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3)
风雨之后见彩虹
长篇电视连续剧《谢谢你的爱》（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徐州广播电台、宁夏广播电视总台、兰州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是一部颇具传奇色彩的亲情戏。剧作通过四个孤儿同两个相敬如宾但没有性爱关系的父母所组成的特殊家庭以及家庭成员所涉及到的三个家族间的历史恩怨和情感纠葛，生动而又曲折地演绎出一部波谲云诡的当代社会与人生活剧。
通观全剧，尽管涉及诸多家庭伦理、都市言情、社会百态、商战计谋等时尚元素，但究其根本，大致不外乎两个字，即恩与情。所谓恩，田松涛与高梅花为了报答连长何振山只身扑弹壮烈牺牲的救命之恩，忍痛割弃真爱，共同为孤儿建立起一个完整家庭，毅然承担起抚养烈士遗孤的义务。风霜雪雨，冬去春来，十八个寒暑春秋，他们把大好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这个特殊的家庭。对于老连长，他们几乎用了一生来报恩；对于那些烈士遗孤，他们用了全部爱心去施恩。以奉献一生为代价来诠释感恩的要义，让受众领略着“恩重如山”的深邃蕴涵。此外，还有像田一泉以报复义父的方式报答索群，索强、索三风也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报答田一泉等等，讲的都是一个恩字。而所谓情，田松涛与索群割舍恋情成全烈士遗孤，但思恋不绝、独身相守，是刻骨铭心的爱情；田松涛与高梅花为践行诺言，抛掷个人幸福，相互默契、倾心抚孤是感天动地的友情；索群把失落的爱情转化为爱心，坚持收养孤儿并为之办学，将爱的阳光雨露洒向那些需要关爱的孩子，是至高无上的亲情。还有像田一泉、何振远抛开公共道义，千方百计欲置田松涛于死地，是出于个人怨恨的私情；许小蒙、陈凯文虚情假义的爱是滥情。报恩与报怨、真情与假义纠结上演，使恩与情的相互交织、媾联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叙事主线。
恩和情有时是统一的，有恩则必有情在，但反过来有情未必有恩，二者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知性范畴。通常恩是以情为基础，因情而施恩，或受德惠而生情，恩是超乎情感之上的理性判断；而情则是性之好恶、心理上的喜怒哀乐之谓，是思想意识上亲疏远近的感性判断。知恩图报、慷慨付出，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恩人，都是一种不计代价、渴望补偿的理智行为，是故有“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之说。而世间至性真情，有时可以冲破一切世俗樊篱，消除误会、化解怨仇，成就惊天动地的壮举，理性在其中可能是激情投入时的隐性助力。然而，失去理性支撑的过高感情期待在无法满足时，也会把情感的失落变成某种心理哀怨，特别是怨恨的情感一旦发酵，更可能导致情感欲望冲破理性堤坝，走向最初愿望的反面，演变成疯狂的仇恨报复心理。田松涛、高梅花出于理性的报恩行为，决定了他们的无怨无悔、一往无前，即便是碰到了田一泉、何振远们的阴险暗算，也照样能泰然处之，以德报怨。而何振远、田一泉、许小蒙们的情感挫伤和心理怨恨，因为欲望的燃烧和煎熬，纷纷演变成丧失理智的报复行为。爱恨情仇的交织与较量，把情感与理智、真诚与虚伪、善良与狡诈、正义与邪恶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真实的揭秘、误解的消除、道德的感召和良心发现，最终让田一泉迷途知返、悬崖勒马，让何振远心生愧疚、尽释前嫌。受邪恶的欲念和仇恨的心绪支配，田一泉、何振远们的人性经过了善与恶、美与丑的痛苦较量和挣扎，在是非曲直大白天下之后，善良天性开始回归。还有像何家良把爱心投给幼儿，田一泉毅然决然为义父捐肾，家和家兴浪子回头，吝啬的程金泉选择慷慨解囊等等，人间正道在历尽风雨后，终见彩虹。在恩与情的繁复纠结和转换中，德性和良心的复苏把道德救赎的使命挥洒得淋漓尽致，到此为止,剧作鼎力打造的感恩主题也就鲜明而又清晰地展现出来。处于一个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语境中，不讲公德、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地位、名誉甚至爱情早已司空见惯，能以形象化艺术语言呼唤人间真情，倡导感恩意识，高歌奉献精神，方才显得难能可贵，这同我们提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一致的，因而，这也是《谢谢你的爱》最为积极的现实意义所在。
