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谁说书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书生，文武都不输人。学官下来考察，以前是屏息执敬，唱名序坐，后来则大呼小叫，寻朋唤友，任意座次。据一个叫伍袁萃的人回忆，如果有人得罪诸生，无论是官长还是乡绅，立遭群起而攻，文则编故事来骂人，武则攘袖出拳，显示一下南方之强。还有更厉害的，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些有趣的景象，时人以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变。
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时的江南商业发达，读书人要吃饭，已不必全指望田亩和官场；既然谁家的银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笼络力量，虽仍居首，已非独大。考取生员，便已减免赋役，此后能中举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万历四十年元宵节，泾县几个童生去某颜乡绅家看戏，发生冲突，一个童生被殴死。仅一天时间，周围五县的童生便发动起来，围攻颜家，把家财抢得精光。类似的事件，自万历中叶以降，接连发生，以至于有人认为，古之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如今只余三民，士子汲汲于利，无异于商人。
当然，他们仍是士人。江南文风最盛，士林的一些变化，往往于此地始。比如王学带来的道德松懈，对江南的影响，就比对北方的影响大些。但如能抛开道德的眼光去看，风气的这种变化，也不很坏。读书人敢以下凌上，靠的是人多，“事关一人，乃倡通学，事关本学，乃联各学”，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
不妨以董其昌的家难为例。“字如其人”之类的话，是完全靠不住的，但如果没有万历四十四年的事件，董其昌的名誉，也不会像后来那样不佳。那时他告病在家，优游林下，顺便大发其财。董其昌白手起家，至家产极为可观，既不来自做官的收入，也不尽靠字画所得，主要的源头，还是大批的“投靠”（明代赋税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投靠来的人员，便是“家人”。在势家，往往为豪奴悍仆，专恣横行，聚敛多方。
先是董其昌的儿子与人争夺使女。董家势压乡里，舆情早已不服，事情一出，便有读书人编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云云，丑诋董家，在闾巷流传。事情传到董其昌耳中，他又羞又怒，怀疑唱本是出自亲戚范昶之手，逼他来对质。范昶受了委屈，回家十来天就气死了。范妻上董家叫骂，又被董家的悍仆把范家的使女痛殴凌辱一番。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便在读书人中激起公愤。一郡生员为范家鸣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继而飞章传檄，遍及大街小巷，连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三县一卫的百姓齐来华亭，拥挤于道路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无从强压。而董其昌的儿子和豪仆们不知进退，又从“打行”雇人，把守家宅，更激人怒。董家遂被焚抢，三处住宅烧为白地，家产一空，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画也成灰烬。
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账归到诸生头上，不是没有道理。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连状讼冤，以舆论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状里说的“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拿它来评价董其昌，可见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为董其昌分辩说，他儿子及奴仆的胡作非为，他未必知悉。无论如何，既为家长，算在他账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况董其昌虚名虽高，但在朝政中并无多大势力。后来的钱谦益，鱼肉乡里细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东林党的支持，内有曹太监之助，便有告讦，也搬不动他。东林党还有力量把钱谦益的名誉洗刷得干干净净，假如没有降清一节，钱谦益的名声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历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阔气。谁家也没有聚宝盆，钱从何来？从一方面说，四民混然，而士风先于世风而下，将是非、骨气弃在一边，追势逐利，纵情声色；从另一方面说，千年礼法，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破坏者，读书人有从彀中逃出之势，逃亡中的混乱也是难免。只是数十年后，新朝新政旧心肠，徒有晚明之颓唐，而无其锐利，也无其方向了。
据说董其昌经此一变，字也写得好了，画也画得好了，不知是否。现在流传的他的字画，真少伪多，也难用来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测之言，就如同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