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人的西征中，还有一位随军使臣常德也游历了西域、中亚，并亲历了1257年蒙古军队攻占巴格达，灭阿拔斯帝国的过程。他的所见所闻由刘郁记录为《西使记》。
除走西域的陆路外，元代还有两位走海路的大旅行家值得称道，即周达观和汪大渊。
周达观（约1266～1346年），号草庭逸民，浙江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旨出使真腊（柬埔寨）。周达观的任务是要沟通两国关系，使之成为元帝国的附庸国。他作为第一位受到真腊国王接见的中国使者，出游的政治性很强，但在顺利完成使命后，他也不忘休闲与考察旅游，饱览了柬埔寨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并遇见了不少中国商人。他在真腊呆了一年多，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
汪大渊（约1311～？），字焕章，南昌人。自少年起就喜欢读有关风土人情的地理著作，受司马迁“足迹几半天下”的传奇生涯激励，立志效法，19岁就跟商人出海远航，历时5年返回。1336年又第二次出海远游，为时3年，1339年归国，两次旅游共计8年。他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从事商贸和考察，游历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达过阿拉伯和东非海岸，甚至入红海，进到地中海南岸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那不勒斯，是中国古代旅游史上足迹最广的旅行家。他于1349年撰写了《岛夷志略》，史料价值极高。
明代前期中国人的国外旅游活动也不逊色，但主要是官方行为。如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吴田出使爪哇国，洪武三年（1370年），派御使张敬之出使渤泥，洪武九年（1376年）派泉州人林驽往西洋。到永乐年间，出使外国的使团更多了，其中以郑和七下西洋最为有声有色。
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名和，云南昆阳（今普宁县）人，回族，伊斯兰教徒，其祖先是西域人，后随元军进入昆阳。1381年，明军击败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11岁的马和被带到南京，用为太监，赐予燕王朱棣当侍童。“靖难之役”，朱棣抢班夺权成功，马和因功受赏，升为太监首领。受封时因谚语“马不登殿”的影响，成祖就随手赐予他郑姓，故改为郑和。又因他皈依佛教，小字改为三宝（保）。1405年，成祖首派郑和下西洋（元明时代把东经110度以西至非洲东部均称西洋），目的有三：一是寻找惠帝朱允炆的下落以绝后患；二是“耀兵异域”，“树大明天子之威，安抚海外臣民”；三是想到西洋取宝，开始海外航海贸易。直到宣德六年（1431年），宣宗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第一个目的始终没有实现，第二、第三个目的倒是硕果不少。郑和下西洋的壮观场面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无古人，每次出航的船只少则五六十艘，多则数百艘。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是为“九桅宝船”。船上配备有堪称世界一流的导航仪器，如罗盘、探测器、牵星板、海图和计程法等。整个旅行团各色人等齐备，有随从、翻译、外交官、都指挥、千户、百户、士兵、医生、船工、买办、书手、天文官员等等。第一次下西洋的团队成员达17000多人，第七次有27550人，可谓浩浩荡荡。七下西洋所到37国，成为中国直航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及非洲的第一人，比西方人达迦马直航印度洋早80年。郑和下西洋之游，加强了中外文化经济的联系与交流，带回斑马、长颈鹿、宝石、香料等珍奇异货185种。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受之感召纷纷来华访问，第三次航行带回19国使节访华团，第五次下西洋带回16国使者，其中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领的访华团达340余人。郑和下西洋也带去了大量中国产品和文化，而且在沿途各国留下了诸多遗迹，成为今天的旅游名胜。随郑和一同下西洋的马观、费信、巩珍，将沿途所见所闻各自整理成著作《瀛滇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成为当时珍贵的导游著作。
除了海上大规模的出访外，明代前期对传统的陆路通西域之旅也没有放松。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先后派傅安、郭骥、陈德文等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这时正是跛子帖木儿野心膨胀之时，使者被扣撒马尔罕。当1400年帖木儿死于侵明途中，帝国分崩离析时，明朝进一步加强与西域中亚各国的联系，先后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等人五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布中亚各国，并分别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宣德五年（1430年）和八年（1433）年，太监李贵也两次出使西域，到了哈烈和大不里士。
