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人”的故事
袁宝华：“中国企业家”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企业家》创刊时大家还在争论中国有没有企业家，经过十几年发展，中国企业家队伍逐步形成了，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企业家队伍建设上负有重要责任。”
2001年11月15日，在本刊创刊16年前夕，86岁的袁宝华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初期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袁老的回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媒体的命名，更看到了一个群体在中国的艰难诞生。
1985年2月，时任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会长的沙叶，找到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请他给研究会拟与《经济日报》合办的一本杂志题写刊名，“是叫《中国厂长（经理）》，还是叫《中国企业家》？当时是有争议的”，刊名上的犹豫，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的争议：中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家？这在当时尚是一个大问号。
“我当时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说有企业家，可惜企业家不在国营企业，在乡镇企业。到1985年时改革开放已经6年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因为乡镇企业一开始就走入市场，在乡镇企业出现了一批企业家。而国营企业改革才刚刚起步。”
同20年来中国发展的大逻辑一样，中国自己的企业家队伍的培养，也是从学习国外经验开始的。袁宝华讲到了1977~1979年间他的三次重要出访：1977年60多岁的袁宝华率团出访英法，1978年率团访日，1979年率团访美。三次出访考察的重点是同一个：封闭这么久了，看看人家是怎么搞企业搞经济的。在当时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看过一圈，袁宝华大受触动，在1982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企业家队伍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袁老认为，“这16个字，现在看仍站得住”。
真正开始培养企业领导人，是1980年第11期企业管理研究班。这个研究班，连同1979年3月成立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1984年成立的中国厂长经理研究会（1988年改名中国企业家协会），是袁宝华在企业家队伍建设方面发起创建的几个著名组织。《中国企业家》杂志也是这一系列链条中的一环。
与国外合办的类似培训班，也同时起步。其中的一个班，1984年9月与当时的欧共体合办的MBA研讨班，就是现在已经取得国际声誉、名列全球MBA学院前50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前身。
每次办班，都有很多企业领导来，开始只是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副厂长，后来学员的范围慢慢扩大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袁宝华创办的这些企业家培训机构，为中国培训了多少处于萌芽状态的企业家？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这个名单一定包括了最初最著名的中国企业家。
企业家不是光办班培养就能够形成的，袁老回忆的另一条主线，就是政企分开。
“企业无自主权，何来企业家？企业是政府附属物，企业领导人就不能叫企业家。”袁宝华认为，从1984年开始，几经波折到1998年《工业企业法》通过才确定的厂长负责制，是政企分开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20年改革，很重要的一条，是政企分开，但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解决？“这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家都说冲击最大的是政府，反过来说，也给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从为创造企业家形成条件出发，袁老对《中国企业家》杂志寄予了厚望。“《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企业队伍建设上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第一条，要给企业改革鸣锣开道；企业改革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国企业家》杂志要为企业改革的深化鸣锣开道，要为企业改革献计献策，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要给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客观环境。”
“第二条，要呼吁全社会支持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因为这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就要在这些方面做工作，关注企业家形成过程中的问题、经验，把好的经验充分总结加以表扬，真正有问题，无情地揭露。”
只要政企不分，企业家就仍是弱者，就需要社会维权。袁老回忆起一件往事：“我曾经在中国企业家协会上提过意见，能不能搞个立法，保护企业家，当时人大的一个法学院教授就讲，不能够这样做，因为法律保护弱者，譬如妇女和儿童就是弱者，保护企业家的权利就是说企业家是弱者，企业的领导人是掌握权力的人，不是弱者。我反驳他，我说中国的企业家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就是弱者，受制于政府官员，我说应该保护它的合法权利。”
