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骗局之所以败露，就在于众人不再是接收同样的信息但永远不能相互交谈的大众，在自由的交谈和自主的会聚中成就“群体的智慧”，实现“百万大决定”的公民。在骗子与众人之间同样也呈现出明显的“智能不对称”，只不过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不再是骗子。所谓透明化，就是信息的发布者不再拥有信息的垄断优势，发布者与接收者之间不再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传统上，只有公司的经营者对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信息拥有知情权。客户、股东、员工、商业伙伴、公司所在社区都迫切希望知道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但能否得到这样的信息，得到多少，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善良意志”。这就是说，企业的信息权力是一种没有实质性制约力量的权力。企业的确以各种方式向利益相关方发布信息，为企业打开一扇信息窗口。但企业通过这个窗口展现的形象，一定是企业最愿意被别人看到的形象。企业以通过“窗口”（无论“窗口”专属于企业还是由企业所雇用的）发布信息的方式，是典型的一点对多点。这种传播模式让企业拥有了不透明带来的天然福利。
已故的社会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曾经说过：“并不存在所谓的大众，只有造就大众的方法。”《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在评价这个观点时说：“他说得太对了，对到他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多么对。”因为他没能看见2.0时代的互联网是如何将被动接收信息的大众，转变为拥有充分信息主权，权利与义务趋于对等的公民。当双点对多点逐渐成为主流传播模式的时候，享受天然福利的公司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泰普斯科特（D.Tapscott）和蒂科尔（D.Ticoll）所说，曾经被华丽厚实的衣装所包裹的公司，由于透明化时代的到来，一下子成为“裸露的公司”（Naked Corporation）。“如今，同企业打交道的人员也好，机构也罢，和以往相比，对企业的表现、运营与绩效等各方面的信息往往有更充分的了解渠道。至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装备了最新的工具，对那些和他们利益攸关的信息了如指掌，他们对企业发展的关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如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日渐频繁，相互之间互通信息，时刻准备着采取集体行动。如今的公司真可谓是赤膊上阵。放眼今日之时代，即时通信、无孔不入的企业告密者、好奇心极强的媒体、人人皆懂且用之的Google，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类公民社团……今天的企业无异于显微镜下待检的实验标本。”
泰普斯科特对“透明化”的定义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影响其利益的事项，能够得到必要的信息。”企业不再处于一个近似于城堡的私人空间里，各利益相关方拥有了穿透一切遮蔽之物和信息防火墙的法眼。这使习惯了信息屏障保护的企业要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在透明化时代，任何企业都不再可能“一股独大”。利益相关方都成为拥有实质投票否决权的“新股东”。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愿意不愿意，企业的身份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当新的信息技术让他们从信息的顺民变成公民的时候，曾经拥有不受限制的信息权力的公司，逐渐变得弱势，至少不再强势，就像不再有“新衣”保护的裸露的皇帝不再有优势一样。当“帝制”被废除时，它们被迫从“皇帝”、“国王”、“老大哥”的身份转变成必须与作为其利益相关方的其他公民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价值交换的公民。简言之，随着透明化时代的到来，所有的企业不得不成为企业公民。企业公民这个过去只被看做是商业伦理范畴的概念已经大大超越了道德和伦理的范畴。它不再是享受信息不透明福利的企业掩盖恶行和污点的时尚但并非必要的手段，因为在透明化时代，恶行——连同掩盖恶行之行，都难以逃脱企业“新股东”们的法眼。在新的、虚拟化、网络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下，道德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经营风险。里克·列文等人撰写的《市场就是谈话》【注①】中这样写道：
【注①：《市场就是谈话》，中文简体字版由中信出版社2002年出版。——编者注】
“超级链接打乱了人们的等级身份；人们通过网络交谈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组织，以促进知识的交流；无密可保——网民对产品的了解程度高于公司，产品的好与坏，他们都要告诉每个人；公司需要意识到，它们的客户经常在嘲笑公司；大多数营销计划的立足点就是：唯恐客户会了解公司的内部运营情况；不属于任何交谈群体的公司将失去生存的机会；聪明的公司为员工和客户主动让路，且对于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帮上一把；不用担心，你能赚到钱，也就是说???只要你脑子里不全是钱，你就能赚到钱。”
