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关于郁风的点滴印象
因为即将创刊的《文博报》希望做专题介绍黄苗子、郁风两位老人，几次与朋友和同行谈及郁风。主其事者来北京前在电话里就提到计划去拜访两位老人，我沉吟未语，没有贸然承诺代为接洽，因为接触老前辈比较多，我一向奉守一个原则，那便是对八九十岁的老人，在不能给他们切实的帮助或益处时轻易不去打扰——主其事者说有一位现居深圳的画界前辈与他们很熟悉，可以代为引荐的。我说那就好，不过，心里仍然没抱多大希望。
在莫斯科餐厅见面时，那位前辈说郁风住院而且报病危了，因此，无法再登门谒见。对于九十出头的老人来说，“报病危”意味着什么？我闻讯为之低昂良久。
她的儿子黄大刚责编的她的书《故人·故乡·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最后一页最后一段寓意深长：“直到只剩那棵最矮的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了，一连好多天它还在……我知道迟早会落下，但每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我多么希望还能看见它挂在树梢啊！……终于有一天，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下了。”这段文字写于2000年，成书时排在最后面，在字里行间是黛玉葬花般的伤感，以及对生命的爱恋与珍惜，可见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距生命结束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
果然，4月16日，消息传出来了，郁风告别了人世。对所谓圈子里的人来说，此事来得并不突然，而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年纪过了九十而又查出癌症，结果如何人人心里都有数。这对年纪更大的黄苗子老先生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不过，早在90年代就多次预先发表过自己的《遗嘱》、《后遗嘱》（见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无梦盒流水账》），黄老是达观知命的，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公布了一则讣告，原文如下：“2007年4月15日凌晨O点48分，郁风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是个永远乐观的人，她一生崎岖坎坷，但却慷慨多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朋友、永留在那么广大的人们心中。她是个总为别人操心、安排的人，但自己不愿受人摆布，她最不喜欢别人为她哀伤。所以根据她的遗愿，不再举行任何追悼会或其他告别仪式。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这就够了。她是个魅力永存的人！承中国美术馆最近筹备她与我的书画展览，此展览将于4月26日照常举行，这应是对她最好的纪念。在她病重之中，许多亲友不断致意问候，我们在此隆重致谢！黄苗子携家人从文字上可以看出，这是黄苗子老先生的亲笔无疑，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评价得如此准确、贴切，这样饱含感情与热爱，这样简洁而面面俱到。这是只有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知音、知己与终生伴侣才写得出的，称得上千锤百炼。提炼出讣告中的主要关键词，读者也许就能对其要点看得更清楚：”崎岖坎坷、慷慨多姿、朋友、操心、不愿受人摆布、风度、爱心、魅力“——这就是对郁风一生的最好总结。我之有幸拜见黄苗子、郁风两位老前辈，缘于2002年我创办主编《中国书画》杂志，中间的介绍人是王世襄老先生。我原计划在杂志上作一个王世襄专题，与王老电话联系，王老同意我登门造访，可是，放下电话没几分钟他又打回来，说：“你该先介绍黄苗子才更合适，书画杂志给我做专题，不是骂题吗？黄苗子又写又画又搞美术史论，最合适！”这简直就是买一赠一的好事，我求之不得呢！这样，就有了机缘向黄苗子与郁风请教。
