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4)
一个深刻主题的轻松阐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全国8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搞好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础性环节。因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这些年党和政府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历程中，曾几何时，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可谓独领风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红旗谱》、《苦菜花》、《三里湾》、《春花秋实》、《徐茂和他的女儿们》和《平凡的世界》等，都在当代文艺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近些年，这一光荣传统却有难以存续之忧。作家艺术家似乎不再那么热心关注农村生活，出版社、艺术表演院团和影视制作单位也日益淡漠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一度出现了农民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的畸形状况，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不满。对此，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地大声疾呼。
可以说，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电视剧选题为标志，农村题材受冷落的局面正在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与改观。以《刘老根》开端， 2003年度央视黄金时段先后播出了《希望的田野》、《好爹好娘》、《郭秀明》和《三连襟》等一系列农村题材的长篇电视剧，这些作品不仅有着较高的收视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而且也为文坛吹来一阵田野的清风，为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带来一抹希望的亮色。
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和石家庄电视台联合摄制的18集电视连续剧《三连襟》作为央视农村题材电视剧播出的精彩收束，最为突出的特点和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以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轻松的叙事方式，艺术化地阐释了一个关于农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所引发的农民思想观念变革的深刻主题。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小型乡镇企业建设为发端的农村改革，对于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和按部就班的大锅饭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质产品十分紧缺的年代，这种变革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产生的直接效益是空前的，实际成效是令人振奋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能否抵御各种社会风险，能否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农产品需要？中国农民能否从初步富裕的自我满足中感受到日益逼近的生存压力，能否实现中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变？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也在呼唤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传统的习惯的思想观念必将面临着又一次新的更为痛苦的蜕变与更新。面对这样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主题，《三连襟》的编导聪明而又艺术地避开了与主题相吻合的深沉而又悲壮的习惯性表达方式，独辟蹊径地把这一严肃而庄重的主题寓于轻松诙谐的叙事之中，因而，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
首先，通过精巧的艺术设计和通俗剧常用的类型化处理方式来表达严肃的艺术主题。剧作把重大的社会主题作为背景后置，摆上前台的却是北方平原牵牛乡的三个毗邻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且同时又是退休老乡长段海山的三个女婿。将三个不同乡村的生产经营理念、三个自然村的相互合作与竞争以及三个连襟之间所必不可少的情感纠葛，共置于同一个生活平台，这样既可以比较简捷明快地交待剧情，又可以把三个村主任通过三个同胞姐妹纠合在一起，从而为“戏”的热闹作足了铺垫。当然，如果剧作把戏剧冲突设计在三个女婿各自的生活空间或与老岳父家庭交往的论辩中，戏剧的主旨固然存在，但戏的味道则会寡淡许多。作品巧妙地以外销玉米受阻为突破口，把三个以玉米种植为主业的乡村推进了矛盾漩涡。特别是由于三女婿孙天生外销玉米的合同得以延续，而二女婿刘逵作为种粮大户的外销指标被取消，由平时的互不服气、互不相让发展到竞争引发的暗中怀疑，尖锐的冲突就此展开。而由于玉米的滞销即将带来的生存困境，也就自然地把农业面临的结构调整的紧迫问题提了出来，从而连带并揭示出深层次的观念冲突。
