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5)
“大片”的误区
以大投入、大制作、高调造势、高票房回报为标志的“大片”，近几年，在中国文化市场上出尽风头。
据悉，岁末年初开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全线飘红， 以超出3亿人民币的票房直追《泰坦尼克》，创下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新高。且包括《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内的5部影片，占去了2006年中国电影全部26.2亿票房收入的五分之一还多。“大片”的热映不时被人们视为中国电影走出低谷的曙光。
按理说，人们在满足了一份心理期待之后，理当有兴奋与感激相回应。然而，除了投资方和院线老板们对大片厉声叫好之外，舆论和观众大多选择了批评和不满。脱胎于《雷雨》的《黄金甲》，尽管故事讲得还算圆满，但思想内涵却与曹禺原著差之甚远。一方面是大片显而易见的表现力进步和市场回暖，另一方面，却是不约而同的一边倒的非议和否定；一方面是各类媒体连篇累牍的埋怨和叫骂声，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络绎不绝、乐不可支地掏钱买票。围绕“大片”出现的一系列欲理还乱的矛盾现象，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一大独特景观。
这类奇怪现象的产生，是同行的嫉妒、评论家故意刁难？还是观众被掏了腰包的愤怒发泄？抑或是制片方的有意炒作？像是，似乎又不是。不否认其中有不少人为因素，但深究起来，“大片”自身在选材、制作和市场开发方面的诸多误区，当是最直接的诱因。
比如选材的狭窄和类型的类同。细细数来，从《英雄》、《神话》、《功夫》、《无极》、《十面埋伏》、《七剑》、《霍元甲》、《夜宴》、《墨攻》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国产(包括港台合拍)大片几乎是清一色的选择了古装加武打、阴谋加爱情之类型。传统文化、本土素材，被简化成一大堆打打杀杀的娱乐元素。这其中，无论选材的视角和讲述的方式有多大差异，但最终的取向却惊人的一致：江湖的纷争厮杀，宫廷的勾心斗角，帮派的你死我活，政敌的残酷无情，侠客的快意恩仇，红颜的祸国殃民……陈旧的价值观念和毫无想象力的浅薄处理方式，导致的恶俗化的叙事令人生厌。
比如形式奢华和内容空洞的强大反差。不在思想和人性的深度上做文章，不考虑内容与形式能否统一，盲目地把大制作理解为单纯的形式铺张，变成某种为“大”而“大”的奢侈无比的花钱竞赛。故事胡编乱造，主题生拉硬扯，情节经不住推敲，人物扁平单薄，语言荒唐可笑，把本应花在艺术本体上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追求大而无当的华丽场面之上。结果豪华无比、虚假夸饰的场面与内涵的空洞无物，极不协调地拼凑在一起，最后除了给观众留下几个电影明星的倩影和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场景外，没留下任何心灵的震撼。有人说，《英雄》单薄得像一张纸，《无极》玄乎得像一个梦，《夜宴》俗气得像一顿饭，《黄金甲》造作得像一场秀，话说的固然尖刻，但尖锐中不乏深刻。
再比如单一的市场归附和整体战略的失策。电影投资考虑市场回报这是绝对没错的，但单向的选择绝不代表市场的需求。一部或数部电影的成功不能表明同类影片全部成功，同样，《卧虎藏龙》的叫响也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只有古装与打斗才能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市场培育，不在于有多少花样翻新的造势手段，而在于对电影美学开掘的深浅；不在于中外片商对于电影类型的市场预期，而在于艺术家能拿出怎样的精品力作，去唤起接受艺术美的广大受众。与其一厢情愿地为市场生产类型片，还不如用生产培育市场的需求，关键还要看艺术家们有没有艺术创新和开拓市场的勇气和能力。
随着古装、武打、阴谋、爱情模式陌生化的消失，随着观众对外强中干之“大片”宣传造势的强烈反感，叫座不叫好的结局终归会以不叫座来清算。更何况古老民族和平发展的文化形象也不应该长期被古装与暴力来塑造，自甘以媚态作被看的“他者”，绝不是一个寻求民族复兴的文化征兆。古装大片在虚假的市场兴旺的喧嚣中，潜藏着深深的文化危机。
不知道中国电影人何时才能走出误区，从自我陶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票房?品味与文化价值
文艺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无论从创作者自身的生存，还是从文化的长久发展而言，都需要在讲究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足额的票房回报。而票房的丰寡则直接取决于受众的多少。文艺作品只有在让读者和观众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实现自身价值。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文艺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要么把二者割裂开来，似乎票房与文艺自身价值无关；要么把二者对立起来，武断地将票房的飙升受众不买账归结为大众层次的不高；要么把二者等同起来，把票房好坏与艺术高下相提并论，以为只要票房高社会效果就必然好。实际上，这是有关文艺票房观念的三个误区。
