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天子玄宗李隆基也是个极爱玩的君主，斗鸡走马，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而他最喜欢的是带着美人洗温泉，正所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每年10月，移驾骊山温泉宫（华清宫），年底才回长安。对封禅他也十分热衷，开元十三年（725年）到泰山封禅，由文武百官、各国使节、兵士骑队组成的庞大旅游团队伍长达数百里。在泰山顶上，唐玄宗情不自禁，舞笔弄墨，洋洋洒洒写下了《纪泰山铭》，出尽了盛唐天子的风头。那些假公济私的官员也在封禅中得到了好处，最滑稽的就是泰山从此成了岳父的代名词。玄宗在泰山搞了几次封禅活动，又想开辟新的游玩点，提出到西岳华山封禅，但终因山峻险阻，力不从心，未能如愿。总的来说，唐王朝的君主们巡游天下的场面还是不多的，这与李世民斥远游、主近游的榜样作用是分不开的。
政府的轻徭薄赋政策，官员的节俭作风，对国家对人民都是莫大的福音，唐朝由此搭建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空前发达的平台。在这统一辽阔的疆域里，新兴的庶族地主和寒门士子一跃成为时代的骄子，特别是开科取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激发起了他们强烈的功名心。这些时代的精英以豪迈之情，奔走于天下，形成了唐代雄放浩荡的旅游洪流中的主流。他们读书、行路、漫游天下，生出无数旅游佳话。且不说那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新中进士，就是夜泊枫桥“江风渔火对愁眠”的落第士子之旅也令人心扉震撼，更不用说“杖剑去国，辞亲远游”、“一生爱入名山游”的李白或文人侠客游，以及“倚马见雄笔，随身惟宝刀”的文人边塞从戎游。唐诗，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其无数玑珠之句就是产生在这豪放壮阔的旅游之中。李白、杜甫、白居易、王之涣、高适、王勃、岑参、孟郊、韩愈、柳宗元、孟浩然、皮日休、元稹、刘禹锡等等，所有著名的文人以及无数不怎么知名的文人、诗者，无不堪称大旅游家，这也是唐代最突出的特点。它的旅游大家代表人物不是按个论，而是以群体计。
除了文人漫游、边塞从戎游外，唐代宗教旅游也明星辈出。彪炳史册的有玄奘、义净的游和鉴真、道容的东渡。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少年出家。在去西天取经之前已经把中国半壁江山游遍，这为他能够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完成西天取经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17年，行程5万里，“所见所履，百有三十八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才回到祖国，开创了中国人旅行南亚次大陆的最高纪录，留有著作《大唐西域记》。
义净（635～713年），俗姓张，少年便“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立志西行求法。但他选择了不同于玄奘的道路，不走陆路走海路，咸亨二年（671年），他从番禺（今广州）出海，经室利佛逝到印度。在印度游学10年，返回时，在室利佛逝又游居6年，于永昌元年（689年）返回广州。此次西游，共历30余国，回国后，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
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14岁入扬州大方寺，18岁师从“南山律宗”开山祖师道学习律学，青年时代云游洛阳、长安、江淮之间，46岁时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律宗大师。其时日本国仰慕中国文化，学者、僧人纷至沓来，天皇也强烈希望中国高僧东渡弘法，并派学问僧荣誉、普照到中国邀请鉴真东渡。鉴真在明知东渡日本“沧海渺漫，百无一至”的情况下，毅然应邀前往。从公元742年开始着手准备，历经磨难，先后5次东渡受挫，在国内辗转漂泊了3年，行程万余里，到天宝十二载（753年），当又一次机会到来时，已经66岁，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毅然决然进行第六次东渡，经过35天航行后，终于到达日本九州。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天皇引为上宾，为之设坛造寺。鉴真不负众望，授业弘法，不但创立了日本的律宗，而且带去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如建筑、艺术、书画等等。鉴真受到日本人民世代的崇奉，称之为“日本文化的恩人”，至今在日本唐招提寺内还有鉴真大师的座像。
除鉴真大师外，还有智宗、隐无、道隆、祖元、道睿等都先后东渡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都随之传入日本。
国际旅游和使节旅游的频繁也是隋唐时代的旅游特点之一。因为这时中国经济强盛，文明发达，政府政策开放，并注重交通建设，民间旅游服务业也蓬勃发展，这一切成就了一个良好的旅游大环境。于是中外之间商旅不绝于道，文化使者东奔西走，各国使节络绎不绝，朝贡报聘忙得不亦乐乎。大体上看，从西边来华的人中以阿拉伯商人为多，从东边来华的以日本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为多。在这文化交流的洪流中，中国除僧侣外的行者也大步走出了国门。隋炀帝曾下令征召“能通绝域者”，加强与外国的联系，于是有屯田主事常骏请求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宋卡城），并带回赤土国王子。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裴世清也曾奉命率13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过朝鲜、日本。唐太宗时曾派梁怀璥、李仪表、王玄策等多次出使印度报聘。其中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天竺。第二次他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出使印度时正值摩揭陀王国内乱，其北部的帝那伏帝王抢劫使团礼物，不准入境，王玄策便返回吐蕃借兵，一举打败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将其锁拿长安。
