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6)
尴尬的文艺批评
现如今，有关文艺批评的文章和书籍似乎显增长之态，但社会影响却呈下降之势。承认批评的日趋式微和边缘化，对于选择以文艺批评为业的我们虽有几分痛苦，却也无法不认可这个不争的事实。
分析批评衰落的复杂原因，有客观环境所迫，更有主体因素所致。就客观环境而言，一方面，批评不像文艺作品那样读来令人轻松愉快，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因而其阅读范围有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正日益蚕食着人们的理论思维兴趣；另一方面，鉴于批评受众的局限性特别是报刊面向市场艰难生存的压力，经常发表批评文章的报纸不多，专业刊物文章多些但发行量不大。文艺批评在许多报纸上已经被时尚的流行文化、各类明星的奇闻轶事和商业化的炒作所替代，文艺评论已经被简约成“娱乐”的代名词。那些字斟句酌、条分缕析、义正词严的纯粹意义上的文艺批评日渐其少。
就批评主体而论，理论的肤浅、随意，深度的缺席和队伍的流失是批评滑坡的内因。一是染乎世俗、追逐时尚，批评家不关心创作现状和大众需求，不刻苦阅读作品、辨析思潮，经常游走于各类座谈会、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之中，脱离实际地自说自话，浮光掠影、轻描淡写的随机感言式批评极大地消解着理论的深度；二是吃人请、受人托、帮人说好话的现象普遍存在，廉价拔高和溢美的批评随处可见。与此相反，也不时出现一些充斥个人义愤的酷评文章，虽然骂得酣畅淋漓，但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往往近乎人身攻击。这无形中都在伤害批评的声誉和公信力；三是面对缤纷多彩的文化新潮和创作热点，知识贮备不足、专业能力不逮，做不出中肯的分析、恰当的判断和独到的概括，难以形成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理论话题，使“缺席”成为社会对批评现状的最密集的诟病；四是经不住名与利的诱惑，不甘寂寞，不再甘于板凳坐得十年冷，纷纷转行，成群逃遁，直接造成了文艺批评队伍的青黄不接，导致了批评的萧条与衰落。
人类社会正面对着一个信息爆炸、传播多元，知识经济发达、文化作用凸显，创作门槛降低、文化日趋大众化的全新时代，无论是社会主导价值的倡导、还是文化多样的肯定，无论是优秀文化的传布、还是低劣文化的狙击，无论是创作成败得失的鉴别、还是大众鉴赏的审美推荐，文艺批评永远都是政府与公众、创作与鉴赏、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越是文化现状复杂，越是选择难度加大，文艺批评越是不可或缺。
社会需求的遽增和批评供给的不足，构成了创作与评论的生态失衡，圈内外普遍不满。是故，社会上要求加强文艺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我想，摆脱文艺批评的尴尬现状，走出批评的困境，除了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高度关注和重视文艺批评工作，在政策、资金及社会评价导向上给予足够支持，以改变目前不利于文艺批评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外，更重要的还是靠批评队伍自身的努力。
首先，要开阔视野，增强理论贮备和学术积累。评论界需加强文艺基础理论以及其他相关哲学社会学科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加强对文艺学中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的融合与对接，既不作传统文论一成不变的固守者，也不作国外流行批评话语的传真机，努力建设自己的学业标准和批评范式。特别是加强对高新科技条件下文化现状的研究与把握，确保在五彩纷呈、盘根错节的文化现象中不迷失自我，清醒面对，冷静分析，因时制宜地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
其次，要立足实际，回归文本。文艺批评必须面向创作实际、面向公众需求，触及并回答当下文艺创作面临的焦点问题，肩负起评点作品、引领鉴赏、梳理现象、引导创作的社会作用。批评如果不建筑在认真地观摩和阅读之上，只能是凌空蹈虚，飘浮无根。而观摩与阅读需要下真工夫、笨工夫，需要脚踏实地的辛勤劳作，靠浮光掠影地浏览或者是主观臆想式的猜测，不可能写出厚实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更不要说深度的现象概括和科学的理论归纳了。钻研文本，深入思考，有感而发，才是批评之正途。
其三，要重建学术理性。无论是臧否人物、评介创作，还是辨析思潮，都不宜人云亦云、信口雌黄，都需要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和发自肺腑的独立思考。鲁迅先生所讲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面对着一个敏感的职业群体和一个“爱面子”的社会氛围，讲真话、讲实话、讲自己深思熟虑且锋芒毕露的话绝不会十分轻松。真知灼见以学养为基石，秉笔直书以胆识作担当。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为尊者讳、不为私情囿、不受世俗扰，即便是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也坚持让事实和学理说话，敢于直陈己见、仗义执言。只有秉持理性的力量，才能具备大无畏的勇气，写出有震撼力的文章，其中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与不足，也会给人以有益的启发。
