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没有精神主宰，中国的读书人，在道德上，自己是自己的最高裁决者。
南朝颜延之写过组诗《五君咏》，歌咏“竹林七贤”中的五人，而把山涛和王戎排除在外。山涛和王戎都做到大官，位列三公；其中山涛圆滑，王戎贪吝，颜延之认为这二人不配与嵇阮为伍。
作《竹林名士传》的袁宏对山涛的评语中，有一句是“游刃一世”，最是中肯。庄子写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的刀行走于骨肉之际，与物无碍，貌合神离，所以刀刃不伤，逍遥自在。按庄子本意，这种“游刃”是出世之道。但若事有不获已，化而为入世之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山涛执掌吏部时，每次用人，一定要先密启，窥探皇帝的心意，然后拣皇帝中意的人选公奏。别人这么做，至少得落个“巧宦”的坏名声，而时人对山涛的评价，都说他识量高迈，洒脱旷远。又有一个县令遍贿朝臣，给山涛送了一百斤丝。山涛并不拒绝，因为那样做不够和光同尘。山涛收下礼物，挂在梁下。后来事发，朝廷调查到山涛时，丝已被虫子咬了，而尘封如故。山涛既未得罪大家，还落了个清廉的名声。嵇康说山涛“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就是这种本领了。
七贤对《庄子》都有心得，最得心法的，看来还是山涛。庄子早讲过，当年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名气太大--哪怕是闭门在家修行，也可能威胁到政权对人心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这一政权已宣称自己是道德领袖时。对这种盛名之累，嵇阮之辈自然心里明白，也时常讨论；但能言之不一定能知之，能知之不一定能行之，能行之，也不一定能像山涛那样做得好。
嵇康之死，当时是大事件，太学生好几千人抗议，终于无效。嵇康是曹家的女婿，司马氏要代魏，先得剪除曹氏的羽翼。嵇康早已知道自己身处险地，所以作风上、诗文中，常表白自己无意于政治。那时政情险恶，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已尽量小心了。他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虽然做不到，但王戎说与他相知二十年，没见过他喜怒形于色，便有些夸张，嵇康的自制，也可见一斑了。山涛投靠司马氏，知道些风声，荐嵇康出来做官，有帮他免祸的意思，不料竟速其死。嵇康何尝不清楚他的好意，但如《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所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嵇康的绝交书，他明骂山涛，暗里为他开脱，算是回报，关于自己，一再表示只是“性情问题”。他讲了“七不堪二不可”，共是九患；然而避重就轻，在司马氏看来，更显得居心叵测，因为他既不肯投靠，立场是明明白白的，仅一封信又怎么可以蒙混过关？
嵇康和山涛之间，绝不如信中所说的“偶与足下相知”，而是相知颇深。嵇康对山涛又是敬重，又对他的“无所不堪”有些牢骚。他比山涛和阮籍都小了十几岁，在三人中是小老弟，发发脾气，山涛不会见怪。嵇康顾影之时，山涛定是很难受的；而等到山阳旧友或老或死，他一个人徘徊垆下时，又不知如何叹息。嵇康临死时说，有山涛在，儿子不孤矣。后来山涛果然照顾嵇绍，并荐他做了官。山涛就是这样面面俱到，是谓“达人”。
山涛，嵇、阮，钟会，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当然并不止这三种）。就山涛而言，如何判断他是吏隐，还是巧宦？内直外曲，如何证明？既然与时俯仰，又何以见得心存事外？人心隔肚皮，这些问题，本没什么一定的答案，而且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人怎么做，而在于其不得不做处，不论他怎么做。王戎说山涛如“浑金璞玉”，尽管常识告诉我们，浑金非金，璞玉非玉，我们还是宁愿相信王戎的意见。全身远祸，是七贤的共识，自己做不到的，未必不情愿别人做到。我们看嵇康的《家诫》，叮嘱细密，可推而知道他并不经常率性而行，而是一直舍小图大，对世俗多作让步，想保住自己的大志；至于不免于刑戮，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他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嵇康希望儿子做一个“保守的好人”，坚守志向的程度，要与全身远祸的能力相配。和他一起的，阮籍也不愿意儿子像自己一样放达。
颜延之则写过一篇《庭诰》，更加完备，所说的不过是游刃之道，而他自己本和七贤大致是一路的人。到后世，庄子的哲学，渐渐被儒士处理为与时舒卷的理论，其尤下者，用为一切的辩词，便是昧利苟得，良心上也没什么过不去。因为他令自己相信自己另有襟期，竟能不受现实事务的牵制。这种裁决，当然要比照他所信奉的价值观，但立法在人、执法在己，中间可以做手脚处，比比皆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