所有这些观点的潜台词是：在这个企业防火墙越来越不可靠的时代，做企业，就是做企业公民。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公司已经或正在裸露，曾经有效的种种搔首弄姿、装腔作势的行为不仅无效而且有害，避免“艳照”曝光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玻璃房子里要像在万众瞩目之下一样行动。Google的企业宗旨是“不要作恶”（Don't Be Evil），这同时也是Google所有用户和所有无法忽视Google存在的企业的提醒：不要作恶，Google在监听！
全球化和企业的无边界权力
谁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全球最有权势的人？既不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2009年公布的“百名权势人物”排行榜中，高盛CEO布兰克·费恩高居榜首，股神巴菲特排名第四，排名第二的则是大名鼎鼎的乔布斯，第三名是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第五名是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及CEO施密特，第六名是贝莱德CEO拉里·芬克。与以往不同，2009年榜单上经济精英超过政治领袖，连娱乐界的大明星也被抢了风头。在前十名的榜单上，除了好莱坞明星夫妇布莱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抢到第八名外，其余全部是经济巨人，政治界无一人上榜。即使是曝光率居高不下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俄罗斯总理普京都不曾出现，而后者在2008年曾经高居榜首。
政治成为经济的婢女，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商业成为超级权力之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全球化浪潮下的商业利益竞争早已经超越了企业边界，并进一步演绎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跨国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纠结，甚至使得跨国公司获得空前的权力，日本专家大前研一称之为“无边界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化进程加速，更使得国家权力日益萎缩，商业力量迅速扩张，尤其是互联网新兴技术对于地理国界的消弭，更加使得国家力量被企业遮蔽，跨国公司空前影响力被凸显到前台，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命名一家跨国公司的“国家属性”——一家跨国公司的总部可能在美国纽约，可原材料供应基地在非洲某一个丛林，生产制造则在亚洲某一个小国，产品主要市场则在欧洲，几乎很难有人想到或者有办法去鉴定其隶属某一传统地理区域的身份。与国家权力衰退形成相互映照的是，跨国公司影响力正在空前膨胀——从对一个社区、环境到公民生活的影响，乃至对一个国家命运的操控。
2009年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闹得沸沸扬扬的“胡士泰间谍案”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从不同的语境里，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有点像对本案主角胡士泰的罪行认定的变化，先是“间谍罪”，后来又改为“盗窃商业秘密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背后，可以窥见两个国家力量潜在的交错运行；更重要的是，“胡士泰案”的爆发，在跨国公司一方面超越传统地理国界区域、一方面又和国家利益盘根错节相互勾连的今天，愈加凸显了全球企业公民语境下的跨国公司困局。在跨国公司获得空前权力和自由度的同时，其作为全新的“全球企业公民”身份的边界——从法律、经济到道德责任，都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和自律手段，这中间责任、权力和利益之间巨大的不对等，恰恰为“胡士泰们”在代表不同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不同角色之间进行游刃有余的“切换”，提供了商业便利和腐败滋生的温床。
经济学家把这种全球化市场上受雇于跨国组织、为攫取巨额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商业精英称为“经济杀手”，在跨国组织代理人和地区利益攫取者之间，经济杀手们的市场操控术，往往对被攫取方带来巨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灾难。根据官方的测算数据，胡士泰作为力拓在中国的代理人，在长达六年里的一系列“商业间谍”作为中，“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了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而这相当于“澳洲10%的GDP”。矿产品是澳大利亚数额最大的出口商品，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钢铁产品的大规模需求很快形成了对澳洲铁矿石输出的依赖，而其间一系列复杂的商业谈判和进出口交易，都是通过必拓、力和力拓这样的跨国公司和中国钢铁协会代表的国内垄断企业等商业主体之间的价值交换来实现的。胡士泰作为一个本地成长起来的商业精英、跨国公司代理人，多种身份集于一身，都能帮助他从容地游走于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各种边缘地带，进而完成其“经济杀手”使命。
