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高盛联合承销的项??越来越多--一共有56家企业进行了114次发行，仿佛一条流淌着黄金的河流，源源不断，滚滚而来。虽然投资银行业的巨头们都认为零售业是一个缺乏潜力，而且风险较高的行业，但是没有人在意他们的看法。普通投资者有足够的钱，而且有大把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美好生活。随着汽车制造业企业的上市，人们的投资喜好开始向高风险行业转变。对于投资银行来说，这可谓千载难逢的大力发展企业上市项目的机会。
精明的制造业商人们意识到，开发新产品与市场营销已经逐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布朗鞋业公司（Brown Shoe Coporation）开创了以娱乐表演作为产品推广手段的先河，并借此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品牌，他们所做的就是在推销过程中为广大的客户进行歌舞表演。他们雇用了一批专职的杂耍演员，并且根据当时流行的一部漫画中的人物将他们的组合称为“霹雳布朗”，然后派遣他们到全国各地去表演，不仅在专门的剧院里表演，还在繁华的大街上搭台表演，他们的表演说、学、逗、唱样样俱全，而且还有一只小狗表演类似驯狗的节目--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卖鞋。到1913年时，得益于他们卓越的推广才干，这家公司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童鞋制造商，同时也给高盛带来了又一次承销零售业巨头上市项目的巨大成功。
对于亨利来说，他无须走出家门就可以察觉到高盛的新客户克鲁特·皮博迪公司（Cluett Peabody Company）将会成为下一座金矿。这家公司的业务开始于19世纪中叶，源于美国男性发起的反对正统英国维多利亚式着装的运动，当时这种着装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且是社会上公认的正式着装，包括双排扣长礼服、丝质绅士帽、高筒系扣靴，以及僵直的高立领衬衫。克鲁特·皮博迪公司的创始人自1851年开始，在纽约州特洛伊市的一座手工作坊里生产专门用于零售的衣领，他们给自己的产品取名“箭牌”（Arrow），以示与其他新产品的区别。他们的生意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到1913年时，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你总能遇上“身着箭牌衣领的男士”。这家公司--或者说一个全新的品牌--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衣领、袖口及衬衫生产商，而且没过多久这个品牌就成为男士时装界高雅品位的代名词。女士们疯狂地爱上穿这个品牌衣服的男人们，情书像雪片一样飞向他们，里面时不时还会有求婚信。通过纸质媒体的大量宣传，人们对这个品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及其美丽的外观趋之若鹜，箭牌衣领和衬衫的销售额在1918年时就达到了3200万美元。
按照常理推测，在创新与繁荣惠及广大民众的年代，就如同1914年前后美国社会所处的那种年代，整个世界应该呈现出一片和谐安宁的景象，但事实并非如此。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裴迪南大公被刺杀的消息公之于众之后，欧洲各国陷入了混战的局面。
虽然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宣扬美国要奉行中立政策，并且一再要求美国民众“要在名义和事实上都保持中立”，“在行动和思想上都不偏不倚”，但是人们私底下都在谈论战争，所有茶余饭后的谈话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而且极富煽动性，当时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协约国国家。许多人援引德国报纸的报道，称德国首都已经“燃起了战争的狂热气氛”。在柏林，大批民众聚集在法国大使馆门前叫嚣开战，德国的工厂都开足马力生产飞机、战舰、弹药以及步兵装备。但是也有部分美国人认为德国的举动是出于自卫，因此他们更支持同盟国一方。亨利正是后一类人中比较知名的一位。
亨利·戈德曼和他的姻亲兄弟塞缪尔·萨克斯的紧张关系随着外界战事的升级而同步恶化。事实上，随着他们的政见相左越来越明显，两人的关系逐步迈向了不可挽回的境地。塞缪尔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党员，他认为英国和法国在此次战争中毫无过错，无可指责。两年前，在《联邦储备法案》成形的过程中，亨利突然倒戈支持威尔逊竞选，并给民主党投票，当时塞缪尔就对此事深恶痛绝。到现在，他已经完全猜不透为什么亨利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德国人在战争中的行为。