在走出国门的平民旅游者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杜环，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旅游到非洲的中国人。他的旅游非常离奇。天宝十载（751年），唐名将高仙芝奉诏征讨石国，石国向大食（阿拉伯帝国）求援。大食正在兴盛之际，力图东扩，于是与唐军大战怛罗斯（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高仙芝栽了跟头，2万唐军全军覆没，随军工匠文职人员尽被阿拉伯人俘获，杜环作为俘虏就这样开始了他并不惬意的西行旅游。他到阿巴斯王朝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库法）后，又作为王朝的使团随员周游了西亚，并经埃及、苏丹到过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他在阿拉伯世界滯留了10多年，到宝应元年（762年）才搭乘海船出红海，经狮子国，沿印度洋海路回到广州。他是继甘英后600年中西行最远的中国人，回国后著有《径行记》一书，记载了他在阿拉伯帝国的见闻。
隋唐时代最多的游客还是民间经常郊游、近游的一般民众。这种休闲式的旅游丰富多彩，也最浪漫，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在盛唐时期，旅游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人会生活，心情也开朗愉快，他们有很多节日。唐人手里有了爆竹，他们从除夕就开始守岁，新年第一天就是在劈劈啪啪清脆的爆竹声中迎来的，热闹的气氛从一开始就让人有了一个好心情。上元节（元宵）前后三天，天子与民同乐，开禁三夜，张灯结彩，倾城狂欢。上巳节（三月三日寒食节）各种活动如春笋萌发，跑马、划船、打秋千。而以郊外旅游、踏青最为普遍，老少皆宜，更还有新中进士的探花宴激动人心。清明节扫墓祭祖，五月五端阳节划龙舟，七月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都有游玩的理由。九月九重阳节，天高气爽，最宜出游，人们就索性多加前后两天“小重阳”，玩个够。此外佛教、道教举行的各种宗教节日，也是吸引人们游玩的媒体。平时，殷实人家在国家鼓励下“例得寻胜地宴乐”为寻常事。公务人员也实行“旬假”制度，于是每每于休假之时，选择“晴天美景，恣意游赏”（《唐语林》卷一）。这种休闲旅游的风气和政策及其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人们亲近大自然，陶醉于大自然，我们可以从以下他们的细细诉说中体味他们当时的心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带着闲散的心情从山上远足而归，夕阳的余光当中，世界是多么寂静，陪衬出人心的淡泊。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韦庄）春水初涨，青草如烟，桃花盛开，禽鸣鸠啾。在这春天漫游，看水边丽人，你不醉也得醉。既有“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的轻快，也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椎心的相思。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这是放飞心情的秋夜明月游。
“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我今官闲得婆娑，问言何处芙蓉多。撑舟昆明度云锦，脚敲两舷叫吴歌。”（韩愈）这是秋游中有点恣意忘形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这又流露出一点淡淡的乡愁。
六、宋、元、明、清的游踪
公元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开始了大宋王朝，史称北宋。北宋时期尽管并存的政权还有辽国（契丹）、西夏国、大理国、回鹘、黑汗、吐蕃诸部，但它是一个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后相对统一的王朝，也是继唐之后又一个开放的时代，旅游活动仍然保持着兴旺发展的势头。
1127年，北方崛起的金国（女真）在灭辽后，大举南压，灭了北宋。徽宗第九子赵构逃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建立南宋王朝，1138年定都临安（今杭州）。南宋王朝偏隅江南半壁江山，统治者一方面继续苟安乞和的政策，在战战兢兢中过着称臣奉表的屈辱日子，另一方面又凭着富庶的江南物产，花天酒地，“直把杭州作汴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时游者的主流色彩是一抹伤感之情。
1279年，强大的蒙古国在与南宋共同灭金后不久即灭了南宋王朝，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起元朝政权。蒙古铁骑虽然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但却把中国又带入一个统一的时期。元朝广阔的疆土和相对便利的交通，给国际旅游带来了方便，这时的旅游显得大气，但内部的高压使旅游的兴趣降低了许多，很多人将游踪仅限于私家园林当中。