其四，要强化学术操守。在市场交换法则横溢的商品化时代，在物欲膨胀、浮躁盛行的社会氛围中，能不为名来、不为利往，甘坐冷板凳，如没有一种执着的信念、坚韧的定力和对专业的真诚敬畏，那是难以想象的。学术操守就是精神的支撑。有了这种支撑，就能摆脱名缰利索的诱惑与束缚，就能坚持不懈地追寻真理、修正错误，就有希望透过喧嚣浮奢的时尚华衮，捕捉到繁复表象背后的实质，揭示出创作中带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给创作与鉴赏以切实的引导。在固持学术操守的前提下评文论事，才能摒弃偏见；与人为善，持论公允，才能保持批评应有的学术品格，让批评找到迷失的自我，重回大众的视野。
“重赏”之下
从媒体上不时传来各类文艺评奖的消息，一些地方性的文化单位在没有经过主管部门批准认可的情况下，擅自向全国悬赏征集文艺作品、设置文艺奖项，各式自我标榜的文艺“大奖”四处开花，不时给寂寞的文坛带来几分热闹，说不定什么时候天上真的掉下块馅饼你也决不要感到意外。获奖作品的质量虽然参差不齐，但奖励的金额却愈来愈高，先前还是千元万元的数目，后来竟然是十万百万的招呼上了。钱花了很多，张狂话说了不少，一些人也跟着在报刊电视上风光了几回，但留下来的好作品有多少，却不得而知。在这热热闹闹的评奖背后，人们不禁要问，这此起彼伏的评奖动力来自何方？评判尺度谁来掌握？如此这般的“重赏”之下文坛能否出现几匹黑马？
事实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实际上，某些炒作很凶的评奖的直接目的已不再是奖掖优胜、激励后进，活跃创作、促进繁荣，其功夫多在诗外。有的是主办单位借设奖向上级部门或企业要基金、拉赞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评奖名义为小集体搞创收；有的是本部门财大气粗，花公家的钱为自己捞个儒雅的名声；有的是赞助企业要依托文化造势，因为开新闻发布会或做形象广告的影响毕竟有限，而出资百万办个什么文化奖本身就有轰动效应，于是乎，从意向开始到评奖结束每个环节都有新闻佐料，文化人也乐于效力，拼命为之鼓吹，到头来奖什么没记住，企业的知名度倒是打出去了，赚了个钵满盆盈，皆大欢喜。以文化为由头说事的实质变成主办方的一种包装术，参与人都是受益者，惟有文化成了作秀工具。
随意设奖办奖，规范的缺失是必然的。张三、李四标准不一，甲地、乙地准则迥异，通常是主办者的兴趣爱好变成各类奖项评判的话语霸权和金科玉律。一些在本地反应平平的作者作品换个地方则被吹捧得如火如荼，在国家级评奖中一无所获毫无影响的庸常之作却能在某某冠名大奖赛中拔得头筹，且奖金数额超过国家大奖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我们不否定诸多的获奖作品中或许也有几部不错的东西，但一哄而起的盲目评奖确也干扰了文坛的生态平衡，消解了国家级评奖应有的权威，混乱了社会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尺度，从长远看，不利于文艺的发展繁荣。
那些用重金作诱饵的奖项当然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评奖活动自身联结每个参与者的利益，掌控不当，极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金钱名誉的诱惑、运作的不规范、加上缺少必要的监督，私下的权名交易、暗箱操作、小圈子的哥们交情、出资方的指定受益人等等，都屡屡赫然在排名金榜上现出端倪。而一批假冒伪劣的“丑八怪”被乔装打扮成“美娇娃”登堂入室、招摇过市的结果，真正的优秀人才和精品佳作却惨遭埋没。当公众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判当代文化成果的时候，个别人或小集团的错失行为则被泛化成某种社会现象，其恶劣影响不能低估。
文坛的贫寒与窘迫需要社会的关爱和支持，经济上的资助不可或缺，花点钱为文坛办点实事不仅对文艺有利，甚至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以赞助为名，把办奖变成沽名钓誉的谋略、变成敛聚不义之财的扒手，这对文坛无异于釜底抽薪，雪上加霜，其结果只能是窒息文艺人才，催生平庸投机的艺术怪胎，在看似热闹的外表下埋藏起更深层的危机。清贫的文坛毋须恶补，真正的正派的文化人不会在铜臭面前迷失本色，那些充满恶俗之气的重赏之下可能搭建文坛投机者的登龙捷径，但不可能让一个有操守的文人蜕变为追腥逐臭的“勇夫”。
激活文艺评论的生机
——从《“重赏”之下》获奖谈起