其次是透过不同性格的尖锐对立来揭示作品主题。面对生产结构单一所带来的生存窘境，凤凰村的当家人孙天生最早一个觉醒。这位聪明能干、视野开阔的农村带头人，在玉米订单发生危机的同时，他早已盯上了北方农业大学杜森教授的一项有关“强筋”小麦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始了他最初买断专利独家经营的梦想。在遭到拒绝后，在杜教授的女儿、副县长杜丽虹和省农业厅厅长杨真如的帮助与启发下，他的思路愈益清晰，真正意识到中国农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必须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必须联合千家万户搞中国特色的大农业。因而，他只好反过来求助于一直对他心怀敌意、处处与之较劲的二姐夫刘逵。刘逵作为种粮大户、状元村的带头人，有闯劲、能吃苦、富有冒险精神，但心胸狭隘、刚愎自用，凤凰村的经济比状元村发达，他不服气，时刻都想超过他们；玉米订单取消后，他怀疑孙天生暗中捣鬼，怀恨在心；在妻弟结婚之前岳父家的聚会上，企图以喝酒镇住对方；在乡里举办的运动会上，他本想灭掉凤凰村，结果却处处落后，因而愤恨不平，搅得会场大乱……面对如此一个冤家对头，孙天生想在牵牛乡搞生产联营，农业结构调整的难度据此可以略见一斑。与此相对照，做为光荣村村委会主任的大女婿石福，与孙天生的聪明外向和刘逵的争强好胜截然相反，他采取中庸的“乌龟”哲学，甘居落后，以弱示人，暗中设想做个小富自足的安乐公。作为孙天生意欲联合的第三方，他处在老二与老三的两强相争之中，看上去不偏不倚置身局外，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企图在他人的角逐中寻找机会，坐收渔翁之利，从而给贫穷的光荣村带来经济利益。刘逵、石福同孙天生的矛盾冲突从一个特定侧面，表现了小农意识抱残守缺的根深蒂固，表明农村社会每一个进步都必然会有艰难过程，即使是孙天生在与两个姐夫的矛盾纠葛中比较清醒且表现出不少的谦让，但时而显露于形的某些小聪明与骨子里患得患失的潜意识，同样也是小农意识因袭重负的自然反映，这些似乎表面上呈现的是家庭纠纷和性格冲突，实际上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历史内容。
三是利用一些颇具喜剧色彩的情节和强烈对比的艺术场景来强化作品主题。三连襟共赴段海山的家宴为小舅子送结婚贺礼，三姑爷驾着名牌轿车送来在省城购置的两台最新式电脑，二姑爷骑着摩托送来一堆大红大绿的贵重礼品，大姑爷的礼物最出彩，他赶着一辆驴车送来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风箱。还有像在乡运动会上，三个村庄、三种运载工具、三种状态而形成的三种不同风格的入场式，推荐进省城参加入世学习班时的不同表现以及接待尹来凤时的三种不同行为等，都在强烈的对比中充满了喜剧色彩。此外，在三连襟特别是老二与老三的相互奚落、较劲与争斗的同时，孙天生对小老干部、刘逵对来福、石福对五毛略带夸张的气指颐使的态度与做派，都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多少领略到一些能人治村的家长式作风，这也在另一个侧面印证出陈旧观念蝉蜕的痛苦和艰辛。
当然，作为一部农村剧，过于生硬的有关WTO的概念和口号，凤凰村过于夸饰的香车、美人与豪宅，女县长的装束、谈吐以及对孙天生爱慕和网上交流等，都让人感觉到意念大于形象，缺乏真切的生活质感。特别是孙刘二人的合好借助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绑架案，这一笔既落俗套，又不尽情理，反而大大削弱了作品应有的力度。由冲突、碰撞到觉醒、顿悟再到殊途同归，决不可能从灵机一动的简单编排中完成，这是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深刻的思想感悟和高超的艺术驾驭能力作基础，并在细致深入的打磨中才能最终实现的。
军事题材创作的新境界
军事题材影视剧作为一支光彩夺目的奇葩，在我国当代艺术园地里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十分突出的历史贡献。这些作品不仅极大丰富了部队官兵的文化生活，而且为各行业人民群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军事题材的电视剧有先天的优势，而军队的电视工作者使这种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优秀的人才。回顾近些年部队系统所拍摄的优秀影视剧作品，从海政的《蓝色国门》、《潮起潮落》开始，到武警的《女子特警队》、空政的《壮志凌云》，成都军区的《突出重围》、总后的《光荣之旅》、总装备部的《中国轨道》，以及正在播出的总政话剧团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它们无一例外地高扬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高扬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对于我们培养当代青少年的高尚人格、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军队的电视剧创作在中国的电视剧历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经过了一个转折期，如果说以前比较关注战争历史和战争过程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军事题材创作已开始从历史回归现实，从关注战争的历史到更关注战争中的人物，从关注事件到更关注人物的内心，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创作转型，带动了整个军事题材创作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和进步。仅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充分说明这次战略的转移是非常精彩和成功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既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也没有太多的宣传或炒作，它是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火起来的。开始播出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家里老婆孩子和身边的朋友都在看、都说好。我是受了大家的影响中途介入，然而，一旦在电视机前坐下来，则欲罢不能，一集又一集的追着各地卫视看。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魅力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完全是自发的，不少人看过一遍、看第二遍，第三遍重播照样还能看得下去，并且看得津津有味。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好看”就能解释得清楚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很多东西可以总结，也值得总结。
