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一堵高墙，隔开了她与她所倚重、所亲近的人，也就隔开了她和整个世界。她只能踮起脚伸着头透过门缝往墙那边看，捡回一星半点的情景碎片儿在心里反复揣度。身边都是人，她却从来没这么寂寞过。她眼见着子女们都成了背影，离她越来越远，再也追不上了。
看到我看她，她试探地冲我咧嘴笑了笑，眼睛里充满狐疑的神情，然后将身体蜷缩成一个“C”字形躺下，后背弓起来，白头发凌乱地挡住一只眼睛，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农家院儿里伏着的衰老的食草动物，山羊之类。
老无所依
给我们打柜子的木匠老王是个人才，虽然年逾五十，眼神不济，口齿不清，而且头脑也不太灵光，经常算错材料，害我们一趟一趟地跑建材市场，多花了好几次运费，但他志存高远，决意要出版自传。据他说，写作是他未来的兼职。
Q市百姓里能文能武的居多，也不止老王一个。
比如卖给我们羊毛被的中年男子，其实在某建筑公司供职，闲时弄点儿被褥床品销售，网上销售，路边交易。
“这Q市，工资是非洲水平，消费是美国水平。再过些年退休，上的保险都是最低保障。不自己想办法赚点儿，还不穷死？”他熟练地陈述着，又加一句，“以后买啥打电话找我啊。”
他不知道其实非洲国家工资也未见得低，而美国消费也未见得高。他不是个非凡有见识有本领的人，没见过别处平头百姓的自在日子，只隐隐觉得现实的不平与未来的苍茫，但也不怕—咱们是习惯于艰苦的，况且举世闻名地勤奋，抱怨归抱怨，也知道别的靠不住，还是靠自己蚂蚁搬家一样为将来积攒些银钱方面的保障。
Q市的好处是小，也许是因为花在路上的时间短，这里的一天似乎比北京的一天要长。因此，一样上班，Q市人似乎就更神闲气定一些，富余出来的时间用来做点儿别的。
路边伶牙俐齿卖童装的姑娘，上班时间是办公室文员，赶到昼长夜短的时节，下了班就去马路左边的批发市场批几件衣服，然后拿到马路右边卖。
改水电的师傅，另一个身份是工厂电工，闲暇时骑着电动车跑工地，车斗里塞着干活儿穿的工作服，完事后换上干净衣服，洗把脸，点了钱，光头净脸地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去了。
绘画班的辅导老师，是小学美术教员，周末跑两天补习班，总是风尘仆仆的。
这笔辛苦钱加上工资，用来支付儿子婚房的月供。
楼上退休的老两口，每天下午都推着焊上玻璃罩子的三轮车出去站马路，玻璃罩里摆着自家制作的点心，造型古老，色泽低调，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格。
我曾担心如此复古的点心是否有知音赏识，但看他们出去摆摊的频率，想必销量尚可。
地处旅游中心区的居民，把楼下的绿地铲平，建起成排的简易板房。每到暑期就全家迁入，把正经住宅拿来出租给游客，虽然自己生活不便，电视台记者又来曝光，但看在万元以上收益的分儿上，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小街边的裁缝铺，熨衣板旁放着几大盒碟片。这边儿改着羽绒服，那边儿店主的老父亲就颤颤巍巍过来问：“上次那人说周日去看房，你跟房东打电话啊？”
因为涉及行业太多，店面又太小，招牌上无论如何写不下，于是还在路边竖起黑板，尽可能大地写着：“裁衣改衣！织补！羽绒服翻新！出租影碟！旧家具家电回收！房产中介！”一系列大红感叹号，动人心魄。
我和T改了件衣服出来，站在街上，路灯光芒是两排暗淡的黄伞，伞下浮现着鳞次栉比的小店铺的影子，参差林立的招牌，铺子里都亮着灯，玻璃门窗隔绝着里面的喜怒哀乐。
路是新拓的，两边都是斑驳的旧楼房，墙上贴满了各类小广告，底层一溜儿都改成了店铺。
水泥砖块玻璃塑钢板中间，一棵树也没有，也没有花草，塑料袋和垃圾在灰黄的水泥地上随风翻滚，完完全全是个人造的世界，容不下任何无用无利的东西。
身后裁缝铺的两个中年妇女一边做活一边和进来的中年男人插科打诨，看来都是熟人，约着晚上去哪里吃烧烤，笑声像打镲，不间断地“当当”敲打着，非常响亮。
Q市百姓的忙碌，是种单纯的忙碌，忙着为生存构建起自己的防御工事，抵御不可测的祸福与注定到来的衰老。日复一日，一砖一瓦，像工蚁。
很少在路上听到Q市人慷慨激昂地讨论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如果有，那大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的大街上、地铁上、公车站等处处都能听到关于世界与人生的精彩言辞，仿佛人人都能有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作为—Q市人生活在这座小城，用不着走太远，也用不着想太远。世界太大，他们管不着，但他们管得着自己。
像很多北方小城一样，Q市并不发达，也无甚产业，除去旅游季节之外，灰暗平淡中还有一丝萧条。钱总不那么好赚，也不那么够花，抱怨起来颇有素材，但人们想想办法，也都能安安分分笑嘻嘻地活着。因为不用看得太远，因此烦恼也并不太多—反正也全无用处。
小区门口来了开着“三马子”卖桃儿的，一个圆咕隆咚的中年人，晒得黑里透红，一件浅蓝短袖衬衫歪歪扭扭套在身上，扛着深蓝肩章，袖子上缝着一块盾形臂章，绣着上下两排大字：“police警察”。
