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乱成一团，地方也不消停。这天四川的韦皋派谋士刘辟来京城，求王叔文帮忙办件事。
韦皋的请求
自从靖难立下大功后，韦皋一路高升，他成为剑南节度使，得到四川这块大肥肉。他又一再击败吐蕃军队，成为朝廷倚重的大将。韦皋在四川当地头蛇盘剥百姓，不许下属军官去长安，山高路远，朝廷根本不知道巴蜀地区的情况，又封韦皋为南康郡王。
李诵继位后，韦皋听说王叔文包揽朝政，他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就派谋士刘辟去找王叔文合作。刘辟是个登科进士，在韦皋身边待久了，一改文人的有礼有节，见到王叔文就问：“太尉想和您交个朋友，如果能把剑南三川令太尉掌管，太尉自然会酬谢您。如果您不同意，太尉也会报答您。”
这么明目张胆地向朝廷达官索要封地，不知是韦皋大胆，还是刘辟做事没大脑。从之后的历史事件看，原因应该是后者。
李诵和王叔文等人的为政目标之一，就是对付藩镇势力。新政推行不顺利，王叔文没来得及处理藩镇问题，藩镇倒找上了他！
王叔文不吃威胁，想命人处斩刘辟，又是韦执谊死劝活劝，总算没闹出个“私杀藩镇使臣”事件。刘辟赶紧溜回成都，把朝廷情况如实向韦皋汇报。
韦皋不怕王叔文拒绝，他早就想好了，王叔文不同意，他就去找太子李纯，哪个太子不想多捞点支持率？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说皇帝龙体欠佳，应由太子监国。紧接着，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发来奏折，请求太子监国。
韦皋又给太子写了封信，先说李纯“天下安危，系于殿下”，又说自己“位居将相，志切匡扶”，劝李纯“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
李纯回了封感谢信，此外不见动静。想要收拾王氏集团的人多着呢，他这个太子不用亲自出手，自有人为他联系地方节度使，自有人为他征求朝廷大臣们的意思，自有人为他讨父亲李诵的示下。他只要规规矩矩在东宫读书，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早晚能登上皇位。
这么重要的时刻，王叔文如何应付？
王叔文什么也不用应付，他的母亲病重快要去世，他要回家服丧。
古代重视孝道，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叫做“丁忧”，王叔文不得不回家。在最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却必须离开。王叔文心灰意懒，不用等群臣表态，他已经知道王氏集团的结局。
王叔文在翰林院摆了一桌酒席，请来翰林学士和李忠言、俱文珍等宦官，对他们说：“家母病重，我一向为国家尽心尽力，不避好恶，是为了报答皇上对我的恩典。一旦我离开朝廷，朝廷上肯定会对我百般诽谤，不知谁能帮我说一句话，请各位开怀见察。”
知道自己即将失败，王叔文去向对头们求情。李诵如果知道的话，不知会不会大骂自己看人不明。面对困难不能解决，面对失败只想讨饶，王叔文身上没有改革者的锐气，将新政策托付给这样的人，难怪顺宗总是不顺。
二王八司马
王叔文一走，顺宗李诵和王氏集团同时陷入危机。
从前王叔文通过李忠言、牛昭容听李诵的命令，向李诵汇报工作，再通过韦执谊执行。现在他这个纽带不在，李诵不能传达命令，韦执谊也无法得到指示。
那么王伾在做什么？
离开王叔文，王伾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王伾的才能还不如没读过多少书的王叔文。他去杜佑那里请杜佑用王叔文为宰相，杜佑没理他。过几天王伾又去中书省为同党请官，那些一直中立的宰相们像是突然有了统一战线，不接受王氏集团的所有要求。
居于深宫的皇帝完全没了消息，只下令由太子李纯监国，这道命令由宫内太监传达，没人知道究竟是不是李诵的意思。没人追究这个问题，只因大臣都想赶快摆脱混乱，让朝廷恢复常态。