“胡士泰案”爆发后，国人痛斥其为“商业汉奸”，而一部分澳大利亚民众则称之为“民族英雄”。胡士泰的“身份分裂”，还不仅仅显现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力量拉锯，其更深层的原因，与全球企业公民语境下跨国公司严重滞后的公司治理标准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今天国家代表的公共治理能力被大幅削弱的情况下，现有的跨国公司治理标准依旧维持着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早已过时的制度和程序的制约，随着跨国公司和全球企业地位的不断上升，跨国企业良好的治理标准意味着公司行为必须超越标准要求，在社会、环境等诸多责任方面（当然包括在反商业贿赂等方面）应对更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相对应地区的国家政府）的更高预期。
调查数据显示，伴随愈加汹涌的全球化潮流，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贿赂案件正呈现愈演愈烈趋势。2007年之前的10年里，中国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接受调查的近一半的跨国公司表示有过商业贿赂。根据前不久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一家名为控制组件公司（Control Components Inc.）的跨国公司从2003年到2007年，在30多个国家行贿约236次，由此获得约4650万美元巨额利润。在贿赂名单中，中石油、中海油、江苏核电、国华能源、材料设备、东方电气等赫然在列。在此之前，制造不干胶的艾利丹尼森公司也因给中国官员回扣、礼物和组织游览而受罚，而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如朗讯、西门子的“贿赂门”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在防范和遏制商业腐败方面，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关严密法律的缺失，一旦遭遇利益至上原则下跨国公司在本地化运营过程中对商业腐败行为的粗疏管理甚至是默许和纵容，商业贿赂大行其道就不再是一种偶然情形了。
在全球企业公民语境下，一家拥有良好公司治理水准的跨国企业，意味着该组织应当遵守地方和国际法律、满足透明度和诚信的要求、遵守经营活动区域的道德规范和环境与社会行为准则。随着跨国公司触角所及越来越深，不同地区的法律环境差异和社会制度差异，都对跨国组织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今天的“经济杀手”不再以殖民地时代的简单的“谍影重重”方式出现，在地理国界概念被技术主义抹去之后，恰恰暴露出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和经营活动区域环境的一种激烈冲突：一方面，企业必须超越现有的公司治理法定要求，以应对愈加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所在地域的政府机构和民众）的更高预期；另一方面，在参与和促进区域发展、包括适应愈加透明化的公司管理要求方面，跨国企业势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
责任投资
历史上，宗教和伦理力量在企业公民实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70年代，商业力量对于宗教伦理力量的取代，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性的社会责任投资运动。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教会担当着信用担保的角色。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是颇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与此同时，教会不遗余力地对作为其教民的投资者进行劝勉，要求投资者不要投资那些“原罪性企业”，比如从事军火、烟草、酿酒、赌博和色情的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教会发起组织先锋基金（Pioneer Fund），作为投资的示范。
不过，社会责任投资的真正发展，是由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来推动的。当时，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运动，将社会事件、道德与抵制特定公司融为一体，为后来针对个别企业的抵制行为提供了借鉴。随后，在风起云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社会运动中，这种针对企业的抵制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都记得一张拍摄于1972年的照片，照片上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拼命逃离燃烧的村庄，一边奔跑一边脱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生产那种难以扑灭的燃烧剂的陶氏化学公司成了大家抵制的对象，并且将这种抵制扩展到其他许多在越南战争中获利的军火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军火商的股市表现受到了很大打击。
除了这些运动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又出现了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推动消费者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企业，进行抵制。这两场运动，比起之前更加政治化的运动来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人们从更加日常化的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他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