他一边忙着称桃儿，一边说：“哪是警察呀，是保安。下班儿没事儿卖点儿桃。再添一个五块。”说着熟练地系好塑料袋递过来。车斗儿里一个满脸脏兮兮的小男孩儿，长得跟“police”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瘦，还没来得及膨胀，也拉长声调喊：“添一个五块！”屁股底下坐着一样脏兮兮的书包，想是放学被顺路接来，索性一起干兼职。
过了几天，门口卖桃的增多，竞争日趋激烈，“police”又改行卖起了熟苞米。走过时总听见他吆喝“苞米苞米热苞米”，旁边一个尖细的童声伴奏：“热苞米呀热苞米！”两人都眼睁睁地来回看着路人，不怎么交谈，但仿佛很愉快。
我听到这吆喝时常常绕路走，因为不好意思总不买。
但我绕不开木匠老王的盘问。
“你，靠什么生活啊？”有天老王问。
“写书。”我很没底气。
“哦—”老王拖长了声音上下打量我，“写过什么哪？什么？没听说过，不出名嘛。不出名的话，那能赚多少钱？”
我不由得惭愧起来，只能据实告诉他不太多。
“照这样，能养老不能？”老王直奔主题。“不知道。”我说，给他一个苍茫的微笑。
“我都想好啦！”他没朝我看，忙着用气锤将钉子一个一个打进墙里，“等过两年干不动了，我也写书去。”一个钉子钉歪了，他不以为忤，举着电锤爬上一架梯子，“我经历的事儿，那真是太多了。早想写一本书，现在没时间，把竿子递给我，活儿太忙。等我啥也干不动了，就写书，赚点钱。要不搁啥养老？”
他拖着沉重的肉身从梯子上蹭下来，刚钉好的晾衣竿随风摇晃。
“不碍事，”老王仰头看看，“掉不下来。”
他转过头侃侃地对我说：“可就一件事，我文笔不行。到时候，我写个草稿，你给润色润色，打出来，给你打字钱—哎，稿费怎么给啊？”
说了老王是个人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写作和木工活一样讲究质量和工钱。
从老王的自述里我们得知，他来自河北一个贫瘠的地区，辗转来到Q市时只有二十几岁，当时木匠行情颇高，家家都有家具门窗要做，因此老王也有过奇货可居的光辉历史。无奈时过境迁，买成品家具的人渐渐多了，老王们只剩吊顶背景墙之类的零碎活计，身价一跌再跌，又不曾有远见卓识在低价时购置房产—其实低价时对他来说也是高价，又没有本事自创装修公司，于是只能在城乡结合部与人合租便宜的平房，喝了点儿酒时也发几句牢骚，但不会像文人骚客一样写些痛述现代工业社会弊端的文字—不是所有的怀旧都能换钱，老王还要为自己的牢骚搭进一瓶啤酒或者一包瓜子儿，屋子里、楼道里、电梯里都是他嗑的瓜子壳儿。
其实老王不怎么怀旧，年轻有力气的时候也谈不上享福，他只是怀念自己的年轻、力气和前途。
“啊，还应该买条木线！忘了忘了，人一老脑子更不好使。”老王局促地摸着耳朵，耳朵后面夹着根笔。
衰老像上门的债主一样不可回避，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让人心惊肉跳。
当然，口袋里有钱更好些。人生的两大恐怖是贫穷和衰老，衰老时的贫穷又加倍恐怖—因为再无希望了。老王选择的抵抗方式是写书，给我们装纱门的老李也有同样的打算，“哎呀，我经历的太多了，等老了干不动了就去写书。”
老李有自己的小店铺，不为生计发愁，但据说当年和他一起开着“三马子”跑业务的故旧们都有了自己的厂房和办公室，见一面需要在会客室里等秘书通报。
老李还是自己带着个年老消瘦的工人开着车到处给人安门窗—因为从年轻时就懒散。但老李的老婆很有追求，要换大房子，一套还不够。这让老李总是拧着眉头跑市场，体力明显赶不上了—如果写部畅销书，还能贴补贴补。
我和T相对讪笑，有特长的都去发挥特长了，没特长的都打算写书—反正汉字人人认识，不认识的还可以查字典，又不需要本钱，只需要经历—谁没有经历呀？
我们的院墙那头是间学校，站在楼上能看到学校的操场，操场的一边隔出一大块地方，用来种菜。某天听到隔壁凄厉的嘶鸣，爬上墙头窥探，原来是在菜地里又开辟出一个猪圈，两头粉红色的猪正拼命蹬着后腿，嘶鸣着反抗兽医手里的注射器—大概是为了免疫要打针。但第二天猪们就安静下来，闲适地躺在猪圈的屋檐下躲避着太阳。每天开饭时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刻，它们一次又一次向手拎泔水桶的饲养员发起冲锋，被一次次踢回去仍然百折不挠。
学校的大喇叭在每天晚饭时照例响一阵子，除了校园广播之外，放歌的时候居多。“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埋在那春光里—”猪们侧卧在地上，微微支棱一下耳朵。它们大概听不懂，也没想过未来以及老无所依的问题，不然恐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没法长得这么富态。“活在当下”四个字用在猪身上大概有讽刺意味，但却非常写实。
猪们是幸福的。
自从宣布我为指定录入员后，很长一段时间，木匠老王也没来找我。
“现在还太早，等干不动再说。”老王承诺。想必自己也觉得这件事太缥缈，还是做一个柜子领一笔钱来得实在。
再后来听说老王离开Q市，闯荡大上海去了。“听说一个月干好了能弄万儿八千哩！”老王说。
不知道老王在大上海闯荡得如何，也不知道哪一天打开家门，会看见他站在门口，找我写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