明朝中叶以后，政府海禁更为严厉，把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连同航海资料都一把火烧了。清朝不仅海禁，还实行“迁界”，基本终止了与外界的国际交往。民间的海外游也就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故事了。明清两朝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既阻碍了中国人走出去的步伐，也极大地遏止了外国游人到中国的交流。这时已经没有唐代大食人、胡人成千上万居留广州、长安的现象，也没有元代色目人充斥中国旅途的情景，唯一有特色的是，西方传教士的身影常常奔走于大江南北，如较早的有利马窦、汤若生、张诚、南怀仁、艾懦略、白晋等等。明末清初之际，平均每年约有30多位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客观上也带来了西方一些先进的文化。统治者能接受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带来的“奇技淫巧”，如自鸣钟、西洋镜给生活带来了乐趣。当然，一些实用的科学技术也能为统治阶级服务，如天文、历法、地理测绘等等。但也经常闹出些文化碰撞的大笑话，如传教士好不容易在东方土地上谈“地圆说”，大清朝臣杨光先竟嗤之以鼻：“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人们都不竟哈哈大笑。
大清国的统治者是绝对不想出去走走看看的，直到日薄西山，才有五位大臣出国考察，那也是很不情愿的事情。
2.心情不一的国内宦游
旅游始终是离不开一定经济基础的支撑的，古代中国官宦人家也就始终占据着旅游的中坚力量的地位。他们有钱，有闲，有各种机会，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就能留下更多的痕迹。
北宋著名的宦游者非常之多，如寇准、苏轼、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等。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出身官宦家庭。20岁取得功名，曾被仁宗高兴地认为是其子孙的宰相候选人。谁知他进入仕途却一路坎坷，身不由己卷入党争，处于旧党、新党两边不讨好的境地。45年的宦海沉浮使他有机会26次在11个郡、16个州县任职，也多次入京任朝官，还多次遭贬荒蛮之地。也许是他心情开阔，也许是靠山水滋润安抚，无论上坡还是下坡，是入峡还是出谷，他都把旅游进行得有滋有味，写出了“入峡工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的心理感受。他两次到杭州为官，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奇妙比喻，为人们千百年所传颂。即使跌落到黄州任团练副使，生活窘迫到常向四邻乞米为生时，竟也能泛舟江中，豪饮朋友带来的酒，大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直到步入老境，他还被政治之浪无情冲击，1098年，这位62岁的老头被贬到海南儋州，那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是天涯海角了，仍逃不脱被排挤的命运。他不能住在官府里，只能盖几间草房栖身，但他依然没有失去对大自然的热爱，照游不误。他一生都在起起落落的宦游中度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在归乡的途中。
苏东坡的旅游最大的功绩是以他的笔墨为祖国的山水着装增色，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笔迹。他的审美及发现，又使这些地方成为千古旅游名胜。他不愧是宦游大家中的佼佼者。
北宋时的宦游者，多是面对青山绿水，陶醉于一种审美的境界，并由衷地抒发出自己的情感或抱负。如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范仲淹神游之时仍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登高“不畏浮云遮望眼”，低回时期待“春风又绿江南岸”。他们都是中国旅游文化创造者中的优秀代表。
南宋时的宦游者的心境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他们的游历不是颠沛流离的逃难，就是金戈铁马的酬志。祖国山河破碎，伤感之中，怯懦者追求的是苟且偷安，醉心于灯红酒绿的夜游，“看楚女，纤腰一把。萧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周邦彦）、“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陆游）、“隔岸犹唱后庭花”的游乐；热血者则“醉里挑灯看剑”，“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杰出者有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等。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位有“小李白”美名的大诗人，但更是一位旅游家。宦海沉浮几十年，也是游历半壁河山的几十年。闽江、西湖、金山、滕王阁、黄州、江陵、锦屏山、剑门关、凌云山、秭归、庐山、金陵，都留下了他的游踪，也留下诗词4300多首。他诗中的爱国情操多是受祖国山水的滋润而发。“国破山河在”，正是这种民族伤痛时刻，激起他“一身报国有万死”的壮志，半壁河山的游历更促使他魂牵梦萦有朝一日随“王师入秦”，收复中原。直到86岁高龄的生命最后一刻，仍嘱咐后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