1915年，市场上出现了一波外汇紧缩的行情，高盛被卷入其中，两人之间酝酿已久的敌对情绪终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地产商的口号是“土地、土地、土地”。在金融界，大家的口号则是“时间、时间、时间”，因为对时机的把握可以以法拉利的速度把一家公司推向成功，也可以把一家公司推向破产。高盛持有的大量用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远期交易的外汇贷款将在短短几周之内到期，为了偿付贷款，高盛和它的客户都必须准备大量的资金。祸不单行，英镑的汇率在几天之内由4.86美元兑1英镑飙升到了7美元兑1英镑。随着贷款合同到期日的临近，高盛公司的客户们不得不买入大量的英镑以偿付自己在伦敦市场上的债务。仅有两位客户拒绝了此类操作，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必将给自己带来巨额损失。这两个不讲信用的人一个是来自羊毛生产世家的尤利乌斯·福斯特曼（Julius Forstmann），另一个是萨斯奎汉纳磨坊（Susquehanna Mills）的亨利·施尼温德（Henry Schniewind），他们两人都支持德国在战争中的行为，这一点更加剧了塞缪尔对亨利的不满。他请求亨利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表对德国的支持言论，也不要公开批评英国掐断德国航运线的做法。他的好意都被当成了耳旁风。他不断地提醒亨利，那两个不讲信用的同情德国的客户使高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公司为了保持在金融界的良好声誉，继续赢得同业的信心，不得不自己掏钱弥补他们造成的亏损。亨利则回答说，将来从这两个客户那里赚到的利润足以弥补这部分损失。
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摆到了台面上，甚至开始影响到两家人之间的关系。保罗·萨克斯由于无法忍受这种氛围，收拾行囊离开了家乡，前往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从此在这里做起了艺术系的教授。他的兄弟亚瑟全力支持自己的父亲，他去掉了自己名字中间的G（很有可能是戈德曼的缩写），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和亨利叔叔说过一句话。以前两家人还经常聚在一起，孩子们嬉笑打闹好不热闹，现在两家人坐在一起空气就会凝结，像是准备开战的双方一样完全对立。当亨利从西部召回罗伯特·戈德曼的时候，罗伯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他从朱利叶斯姑父和罗莎姑妈那里得到了一整套羊皮纸包装的莎士比亚全集，而从塞缪尔姑父和路易莎姑妈那里只得到了10美元的现金。芭贝特对于萨克斯家人行为中流露出来的轻慢感到无比愤怒，但是亨利却并不在意，他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终于毕业了，他还特意向威廉姆斯学校的基金会捐赠了5000美元以示感谢。
除了亨利以外，还有很多社会名流替普鲁士帝国说话。其中就有约翰·T·亚当斯（John T. Adams），他是来自艾奥瓦州的出了名的绥靖主义者，当时正在竞选共和党全国主席。他在一封发自柏林的信件中对《纽约时报》说：“世界上找不出比德国人更热爱和平的民众，也找不出在文明与文化方面比德国更先进的国家。但是由于德国在最近几年全面超越了欧洲其他国家，因此它也干预了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而根据他的观点，这也就是英国的“伪君子们、法国的‘血衫’政客们，以及俄国的没落贵族们”夜以继日推动战争爆发的原因所在。
亚当斯进一步批评这些国家利用奥地利决心就塞尔维亚人刺杀其国王的举动进行报复的导火索，为法国和英国的出兵巧立名目，法国的部队当时横穿整个比利时，从右翼包围了德国军队。他总结说：“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境内的举动给英国宣战提供了绝佳的借口，这并非英国出兵的真实原因，它只不过想利用这个机会摧毁德意志帝国，从而重塑自己在欧洲的商业霸主地位。”他还补充说：“但是他们不可能成功摧毁德国。法国和俄国多年来精心谋划的战争准备已经昭然若揭，德国没有置之不理，所以德国人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他们必定能保卫自己的家园和权益。”
就算最不打紧的闲话家常，说着说着也会绕回到不可避免的战争话题上去。在他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亨利问菲利普·雷曼有没有去看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在“齐格菲尔德富丽秀”中的表演。这位牛仔出身的喜剧演员凭借出色的绳活和关于他造访法国尼斯的笑话触动了亨利。这位演员在表演中借助语言发音的不同，讽刺法国人不会说英语中的“好的”（nice）这个词，所以把这个城市称为尼斯。菲利普也感觉这种一句话的幽默很有意思，但是他却不太愿意听亨利大谈特谈法国如何利用德国作为面向俄国的缓冲地带，以及德国并没有侵犯他国领土等等。与常理相悖的是，亨利赞扬普鲁士人为殖民地国家的人提供教育，并且允许殖民地的社会文化自由发展，且仅从殖民地收取半成品或者原材料作为回报，这与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大相径庭。菲利普与塞缪尔一样，对这些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也没有被亨利说服。