七月二十八日，李纯代理军国政事，李纯一上台，立刻提升杜黄裳与一向有威望的大臣袁滋为宰相。到了八月四日，又有宦官说皇上宣布“内禅”，将皇位传给皇太子，并把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
仍然没有人追究李诵是不是真的要内禅。看看李纯提拔的宰相，朝臣们隐约觉得这会是个不错的皇帝。现在，当皇帝一年都不到的李诵成了太上皇，李纯成为唐宪宗，大唐的新主人。没过多久，舒王李谊去世，死因不明。
王氏集团彻底垮台，相关人员结局如下：
王叔文，贬渝州司户，第二年赐死。
王伾，贬开州司马。
王叔文和王伾的同党，当然也逃不过被贬的下场。诏书特别强调“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一度以为能够领导禁军的韩泰贬虔州司马，后来一直在地方当官，直到病逝。
凌准贬连州司马，不久病逝。
陈谏贬台州司马，和韩泰一样一直当地方官。
韩晔贬饶州司马，结局同上。
柳宗元贬永州司马，刘禹锡贬朗州司马。这两个人去了地方，写了不少动人文章，成为唐代鼎鼎大名的文学家。
程异贬郴州司马，他的官运最好，后来调回朝廷，最后甚至当了宰相。
因为杜黄裳的关系，韦执谊是王氏集团中最后一个被贬的人，他成为崖州司马。当年杨炎被贬崖州，曾写下“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韦执谊以为自己去崖州不久就会抑郁而死，没想到崖州刺史李甲欣赏他的才干，请他协助自己处理地方政事。不再参与权力斗争，韦执谊想起皇帝李诵还有王叔文推行新政的初衷，他们不就是想为天下百姓做点实事？既然如此，在中央、在地方又有什么区别？想通了的韦执谊尽心尽力地兴修水利，开办教育事业，最后在当地人的赞扬中去世。
王叔文和王伾同时被贬，党羽又都被贬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而由李诵倡导，王叔文主持的新政，则被称为“永贞革新”。但这次“革新”的具体措施都是对旧政策的纠正，没有多少新内容。又因为没有争取更多朝廷大臣支持而缺乏基础，步子过快导致既得利益人的反扑，政策执行者又没有相应的能力导致推行不利。大唐中兴的愿望，只能寄托给下一代——唐宪宗李纯。
806年正月十九，太上皇李诵去世。朝臣们不清楚李诵的死因，太上皇是不是被人杀害？这个问题也让后世人猜测不已。
其实不论李纯还是俱文珍，都没有杀李诵的理由。当时朝廷局势已经稳定，外廷、中宫、地方军队都已承认李纯的地位。就算有人想要借此生事，也不想想，李诵就在李纯的监控下，李纯完全掌握主动权。
何况，历代夺取政权的皇太子们都不愿担上“不孝”或者“杀父”的罪名，李世民、李隆基虽然囚禁了老爹，但也把他们好生供养。唐玄宗李隆基的死因倒是充满疑点，肃宗李亨的确值得怀疑，但李隆基当时仍有执政能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病恹恹的李诵早已失去能力，威胁性基本为零，以李纯的聪明，怎么会在这种情形下担上骂名？
也许李诵才应了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在二十五年的太子生涯中关心百姓疾苦，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关心化为实际行动。他在病榻上谋划国事，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知道自己的帝王生涯短暂得不到一年，也不知道他信任的大臣没能完成他的计划。当有一天，亲信们不知去向，他成了太上皇时，他知道一切结束了，但又希望一切没有结束，也许儿子会完成他的事业，完成大唐的中兴。
多年前，他曾对自己的父亲李适说：“不要任用裴延龄和韦渠弁做宰相。”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曾不停地叫“太子在哪里”，他没能听到父亲的遗言。
在临死的一刻，李诵突然明白李适究竟要告诉他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