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466～527年），范阳涿鹿人（今河北涿县）。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随父亲旅居山东，常常在山水间旅行，养成了热爱大自然、观察大自然的情趣。长大入仕后，常随北魏孝文帝出游各地，并且每次巡游都是经年在外。后来又在山西、河南等郡任地方官。无论是随驾出游还是自己出游，他都十分注意考察所经之地的自然风貌和山势河流的走向，并对照前人的著作，发现了许多问题。于是以三国时的《水经》一书为底本，有心于旅游中考察核对，甚至不顾“岩障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也要溯本正源。他的游踪遍于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以及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最后以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调查分析的成果对《水经》作注，洋洋30万字，注文是原文的20多倍，其中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该书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谬误，而且真实地再现了1500年前的地理情况，是一部很有独创性的地理著作。《水经注》同时也是本优美的文学游记作品，对后人的旅游有不小的影响。如其对三峡水流湍急的记述“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就深深打动了李白的心弦，才有了“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共鸣。
四是执著追求的宗教游。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黑暗，也为宗教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在现实中看不到出路的人，往往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与平衡。而此时儒家名教受到了挑战与挫折，玄学又太玄乎，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于是直观的符合中国人重实际精神的道教乘机发展起来。更不可思议的是不符合中国人传统思想的佛教也在此时流行，它们的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旅游。在旅游的人们中充斥着大量穿道袍、穿僧衣的游客，形成了所谓道教与佛教的云游景观。
道教原是一个散淡的宗教组织，是东汉末年一些信奉黄老之术的人进行的一些较原始的宗教形式。因此，草创期间既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起来的“五斗米教”，葛洪创立的“金丹道”，还有华存创立的“茅山道”，以及民间俗信的“清水道”。到南北朝时，土生土长的道教才突然发现外来的佛教的宗教仪式比自己要像模像样多了。为了竞争，道教也统一思想和行动，一方面向佛教学习，制定了一整套的宗教活动仪式，另一方面则加速了封建化改造，使之更适应统治者的胃口。同时，通过改造，使之更适合中国各个阶层尤其是百姓的需求。所以，这时的道教已经是“杂而多端”，既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又有佛教的一些形式；既有道家的哲学精髓“道”，也杂有星象家、医方家、谶纬家的思维成果。而最大的特点是雅俗皆宜，以长生不老、肉身成仙，吊起上至皇帝诸侯，下至平头百姓的胃口。正因为如此，寻仙访道成了他们的必修功课和盛行于世的资本。早在秦皇汉武之际，他们就被迫走出国门，仙游海外，其结果往往悲惨，谁叫他们编出些“蓬莱”、“瀛洲”等海外仙境来糊弄皇上。到魏晋南北朝时，道士们聪明了，他们继续编造“神仙乐园”，但这美妙的地方既不在有去无回的海外，也不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上，而就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水美景之中。于是他们挑选全国最宜人的山水之地打造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作为修道成仙的最佳场所，至于来到这些圣地能否成仙就看你的耐力和缘分了（按道教的说法，要想长生不老、肉身成仙，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是养气服食，这当然要有好的气场，即仙山异水之地，自己去采炼灵丹；二是得仙人点化，此法简单，但要碰运气，还得要到深山幽谷、洞天石府去撞大运）。有了这种保险的理论，无论是皇帝的派遣，还是入道者的自觉追求，都使寻找“长生不老丹”和“得道成仙”成了一种愉快的仙游。
这一时期仙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等人。
葛洪（283～363年），字雅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出身破落世族家庭。他与他的老师郑隐早年都是研习儒学的，后来半路出家成为方士。葛洪在道教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儒道合一的道教理论，更在于他采炼灵丹的实践和广泛仙游留下的诸多痕迹。他为“穷九丹之秘术”（《晋书·葛洪传》），仙游大江南北，足迹遍及江浙、两湖、江西和河南等地。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他听说交趾出丹砂，既携子侄南下，到广东罗浮山建立起修道炼丹的基地，最后在此地“尸解得仙”，时年81岁，身后留下了《抱朴子》一名著。
陆修静（406～477年），字元德，浙江吴兴东迁人，被尊崇为道家一代宗师，后来宋徽宗还封他为丹元真人。他的功绩是将庞杂的道教“述科定制”，进一步归整化一。他同时也是一位大仙游家，访遍了巴山蜀水，蛮荆瓯越。晚年道隐庐山金鸡峰简寂观，还时常与和尚释慧远、诗人陶渊明携手同游同乐。
