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运动，促使人们全面反思社会、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促使整个社会开始深切关注和反思企业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责任。这种反思运动刚好与机构投资者在这一时期的迅速扩张相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机构投资者（包括投资公司、共同基金、保险公司、退休基金等）迅速恢复，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迅速发展。两者之间的同步，第一是催生了依据伦理要求和社会责任要求进行投资的基金，比如1971年的全球首只道德投资共同基金——“帕克斯世界基金”（Pax World Fund）创立，这只基金投资的都是与越南战争无关的企业。第二是催生了一系列的依据社会责任进行股票筛选所遵循的一些基本标准。例如，联合国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投资协议》（197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兰德报告（1987年）、《联合国全球契约》（1999年）中的九个标准和原则、《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1999年）以及其他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标准等。这些标准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全球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的快速发展。
然而，这些标准只是提供了一个外围的依据，真正的推动者还是投资机构的财务要求。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资产急剧扩大，为了分散风险，机构投资者往往将投资分散，投资到众多的企业中去。因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它们需要的不是从一家企业中获取尽可能大的财务收益，而是要同时从众多企业投资中，获取总体上的最大化收益。这时候，他们发现，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会对投资总体上造成巨大的打击。比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和纽约哈得孙河污染事件，除了对当时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股价造成影响之外，对整个化工行业的股票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成为好的企业公民越来越关注。
这意味着，即使机构投资者是唯利是图的，但当道德和社会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尤其是长期经营绩效）的风险因素时，机构投资者就不得不严格审视被投资对象的道德风险，并尽可能地规避和控制这种风险。当宗教组织、社会组织和媒体对商业世界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道德和社会责任与他们的利益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像审查企业财务报告一样仔细地审查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报告，因而非其所愿地充当起了强有力的“卫道士”。
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并不等于增加成本支出，而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改善财务表现的一种途径。许多商业实践证明，在越来越严格的法律、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之下，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实践能够为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降低企业的长期风险，并且能够获得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信任。这种认知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企业公民表现的关注。
这种关注在2002年美国公司财务丑闻之后达到了顶峰。2002年，从安然公司开始，世通公司、通用电气、安达信、毕马威等公司在公司财务报表以及审计上出现的丑闻，不但使安然、世通、安达信等巨型企业轰然倒塌，还使人们对美国股市严重失去信心，使得投资者损失巨大。因此，机构投资者成为推动公司透明化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力量。截至2007年，美国广义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总额达到了2.71万亿美元（其中约90%由机构投资者投资），欧洲的广义社会责任投资也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些投资均对企业的商业实践作出约束，以确保投资收益的总体最大化。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因素和道德因素，成为对于资本利益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风险要素：企业如果违背企业公民的要求，不但要受到消费者的抵制，还将受到资本市场的制裁。而优秀的企业公民，则相对更加能够得到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欢迎。
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企业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还相对淡薄，中国的上市公司甚至不必提交企业公民报告。但随着网络日益普及，企业的各利益相关方对于企业的监督越来越严格，自发而迅速的群体抗议事件和群体追踪、侦察、揭发事件越来越频繁，做一个合格的企业不再是一种经营行为之外的作秀，而是企业防范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绩效的必然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将成为企业必须时刻留意的商业伦理和公民责任的督导者。
企业公民思想发展历程
企业公民思想发展史的三个阶段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就像凯恩斯洞察到的那样，那些声称不相信任何理论的人，只不过还是被笼罩在一种陈旧的理论中不能自察而已。20世纪企业公民思想的演变历史，同样反映出了一种时代诉求。
从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到21世纪初企业公民思潮的出现，我们可以把企业公民思想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轫期，这一阶段发生了两场著名的论战：一场是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伯利（Adolf A.Berle）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多德（E.Merrick Dodd）之间的争论，另外一场著名争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伯利·曼尼之争”，两场争论都有一个相同点，即对于廓清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和统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酝酿期，从公司社会回应到公司社会责任，最后演变为后来被广泛认同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百川归宗，最后会聚成了更加丰富的企业公民思潮。
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史的流变来看，不同的时代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企业角色和地位的不同期待。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企业社会责任提法，到五六十年代诸多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如多德、伯利、曼尼、弗里德曼、德鲁克等一系列著名的论战，再到70年代企业社会回应的主流态度和8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集大成，不同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企业公民的思想基础和话语主张。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一直到今天，西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企业公民的书籍虽然已经是汗牛充栋，但它依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充满了迷思和暗礁的显学。
学者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曾经说过：“思想史上有许多无聊的真理和有益的谬误。”用来形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不失精当。自1916年美国学者克拉克（Maurice Clark）首次提出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之后，从法学界、经济学界到管理学界，关于何谓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一直如同一个旋涡——它对于众多学科知识的跨越，如同无法精确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业绩表现一样，经常是含混不清的，留下了许多空白，以待后人去填补。