值得称道的是，作品的积极主题并不是直露地概念化地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颇具情感魅力和人格力量的艺术形象塑造得以呈现的。这其中，除了像以季札挂剑的胜迹来烘托一诺千金的诚信、以鲁苏交界地讲情重义的地域文化来推演故事、以两代人不同的情爱观价值观来比照忠诚守信的可贵等精心设定的艺术氛围，以及几位主演特别是吴启华、陈逸恒、斯琴高娃等人不文不火、拿捏适度、真实生动、本色自然的表演而外，编导所采用的悬疑剧的叙事策略更是功不可没。从苏鲁集团门前的聚众闹事到匿名诬告，从家和、家兴兄弟为女友失和到神秘录像跟踪拍摄，从高妈妈嘴里的“田排长”到索群独自的生日祝贺，从工商局调查取证到企业资金抽逃，从兄弟对质、三风露马脚到发现大量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买保险，围绕着恩、怨、情、仇的矛盾纠葛一直处在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之中，跌宕起伏的悬念设置大大增强了剧作的吸引力，给人以欲罢不能的观影效果，显示了编导不俗的驾驭水平。
当然，剧中也存在不少过分追求离奇，尤其是某些关键细节经不起推敲的问题，比如像索群的迁徙能让心上人田松涛从此失去线索，为什么何振远却知根知底并不时汇款接济？比如索一泉为何走失并摇身一变成了田一泉，且田一泉还保持着与索强的联系但从不被索群觉察？比如索三风怎样从一个代人受过的侠义之士，一会儿变成聚众闹事的头目，一会儿成为绑架记者的打手，一会儿成为碰瓷的无赖，一会儿又成为可恶的盗贼？如果不是此类信手拈来且过于随意的编排使作品真实感无谓削弱的话，相信剧作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容量还会有更大提升。
胡笳汉月奏壮歌
由北京东鼎文化传播公司拍摄的53集长篇电视连续剧《胡笳汉月》，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把沉重的历史展示融入到细致入微的人物命运刻画之中，以恢弘的气势、曲折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和灵动且富于质感的场面，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北魏鲜卑政权在结束五胡十六国分裂格局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变革和世事更迭，终于走上了多民族融合之路，谱写了一曲国家统一的颂歌。
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到晋代后期，诸候割据，分疆自治，进入了春秋战国以来又一轮列国混战的局面。兵强马壮的鲜卑人靠着能征善战，兼并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大一统的北魏政权，这无疑是一大历史的进步。然而，北魏政权建立初中期，由于鲜卑统治者长期以游牧为生，既不熟悉农桑稼啬，又缺乏系统的江山治理手段，有战功的鲜卑贵族敌视汉人、忽视农桑，豪族贵胄抢占良田开设牧场、建私家园林，人数众多的汉人丧失田产、生计无着，或颠沛游离无家可归，或转投豪族沦为荫户人口，或聚集山林变成绿林好汉，这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时代，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学习汉民族农耕经验和治国方略，实现民族和睦共处，是统治者维持社稷统一、走向国家富强的惟一出路。《胡笳汉月》用生动的历史场景和鲜活的艺术画面，真实描述了鲜卑人汉化这一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透过魏太武帝拓跋焘建太学、用汉臣、袭汉制到魏孝文帝拓跋宏全面捐弃旧俗，重农桑、迁国都、改汉姓、衣汉服，推行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吏制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变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作品以鲜卑与汉民族从对立到和解的波折演绎，形象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永恒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分分合合、且以合为主、最终走向国家统一的历史必然，也填补了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对南北朝时期艺术呈现的一大空白。
可贵的是，剧作没有止步于简单揭示历史真实的社会叙事层面，而是努力在“可看”、“好看”上做文章。一改诸多历史剧创作沿袭历史纪年线索，千篇一律地重复“帝王将相”“英雄谱”的模式化套路，独出心裁地把正史类电视剧严肃的宏阔叙事，同言情戏“才子佳人”式的婉约情调有机地融为一体，在确保历史脉络清晰和历史事件真实的前提下，尽可能用生活化的场景、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和别有韵味的艺术语言，让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沉重史实，转化为当下观众易于接受的跨时空的无障碍交流与对话。