陶弘景（452～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据说他10岁就受葛洪《神仙传》的影响，“便有养气之志”，而且“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40岁时辞官归隐句容芽山，炼丹习道，研究儒、释、道各家理论，主张三教合流，著述颇丰。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拜孙游岳为师后开始的仙游，以至于皇帝请他出山做官也不为心动，反而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陶隐居集·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他寄情山水，志在神仙，视山水佳景为“欲界之仙都”，“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梁书·陶弘景传》），看见他的人还以为他就是神仙。
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除了它自身的不断中国化外，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云游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佛教最早是从西域远涉流沙传入中土的。开初，人们只把他看作是黄老之术的一个支派，东汉末年才渐成气候，由王府侯门广播于民间。最早的西域高僧带来了佛法，也带来了云游的作风。魏晋南北朝以前，佛教在中国的云游主要是西域僧人的东来，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娄加谶、竺邦佛、支谦、昙柯迦罗、康僧铠、昙无谛、安法息等。他们沿丝绸之路，前赴后继来到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后，东来的高僧仍然络绎不绝，既有陆上丝路来的，也有海上丝路来的。前者如竺法护（昙摩罗刹）、竺叔兰、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后者如陀跋多罗、求那跋摩、求那跋多罗等。他们往往在中国周游各地，并寻求统治者的青睐，他们终于成功了。从昙柯迦罗公元250年云游到洛阳，首创中国受戒度僧制度（中国僧人从此有了正式剃度出家的规定），到公元318年佛图澄说服后赵石氏政权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佛教在中土扎下了根，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给佛教云游更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旅行环境。这时佛教云游也出现了新特点，一方面是出现了由中土西游的求法取经游，另一方面是本土高僧在国内的云游成风。
西游求法开初是西域僧东来后又西去，如竺法护、鸠摩罗什等。后来中国高僧也纷纷加入西游取经的队伍（中国最早西行求法的僧人是曹魏时的朱士行，但只到了于阗），如东晋的康法郎、竺佛念，刘宋的法勇（昙无竭）、僧猛、昙郎，还有僧纯、昙充、竺道蔓、慧睿等。整个南北朝时期有史可稽的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共计93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法显。
法显（337～约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临汾）人。3岁出家，长大后发现佛典中戒律部分残缺不全，遂决心西行求法，从而有了历时15年的西游壮举。他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经张掖、敦煌，跨越戈壁流沙，在于阗稍驻，又继续西行，越葱岭，进入印度。游历了北部、中部许多佛教圣地后，沿恒河入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搭船回广州（有说是山东半岛的青州长广郡，今即墨崂山），义熙八年（412年）抵达建业。整个游行经历了西域、印度等30余国，出国时11人，回国时只身一人，“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其艰苦卓绝之功，使他不愧为5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他身后留有《佛国记》，该书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
国内的佛教徒的玄游，在东晋南北朝时更是掀起一股热潮。因为这时的名僧都精通玄学，善于以玄解佛。而当时的玄游名士又大多非道即佛，这些人在思想理论、意趣情操方面都有认同感，不是以淡泊无为为志，就是标榜一切皆空。于是，惺惺惜惺惺，将山水旅游推向了高潮。而无牵无挂的佛教高僧，更是这高潮中的弄潮儿。他们云游四方，弘扬佛法，幽游山水，其中著名的有于法兰、竺道潜、支道林、释道安、释慧远、竺道生、竺法汰等。佛教云游之风炽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佛教与儒、道、玄更加融合渗透，更加中国化，更加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也就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繁荣局面，以及“天下名山僧多占”的诸多人文景观。
