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封建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特色
在上述情况之下出现的欧洲封建制度，表面上看来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分封社会非常相似。两者都有等级，都有一定的仪式，确认君臣关系、封建关系的实质，也都有领主对属下赐予领地和臣属向主君纳供的义务。不过，中国古代的封建系统和宗族关系密切结合，而欧洲的骑士们则必须与封君建立个人的双边关系。中国古代的封地在同一家系内继承，欧洲的封地，则可以经由婚姻与亲族谱系转移归属的领主。一个欧洲贵族，可能同时拥有不同来源的封地，因此同时拥有若干不同的爵位和封号，相应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君臣关系就极为复杂。例如，英国王室可以因其持有某一领地而成为法国王室的臣属，法国王室又因为持有另一领地而成为英国王室的臣属。又比如，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女王因为婚姻关系，便将两个国家合并为一。正因为如此，欧洲列国转化为近代主权国家的过程就非常复杂——既有机缘，也有纠缠。
所谓武士阶级或骑士阶级，乃是中古欧洲后期的统治阶层。他们与教士文武分途，备有其社会精英的身份。这些武士与中国古代的“士”比较相似，但与中国隋唐以后的士大夫却有明显的不同。武士们随身携带长枪大剑，要能够随时战斗，文士们却要学习经典，熟悉治国之道。
欧洲封建社会的另一特色是庄园经济。领主和骑士都有大小不一的领土，他们居住的城堡乃是战争的基地，有城墙保卫，也有外围的据点。城堡四周有农地和牧地，城堡之内有果园、菜圃以及牧养战马和乳牛的草地。这些堡内的土地足够维持城堡短期的自给自足，渡过被包围的难关。
在城堡外面，是领主管辖的农民。农民不是奴隶，却必须服从领主的号令从事生产，以供给封君的生活和整个封建领地的种种需求，我们称他们为“隶农”。庄园经济依靠这些没有自主权的隶农，他们全家终生劳苦，所得仅够维持生活。
有些庄园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不需要外来接济就有足够的粮食，还有一些最基本的小作坊，如磨房、纺织房、铁工厂、木工厂、修补武器的工坊等。一个庄园的农地，有林地、牧地、耕地等。庄园依靠大马、巨犁，通过深耕、漫撒，进行大规模的农田生产。农家子弟在牧地上放牧，农家的妇女们则必须在林地上采集水果和其他可供食用的植物，供给庄园的需求。
这种农耕制度，乃是大单位的自给自足。相对而言，中国自战国时期以后就出现了市场趋向的小农精耕经济，两者之间差别巨大。虽然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豪族庄园的规模也不小，但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这些庄园参与相当多的市场活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扩大其收益。
在以武士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和以城堡为中心的庄园经济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的制度，才能使欧洲中古社会得以延续。教会和修道院，如前所说，是教育单位，也是文化延续的所在。在理论上，教士必须单身，终生奉献。这些单身的教士不会组建家庭，因此欧洲没有出现唐朝那样的文官出身的世家大族。当时欧洲的修道院和教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专精于医药服务，有的专精于经典研究。
可以说，教会担负着社会保障和文化传承的工作。教会当然要由封建领主们提供资源和支持，但教会自己往往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在教会领有的土地上，也有隶农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主教能掌握大量财富，在各地建筑教堂，那些伟大的建筑、绘画和雕刻成为后来的呈现文艺复兴的重要管道。如果没有教会提供大量财富建造教堂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人将无所依附，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如此庞大的教会，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必然会努力把持其优势地位。罗马教会不止一次通过教义的讨论会，排除被他们视为异端的教派。在这些教派中，包括北非的哥普特教派①和中东的聂斯脱利教派②，后者进入中国，称为景教。这些教会与罗马教会对教义有着不同的解释，被排斥在罗马教会的系统之外。
① 哥普特教派（Coptic） 基督教派别之一，原为古埃及人组成的教会。哥普特教派认为“神性”与“人性”完全结合成为一性，这一主张后被称为“基督一性论”。
② 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s） 基督教派别之一，因信奉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约380—451）所倡教义而得名。唐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称景教。
罗马教会一次又一次地整理自己的教义，终于达到“一言堂”的效果：除此教义，别无杂音。教会惩处异端，不断地以权力垄断思想。实际上，这种作风，对罗马教会并不是好事。“一言堂”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权力机构，背弃了当年耶稣基督和早期教会的理想和热诚。这个“一言堂”的神权与具有武力的封建世俗权力相结合，僵化了欧洲文化原有的生机，而在当时，欧洲文化还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城市的发展与十字军东征①的影响
上面提到，欧洲庄园经济的制度不能像中国市场化的农业制度一样，发展为一个资源交流的网络，但是，终究有若干商品实现了地区性的生产和销售。外来的商品，例如中国产的瓷器、丝绸，非洲出产的黄金、象牙和铁矿，都必须经由商人运到欧洲国家。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教会主教，他们起居豪奢，生活优裕，需要精美华丽的服装，而这些都不是庄园经济的隶农们可以提供的，必须依靠外来物资。
