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菲利普·克特勒的营销管理理论中，提到了市场细分的方法，这是西方营销管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还有很多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细分方法。在营销理论中，强调的是为什么要进行市场细分，市场细分的方法都有哪些，以及为什么采取这种市场细分方法，而不是采用另外几种市场细分方法。但是，我们讨论的商业逻辑更加侧重于考虑如何响应细分市场中的消费者需求变化和竞争对手的变化，也许只是消费者需求和竞争对手很微小的变化，也许是涉及到企业战略层面的大的变化。当然，也可能会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使企业必须做出对市场进行重新细分的响应策略，或者，由于竞争对手的变化，而迫使企业做出改变核心细分市场的响应策略。在具有了以上这些商业逻辑之后，接下来，企业才需要应用各种市场细分方法去实现那些商业逻辑。
而在西方的战略管理和营销管理领域中的各种模型、方法和工具，可以说就是商业逻辑的具体化。但是，中国本土企业通过掌握这些模型、方法和工具而学习商业逻辑，也并不是万全之策，因为它们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商业逻辑，更何况这些模型、方法和工具并没有全部引入到国内。另外，将商业逻辑形成某种模型、方法和工具，势必将会带有当时市场环境特征，以及这些模型、方法、工具开发人的个人理解，这都会容易导致本土企业对这些方法和工具背后的商业逻辑产生误解。总之，中国本土企业并不能完全依赖西方在经营领域的理论来学习商业逻辑，但是，当本土企业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商业逻辑后，应用西方各种经营模型、方法和工具就会变的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反过来说，中国本土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西方有关经营方面的模型、方法和工具，与缺乏商业逻辑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点瑕疵
中国本土企业普遍缺乏商业逻辑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本土企业做市场的时间与西方企业相比还很短，因此，对商业逻辑的实践和积累相对来说就少的多，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西方企业经过几百年的市场经营，他们积累和沉淀了很多商业逻辑，而且，很优秀的商业逻辑早已被开发成为各种各样的工具被固化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去了，那么，即便是刚刚加入到企业中的员工，也能马上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应用各种优秀的商业逻辑。但是，本土企业的经营时间尚短，以及由于商业逻辑是隐藏在头脑深处的思维过程，而使企业和管理学术界对商业逻辑的学习和积累更加困难，并不是本土企业缺乏商业逻辑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导致了本土企业在商业逻辑方面的缺陷。
很多中国本土企业习惯于以模糊、依靠直觉判断、拍脑袋的方式进行决策。米可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在合著的《企业巫医》一书中说过：“就算这些国家有非常特殊的惊人之处，也不会像丰田理论一样可以写成一本又一本厚重的手册，因为从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中冒出来的新管理‘理论’，直觉的成分多于思考。”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的实践》一书中也曾说：“管理工作具备了明显的专业特性和科学的一面。管理一家企业绝非单凭直觉或天赋就能胜任。”他在书中接着说：“总而言之，本书完全是根据这样一个主题写就的，即按‘直觉’办事的管理者是干不了几天的。”虽然这些话是针对企业中的管理工作而言的，不过，我相信他们表达的意思是包括企业的经营领域的。
其实，在做市场时缺乏对数据的应用（即对各种信息的处理），是导致很多本土企业商业逻辑缺乏更加深层次的因素。因为当企业习惯于依靠直觉判断而不是数据分析时，往往容易忽略了商业逻辑的存在，而直接从市场现象做出了响应的决策，很显然，这种缺乏了商业逻辑的市场响应措施是否合理和科学就很难说了。但是，如果企业擅于应用数据，那么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过程本身就是商业逻辑的体现，在应用数据的过程中，更加有利于使思考的过程科学化和理性化。因此，在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时，可以强迫企业不断地应用和积累商业逻辑，当然，基于数据分析和商业逻辑而得到的市场响应措施，将会更加合理和科学。实际上，西方企业擅于应用数据正是他们相对于本土企业来说，在商业逻辑方面具备巨大优势的根本原因。
比如，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在其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中所说的：“如果没有各个部门的适当的时效性数据，公司管理部门也不可能制定出好政策。这种稳定的运营数据流——后来据此建立了相应的程序——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协调分权管理提供了可能。”这是美国通用汽车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做法和感受，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在管理中应用数据的重要性。而且，正是由于对数据的应用，为美国通用汽车积累丰富的商业逻辑奠定了基础，小艾尔弗雷德·斯隆还说：“那些喜欢凭直觉做判断和决策的经理们常常会感到很难将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其他人。但是总体来说，取消凭直觉作决定所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最后获得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成果中得到补偿，这些结果是可以从那些信息充足、经集体评判后获得的政策中预见的到的。简单的说，通用汽车公司不是一个单纯凭直觉实施政策的组织，而是为有管理、推理能力的人提供良好环境的公司。”
很多本土企业不擅于应用数据并不仅仅是企业界的问题，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着很大的关系。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加侧重于感性地认识世界，并不特别强调用实证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便应用数据，也大多是比较模糊、笼统的数据，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本土企业缺乏对数据的应用，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了。比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虽然在这里老子讲解的是一个关于万物生成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数字的应用更多的是个虚拟的意思，由“阴阳”这个“二”生成了“三”，这个“三”其实就是代表了世界上的万物。正如在中国古代习惯地认为“九”是最大的数字一样，只有皇帝家才能用“九”这个数字。当然，“二”也不仅仅是“阴阳”，“阴阳”只是对所有矛盾体的代称，比如，宇宙中的“天地”“水火”“男女”，太极拳中的“动静”和“刚柔”等，因此，这里的“二”就不仅仅是一个实际的数字了。