近些年，文艺评论的衰落式微和日趋边缘化，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个中原因虽然极为复杂，细究起来大致有五：一是评论不像文艺作品那样读来令人轻松愉快，其阅读范围有限；二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正日益蚕食着人们的理论思维兴趣；三是文艺创作热点分散，难以形成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且关心的理论话题；四是与媒体生存相关的经济压力的增大，导致刊发文艺评论的阵地急剧减少；五是评论自身不关心创作现状和大众需求，脱离实际的自说自话，渐次失去了读者对评论的关注热情。尽管有关领导部门一再呼吁重视与加强文艺评论，但受具体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鉴于文艺评论受众的局限，特别是由于报刊生存的压力，经常发表纯粹意义上的评论文章的报纸已不多见。文艺评论在许多报纸上，已经被时尚的流行文化、各类明星的奇闻轶事和商业化的炒作所替代，文化已经被简约成为娱乐的代名词。这就是当前我们从事报纸的文艺评论工作所处的文化背景。
然而，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当然不会随波逐流，不能放弃对于文艺创作、文艺现象的追踪与观察，不能放弃对于文艺倾向、文艺思潮的评判与引导，这是由党报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所决定的。同样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表的文艺短评连续在中国记协举办的中国新闻评奖中获奖，其中有两次（2001年度的《慎张“排行榜”》和2003年度的《“重赏”之下》）获金奖；一次（2005年度的《为“媒体批评”辩言》）获银奖；一次（2002年度的《历史?经典与“戏说”》）获铜奖。这一方面表明主管部门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评论只有联系创作实际、关注文化热点，针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文艺评论才能一如既往的发挥作用，受到业界和读者的欢迎与肯定。《“重赏”之下》的获奖再次向人们传递了一个特别信息，那就是尽管文艺评论受制的因素很多，但评论工作能发挥的空间依然很大，重振评论雄风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文艺评论工作者自己的手中。
对于《“重赏”之下》获奖，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要我们谈谈写作体会，其实这是个不小的难题，因为事后的追忆最容易陷入某种程度上的夸张和虚饰，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而，有意脱开体会的角度，仅就文章策划与写作的相关情况向读者作一些简明交待。
首先是有关目前报纸文艺评论面对的某些难题与我们的选择。尽管通常人们都会以为文艺版的主体是副刊，其实，人民日报文艺部最早编排的版面是文艺评论而不是副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艺评论是人民日报的传统版面。然而，面对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读者群体多层次多侧面的审美需要，如果我们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一味按部就班呆板生硬地去办评论，以居高临下灌输式的方式去训导别人应该如何如何，那么，评论就会拒人千里，令人生厌，就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因而，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紧密联系文艺创作生产的实际，热情推荐和褒扬优秀文艺作品，及时廓清各种错误认识，努力在创作和鉴赏之间搭起通畅的沟通桥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任务。
二是有关开设“文艺点评”栏目以及署名“仲言”的系列文章写作情况。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机关报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引导文艺创作与生产、用健康优秀的文艺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多层次文化需求的任务，加强和改进报纸的文艺评论是文艺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我们在积极追踪文艺创作实际，精心组织专家学者对相关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展开专题评论的同时，还专门开设了一个称之为“文艺点评”的栏目，有意识地针对当前文艺领域出现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及时地发表意见与建议。文章一般都比较短小精悍，直抒胸臆，尖锐泼辣，切中时弊，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这其中有一系列署名为仲言的文章，均是文艺部以编辑同仁集体笔名的名义而写作的。最早参与这个笔名写作者有五六人，后来由于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差异等原因，大部分同志在写过一两篇后就没能再坚持下来。