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是老子政治思想的基础。老子从道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天得了道，天就会澄清；地得了道，地就会安宁；侯王得了道，就会成为主宰天下的君长。而“道常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里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能妄自乱动，要遵守事物的规律，这样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了。统治者若能遵守这一游戏规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运作。所以，老子一再告诫统治者：“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也。”这是老子在动荡的社会转型潮流中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他从考察宇宙的形成入手，剖析其发展规律，最后落脚到用这种规律来说明应该怎样为人，怎样为国。
老子以他敏锐的思想，洞察了文明的阴暗面，他在抨击当时社会的虚伪残暴方面比同时代任何思想家都更深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关注，他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反对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去进行种种异化活动。为了协调人们的行为，拯救那个江河日下的社会，老子将“形而上的道”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德”来建设。“德”是“道”的具体体现和作用，“万物尊道而贵德”，“德”构成了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准则，其模式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老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是关尹（环满），而最著名的继承者是庄子。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蒙（今河南商丘附近，有说在今山东蒙阴县）人。在蒙作过短时间的漆园吏，他还有打草鞋的技术，并时常以此为副业，以补家用。庄子留给后人的著作是《庄子》，但是否出自其手存疑。但庄子的学问高深在当时是有名的。楚威王曾派使者带千金请他出来为相，他却笑着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看来他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写起来汪洋放纵，光怪陆离，不易捉摸。
庄子非常佩服老子，但他留下的文字比老子多多了。《庄子》共33篇，10万多字。他喜欢用滑稽突兀的文气来表达他的思想，风格幽默，想象丰富，尤其喜欢用寓言故事来宣传道家哲理。他以200多则寓言，把深奥的哲理变成了浪漫色彩四溢的文学篇章。但深入到他的思想深处，就会发现，实际上他是以放纵来掩盖其对前途完全绝望的悲观情绪，是一种颓废社会思潮的反映。他已经没有了老子那种“无为无不为”的坚韧与进取的韬略心计。
在世界观方面，庄子继承老子关于“道”是世界万物之本的思想，但他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达到“无他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我同一”的境界。这就把老子的“道”，由客观的、独立的、精神的东西，发展成了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了。
庄子还把老子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引向了相对主义，进而走向不可知论。其最著名的论点就是“庄周梦为蝴蝶”。在他看来，自己究竟是生是死，是梦是醒，是庄周还是蝴蝶，谁也判断不清楚。
作为一位遨游思想太空的旅游家，庄子提出了著名的“逍遥游”论，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完全自由的遨游，其实质是想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这在充满对抗的现实生活中，难能可贵，也是不能实现的。他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他是个聪明的木匠，其技术名声可以与鲁班匹敌。据说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并且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跻身“士”的阶层。但他很快放弃了儒家信仰，并成为激烈的反对者，进而创立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小生产者、小私有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他周围有许多崇拜者，成为其弟子，他们大多来源于下层社会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并以手工业者特有的相互关系，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体，有严格的组织，这对后世的“行会”、“行帮”组织不能说没有示范影响。
墨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墨子》一书中。书不是墨子自己写的，而是弟子们记录墨子言行的集录，共存53篇。墨家学派的思想体现了下层人民善良的心地。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攻弱”的兼并战争，又反对强凌弱、富辱贫、贵傲贱的阶级压迫。著名的有墨子与鲁班斗法的故事，体现了小生产者厌恶战争、要求平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墨家学派还保持了劳动群众重视劳动，主张“节用”、“节葬”的优良传统，认为“不与其劳，获其实”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墨子还主张“尚贤”、“尚同”。“尚贤”就是要求打破“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将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做到“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墨子·尚贤》）。“尚同”则是要求人们与统治者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可见“和平、平等、博爱、节俭”是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了使这一思想得以实现和贯彻，墨子否定了天命，但保存了尊天事鬼的宗教外衣。他的上天和鬼神都不是欺压老百姓的，而是监督天子和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公平的，可见其用心良苦。“三尺头上有神明”就成了老百姓警示权力犯罪的经典文化。
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祖上原是宋国贵族，因内讧逃难到鲁国。其父亲叔梁纥64岁时与颜家少女“野合”生下他，指小山名为丘。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热衷于“儒”者（丧葬乐队）的吹吹打打。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且身高有力，是个标准的武士。曾作过季氏的家臣，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等小官。中年后，进入鲁国上层，任中都宰和司寇等职。因与国君相处不融洽，去职后主要从事教育。但他念念不忘当官，周游列国，到处游说，不为当权者赏识，晚年后又回到鲁国。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光都打发在与学生的讨论中了。他把经年郁积于心中的悲观情绪与政见在课堂上抒发出来，臧否人物，评论时事，很有自己的见地。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语》中。《论语》也不是孔子所著，而是他的弟子们将其言论整理而成，其宗旨是协调社会人伦关系。由于其思想精辟深刻，宣扬王道政治，故被后人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是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思想构成了儒家学派早期的思想主体。
作为政治家，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什么是“仁”？“仁”从人从二，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孔子给它下了两个最主要的定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作为一个仁者，应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仁的极致，甚至可以称为“圣”了。孔子还认为统治者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孔子主张“爱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的伦理思想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