与此同时，芭贝特却策略性地保持着沉默。她同样有许多德国朋友，尤其是在音乐界，而且她从小到大都是在德国文化中成长的。她每周四下午都主持聚会，很受欢迎，参加聚会的人既有阿尔玛·马勒（AlmaMahler）和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这样的社会名流，也有犹太裔金融巨头的夫人们。她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一个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或者普鲁士帝国的拥护者，再说她也不想和亨利发生争执，他们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
她正在为这个纪念日筹备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大约有150位客人将受邀出席，她绞尽脑汁地思索什么样的主题才能使当天的活动达到高潮。就在庆典举办的前一周，她和妹妹弗洛伦丝在卡内基音乐厅参加了女中音歌唱家埃琳娜·格哈特（Elena Gerhardt）的首次演出，报纸都把这位歌唱家称为“浪漫曲女王”。浪漫曲是一种由德国诗歌改编而来的浪漫、私密的曲式，一般只有一架钢琴伴奏，是一种公认的比歌剧更难演唱的艺术形式。格哈特很年轻、很漂亮，而且很会穿衣服，她能演唱上百首浪漫曲，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有舒伯特、施特劳斯，以及雨果·沃尔夫等人的名作，而且她都以德语演唱。芭贝特当场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她毫不犹豫地决定邀请这位女歌唱家为自己的宾客们献唱，无论花多少钱都可以。但是她一时很难说服这位艺术家，因为格哈特觉得美国人举办的聚会里那种反德国的情绪“粗鲁且没有教养”。
芭贝特没有把她的反对意见当回事。就在格哈特极力反对的同时，她使出浑身解数，以一口流利而标准的德语向这位女歌唱家保证不用为庆祝活动中的任何问题感到担忧，所有出席活动的人都会说德语，而且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曲目进行演唱。格哈特女士的表演一定会令她丈夫感到非常高兴。
果然，那次活动成了人们历久弥新的记忆，埃琳娜·格哈特也成为亨利和芭贝特一生的好朋友，时间和空间都无法阻隔他们的友谊。只要格哈特一到纽约，两位女士每周至少会一起逛几次街，她们还会和亨利一起共进晚餐，并一起去观看大都会剧院（Metropolitan Opera）的演出或一起去听爱乐乐团的交响乐。冬天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去瑞士圣莫里茨雪山，一起滑雪橇，一起享用热乎乎的巧克力和本地甜蛋糕，当然也少不了这里出名的三明治、小糕点和鱼子酱。
1914年7月，德国部队入侵比利时，他们迅速横扫了整个低地地区，杀出一条血路直扑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显得异常沉重，轰炸过后断壁残垣的法国城市、前线集结的大量军队，以及德国军队暴行的照片铺天盖地，当然柏林方面矢口否认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法国政府逃到了波尔多地区，身后跟随着5000多名难民，有许多人在汽车后备箱里装了许多桶备用的汽油。任何一个想进入或离开巴黎的人都必须持有军方发给的许可证。很快，5万英军加入了战局，在东部战线，俄国人加入了协约国集团，钳制住了斯拉夫人的步伐。威尔逊总统仍然坚定地奉行美国中立政策，数千名和平人士在第五大道上组织了盛大的游行。
1915年春天，亨利宣布“生意照旧”，他坚持要前往巴登-巴登，芭贝特开始为他的安全担忧起来。新闻中不时出现德国潜艇向无武装的船舰发射鱼雷的报道，但是亨利不相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他决定乘坐英国豪华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出行，如果有必要，他愿意独自成行。在最后关头，芭贝特终于说服亨利延迟出行。她听说在离家不远的阿迪朗达克山区有一处地产正在出售，她的兄弟朱利叶斯曾在那里度过暑假，如果他们买下这块地的话，就可以在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前把这里当做家庭聚会的场所。亨利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吧？这个地块在萨拉纳克湖上游（Upper SaranacLake），是东海岸地区富裕人家的秘密场地，非常宁静而且风景极佳，无疑是度假的绝佳场所。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受到欢迎，尤其是对犹太人而言。
这个地区公开的反犹太情节最早出现在1877年，当时萨拉托加镇知名的大联盟酒店就拒绝了声名显赫的约瑟夫·塞利格曼和家人预订房间的请求。这种傲慢的态度当时在全美国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其他度假场所，尤其是日后成为冬季奥运会举办地的普莱西德湖俱乐部，都开始在自己的广告中明目张胆地写着“谢绝希伯来人预约”以及“希伯来人到门不纳”。“限制入内”很快成为阿迪朗达克山区的流行词汇。
19世纪90年代，开发商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遇到了融资困难，他急于出售一些资产以换取现金，这时包括奥托·卡恩（OttoKahn）在内的一些犹太巨富们纷纷表示有兴趣购买，最终事实证明，阿迪朗达克铁路的建设者最关心的还是钱，而非家族关系。在接下来的15年间，犹太富人们在这一区域圈地的运动如火如荼，媒体把这个时期称为“大营地”（Great Camps）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