绸缪，舍得进行感情投资，于无声处用情，于急难时办事。
如果你提出的请求，被对方拒绝了，这时你应当理解、谅解。不能强人所难，也不能因为人家谢绝了你的请求，就给人家脸色看。接受请求与不接受请求完全是别人的自由，而且你必须同样表示谢意，否则是失礼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