剧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而不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巧妙地将客观历史推衍的进程，作为人物命运发展如影随形的辅线放置于幕后，通过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冯桂儿由汉家少女变成太皇太后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特定人生际遇，来表现复杂的社会关系变迁，折射出北魏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冯桂儿历经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四朝，既是北魏从初创到初兴的历史见证人，更是后三朝许多重大历史决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因而，她的命运升落起伏本身就是北魏政权兴衰沉浮的有力印证。而以人物命运为主轴，恰恰便于伴随人物命运变迁编织起丰富、波折而又细腻入微的情感线，透过冯太后与北魏四朝皇帝的错综复杂的属眷关系，与李奕以及无我的情感纠葛，与卫薄荷的闺中友情，与崔浩、江强、李冲、拓跋澄以及源贺、拓跋子推们的恩怨情仇，勾勒出一个个宫廷争斗与民族矛盾、儿女情长与国家社稷、眼前的利益与长远韬略的戏剧冲突，进而演绎出一幕幕关系到北魏社会发展的悲喜剧。冯太后的深谋远虑、刚毅果敢，江强的忍辱负重、足智多谋，卫薄荷的仙风道骨、侠肝义胆，拓跋宏的多情善感、坚韧执着，拓跋焘的雄才大略，拓跋丕、拓跋澄的宽厚忠诚，李奕的忠义英武，无我的神秘莫测，源贺“自比诸葛、诈为曹操”的老奸巨滑，拓跋子推的蛮横跋扈…… 这一个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均不是演绎历史事件的提线木偶，而是有机地融入历史进程，与具体的历史活动相生相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相互间的协调与冲突不单受个人志趣爱好所驱遣，更是由不同政治信仰、社会观念和集团利益作价值支撑。伴随着他们性格的塑造和生命衍进的轨迹，一部艺术化的波澜壮阔的北魏社会发展史也就清晰明了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与人物命运和情感演绎紧密相关的是时尚元素的大量介入。为了增强整部戏的观赏性，剧作在忠于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对某些次要人物和故事情节给予了适度虚构，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传奇色彩；大量启用一线当红演员，力求在类型化的角色中增添鲜明个性色彩，自然也就增加了作品潜在的市场号召力；在剧情推进中着意追求场景和镜头的动感，注重文戏与武戏、动态与静态、对话与动作的穿插配合，始终做到张弛有致、舒卷自如；即使在处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革新与守旧的激烈冲突时，面对着“正确的不能实施、错误的难以阻止”的变革艰难，作品也没有直白的议论和空洞的说教，而是用独到的细节、客观的事实和情节逻辑的自然推动，给予艺术化的形象诠释。整部戏在着意用茶色为基本色调，强化作品历史感的同时，更注重画面的亮丽和场景转换的清新流畅，以增加作品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所有这一切都有效地减弱了历史剧常见的呆板、凝重和压抑感，赋予了剧作更多的灵动、鲜活和张力，大大增强了观众对艺术的观赏期待。特别是《胡笳汉月》成功地对事涉民族问题的如此宏大而严肃社会主题，予以轻松雅致的艺术呈现，这对正史类艺术创作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与突破，值得人们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真情传递感动
汶川地震，举国神伤。一首小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迅速流传，不论是央视主持人还是在各类赈灾活动中，人们不约而同的朗诵着它并屡屡为之唏嘘；一曲短歌《生死不离》，不胫而走地被众人传唱着，一次次让人流下悲伤的泪水；一台大型抗震救灾募捐晚会《爱的奉献》，一下子创造了5.5亿的全国收视记录，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媒体转播或使用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现场募得的善款高达15.1亿……