袁老说：“不要看现在这些企业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也要看到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发生，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旧体制对企业家权益的侵犯，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大张旗鼓地维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责任。”
当然，企业家本身也要自强不息。袁老说：“第一要学习，我们的企业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学习，我看了一下介绍比尔·盖茨的文章，比尔·盖茨最忙的时候每天也都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的确比什么都重要。第二，每个企业都有自己好的经验，要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第三，改革无止境，企业家必须不断地开拓创新。”
（本文采写于《中国企业家》创刊16年）
刘东华：漫漫取经路
张瑞敏说“不要回头欣赏自己的脚印”，我觉得说的很对，因为前面更大更深的脚印还等着我们去踩呢。何况昨天的历史很多已经不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了，已经和明天没有关系了。今天就当随便聊天吧。
从艰辛和神圣的程度来说，可以用唐三藏师徒去西天取经的比喻，来描述《中国企业家》这25年尤其是二次创业的历程。我们未必是掌握“真经”的人，但我们一直知道光来自哪里，我们一直在追随那道光，而且把路上的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我们觉得路上挡着我们的东西就是生命的乐趣来源之一，上帝如果让你什么挑战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有些东西是很偶然的。我从小有做政治家的梦想，觉得改变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是政治。1990年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经济日报》评论部，说实话一开始真是怵头，我对经济一点儿都不懂。那时候评论部很厉害，中国经济理论界前沿的东西都在这儿，我天天听一帮人神侃，耳濡目染，慢慢对经济有了一些感觉。
1992年小平南方视察、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日报》特辟了《民营经济》专版--评论部主任冯并（后来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思维很超前，意识到真正代表中国经济未来的是民营经济。在我负责具体筹办民营经济专版的过程中，结交了一大批民营企业界的第一代成功者。一年后，我还提出一个设想，《经济日报》编委会也批准了，那就是创办一张《民营经济导报》，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去真正实施。
这就是我来《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背景，包括后来为什么我来杂志社提出那些口号，比如说“只有造就一个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市场经济能让这个国家富强，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误打误撞到最后，恰好你的服务对象是真正有能力支撑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一个核心人群。
从一开始，《中国企业家》的起点就是很高的，1985年由《经济日报》和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联合创办，副总理谷牧最后认可的刊名。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实际推动，写了第一篇“发刊词”，《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张沛做第一任社长……但到了1996年，《中国企业家》因逐年内耗变得一塌糊涂，管理上也没有人真正负责，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被各方面认为刘东华这小子不知死活、不知天高地厚，有想法、干劲，还有点谱，接起了《中国企业家》“让商业创造尊严与荣耀”这个重任。
做《中国企业家》杂志，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意义的正当性，我们能从中得到多大的动力和舞台空间。中国当年最需要的是增强实力，而增强实力最重要的责任在这样一帮企业家身上。首先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欣赏他们，然后让这个社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人，这将是中国的福音，也将是《中国企业家》最大的贡献。
14年来，在这条坎坷的取经路上，我们见过了数不清的神仙妖怪，而不管是妖怪还是神仙，我都能跟他们打交道。我经常说的那两句话不是说着玩的，“欣赏你到灵魂里，批判你到骨子里”。首先你要理解他的灵魂，然后你才能说穿他心中的破绽。万一神仙也有人性的弱点呢？什么叫万一啊？本来就是这样！你看不管是东方的神西方的神，八仙游记里比我们还世俗，希腊神话里面的众神也争风吃醋。不要把他们神化，就像马云说道长李一一样，“神是你们造的，鬼也是你们造的，他就是一个人而已”。这就是《中国企业家》永远能平视企业家的原因。