1368年，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借农民起义之力，推翻了元朝政权，建立起明王朝，同时也把封建君主专制推向了空前强化的地步。为了炫耀自己，扩大皇权的政治影响，前期的明王朝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就在民族自尊心刚刚趋于恢复，经济文化达到又一历史高潮时，明王朝面临到它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威胁——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面对气势汹汹的来者，心虚的统治者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从17世纪起，明王朝走向它的穷途末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也急转直下。旅游的豪情少了，但更注重实际了。
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内外交困之下，上吊于景山一棵小树，清朝乘势入关，建立起统一的清王朝。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直接承袭和发展了明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前期的努力，先后统一了台湾、外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近代中国辽阔的疆域，这些都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清朝同样继承了锁国闭关的政策，并实施高压的民族政策。后期的清王朝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旅游的风头只能由帝王独占，有钱人家大多躲进园林消遣。不思长进的“天朝”注定是要挨打的，1840年，紧闭的国门终于被列强轰开。1911年，清王朝在革命的烈火中灭亡，标志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结束。
综观宋、元、明、清的历史，中国统一的局面大大多于分裂的局面，这非常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旅游活动是综合性的活动，所以，在不同时期的旅游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极大，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晚期，旅游活动也不能不显示出社会衰败的特色。但不论在何时，都有杰出的旅游家活跃在我们的视野中。
1.国外旅游先扬后抑
宋代开国伊始，就创造了一项中国古代宗教出国旅游团的新纪录，这就是以继业三藏为首的157人的赴印度求佛考察团，它是由官方组织的。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皇帝下诏寻求愿意去天竺求法取经的人。沙门僧人继业三藏撕了皇榜，并于当年率157人沿着唐玄奘的足迹西游取经。到印度后，受到印度同门的友好款待，继业等人重点参拜了释迦牟尼成佛的正觉山，佛教兴起的中心地王舍城等。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继业回国，其他成员也先后从陆路、海路回国，带回不少梵经和其他文化物品，并引得“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此后80年间，即有80多印度僧人到中国传教。
元代是个向外扩展性的朝代，中国到外国旅游的人非常多，但元代文化倒退，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比较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耶律楚材（1190～1244年）的西游。耶律楚材，字晋卿，世居北京永安，是个完全汉化了的契丹族人，在金国官居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蒙古军破金中都（燕京）时，他正赋闲在家，被成吉思汗征召到漠北。一见面，成吉思汗就看中他是个轻摇鹅毛扇的角色，对儿子窝阔台说：“这个长胡子的，是上天赐给我们家的，你以后要把治国的大事委托给他。”从此，耶律楚材跟随蒙古大军西征中亚花剌子摸。他们翻过金山（今阿尔泰山），越国阴山（今天山），直出域外。在西域、中亚（今乌兹别克、哈萨克以及印巴交界处等地），他随军旅行达6年之久，行程3万余公里。1224年，他随成吉思汗东回击西夏，1227年冬回到燕京。为回答人们对西域好奇的询问，他写下了《西游录》，填补了中国人关于天山以北至葱岭以西地带的地理、风土人情及旅游记录的空白。
邱处机（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他也是位中国旅游史上填补空白的大旅游家。他是道教大师，从而打破了此前所有通西域的宗教旅游者都是佛教徒，由佛教独游西域、独言西域的局面。而且他是在70多岁的高龄西游，颇使道教引以为荣。1219年，正在西征花剌子摸的成吉思汗也像所有帝王一样，希望能长生不死，听说道教有些本事，于是派专使到山东蓬莱昊天观敦请丘处机，丘处概率弟子李志常、赵道坚等18人应诏西游。丘处机并无长生不死之仙丹，他是想为道教争一地位而已。他们从山东莱州北上燕京，出居庸关，继续北行过野狐岭（今张家口西北），到陆局河（今内蒙古鲁伦河），再折向西行，过镇海城（今蒙古哈腊湖南岸），向西南跨越阿尔泰山，穿过准噶尔盆地，再南下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渡过今新疆伊犁河，经撒马尔汗到达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历时三年，终于觐见到成吉思汗。他虽无仙丹，并劝成吉思汗不要屠杀生灵，要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还是敬重地称他为“神仙”。又两年后，丘处机东归，回到大都白云观。他去世后，其弟子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是难得的西游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