分割论者把创作与市场看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只管创作、不管票房，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写什么、演什么、发行什么从不考虑社会需求，好像自己就是文化的主宰，群众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什么观众的需要、市场的盈亏均与创作无关，且毫不影响作品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孤芳自赏，自欺欺人。对立论者一味地排斥票房，误以为市场流行的东西都是格调不高的货色，都是文化的毒药，甚至认为大众越是不懂，越是不看，越是没市场，就愈发证明自己的特立独行、高标一格。而等同论者则片面夸大票房的作用，认为一个作品的发行量越大，票房价值越高，作品就越好，似乎文艺作品优劣成败及社会效果的界定，最终只有也惟有靠票房说话。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都是十分有害的。
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除了极少的纯粹自娱自乐、用于个人独自欣赏的作品之外，大部分文艺创作都是写给别人看的。作品一经问世，成败得失的评判最终只能靠受众去完成。只有吸引读者和观众，提高市场占有率，才能真正实现自身价值。而票房就是通向价值实现方式的必要环节和重要途径。票房与作品的影响成正比。票房越高，社会影响就越大，票房多少决定着作品社会影响的大小。根本不考虑读者和观众的需求，无视票房的多寡，妄谈作品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做法是荒唐的。真正的精品佳作不应该无人喝彩，光荣的孤立任你怎样巧舌如簧，总也难免内心空虚而缺乏底气。因而，我们要特别重视票房效益，通过经济的杠杆，严格检验作品的群众认可度和市场覆盖率，同时，也可利用票房的经济回报，改善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增进文艺创作的经济实力，增强文艺再生产的后劲。
然而，我们必须同样清醒地看到，票房虽然可以直接反映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但却不能成为直接判断作品优劣和社会效果好坏的惟一尺度。通常，优秀的文艺作品可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拥有较高的票房，此时此刻，票房的多少和作品的优劣及社会效果的好坏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时候，受题材、体裁、表现方式以及大众审美鉴赏水平的限制，优秀作品则并不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在这种情况下，票房不能反映作品的优劣得失；而与此相反，有些政治倾向不好、格调不高、甚至是追求低级感官刺激的作品，因为迎合了部分情趣不高的受众需要，却可能拥有较高的票房，这时候，票房多少与作品优劣及影响好坏恰成反比，票房越高，影响越大，社会效果就越坏。
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着许多复杂因素。审慎把握各种复杂局面，科学制定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忽左忽右、左右摇摆，才能保证文艺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既要反对简单化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而忽视票房效益的倾向，也要反对片面追求票房效益而忽视社会效果的倾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只有积极面向市场，才能在与群众和市场的结合中，开拓出一条当代文艺发展的新路。同时，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扶持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高雅文化。对那些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民族文化水准的文化艺术作品，绝不可以票房的高低来衡量其价值。凡是关系着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和民族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文化产品，不论其票房如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轻视和懈怠。
我们要重视票房但不惟票房是举，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前提来换取经济效益。只有在两个效益相互统一、相得益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当代文艺创作和生产的良性循环。
摸清家底方可延续文脉
2007年9月30日，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标准时点。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保护文化遗产已成全球共识。在我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留下的遗产，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源和国土、环境一样，是日益重要的国家资源。凝结着祖先智慧与汗水的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维系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
然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还不容乐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老字号等一些过去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文化遗产品类，长期未能纳入保护视野，造成较大损失。形势严峻，摸清文物家底，才能更好地加以保护。