第一次见到郁风，就惊异于这位老人的风度之美——当然，这完全是从晚辈的视角出发。朋友们开玩笑用过一个俏皮说法“资深美女”，用在这里似乎不太庄重，但是如果按字面来理解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生活中确实有年龄已大甚至已老的美女——现实很残酷，不是所有的美女到老了都还美，英国诗人叶芝有一篇著名的诗章咏叹的正是这样一个主题。一般来说，时间是美貌的敌人，然而，也真的有人能战胜时间，维护住自己的容仪魅力。．在着装的讲究与色调的搭配方面，郁风可谓完美无缺，有着一流的品位，高雅、华贵，兼具端庄与俏丽。从事艺术的专业人士，大都很重视衣着打扮，因为形象风格是最直接、最外在的审美趣味表现，如果一个从事视觉艺术的人连自己的外包装都设计不好，显然就不可能在书画艺术上有多大成就。古人说得好，“一室不扫，焉能扫天下？”郁风的艺术天分极高，通过着装打扮可以折射出来她对形式、对色彩的选择是多么精微细致。客观地说，由于多年从事文艺社会活动，又被关进监狱很多年，郁风的创作，无论是散文还是画，都没有达到她原本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是她的美术修养是极专业的，如果说自我形象设计也能被视为作品的话，郁风绝对是大师级的水平。黄苗子老先生所写的“请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排列顺序是经得住推敲的。
郁风永远是一副略带漫不经心的样子，开朗、大方，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股贵族气息。生长于民国时期北京上层社会大法官的家庭，有郁达夫这样的风流才子叔叔并且带她结识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化名流，在女子能上小学就可以称为女秀才的时代先后就读于北平艺专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学院，在香港、重庆、南京的报界当过编辑，后来嫁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的黄苗子，在40年代就住上了洋楼，既有公车又有私车（据黄永玉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部主任，在“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80年代后期移居澳大利亚多年，可以说，郁风的一生都是时尚的化身，她的丰富多彩的经历是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这一切构成了郁风的气质与境界，也决定了她在社交中应对裕如。
我去找黄苗子先生作专题访谈（后来收入《大师谈艺录》），门铃响后，开门的是郁风，她问清来意，喃喃说了一句：“没我什么事！”便翩翩转回自己的房间忙自己的写作，表情很淡然，万事不挂心的样子，与一般著名书画家夫人的管家或经纪人严防死守架式有天壤之别，不沾一丝世俗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尽管黄苗子更有知名度，但是这对夫妻绝对不是夫唱妇随型，而是非常平等、相对独立的。这也是郁风在文化界特别是书画界里与其他女同胞截然不同的地方，她更为洒脱，更有风度，更让人肃然起敬。
后来我对黄苗子先生访谈的专题在杂志上印了出来，送到黄老家里时，正赶上他们共进晚餐，令我坐在他们的餐桌边，一起聊天，他们当时刚去日本办展回来，因为临行前送了我一套非正式出版的《郁风小小画集》，她还题上了“曹鹏先生评正二oo三十一、十二由大阪返京次日”——我说很喜欢郁风老师的画，老太太很认真，马上反问了一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如果我只是一般客套应酬话，郁风老师的这旬问话就是致命一将，从中透出美术评论家、画家的专业口吻，因为无论谁对任何画家的作品，都不会是幅幅喜欢，真正喜欢的往往是一两张而已，吴冠中在北京一家画廊搞展览时，我陪着黄苗子、郁风二老看完了全部展品，在一些画前头，我就看到郁风老太太不时地笑着微微地摇头，还说了一些评价。
好在我确实是认真读了她的作品，说喜欢也不是虚应故事，而是实有所指，于是告诉她，是在国外画的《湖边农舍》那张画，她开心地笑着说，那是用饭馆的餐巾纸画的。
郁风的画作，更多的是西画的功底与风格，而不是传统中国画。这些作品带有很引人注目的女性特点，尤其是对色彩的处理很用心。由于她传奇般的经历，使得她的艺术创作在产量上很少，她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文化界、美术界的社会活动中。
美术界不大知道的是，她还在整理研究郁达夫的作品文献花费了大量时间，出版的《郁达夫海外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内容以政论、杂文、散文为主，对于现代文学史以及报刊史研究来说，是很珍贵的一部著作。她写的长篇编后随想《盖棺论定的晚期》，也是我所读过的郁达夫评介文章中最权威、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一篇。仅此一书，或者说仅此一文，足以跻身于文学史、新闻史学者的行列，在我看来较之如今各高校同专业的博导教授们水平要高得多，然而，似乎郁风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被大家忽略了，她的生前与身后，头衔都是画家、美术评论家、散文家，而没有学者一项。
郁风是个很有人缘的人。她在她的朋友中间，永远是受欢迎、被喜欢的。
据黄永玉先生回忆，他第一次从上海专程跑到南京黄府讨要画作的稿费，郁风从楼上下来，轻描淡写地说：“哦，我还以为早寄给你了呢。”让年轻的穷小子黄永玉不由自惭形秽。