这个栏目开办5年多，粗略算下来，以仲言名义发表的点评文章已有130余篇，或褒扬佳作、或针砭时弊，或解剖现象、或辨析思潮，文字虽不长，但都观点鲜明，文风犀利，颇受读者青睐。这批署名文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目被兄弟报刊转载，有的甚至多家转载。可以说，这个栏目以及栏目下的仲言文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逐渐成为文艺版面上的一个小小的品牌，在社会上有了一点知名度。其中有5组30多篇文章，连续五年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副刊年度作品评选中荣获金奖，并同时在中国新闻奖评奖中折桂。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明，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第三是有关《“重赏”之下》策划与写作的动因。近些年，有关部门积极规范和改进文艺评奖，有力地遏制了评奖泛滥趋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由于利益趋动和各种名利诱惑，一些部门和地方擅自设奖、滥设奖项的问题正呈上升势头。各种评奖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评选的花样不断翻新，奖金的数额几何级增长，文坛俨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利场。这不仅扰乱了人们正常的文化评判标准，败坏了文坛声誉，而且也隐藏着不少经济问题隐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认真研究了争相评奖出现的问题之后，条分缕析地分析了各种胡乱评奖现象及其根源，尖锐地指出了重奖背后存在的黑洞以及危害，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依靠金钱和炒作换来的名声是虚假的，是经不起实践和大众所检验的。“真正的正派的文化人不会在铜臭面前迷失本色，那些充满恶俗之气的重赏之下可能搭建文坛投机者的登龙捷径，但却不可能让一个有操守的文人蜕变为追腥逐臭的‘勇夫’”。因为无论是文艺创作本身，还是文艺产品的社会认可度都需要靠实力说话。美丽的泡沫总会散去，人造的虚幻的楼阁终归要坍塌。这篇文章发表后，编辑部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和电话，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抓得好，评奖散滥的事情早就应该刹车啦。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对此也极为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在联系实际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精简和规范文艺评奖的意见。
《“重赏”之下》得到各方好评并最终获奖，用事实验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文艺评论只有勇敢面对热点发言，才能充满活力，发挥作用。而这个系列文艺短论的写作本身，对于一个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而言，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受到这么多的肯定与奖励，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对此，我们只有深深地感激。惟一所能回报的，就是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悉心经营好已有品牌，写出更多更好的评论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尽一份责任和力量。
文坛需要真正的批评
——跋仲言系列文艺短评《直面文坛》
近些年，鉴于文艺评论受众的局限和特别是报刊生存的压力，经常发表纯粹意义上的评论文章的报纸已不多见。文艺评论在许多报纸上，已经被时尚的流行文化、各类明星的奇闻轶事和商业化的炒作所替代，文化已经被简约成为娱乐的代名词。这就是当前我们从事报纸的文艺评论工作所处的文化背景。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当然不会随波逐流，不能放弃对于文艺创作、文艺现象的追踪与观察，不能放弃对于文艺倾向、文艺思潮的评判与引导，这是由党报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所决定的。然而，面对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读者群体多层次多侧面的审美需要，如果我们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一味按部就班呆板生硬地去办评论，以居高临下灌输式的方式去训导别人应该如何如何，那么，评论就会拒人千里、令人生厌，就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因而，党报文化从业者面临着比其他报刊更多的难题与更难的选择。