除了军旅之游、玄游、踏迹览胜游、宗教之游外，魏晋南北朝游风中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妇女郊游的风行。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社会对妇女较宽容的时代。这时的妇女不但可以抛头露面，而且“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颜氏家训·治家篇》）。所以这时妇女郊游成风也不足为奇。她们经常结伴去游玩或串亲戚，“零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或宿于他们，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从晋宋时的乐府民歌也可领略当时妇女郊游的情景：“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子夜歌》）“罗裳窄红袖，玉钗明月瑙。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子夜四时歌·春歌》）“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西曲歌·襄阳乐》）好一派多姿多彩的艳装出游、相逐相爱的画面。
五、唐、五代的游客
隋唐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着勃勃生机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旅游大发展的时代，各个阶层都涌现出大批旅游家。既有亡国之游，也有强国之游；既有豪放之游，也有贬逐之游，各式各样不可胜数。
在帝王巡游中最著名的游客要算杨广、武则天和李隆基。
隋炀帝杨广，靠阴谋弑父夺权登上帝位，并一改乃父文帝杨坚的吝啬，大手大脚花银子，有声有色搞旅游。他开创了龙舟巡游的记录，穷奢极欲，实际上是在进行着自己的亡国之游。
隋炀帝从他父亲手里得到的是一个殷实的家底，“中外仓库，无不积盈”，“强家富室，家道有余”。于是他仿效秦皇汉武，也要东西巡幸，还编借口说，只有这样才是皇帝勤于政事的表现，帝王巡游在他这里从理论上合法化了。
杨广上台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出游了。首先是去江南旅游。为此，他征发民工动辄几十万开凿河道，修建离宫。他先后疏通拓宽了山阳渎（江苏淮安至扬州），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形成了全长2700多公里，河宽30～70米的隋代京杭大运河。加上文帝时代的广济渠（150多公里长），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大运河。它以东部洛阳为中心，北可抵达华北平原，南可到太湖流域，西至关中盆地。文帝时开始兴建的大运河工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是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的。但到了隋炀帝手上，则成了他便于游玩江南的工具。
修好了河道，他又造船，所造“龙舟”有4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资治通鉴》）卷180），作为自己的专座。皇后也有专座“飞螭号”，另有“浮县级”三层结构的御船9艘作为水上宫殿。此外，后宫美女、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外宾使节乘坐的“漾彩级”、“朱鸟级”、“苍螭级”等等千余艘；禁军官兵乘坐的“平乘级”、“青龙级”、“艇舸级”也有数千艘。隋炀帝的虚荣心极为强烈，大业元年（605年）八月，他第一次巡游江都，大小船只近万艘，前后连接20余里，所过之地旌旗招展，锣鼓咚咚，人声鼎沸，两岸有骑兵护驾，还有挽船民夫8万余人。隋炀帝的玩兴越来越大，游了江南游塞北，于是又征发丁男几十万修建“驰道”通并州（今太原西北），修“御道”达蓟县，御道宽百步，长1500公里。大业三年（607年）四月，开始到北方（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巡游。这次带后妃宫女、百官家属及甲士50多万人，马10万匹，组成方阵游行，整个旅游团气势宏大，旌旗遍野，辎重千里绵延，一玩就是4个多月。为了在北方平原旅游中站得高、看得远，还随行带了可以移动折叠的“观风行殿”和“行城”。隋炀帝每到一地，就搜集天下山川地图，亲自查阅，生怕漏下了好风景没玩到。就这样，玩了江南玩塞北，游了塞北又游江南，隋炀帝在位13年中90%以上的时间是在巡游中消耗的。他三次游江南，四次游塞北，即使是在被突厥围困出逃后，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烧到后院时，他也不忘游玩，甚至自己照着镜子说：“好头颅，谁当斫之？”仍不改奢游之心。最后，饥民造反，卫兵哗变，隋炀帝被吊死，宫女们用地板做一薄棺，埋葬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奢游的皇帝。
唐朝的基础与实力比隋朝更雄厚，唐太宗李世民也想过借封禅去旅游，一来可以带臣子们去游山玩水，增加亲和力，二来可以趁机摆一摆皇家的阔气，炫耀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他终究没有去，因为有魏的反对，说皇帝的封禅只图个虚名，而让百姓受苦，实在不值得，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后来尽管有大臣又提封禅之事，李世民却说，皇帝让人民安居乐业比封泰山更有意义。他还举例说，秦始皇封过泰山，汉文帝没有封泰山，他俩谁受人民的爱戴？从此再无人提去封禅游玩之事了。
李世民没做的事，武则天却做了，她成了唐朝帝王巡游的突出代表之一。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十月，身为皇后但与李治并称“二圣”且一手遮天的武则天，随高宗李治前往泰山封禅。这是一次比较壮观的旅游，仪仗队、文武百官、外国使节等组成的队伍长达100多公里，浩浩荡荡从洛阳出发，12月才到达泰山山脚下。经过原地休整，第二年正月才择吉日去正式登泰山封禅，为此还改年号为乾封元年。684年武则天正式践祚为大周皇帝后又到嵩山封禅。在登封县古阳城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著名的有封祀坛的“大周封祀坛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