我们跟《财富》、《福布斯》杂志不太一样，因为那些杂志是在美国200年市场经济的土壤下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我们杂志是在中国社会根本不了解、不接受企业家的背景下出现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我们的工作让社会知道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什么人，他们是什么逻辑，他们为什么而存在。当年我们就提出那些话，“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也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想一想，我们这么多年大声疾呼，用各种方式，推动企业逻辑和政府逻辑、企业家逻辑和政治家逻辑的对接，推动中国本土商业智慧和全球智慧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了解、理解和尊敬，在中国，不管是媒体还是其他机构，谁在这件事上比《中国企业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打开了一扇门，让那些蓬勃的生命能够尽可能长得更高、更大，其中有一部分生命长得特别高、特别大，而且还特别顽强--企业家的基因就是这样，只要你给他一点点机会。中国是几千年家天下的社会，只有皇帝可以有独立人格，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头一次说你不需要用暴力推翻别人，你只要到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你们家的王国就成立了。你们家的王国能做多大，取决于你满足市场的能力。邓小平给中国人创造了这样一个空间，那些顽强的、有创造力的、有满足市场能力的、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在这样的土壤里长起来了，这些力量真正是代表中国未来的脊梁。当然近些年很多情况又回去了，企业家本来是时代英雄，现在又被描述成狗熊了。
这一路上，企业家们给了我很多惊喜，一开始就是那些大家伙，后来又发现很多新生代。很多年前，我说过创造一个海洋就会有鲨鱼成长。市场经济的海洋被伟大的政治家创造出来以后，一觉醒来就发现水面上露出很多大的鱼背，就是说长成一条大鱼实际上没用多少时间，中国真正提市场经济到现在还不到20年，就已经长出那么多大鱼，你说能不让人感到惊喜吗？我亲口问过柳传志、张瑞敏，他们亲口说，他们起步的时候都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伟大，都是做到后来逐渐产生更大的想法。柳传志说得很朴实，他说原来没有想到做今天这么大，觉得这一辈子如果还能够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我比较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性格里面充满好奇心，经常觉得这个太好、太有意思了，经常容易被原来不了解的人和事感动。
做杂志和做企业一样，也是一种修行。这些年来，我给同事们不断描绘未来，念了很多紧箍咒，也给自己念紧箍咒。我觉得真正的创业者一开始肯定是唐僧、孙悟空和沙僧的合体，一定是这样，你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一开始首先靠自己，否则谁跟你玩？我们这一路有惊喜也有艰难，经历过若干次让人眼前一黑的时候。牛文文就形象地说过，天要塌了，闭上眼，抱着脑袋，弯下腰，反正天塌了有大个子（我）顶着，总会雨过天晴。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来了《中国企业家》以后的确哭过好几次。第一次哭，是一个老大哥过来关心我，说到伤心处，委屈得痛哭流涕。还有一次，1997年年底，我在一个朋友家写“卷首语”《做顽强的骆驼》，回顾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写着写着泪如雨下，泪水把稿纸都打湿了，没办法写。后来有一次，在饭桌上，当着几个最重要的伙伴，那种不被人理解、死去活来的感觉，让我痛哭失声。还有一次，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作了一个当众痛哭流涕的演讲……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掉泪的人，但是平时掉泪都是因为看电影、听音乐被感动，我觉得掉泪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而委屈、愤怒是可以杀死人的，很多好人都被委屈杀死了……
至于2008年汇源被可口可乐收购一案，我跟朱新礼喝了酒之后也曾抱头痛哭，那是为企业家不被理解--这些年来，我老是劝导企业家要建立积极的从容心态。当邓??平打开一扇门的时候，谁在这条路上创造了最大价值？本来企业家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现在整个社会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了他们。我打过一个比方，我说企业家本质上都是带着一群孩子赶路的母亲，他们珍惜孩子，但是总是有人把自己弄成流氓，糟蹋做母亲的人，认为整个天下责任都应该让企业家扛，那他们不干行了吧？把企业一卖，多少辈子都吃不了，哪儿舒服去哪儿玩，这就是叫消极的从容。我说你这样的话，老子看不起你，真正的英雄就是要面对巨大的困难，一般人扛不住你能扛住，你能够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才了不起呢！结果这些年我们杂志的这些理念一直在影响着这些人。
当然，后来很多企业家在我面前觉得很有压力，他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中国企业家》这么懂他们，把他们弄得更累。他们觉得我提的要求好像都是对的，只不过太高、太过分了，那么多王八蛋都不承担责任，我们都快累死了，你还让我们玩命承担责任。我说，我是为了让你有机会高尚地死去。
在我写的《送你21颗“蓝宝石”》中，有一条：“不要用对方承受不了的方式施与爱与怜悯”。真正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自己的能力为别人活着，为更多人承担责任，创造价值。我的确把这些企业家逼得很狠，有时候都让他们受不了，他们有时会“集体反抗”。史玉柱做网络游戏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我也是利用他们的弱点，你不是要做英雄吗？那就拿出个英雄的样子来吧，这个世界需要你做真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