总的来说，这部电视剧一改过去军事题材政治化叙事的传统，而以崭新的人性化叙事的方式写军人，且跳开军营写家庭，充分而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军人，在社会角色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心理冲突和行为尴尬。全剧具有一种悲剧的意蕴和喜剧的外壳，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石光荣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是个“为战争而生存的人”。战争年代他如鱼得水、屡建奇功，然而到了和平年代，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他都倍感失落，他的不适应具有很强的悲剧感。这个人充满着激情，充满着理想，对革命事业充满着忠诚，对家人充满着爱，但是，他的激情和理想、他的忠诚和爱心，由于角色转换过程的严重不适应，导致了他的表达方式与现实需要很不协调，有时甚至格格不入。因而，他与身边亲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总有许多的对立和冲突，在诸多复杂思想和行为差异的碰撞中，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喜剧色彩的场面，加上孙海英略带夸张色彩的精彩表演，构成了石光荣独具一格的典型性格。作品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精髓，在貌似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中把逼真细腻的复杂心理生动地展现出来，从一系列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中，营造了一种浓郁的艺术氛围和复杂的思想主题。看过作品，让人觉得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想找到一个单一的判断却很难。石光荣是复杂的，在他某些“可笑”的语言和行为背后，有他的单纯、执着、坚守和可爱，也有他的可悲与可叹之处。这就是不同的观众产生不同的理解，做出不同评说的原因。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部电视剧具有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激情燃烧的岁月》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验证了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强大生命力。这里继承了许多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比如源于生活，贴近实际，不粉饰太平，不人为地修剪人物性格中的多面性原素，但同时它又是全新的，是过去我们从未涉及过的人物和人性，从未深入关注过的社会现象，所以说它是与时俱进的。它对于那些从战争年代过来却又不太适应和平时期生活的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塑造有很多新的启示。对于那些不太重视人物性格刻画的影视剧而言，称之为“典型归来”绝不过分，也难能可贵。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明确指出：“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的作品，都是隽永艺术魅力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的结晶，都是文学艺术家们的思想感情与创作灵感为时代和生活深刻感召的产物。”今天，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取得的成功，正是军队广大电视工作者深刻体察军事变幻的风云，真切感受军人情感的脉动，努力追寻军队前行的步履的结果。这些优秀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一种艺术化、审美化了的思想，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源自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和发现。它们让两者和谐统一的同时，又切实关注并积极适应着当前大众的审美心理。这些电视剧作品向世人显示的，虽然是始终坚守结构上的宏大叙事，基调上的英雄主义，但在题材、人物、表现手法等许多方面，已经刻上了拓展、创新和突破的深深印痕。如果说《突出重围》因着眼于未来高科技战争对军人心理和命运的挑战而受到关注的话，那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则从人性的角度大跨度地展现军人真实的情感世界，它们是军事题材电视剧突破与创新的代表作，堪称军事题材创作奋发前行的波涛中翻卷起来的新浪峰。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已经跃上新的平台，出现了好的势头。这是由于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者长期遵循其特殊的艺术规律，始终坚守军事题材创作的质的规定性且行驶在正确轨道上的应有结果。我们也衷心期待军事题材电视剧着眼于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着眼于新时期军事文艺创作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跨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红色影视剧的审美新开拓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前后，《建国大业》、《解放》等一大批“红色”影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关注，集中展示了当下影视创作的艺术水平及其广泛的“观众缘”。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红色”题材影视剧以独特的形态建构与内蕴开掘，超越新中国17年的讴歌型建构和80年代的反思性重构，进入了一种不同审美文化资源兼容并包、主流价值弘扬与接受效应追求相得益彰的审美新境界。
首先，“红色”题材影视剧拓展了“红色”叙事的思想视野与言说方式，建构出不少深具审美底蕴与发展活力的叙事类型，形成了一些社会关注度和佳作出现量两全其美的叙事范式。