如何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紧密联系文艺创作生产的实际，热情推荐和褒扬优秀文艺作品，及时廓清各种不良倾向和模糊认识，努力在创作和鉴赏之间搭起通畅的沟通桥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不容回避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完成党报文艺版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引导文艺创作生产、推介优秀文艺产品、回应社会文化需求等方面的任务，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白克明同志要求在文艺版用一个相对固定的化名、开一个专栏，集中对有关文艺现象、作品和思潮展开有针对性的评论和引导，文章要旗帜鲜明、直言不讳，不要拖泥带水、含糊其辞，有时不妨尖锐些。文艺部同仁遵照社领导的指示，在积极追踪文艺创作实际，精心组织专家学者对相关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展开专题评论的同时，从2001年开始，专门在文艺评论版上开设了一个“文艺点评”栏目，取“众人言说”和“忠言逆耳”之义，用“仲言”这一集体笔名，有意识地针对当前文艺领域出现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及时地发表各种意见与建议，撰写了百余篇文艺短评。这批署名文章或褒扬佳作、或针贬时弊，或解剖现象、或辨析思潮，文字虽不长，但都直抒胸臆，观点鲜明，尖锐泼辣，切中时弊，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有不少文章受到报社和有关方面领导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表扬，约四分之一的篇目被兄弟报刊转载或摘要。可以说，这个栏目以及栏目名下的仲言文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逐渐成为文艺版面上的一个品牌，在社会上有了一点知名度。
几年来，先后有像《重视文化的社会形象》等5组近30篇仲言文章，连续五年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副刊年度作品评选中荣获金奖，并在中国新闻奖评奖中折桂。其中《慎张“排行榜”》、《“重赏”之下》、《“申遗”少留后遗症》获金奖，《为“媒体批评”辩言》等获二等奖，《历史?经典与“戏说”》、《“秀”出泡沫 “秀”不出华彩》、《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判断》等获三等奖。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作为党报的具体工作人员来讲，写作系列文艺短论本身，只不过是我们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受到这么多的肯定与奖励，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对此，我们只有深深地感激。惟一所能回报的，就是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悉心经营好已有品牌，写出更多更好的评论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尽一份责任和力量。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衰落式微和日趋边缘化，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是评论不像文艺作品那样读来令人轻松愉快，其阅读范围有限；二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正日益蚕食着人们的理论思维兴趣；三是文艺创作热点分散，难以形成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且关心的理论话题；四是与媒体生存相关的经济压力的增大，导致刊发文艺评论的阵地急剧减少；五是评论自身不关心创作现状和大众需求，脱离实际的自说自话，渐次失去了读者对评论的关注热情。然而，社会有关部门加强文艺评论的呼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民日报仲言系列文艺点评得到多方好评并连续获奖，一方面表明主管部门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评论只有联系创作实际、勇敢面对热点发言，才能充满活力，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受到业界和读者的欢迎与肯定。这也无疑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尽管文艺评论受制的因素很多，但评论工作发挥的空间依然很大，重振评论雄风的主动权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