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复礼”。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一切都在变革，孔子看不惯，“觚不觚，觚哉觚哉”就是他心灵的感叹。所以他一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的事业为己任。他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历史进行分析，认为三代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一贯的，并可以世代不变地延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必须恢复周天子的权威，结束诸侯、大夫、陪臣僭越擅权的局面，要恢复周礼的统治秩序，使君臣父子“正名”，各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统治的稳定。统治者要想“正名”，光靠政治手段的“政”、“刑”是不能完全奏效的，还必须要“以德治国”。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三天没梦到周公，他就惶惶然，说要死了。
孔子还相信天命。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认为人在天命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但孔子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这种态度可能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在他看来，在天上就是“上帝之命”，在人间就是周天子之命，至于鬼神则不是正宗，敬而远之也就可以了，而对于怪力乱神就不值一提。这种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使他们在赶考的旅途中可放心大胆地投宿破庙烂寺之中。
作为教育家，孔子的影响更大。他推广私学，对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学在官府”制度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具有平等思想。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举一反三”。在教学方法上，主修“因材施教”等一些至今仍行之有效的方法。
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六经”为主，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书都经过他收集、整理删定或改编成为教材。他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可见，他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思、子张、颜氏、孟氏、漆雕、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氏之儒，其代表人物是孟轲（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
孟轲，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小时候孟母为使他受到好环境的影响教育曾三迁居所，断机杼以教子。长大后他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下，可以说他是通过子思继承孔子学说的，他的言论又被他的弟子编成《孟子》一书。
孟子将孔子的“仁”学推及于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基础和终极目的是要使“民有恒产”，即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房前屋后种有桑树，家中养有鸡、狗、猪等家畜，吃得饱，穿得暖，50岁以上者能穿上丝绸衣服，70岁以上者能吃上肉，遇到灾荒，不至于饿死。
由于此时周天子的地位已经衰微了，所以在孟子的脑海中产生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无论哪一国的国王，只要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就可以取周天子而代之，成为全国的共主。这种“民贵”思想在后来封建专制走向顶峰的明代，是被删除在正统思想之外的。
“仁政”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其哲学基础则是建立在“性善说”上的。孟子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四端”继续发展就成为“仁”、“义”、“礼”、“智”，是为“四德”（《孟子·告子上》）。
法家学派。法家学派是当时一种激进的改革派思潮，其代表人物在战国早期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后期有韩非。
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韩国人，后投奔秦国，他是能言善辩的诸子百家中唯一的特例，因为他有些口吃。但他的思想锋芒毕露，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述集中在《韩非子》一书中。法家思想的很多方面是与儒家对立的，比如法家反对儒家的“克己复礼”、“法先王”的保守思想，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当今变化的现状是合理的，韩非为此说了个著名的故事《守株待兔》，认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法家对儒家的“仁政”也不以为然，主张君主专制。韩非综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等思想，认为要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法”、“术”、“势”缺一不可。“法”指制度法令，“术”指国君操纵臣下的手段，“势”指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将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法家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反对儒家孟子的“性善论”。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有欲望就不能不追求，大家都片面追求自己的欲望就不能不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使社会秩序紊乱。法家据此认为，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建筑在利害矛盾的基础上的。民众不可能心悦诚服地被统治，人性与礼仪也总是相违背的，要使民众循规蹈矩，只有用暴力加以压迫。韩非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的思想深得后来的秦王的赏识，但他命运不济，当他从韩国到秦国后，遭到同是法家的老同学李斯的妒忌而被杀害。
法家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所以法家的理论也就成了历代统治者手中的利器之一。尽管汉代以后儒家“礼治”成为独尊，但事实上，统治者是双刃在握，儒、法交替，对子民是恩威并用。
阴阳家学派。这个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夹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他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和神学的思想体系。
“阴阳五行”观念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甘誓》中。甘誓是发生在公元前2196年的一件事，当时夏启称帝，有扈氏不服，夏启就征讨有扈氏，在甘地誓师，发表讲话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无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里提到了“五行”，却未作任何解释。最早解释“五行”的是箕子（约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他的著作被收在《尚书·洪范》中。按箕子的解释：“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甜。”可见“五行”就是五种物质，水的作用是滋润和向下，火的特征是燃烧和向上，木的特征是可以弯曲也可以伸直，金的特征是可以顺从也可以变化（通过冶炼加工），土的特征是可以种植和收获庄稼，这五种物质还分别具有咸、苦、酸、辣、甜五味。“五行”说是中国最古老的物质构成的学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春秋时期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哲学意义，但阴阳家们则把它神化了。
至于“阴阳”说，正式见诸于文字是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国语·周语》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就是中国最早关于“阴阳”与“气”的观念，这个观念后来被《老子》和《易传》继承和发展。本来作为一种世界运动规律来看待的“阴阳”、“气”，但到了阴阳家手里，又被神学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