“红色史传剧”超越建国初虚拟形态的“史诗性”宏大叙事，纪实性地展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格局、重要关节及其嬗变历程，进入了以“正史”文献为基础的中国历史文学“史传”创作的境界，并充分发挥史实演绎的国家文化阐释和建构功能，有力地揭示了红色政权的政治合理性、历史崇高性与文化庄严感。其中产生了《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周恩来在重庆》、《太行山上》、《建国大业》等不少大气磅礴而沉实厚重的优秀作品。还有《记忆的证明》、《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作品，以虚拟形态展示独特的史实和深沉的思考，成为“史传剧”的有力补充。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我是太阳》、《集结号》为代表的“另类英雄传奇剧”，以崇敬而不无调侃意味的语态，叙说战争英豪的辉煌业绩、雄强气概与独特个性，表现他们的草莽气质在历史潮流中的激情碰撞，亦庄亦谐地表现其强势人格的崇高风范与世俗魅力。“红色谍战剧”的内容更为丰富，从讲究惊险火爆或推理悬疑的《暗算》、《仁者无敌》，到严谨写实语态的《英雄无名》、《特殊使命》、《雪狼》，从充满世俗气息的《潜伏》、《地上地下》，到颇具时尚色彩的《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等等，各种形态不一而足。这些作品纷纷把公案、悬疑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叙事要素与历史内容结合起来，既以紧张诡秘的人物关系、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满足了大众的娱乐化审美需求；又以英雄主人公清醒的理性意识和坚定的使命感，让大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史的心理亲切感得到了有效的释放。“民间生态剧”可以《血色湘西》、《狼烟北平》、《记忆之城》、《大国医》等为代表，它们着重表现历史大事件、大进程中普通民众的命运轨迹、生存状态和精神品质，一方面挖掘乱世中不变的民间文化底蕴与传统伦理精神，另一方面自觉地书写民间价值与历史大趋势的一致性。“红色青春偶像剧”也出现了如《恰同学少年》、《天安门》、《沂蒙六姐妹》等引人注目的作品，以对革命者人性、人情正面品质的展示，显得别开生面、清新可喜。
这种种叙事形态及其优秀作品的不断出现，充分显示出“红色”题材叙事的适应性和审美包容度，有效地满足了受众多方面的审美需求。
其次，“红色”题材影视剧力求融合多元文化优势叙述和阐释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以普遍认同的人文价值支撑和烘托“红色文化”精神的崇高内涵。
“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叙事类型多姿多彩，但显示出一个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注重沟通多元视角来阐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力求以多样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正面品质为思想后援，来支撑和烘托“红色文化”精神。《人间正道是沧桑》以杨、瞿两家和“黄埔同学”的伦理情感关系为情节框架，以他们由信仰主导的人生道路和相互关系，隐喻国共两党的复杂关系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由此从“血浓于水”的民族伦理文化的思想视角，使文本对整体历史的认知，平添了许多情感的魅力和人生的意味。《仁者无敌》描述了英雄的地下工作者群体面临斗争和自然的双重险境，仍然义无反顾地牺牲自我、拯救革命民众的壮烈行为，更辅以国民党“剿匪”军司令因此认识转变、率部起义的故事情节，从而雄辩地表现了革命事业的人道、“仁义”品格和革命者个体的人格感召力，有力地揭示了人心向背的巨大社会能量。《潜伏》通过细腻刻画主人公在险恶的“潜伏”环境中紧张的生活状态及其背后“家庭”生活的感人细节，以世俗生活、常人性情的审美感知，反衬出地下工作者坚守信仰的艰难与崇高。
“红色”题材影视剧以普遍认同的人文价值为视角，阐述“红色精神”的历史文化合理性，弘扬时代主流精神，这既使“红色记忆”的先进文化品质在审美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弘扬，又使其艺术表达具备了更充分的人文亲和力与审美共鸣度。
再次，“红色”题材影视剧既不拘一格地探求和发掘受众的心理积淀，又始终保持“红色文化”的基本立场，显示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审美思维特征。
“红色”题材叙事继承了“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又包含历史审视的人文意味，然而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语境下，实现这种目标必然要依靠市场。因此，以激发观众的审美兴趣、发掘观众的心理积淀为基础和核心，不拘一格地调动各种审美元素，就成为“红色”影视剧的必要策略。
“红色经典”改编的关键，自然在于能否成功调动观众对“红色经典”的亲切感与共鸣感。建国初17年的“红色”叙事虽然理性主题相对单一和意识形态化，但实际上审美风貌已深具多样性的潜质。改编者即以此为基础，顺应当今时代观众世俗化、娱乐化审美需求日益上升的状况，不拘一格地发掘和发扬了其中诸多相关的艺术元素，从而使“红色经典”的亲切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原创作品的“另类”英雄传奇和特工谍战叙事之中，也普遍地具有一种传奇色彩。从《狼毒花》的喝酒绝招渲染，到《我的兄弟叫顺溜》的狙击绝技聚焦，直到《小兵张嘎》喜剧色彩极浓的故事编织；从《亮剑》情节展开对主人公在革命队伍中“另类”风格的津津乐道，到《暗算》叙事范式对“杀人游戏”的深层植入，众多作品均表现出一种极具传奇色彩和娱乐功能的审美要素，受众的观赏快感不言而喻。但在诡异和独特之中，一种人世的况味、人生的沧桑感，也以诙谐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形态表现出来。“红色”题材影视剧“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红色”题材影视剧因充分拓展“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融合多元文化优势弘扬主流价值、探求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并具的审美可能性等方面的新步伐，而使当代中国的“红色”叙事，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新境界。然而这种境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到底应选择怎样的道路，才能使“红色记忆”叙事最大限度地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到底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原则，才能使“红色”叙事既珍重民族现代历史的苦难和牺牲，又在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构成与世界文化高峰、人类命运境界有效的深层对话？到底应怎样发挥审美灵性与思想智慧，才能真正使审美的适应性孕育于历史具体性之中、精神的共鸣度建立于高位伦理价值基础之上？这些追问和期待将连同观众的喝彩一道伴随“红色”影视作品创作走向更加理想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