自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除了新闻媒体滚动报道来自震区的生命奇迹和抗灾事迹让人魂牵梦绕、饮食难安而外，还有一种令人撕心裂肺、潸然泪落的激情传播，那就是文艺。无论是报刊、网络、电台、电视台，还是舞台演出和各种赈灾活动现场，一篇篇发自肺腑、动人心弦的诗文，一曲曲充满激情、哀婉动人的演唱，一幅幅情真意切、饱蘸爱心的书画，无一不渗透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深情与善念，展现出他们与灾区人民的血脉相连的手足情深，成为独具一格的高扬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热情讴歌抗震救灾伟大壮举和英雄业绩、鼓舞人民在灾难中奋起重生的精神力量。
地震刚过，有着同民族呼吸与共的光荣传统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立即从巨灾带来的悲恸中行动起来，他们纷纷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歌、肩上的镜头和深情的表演，同纾国殇、共渡时艰，与灾区人民并肩作战。一场接一场的赈灾义演义卖活动，一个接一个的明星自愿者奔赴灾区，捐款捐物，积极参与灾区的爱心救援行动。一批接一批的作家艺术家组成小分队深入抗灾一线采访，用爱心触摸抗灾现场，用激情记录永恒的瞬间。八一电影制片厂于地震当日即组建第一批摄制组，抢拍抗震救灾第一手资料，暂定名为《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即将在三批摄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中影集团也在第一时间赴灾区赶拍电影《汶川168小时》；西安和峨嵋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5.12北川不相信眼泪》；人民艺术剧院也派出创作班子到灾区体验生活；许多以抗震英雄为原型的话剧、影视片都在抓紧筹备中。大批摄影艺术家深入灾区，留着墨香的《百名摄影记者聚集大地震》画册业已问世。有关灾区防疫、自救、重建之类的出版物以及《生命的感动——我们与汶川同在》、《惊天地 泣鬼神——5.12大地震诗钞》等正陆续出版发行。文艺家们用文字、镜头和画面见证历史，书写着大灾大难面前迸发的生命尊严和民族热情，正在把灾情感受转化沉淀为全民族的文化记忆。
古人讲家国不幸诗家幸，肯定是个痛苦的悖论。没有谁希望遭遇到家国不幸，然而，当家国不幸发生的时候，诗家却会在心中积聚起悲愤的力量，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灵感，良知与正义在胸中奔涌，激情与企盼溢于笔端，为后世留下许多精品佳构。5.12巨灾突然降临,悲伤的压抑令人窒息。生命的危难、互助的渴望和关爱的温暖，让文艺家捕捉到情感宣泄的触点，他们虽未成为抗灾一线的救难勇士，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但他们却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抗灾，不论是诗文和笔墨中表达的生命意志、画面和镜头组装的爱心接力，还是以音符和旋律传递出的永不言弃的顽强精神，都给逝者以哀悼，给生者以慰藉，为守望相助的多难民族点燃起生活的希望，在轰然倒塌的残墙断壁上挺立起民族坚韧的脊梁，重塑起精神不屈的丰碑。
文艺在全民族同灾难的顽强抗争中收获并传递着感动。或许，这才是文化的力量。
在质朴中感受震撼
长篇电视剧《任长霞》（中宣部宣教局、公安部宣传局、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河南电视台联合录制）是一部以人民的好警察任长霞的英雄事迹为蓝本而创作的纪实性电视剧佳作。它的最大成功在于它的真实，在于它平实而质朴的叙事，在于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保持生活常态而又血肉丰满的、爱岗敬业执法为民且又真实可信的女公安局长的艺术形象。
作品首先是大胆突破英模题材创作中或过于简略概括、或过分拘泥生活本身的既定范式，精心截取任长霞一生中最辉煌的生活断面，以人串事、人事互见，不枝不蔓、一气呵成，把精心的艺术构思蕴藏于平实质朴的叙事之中，在不动声色的视听流程中实现了对生活本真的艺术化“还原”。