① 十字军东征 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会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的侵略性远征，前后共八次，历时近两百年（1096—1291），以失败告终。
城市凭借其经济功能，发展为交通要点上的商业中心。地中海上若干重要的港口和欧洲大陆上道路的交叉点，都发展成相当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之中运输物品的商人、车船马轿、金融机构、批发商人和工匠技师，他们的工作和盈利都需要运用经济资源，同时促进资源流通。领主和教会都不能和他们竞争，反而必须依赖他们的服务。于是，城市逐渐取得了独立性，他们向外围的领主缴纳一些费用，交换的条件是，获得城市的自治权利。
城市也逐渐具有延续教育和文化的功能。在重要的城市中，最初也许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各自带来自己的书籍，聚在一起，租下教室就成为所谓的大学。大学是学术联合体，逐渐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教育机构。如此，世俗的教育就和以修道士为基础的神学院形成了平行互补的关系。
城市中也出现了经济领袖，这些人俨然成为城市实质的统治者。银行家往往拥有这样的身份和权力，美第奇家族①就是一例。城市与城市之间有竞争，同时，城市中的巨商大贾和贵族领主、教会之间，有时竞争，有时合作，他们构成了教会和领主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也是第三个文化发展的基地。
① 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为Medici的音译，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家族。以经营毛织业起家，15世纪起成为欧洲大银行家族，18世纪衰落。
欧洲的三合一权力结构，终于还是以教会为运作枢纽。独断的基督教会无法忍受伊斯兰教在东方的扩张，尤其是伊斯兰教徒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基督教会时刻不忘要将“圣地”从异教徒手上夺回，于是有了十字军东征。
现今的耶路撒冷分新旧两城，新城居民多为犹太人，有纺织、金属加工、化工、食品等工业；旧城居民多为阿拉伯人，多古迹，如圣殿遗址（犹太教）、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圣墓大教堂（基督教）等。图为耶路撒冷的地图，出自《十字军东征编年史》。
东征的另一个动机则是经济。从东方运送到欧洲的商品，必须经过伊斯兰教统辖的地方，再转运欧洲。商品价格经过伊斯兰教的过境垄断以后，比原价高出许多，这也使欧洲的权力集团决心要击败伊斯兰教的势力。
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由教宗发动，号召封建骑士和领主组织联军，攻打伊斯兰教地区。此后两百年中，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败多于胜，欧洲联军也没有从伊斯兰教徒手上夺回圣地。教会征战，使欧洲丧失了不少封建武士和精兵良将，封建制度元气大伤。甚至一般的庶民百姓也被教廷以护教名义大批征发，随军出征。这些百姓没有战斗经验，枉死异域的为数不少。
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①会，虽然也属于基督教，却与罗马教会水火不容。十字军在战争中，劫掠东方城乡商贩，甚至攻击东正教地区。这些行为，加上屡次征战劳而无功，罗马教廷的威望一落千丈。紧接着，欧洲大瘟疫暴发，死者无数，劳动力损失巨大。这些都为欧洲封建制度和相应的经济制度即将发生的巨变，创造了必要条件。
① 东正教 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位于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称为“东正教”。
更重要的是，通过东征，欧洲人发现在教会垄断的文化圈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他们发现古希腊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都被教会一手遮天，不为欧洲一般人所知。东征带回的许多古希腊文典籍，由教外学者翻译为拉丁文，将东方的艺术带到了西方。这就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契机，让欧洲人可以重新检视其文化遗产。
欧洲人也经由东征，发现了遥远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接触到了新的事物。中国发明的火药早已被伊斯兰教转变为战争武器，至此才第一次为西方所知。培根认为，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西方掌握后，欧洲的文化和社会也随之改变了。附带说明，墙根此言是从欧洲历史变化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些发明对于西方的阶段性影响，现在却被中国人片面地理解，以为中国文化只有这四件发明！
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欧洲人重新发现过去，并开始认识远方的人类文明，他们扩大了视野，不再甘于只接受独断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重新认识古典，并且设法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作一番融合。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将见于下一章。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中古时期，两个文化系统走着完全不同的步调：欧洲从多元逐渐发展为单一的系统，以教宗为主，逐渐走向僵化、独断；中国吸纳了许多外来因素，发展出多元而活泼的文化精神。在这个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李翱的工作，终于引发了后来理学、新理学和禅宗的活跃气象，而欧洲也最终发生了文艺复兴，打破了僵化的教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