这次普查，将进一步掌握我国境内地上、地下及水下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数量、分布、基本情况、保存现状和环境状况，对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维系文化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只有40万处，与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产不相称，也与广袤的国土面积以及应得到保护文物的存量和价值不相称。这次普查的视野将更开阔，不可移动文物类别，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6大类59个小类；具有典型价值的乡土建筑；近代工业建筑、金融商贸建筑、文化教育卫生建筑；各类水利、林业、交通和军事设施，以及各种风格、流派、形式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都将获得特别关注。
摸清家底，重在准确。专业人员要科学把握认定标准，把普查、登记文物和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区分开来，凡是符合认定标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应登记，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确保数据准确。对专业人员通过田野调查采集的数据、得出的结论给予充分尊重，任何人不得干预、扰乱普查正常业务工作，坚决避免以主观意志决定文化遗产数量的做法。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要把普查经费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确保人财物到位。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亡羊补牢难以挽救，未雨绸缪才是良策。在期待普查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更期盼以此为契机，调动全社会参与文物普查的积极性，进行一次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员教育。只有形成人人关心、参与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文明之花才会根深叶茂、经久不衰。
“申遗”少留后遗症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都有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无论对于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加文化遗存地的社会知名度，还是对于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提高文物保护的自觉性，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透过各地争相申报而涌起的一轮接着一轮的“申遗热”，人们也不无忧心地看到，在一个长长的据说可以申报百年的名单所表现出来的急切心理背后，既隐约存在着某种亟待得到他人认可的文化不自信，也有对祖宗遗产超常规、非文化的功利渴求。特别是某些地方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使不少文化遗存面临着新一轮的生态危机。社会上不断有人站出来发问，“申遗”的目的何在？我们到底应该着眼于长远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还是钟情于眼前文物开发所带来的利润诱惑？
文化遗产承载着久远的历史，它是先辈在社会实践中本质力量和价值观念对象化的历时性延续，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人类的发展历程经常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面目模糊，惟有文物能忠实记载历史原貌，其真实程度往往比记忆甚至比书籍史料更为可信。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是经某种符号介质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且在现实的文化创建和人的心智塑造中持续地发挥作用。这种贯通古今、绵延不断的巨大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可能由于认知程度和见识深浅而做出不同表述，但决不会因为某个权威机构认定与否就改变原有价值。认定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尽管通过正常申报让文化遗产得到某个权威认证，对于传播民族优秀文化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单纯为了一个认证，花费大量人力去拉关系、跑门路，使出巨额财力去做修饰、造气氛，似乎只有得到“国际认证”才算拿到了入门证，文化遗存才有了价值，这无疑是不自信心理在作祟。如果说，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的真实价值不自知是一种悲哀的话，那么，知晓遗产的价值却又极不自信、抑或需要别人的肯定才能让自己觉得它们具有价值，同样也是一种悲哀。
