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种资本往外逃的形式，根源乃宏观的社会保障体系处于破而不立的状态，软政权化。”
何思插言，在他看来社会的法治化更是一种社会保障。
“你说，金湘集团转制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又是什么原因呢？”
李达问道，眼睛盯向李成哲。何思也望着他。
“许多在理论逻辑上可行的事，在现实操作中却因人的主观因素而导致不能实现预期效果，甚至出现相反的局面。
在改制过程中，操作人主要是原班人马，其大都是受过国家、党委的大量心血培养，所谓具有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党员干部。他们的道德水平从集体主义的极端中，一夜滑入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极端中。彼此利益不能均衡。表面集体利益至上，私下无处不损公肥私，政治经济艺术如此复制，群体效仿大行其道，整个社会的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于是陷入两极分化。
中国经济从极端公有到极端私有，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大起大落的摇摆状态，造成这种摇摆的学术性基础即是思维偏执所致，远离了天道均衡宇宙法则。
顾准的学生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需要的是思想的梳理与启蒙工作。
可是，举国上下，放眼世界，能够清醒认知人类现有文明局限与悲剧根由的大师寥寥可数，人们在历史巨大惯性中，已经丧失了彻底从根反省的能力与宽阔的知见合一能力。
每个人都抱着胜者通吃的兽性法则，不惜只言片语的从各种学说中寻找自己行为的合理性阐释。有人从马克思经典哲学中，列举出原始资本积累的残酷性、非秩序性来为自己辩护。
他们内心中的改革，是如何在转型相对紊乱期，尽各种手段获取个人利益，实现个人愿望。
有些人天真的把自由主义维护、发展个人权利的观点来为自己的罪恶行为消解。
须不知，自由丧失了道德的引导，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
虽然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中国化的自由主义者们一再强调：正确积极地维护、增进每个人的权益，是在道德的范囿内进行的。那种非道德的方式，既违背社会主义的党纪与国法，也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
但是自由主义的逻辑根基是将个人私利作为整个政治经济文艺发展的动力，不惜损人利己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后来发现野蛮的自由竞争导致丛林世界，远离文明，于是，自由被界定在法治范畴内，然而，僵硬的法律自身的局限，往往成就了法律以外更为广泛的罪恶土壤。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为自己哲学上的悖论与理论体系失败而感到需要重新从根检讨重建。”
成哲点燃了一根香烟，深吸了一口，接着说，“现在几乎中国学术理论界、经济管理层的人士都肤浅认为‘国有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营机制的转换又是关键的关键’。
如果诚如斯言，也就没有金湘集团的这种局面。这种局面就全国来讲不是少数了。
他们惹得人心愤怒，对党和政府普遍不满产生对立情绪；惹得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波及国家机器健康有效运转。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应该否定，应该值得反思了。
因为流失的是十几亿国人共同的财富，导致社会肌体的畸形；流失的是这个社会得以有序存在的基础——正义公平，大多民众利益处于隐性被剥夺。
如果操作人内心道德瓦解，那么凭掩耳盗铃式地宣传机器是无效的，只会加重那种阳奉阴违的无耻行为，与群体做假的泛滥效应，因而必须对他进行约法三章，即古人之‘礼流而为刑’。
然‘法不制众’，一旦这种情况存在普遍性，则只有文化创新引导道德复兴提升人们的精神信仰才是中心问题。这样，从微观的制度层面才会起到相应的效果。两者相辅相成，互补均衡。
于是，历史危机客观在召唤中华文化复兴，与时俱进现代化与全球化重建，以拯治人心作为根本再辅以宪政治标，实现标本兼治。
只有此前提确立后，改革的大刀阔斧，企业的机制与技术性操作等问题才会有应有的效果。将过渡公有集体化的极端回归一个各种利益单元都能均衡保障的和谐社会状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经济改革已经完全陷入过渡私有化的陷阱里，亟待中止国有资产继续私有化过程，将国家社会的经济生态维持在国有与民营互补均衡的良性循环结构中，才能实现朝野利益的最大化。才能规避西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因此，中国的改革事业，究其实就是思想的改革，思想的改革，绝不是抄袭西方资本自由化、商品市场化那一套，而是从中华本土文化中寻找复兴重建的智慧作为改革力量，引领经济伦理行为、资本运行与商品市场的辩证均衡良性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