他们从此成为好友，只不过，恕我说句很俗的大实话，后来黄永玉可比黄苗子、郁风阔多啦！不必说，黄苗子、郁风晚年的生活也远远不止于不穷。
有一次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我亲眼目睹，大家站着围在一起谈笑风生间，手扶一根拐杖的郁风当众摸摸八十岁的黄永玉的头，其意若日“小家伙，有你的！”对于见过世面的人来说，财富也好权势也罢，都不会影响彼此关系的格局。不管是什么场合，郁风一出现，往往就成为魅力中心，即使是在黄永玉的地盘上，她也很自然地表现得像是女主人，而黄永玉却似乎变成了外来的客人甚至小厮。这种格局真的很好玩。
黄永玉家里挂着一张硕大的鹦鹉画，右侧题了一句“鸟是好鸟就是话多”，我和郁风看了忍俊不禁，有必要介绍一下的背景是：黄永玉在文章里不止一次笑称郁风为“哕唆老太太”，这一刻也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这样，我与郁风女士的惟一一次单独合影，却是以黄永玉的画为背景。
黄苗子个子很矮，而郁风却是苗条高个，二老相携而行，却不让人觉得不和谐，这是因为黄苗子无时无刻不以充满爱慕的态度，充当追求者与欣赏者的角色。还是在万荷堂，黄苗子、郁风、许麟庐、萧淑芳诸位在一起坐着，我在旁听到黄苗子说：“我不懂什么六法，只知道老太太的家法！”只有书画界聊天，才会有这样的妙语吧，亦庄亦谐，真是神来之笔，足可记入《世说新语》当代版。
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把他们夫妻折腾得太狠，总是劳燕分飞，所以，暮年他们相恩相爱厮守在一起，什么场合都双入双出，2003年九十岁的老两口还坐飞机去日本办展览。应当是知识与艺术的滋养，他们到九十多岁，除了身体衰老，在精神上与言谈上都仍然思维敏捷，充满了勃勃活力。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认识、理解一个人的程度，有时是与相识相交早晚无关的，对于郁风来说，我只是一个晚辈同行（同时在报刊编辑与美术两个领域），最多也就是见了面眼熟或知道名姓，而对于我来说，郁风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我认为自己对郁风是理解的，遗憾的是，当初约定的访谈却最终没有落实——这全怪我，仅仅是因为一时间没有可供发表的理想阵地。所以，我能写出来的，只是点滴印象。
2007年4月18日
郁达夫杂著五种阅读札记
——为纪念郁风老师而作兼呈黄苗子先生
郁风女士晚年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郁达夫研究，本来我在访谈了黄苗子先生之后，计划继续做一篇郁风访谈，可是因为2004年为单位俗人俗事所干扰，没有来得及落实。这样，尽管与郁风老师见过几次，也聊了一些话题，但毕竟只是闲篇，没有就哪个主题深入谈论。此为一大憾事。
我的工作方法是提前做案头准备，所以，尽管没作郁风访谈，可是相关的阅读与研究工作，却没耽误。我所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郁达夫。从1980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起，郁达夫就是我最喜爱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也是我潜心遍读作品的几十位中外名家之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1982年前后出的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之外，单行本也读过不少。老实说，我是严格意义上文学科班出身，文学史与名作家的研读，在阅读量与研究思考的问题下过专业的功夫，虽然大家对我的了解多局限在新闻、美术领域，但是我在《大师谈艺录》中曾展示的文史哲专业知识上的几下花拳绣腿，实非临阵磨枪可致，而是幼功所在、积年沉淀。
郁风老师去世后，我所准备的关于郁达夫的一些问题，就此失去了提问请教的对象。不过，转念一想，若是把阅读郁达夫著作的一些感想与批注联缀成文，似乎也不无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中，我写过专文的，到现在为止只鲁迅与沈从文、孙犁、萧乾、汪曾祺、施蛰存等有限的几位，这并不是因为我不重视中国现代文学，也不是读得少或想得少，完全是机缘所限。现在能写成这样一篇浅陋的文字，实在要感谢黄苗子、郁风两位前辈，如果不是因为拜识了他们，很可能我对郁达夫连这一点不成样子的学习心得也无从写出。
下面就是我在阅读手头能找到的郁达夫的五本杂著（相对于郁达夫的小说而言）所写的文字，书是不同时期读的，札记或题记都是随手零零星星写下的，2008年元月决定写出来，于是重又翻阅汇总，除了抄录扉页简端的语句，又把新的感想与体会略为铺陈，串在一起，勉强成文，作为对郁风老师的纪念，兼呈黄苗子老先生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