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在结婚之前他就醒了，而很多人可能都要等到结婚后，才惊愕地发现对方居然是一个自私、势利、粗俗、卑鄙的人，并且感到是如此陌生。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此前他只是在和自己心理结构中的对方打交道，而不是和真实的对方打交道。
一个人在他人的眼中越透明，他就越没有力量
在我们的剖析中，智力结构和心理结构的秘密，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终于大白于天下。总结一下，我们获得了七个重大收获。
1、在作判断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愿望，一个人必然变得极为愚蠢，毫无逻辑和理性可言，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歪曲的，并且把“自我”置于被外界控制的境地。
这一点，前面我们已多次讲到。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很多人就栽在这上面！
2、认定或设定一种“事实”，注入情感的能量，一个人会变得执著，甚至疯狂。
宗教极端分子在心理上就是这么回事。
3、很多人的心理优势是这么获得的：先把身份、地位、学历等外物纳入心理结构，并根据它们的社会价值排序，然后在智力结构上拿这些来和他人作歧视性对比。
很多俗人证明自己牛叉就是这样玩的。另外，有一类所谓的“知识分子”甚至文化流氓，还借助于这一手法：在和别人争论某个问题时，为了获取心理优势，假如别人文凭没自己高，便通过文凭的歧视性对比证明自己伟大、正确；假如自己在文凭上不占优势，便占据道德制高点，把对方污名化，通过道德攻击而不是观点攻击打倒对方。
4、如果一种观念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只要它从人的大脑那儿，被带到心理结构里面，变成一个人心中的信念，一个人就会变得无比强大。
一个哲学家、一个为正义而战的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5、如果这种理性的认知改变了人的认知结构，并且，在把它带入心理结构时，引发了情绪的释放，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他的心理结构，而心理结构的改变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改变！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改变来说非常重要，在后面我将会讲到。
6、保持心理结构不动作，以智力结构观察、应对外部世界，并迅速解读和预测外部世界的信息，一个人就建立了心理的防御，并且随时可以出击。
这是防范假“自我”在外界刺激下动作，陷我们于心理弱小的金科玉律；同时，它也是我们在博弈中的重要武器。
7、当个体A以智力结构和个体B的心理结构打交道时，个体B只能是输家；而当个体B以智力结构应对个体A时，谁在心理上是赢家，取决于谁更能捕获对方的心理动机，以及可能要通过语言、动作传达的信息！
根据6、和7、，在与他人的博弈中，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做自我的主人，使假“自我”无从控制我们。
如果你觉得上面的理论理解起来仍有点费劲的话，下面我们就给定一种情境来具体看。
就以对你的上司为例。某一天，你好像什么预兆都没有，但上司把你喊到了办公室，阴沉着脸，似乎要找你麻烦。
这好像很酷。
但你该怎么办呢？
一个高明的领导绝对不能只玩很酷的面部造型。大领导在基层公务员和老百姓面前，肯定是和蔼可亲的。原因无他，他的权力早已牢固地确立，还玩酷就会吓着下面的人。权力只是让人害怕，但权威却让人在心里敬畏。有了权力，他还需要打造权威，用“人格魅力”来对权力进行包装。
和大领导不一样，科长、股长之类不玩酷有其苦衷。他们和手下每天都相处在一起，甚至还要一起干活，彼此的权力关系并没有多少空间距离，这无法制造权力的神秘感。而权力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慑力。所以，装酷对于确立有效的权力关系无济于事，倒不如在平时就装着这层权力关系不存在，用情感笼络来换取手下对他权力的服从。
看到没有？当小领导和手下说黄色笑话时，他们的权力支配关系退场了，手下并未感觉到小领导的权力对他产生了压力。换句话说，当小领导和你说黄色笑话时，这个时候他并不是领导，你也不是小职员，你会感觉到他有权力威胁你吗？
但是，如果小领导是对外人，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必须装酷，俨然权力的化身。
我第一次懂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个道理是在18岁的时候。那时我去老家的一个政府部门办一件事。走到门口，我看到有几个公务员在打牌聊天，便凑上去讨好他们，一人发了一支烟。按照人情的游戏规则，他们接了我的烟，自然也就欠了我一个人情，但是，当我问某某办公室在哪儿、我应该找谁办事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理我，表情极为不屑，在我这个“屁民”面前一副大爷样。