又比如，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一个应用，至今乃至今后都将会继续发扬广大，帮助人们治疗病痛、保持健康。不过，在中医的药方中，经常会有某药物需要“少许”等现象，虽然由于病人的个体情况不同，确实对不同的药材有不同的药量需求，而且，还有一些药方中的药材所用药量稍多或者稍少，并不影响药方发挥作用，但是，进一步将其量化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当然也可能会很有必要，因此，在中医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感性的一个体现。在《皇帝内经》中随便找出几句话来，都可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感觉的特征。
比如，在《皇帝内经·素问篇》刺齐论篇中有一段话：“皇帝问曰：愿闻刺浅深之分。岐伯对曰：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显然，岐伯并没有用数据量化地解释刺之深浅，而且，从岐伯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他们认为刺本无深浅。比如，“刺脉者无伤皮”和“刺皮者无伤肉”这两句，皮本来是在身体的最外面，如果单纯看第二句还认为有深浅，但是再结合第一句来看，脉肯定在皮的里面，但是岐伯仍然说“刺脉者无伤皮”，所以，刺根本就没有深浅。当然，岐伯的回答有着其深刻的医学和哲学道理，我们只是从这一问一答中，可以领略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回避数据的特征。
在这个方面，太极拳其实也是一个例证，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文化又一个优秀实践，它同样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的一面，以及这种感性对后世的影响。比如，太极大师陈鑫清代最著名的太极拳理论大师。在其《太极拳论》一书中说：“势既成，心平气和，中气归于丹田”，那么如何才能将中气归于“丹田”呢？其实就是使人的想法（或者叫意念）集中于“丹田”之处，也就是说，只要一直想着“丹田”之处，那么中气将自然慢慢归于“丹田”了。而南怀瑾大师曾在《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一书中说过：丹田其实很难找到。又比如，陈鑫说：“顶劲者，是中气上冲于头顶者也”，那么，如何做到顶劲呢？有些太极大师总结为：百会穴轻轻向上领起，有绳提之意，也就是说，如果要做到顶劲，就想象成有一根绳子向上提着中气至“百会穴”。从以上的太极理论可以看出，太极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性认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大都只是一个虚拟的意思，它们总是代表了某些涵义，并不是实际的数字概念，这无疑从文化层面限制了本土企业应用数字的能力。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喜欢用演绎的思维模式分析问题，也对本土企业应用数据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易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鼻祖和源头，易经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理论的核心，它以天、地、水、火、雷、电、山、泽等自然现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配合阴阳五行论，来推断人和万事万物的发展趋势。
虽然，《易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应用数字的一个典范，甚至有人说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算法就是源于《易经》的启发，它以六十四卦和每卦中的六爻来进行推算，充分体现了易经对数字的应用。但是，《易经》的推理方式却给后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即易经更加侧重于“以此推彼”的思维模式，这会导致在分析问题时，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不习惯深入地分析问题本身，而是尽量从其他事物身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当然就不容易产生利用问题本身的数据，深入分析问题并得到解决方案的工作方法了。郎咸平教授在其《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一书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水平就是这样，看什么东西都只看表面现象。”“中华文化的本质散布在各种章回体小说的故事里面，简单地讲共有两大故事，当然我必须得讲我承认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在博大精深之下它的本质有两点：第一点是浮躁；第二点是投机取巧。”显然，只看表面现象、浮躁、投机取巧都是缺乏深入思考问题的表现。
南怀瑾大师曾在《唯识与中观》摘自南怀瑾大师在1981年9月20日的演讲《唯识与中观》。的演讲中说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头脑不大喜欢搞逻辑。……不大欢迎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民族缺乏了逻辑科学的头脑。……数学头脑、科学头脑太缺乏。”圣严法师在其《正信的佛教》一书中也曾说过：“正因为此，禅宗也就最适合中国人‘不求甚解’而崇实惠的口味。”陈兵教授在其《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一文中也曾说：“适应中华民族好尚简易圆顿的自我修养之道的文化心理，自中唐以降，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之主流。唐武宗会昌法难后，诸宗或绝或衰，中国佛教几成禅、净二宗之天下，继而禅宗亦衰，乃由禅净融通、禅净双修而群趋净土念佛之一门。”“中国佛学，实际上只剩下参‘念佛是谁’一句话头和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陈兵教授所说的“简易圆顿”，其实也就是指中国人不擅于深入思考的特点。
净空法师在讲解《百法明门论》时也曾说：“正如同唐大圆居士所说的，唯识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太契机，因为中国人的习性，都喜欢简单明了。同样是佛法，达摩祖师传来的禅，真是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所以在中国能够发扬光大，影响了一千多年。”由于唯识理论过于复杂，所以在中国不能兴盛起来，而禅宗极其简单，因此在中国能够发扬光大，净空法师也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不喜欢深入思考的特点。济群法师在其著作《认识与存在》一书中也说到：“玄奘留学归来，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大量经典。译到唯识经论时，本拟将十大论师的不同观点分别翻译。门下弟子窥基论师则认为，中国人向来好简，如此复杂的理论只恐后人在学习时莫衷一是，不如将各家之见糅译在一起。”他在书中还提到：“唯识宗之所以在中国未能得到很好的弘扬，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这一土壤，不习惯对问题进行严密的思辨论证。”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横亘古今的大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此我不敢妄谈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谈不上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很可能在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会对全球产生更大的影响。在此，我只是从数据的应用这个侧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些讨论，希望能够找到本土企业在应用数据方面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从而才能彻底地提高数据应用能力，并最终使本土企业学习和积累更加丰富的商业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