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沿袭了重商主义时代诸多社会企业家的传统和资本主义早期新教精神所宣扬的商业伦理，以企业慈善为基本特征。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尤其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大发展之后，5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也表现出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管理者资本主义的新式主张：在所有者和经营者越来越分离的现代化大公司中，管理者究竟是应该只对股东负责，还是只对公司负责？这场争论首先在法学家之间展开，最后在六七十年代蔓延到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并且促使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思想在不断的激烈争辩中发展演变，并成为一门显学。
从20世纪30～50年代法学界以多德和伯利为代表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到60年代伯利、曼尼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大辩论，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市场理论的根基和现代企业理论之争。在这一争论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和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卷入其中，而且都是自说自话，谁也未能说服对方。
对弗里德曼的误读
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主流思潮，但反对之声从未止息过。其中以米尔顿·弗里德曼最有代表性。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其学术生涯中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1962～1972年，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处集中论述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在自由市场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有一种——在遵守游戏规则和法律的情况下，利用其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企业可以从事公开且自由的市场竞争。
很多人记住了这个论断，却遗忘了其背后的逻辑过程。弗里德曼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最重要的基点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弗里德曼看来，企业和政府的职能是分开的，促进社会福利是政治机构的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越俎代庖。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权力，企业在这方面很难做好。不仅如此，企业是股东的企业，企业管理层如果把利润的一部分拿去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就相当于代政府向股东额外征税，这是违背经济自由原则的。最后，弗里德曼强调，如果企业强行承担社会责任，最大的后果是人为地干预市场运行的基础，就像人为干预通货膨胀会使价格失去市场调节作用一样，这将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基础，从而导致自由经济制度的覆灭。
知晓这一逻辑过程后，就会发现一些目前流行的说法，如弗里德曼完全反对企业社会责任，或把弗里德曼的论断缩减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赚取利润”，实际是对其观点实施了“去语境化”理解，让人误以为他是提倡企业要置“公共福利”于不顾，一味追求“私人福利”。这样一来，弗里德曼对企业“遵守职业规则和法律”、“没有诡计和欺诈”的强调被有意忽略了，而他的前提——如何最大限度地谋求私人福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成就公共福利——也被勾销了。弗里德曼最终的关注点仍然是公共福利，只是他认为，要成就公共福利，必须以个体有权利和自由谋求自身的福利为手段。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亚当·斯密是一致的。
弗里德曼反对“企业社会责任”是有特定语境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基本集中于企业的慈善捐赠之上，对就业、环保等问题少有关注。这种“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的运作关联度很弱。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样的“社会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如果企业承担这种责任，其实是在法定税收之外缴纳更多的税，让企业可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少，在资源的调配上丧失自主权。这必将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所有的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社会财富就会减少，最后危及公共福利。所以，企业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其实是对社会不负责。
弗里德曼的潜台词是：企业实际上是在替社会“理财”，只有企业才真正懂得如何最合理地配置企业资源。如果把企业资源交给政府分配（而不是管理），一方面，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企业并不擅长在社会上分配资源（政府反而是这方面的专家）。让企业去承担政府的角色，也会浪费资源。只有当企业和政府各司其职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和财富的增值和利用才可能最合理化。
在20世纪60～70年代，环境和社会生态的失衡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的“公共成本”常常是忽略不计的。企业与除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方（社区、自然环境、客户、合作伙伴、员工）的关系要么不明晰，要么相当简单，基本是简单的交易关系。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制约作用相当微弱（比如很少有人意识到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方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企业越来越意识到除了拥有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缺乏“社会资本”，将可能因利益相关方的制约和制裁而遭遇巨大的经营危机。利益相关方不再是企业“外部”或“内部”的工作对象，而是企业实现利润和持续经营的来源和保证。利益相关方的权益通过法律、游戏规则和社会运动成为大家的共识。对企业针对利益相关者的过失或过错行为的责任追诉已越来越普遍。由互联网技术导致的信息透明化，使企业除了要面对法律和行业游戏规则的监管之外，还要面对来自各个利益相关方群体的监管。任何违反法律和游戏规则的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甚至无心的过失，无论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还是多年前发生的，都可能通过互联网而被公之于众，从而使企业遭受信任危机和支付危机。
换言之，企业的边界已大大扩展。企业的资源有两种划分方法：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产权资源与非产权资源。企业的资产管理越来越从单纯的对产权内的有形资源和资产的管理，转变为同时对边界内外资源和资产的管理。这就意味着，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还必须对其他利益相关方负责。一句话，资源和资产管理的游戏规则变了。
弗里德曼所讲的“游戏规则”，更多是法律意义上的。但新的游戏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已发生了巨变。比如，企业所处的信用体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透明化的社会环境，正在解构企业传统的、利用信息霸权构建起来的产品信用凭证——品牌。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和修饰性发布而构建起来的品牌，能为企业的产品提供信用保证，使产品获得溢价。但今天，企业对信息过滤和选择性发布的能力越来越弱，品牌的信用凭证作用很可能会因为某件不起眼的小事，而受到致命的损害，并拖累整个企业的声誉。因此，试图通过信息控制、构建品牌的方式来构建信用凭证已越来越难。
这时，通过良好的企业公民实践，在利益共同体中构建起的企业声誉就成了企业新的信用凭证。企业声誉已成为企业的重要社会资本，声誉资本的盈余和负债状况，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渡过危机，为股东和利益相关方持续提供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