成功创作一部英模题材的文艺作品，绝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完成指令任务”那么轻松。一方面是中国人长期的文化背景，习惯于为尊者为贤者讳，这一“讳”就易于拔高、易于神化，就容易忽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弄不好反倒会拉大同观众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是过于拘泥原始生活形态，缺乏足够的艺术提炼，平铺直叙地照相式复制，人物形象就缺少立体感，就会让人觉得与想象中的英雄大不一样，反而达不到预期效果。更何况，英模们的感人事迹大家在媒体上、在报告会上都读过听过，如果你仅想用“艺术的方式”再重复一次，没有高出一筹的本领，没有独到的视听冲击力，那么，带给观众的只能是一种审美疲劳，而不是审美愉悦。所以，把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英模塑造成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意味着严峻挑战。
把难做的事情做好需要才气，更需要付出心血。才气是指艺术家遵循艺术规律、灵活驾驭各种艺术手段的水平和能力；心血是指花大气力深入了解英模的业绩，深切体验他们的人生甘苦，找到既能体现英雄本色又富有戏剧性并且适宜艺术表达的结合点，让舞台上、屏幕上走来的英雄的形象，比人们在媒体上、报告会上所看到听到的英雄更直观、更传神，因而也就更加真切感人。这一点，《焦裕禄》、《孔繁森》做到了，取得了很大成功，《任长霞》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获得了广泛认可。它用平实的格调还原了生活的常态，却又是艺术化的，真正从人物出发，透过生活的流动，展示性格的变化，再现成长的历程。剧中有不少刑侦破案、除暴安良的场面，却没有堕入“侦破剧”流俗；作品真实再现了一位爱岗敬业女警官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却没有拍成好人好事的宣传榜。作品用一个个真实、生动而又感人的故事，形象地回答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追问，为什么一个年仅四十、只干了三年的公安局长的平常女子，能在老百姓当中赢得这么大的反响和尊重？从“王松涉黑案”、“砍刀帮”、“白坪乡偷牛案”和“98旧案”等艰难侦破的过程，一个把事业心和责任感放在首位、一个虽不事张扬但却踏踏实实为人民做好事、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的英雄耀然凸现，是她抹亮了嵩岳的一片蓝天，还给了登封一方平安，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崇她，就是对她为群众办好事的善行懿德的真诚回报。描叙的过程虽然质朴，但却让观众在质朴中领略出震撼。真实，在这里显示着它特有的撼人肺腑的艺术穿透力。
其次是剧作的质朴风格与任长霞为人处事方式的有机统一。剧中没有夸张的铺陈、绚丽的色彩和喧宾夺主的音响，更没有生硬夸饰的高谈阔论和豪言壮语，任长霞说得最豪迈的一句话就是：立案是给老百姓一个期待，破案是给老百姓一个交待。期待也好，交待也好，无非就是执法为民的真实心迹的质朴流露。对于任何一个棘手的案件，她从不找借口推脱，找理由搪塞，给老百姓一个期待，显示着她的胆略和敬业；费尽千辛万苦讨回社会公道，对老百姓做出交待，显示了她的能力和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大而无当的宣言，没有冗长难耐的会议，有的只是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只是些非常生活化却又极具艺术表现力的言语和动作，洗练的镜头语言，让生活化的质朴有了与故事本身相匹配的审美品格。
与此相关的是编导的把握和演员表演的真实到位。松弛、自然、流畅成为表演最突出的特点。演好一个人们普遍熟悉的英雄人物是很难的，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表演的拘谨、放不开，或者是过多的表演让人物失真。松弛、自然、流畅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它来自对表演对象心灵深处的交融，来自对所饰角色充满把握的自信。刘佳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她的表演保持了一种常态，一举手一投足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拿捏得恰如其分，这个角色可能成为刘佳表演生涯当中一个闪光点。剧作紧紧扣住任长霞作为一个干警和作为一个女性的对立统一，通过一系列精彩的生活细节，比如展现母子情深的夜间电话，比如对杨志清的处分与安排，比如让犯罪嫌疑人抱抱自己泣哭的孩子等等，把铁血和柔情、刚强与脆弱结合起来，把对同事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结合起来，把对犯罪分子的恨与对人民群众的爱结合起来，观众从荧屏上看到了一个真实亲切、栩栩如生的任长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