对这帮在“屁民”面前摆谱的大爷，我无可奈何。一怒之下，我想到了找他们领导。于是我走到了二楼，见书记室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正好书记在，我便把情况跟他说了。没想到此书记还极为热情，问了几句后，便亲自带我下楼，给某个公务员说我要办什么事，要他帮我办。事情以极小的难度办成了。
多年后，当我从蒙昧状态中醒过来，曾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
我发现这是一种让“假自我”在心理上得以存活的策略。小公务员和临时工在体制这个权力金字塔下面只是一块垫底的砖，一种渺小和被人支配的感觉嵌入了他们的心理结构，成为他们和外界打交道时的心理背景。
在“屁民”们面前，他们好不容易可以找到自己有权力的感觉，肯定不会轻易放手。所以，假如他们在“屁民”面前没有摆架子，在心理上就无从体验到自己对“屁民”有权力，也无从对自己在体制内只是被领导的权力支配作出补偿。他们在“屁民”面前很酷的语言、表情和动作，其实就是对屁民进行友情提醒：他们是爷，“屁民”得放恭敬些。
领导在和“屁民”打交道时，自己有权力这一感觉同样构成了他的心理背景。所以他没必要像小公务员、临时工那样玩。恰恰相反，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样子，正是区别于小公务员的领导的标志。
看到没有？无论是领导，还是小公务员、临时工，当他们和我们这些“屁民”们互动时，第一本能就是装。傲慢和平易近人都是一种显示权力的博弈策略。他们用语言、动作，以及背后的权力精心打造、包装出了一个“自我”的形象，用来应对我们。
回到我们开始的情境设定，第一步我们应该搞明白，上司阴沉着的脸，还有好像很威严的声音，都是一种博弈策略，意在呼唤并撕碎我们的“自我”。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让心理结构运作，防止我们作为下属的那个“自我”被激活，也就是说，只让他的上司身份停留在我们的智力结构，而不进入心理结构。斩断了潜藏在我们心理结构中的假“自我”和外界的联系，我们的恐惧就不会产生。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看到他时，压抑心理活动，同时快速地启动思考，对他的表情、语言进行分析。只要外界的信息能够被我们拦截在大脑里面，同时进行解读，它就不会冲击我们的心理结构。即使它一不小心溜了进去，“它”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力量大减。而当我们用智力结构应对上司的语言、表情时，情况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他权力支配的客体，恰恰相反，他变成了我们思考和分析的客体，力是由我们指向他了。
“文革”时，很多文人都受到“革命斗士”的冲击，要么以自杀向人民谢罪，要么坚定革命立场，都不再玩独立、清高了。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是个例外，还保持着“文化上流社会”的那种高姿态。在一篇文章里，她满怀得意地披露自己是这样玩的。
“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里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暴晒，窗帘已经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
看到没有？杨绛在这里把自己作为主体，把革命群众作为客体的游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她的心理上，当观察、认知的力由她指向革命群众时，后者已毫无防御能力，他们的自我赤裸地暴露在了她面前。如果你无法想象这种心理优势是何其爽，那么请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当你躲在黑暗中窥视他人时，是不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
我想说，仅仅把上司的语言、表情等信息拦截在智力结构上进行分析还不够。因为当我们这样干时，还只是被动防守，而上司想干什么，他接下来要如何对付我们，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未知的。一个人在他人眼中越透明，他就越没有力量。我们越是搞不懂一个人到底要对我们干什么，他对我们心理上的威胁就越大。
所以，第二步，我们必须越过上司的语言、表情，透视他的大脑、内心，分析他的意图，预测他要对我们干什么，把他从黑暗里拖出来，置于我们智力结构的聚光灯下。也就是说，在阻击了他具有威胁性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心理结构后，我们还要变成猎手狙击他！
这样，我们不妨快速地检视一下自己在哪方面可能犯了什么错，被他抓住把柄，从而想出应对之策。但一定要快！思维一定要马上转到这上面来：他是不是要以某件事情为借口，以我为道具来炫耀他的权力？或者，他要借助于一个威严的造型，发布一个关乎他的利益或权威的命令？假如他在我们的预测中说了某些话，那么，我们必须马上预测他接下来要干什么，在博弈中必须比他快一步。这一状态如果不被打破，那么，你在智力上就始终占有优势，你的心理优势也一直得到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