文化传承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赓续绵延的强大动力。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加大其宣传力度、扩张其对外展示、开掘其利用价值，实属传承的应有之义。然而，过于看重文物的展示和利用价值，视之为地方政府开发旅游、招商引资的现实依托，将至关重要的当下保护和永续利用放之脑后，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尤其是那些申报成功的挂牌场所，大张旗鼓的广告宣传和旅游推介，大肆扩张的旅游设施，以及以便民为名蓄意修建各种索道和配套的伪文物景观等，不仅日益严重地破坏着文化遗产的本来面目以及周边环境的协调和完整，而且过度开发招徕的大大超出遗存空间承受力的拥挤人流，同样也对文物保护构成巨大威胁。那些历经天灾人祸劫波犹存的文化遗产，正在一片歌舞升平中遭受其乐融融的温柔宰割。这种掠夺性开发的后遗症，毁坏的不单是文物本身，弄不好可能会斩断文化传续的历史链条。
文化遗产是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也是传承民族文脉的宝贵载体。如果抱着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态度，以某种急功近利之心，对祖先遗存实施轻率、肤浅、粗放，甚至是粗暴的消费，吃祖宗饭、绝子孙路，既是对先人智慧的亵渎，也是对后代文化成长的戕害。
“申遗”的目的在于保护，在于警示今人对文物的珍视，在于提醒人们怀着一种神圣的敬畏之心和尊崇之情，去缅怀先贤的功德、解读古人的智慧、感悟文化的魅力、赓续历史的文脉。“申遗”只是一个文保的契机，进入遗产名录可以为增强文保意识、加大文保力度提供足够的道义、物力和制度保障，而文物作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能建筑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开发是为了保护，保护是为了给文脉的传续留存更多的历史见证，为了让文化多一些庄严和神圣。
功利主义诱惑引发的“申遗热”，到了该认真清理且反思的时候了。
关于“申遗”一文的答问
说实话，写下《“申遗”少留后遗症》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决定了这篇评论并不那么合乎时宜。文章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尚可想见，而被批评部门没有提出抗议甚至还给予肯定，这已让我们欣喜，最后获得中国新闻一等奖，确乎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说这篇言论不合时宜，是因为自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几乎以每年平均有1－2个项目“入遗”，成为世人眼中的一大奇迹。特别是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召开并通过了《苏州宣言》，加速了中国新一轮“申遗”热潮。2006年6月，随着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确定安阳殷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成员发展到33个，荣膺全球世界遗产第三大国。由此，各地竞相申报文化遗产名额的竞争也达到白热化状态。有关部门排出的申报名单，即便按每年确保有1至2个项目入选的进度，也要申报百年之久。在一片喜庆的“申报热”中发出质疑的声音，不合时宜且大煞风景那是难免的，因而写作的过程，无疑也存在着一份担心和困惑。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呢？话要从两头说起。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有那么多文化遗产，有那么大的热情积极申报，有那么让人兴奋的“入遗速度”，固然是可喜可贺，值得我们自豪与骄傲；另一方面，“申遗热”背后巨大的非文化的功利驱动，申报过程中许多超常规的“维护”和修缮，申报成功后无休止的开发利用。一些地方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申遗能不能赢利？多长时间可赢利？如何能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这一切均以经济指数来衡量，文化因素只能在经济的框架中加以考量。这种对于文化遗产的完全产业化运作方式，无法不让人对祖宗留下的那份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存留与衍续表现出深切的担忧。更何况，“世界遗产”名录不享受终身制待遇，如维护不善、保护不力，即使被列入名录也会被清扫出门。
作为文物的门外汉，我们的忧虑只是些感性的东西，缺少深刻的学理依据。带着这些疑虑，我们曾请教专家并设想约他们撰写文章对此提出警戒，但有关专家虽赞同这些疑虑却不愿署名写文章，大抵因为工作关系以及申报圈子中的熟悉面孔不好得罪。这才是促成自己动手点评“申遗”背后存在问题的初衷。
因为话题实在敏感，所以我们既特别重视从事实出发，讲求事实依据，同时又回避掉具体的“高调申遗”和“申遗”后过度开发者的名单。虽然所指模糊且中性，但却有利于强化对问题严重性的分析和判断，这就有效避免了尖锐批评可能带来的强烈反弹。写作过程中，我们紧扣“申遗”目的是重保护还是重利用这一主题，重点从申报热背后的功利渴求，重申报、轻保护以及过度开发导致的遗产危机入手，层层剖析“申遗热”可能带来的诸多后遗症，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醒。提供给我们话题背后的事实支撑是，一些地方在不遗余力大造声势，不计成本地对申报项目进行过分包装和修饰的同时，却又对“申遗”成功的项目毫不珍惜，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人为破坏。“申遗”之初，为了争夺“准入证”做出诸多保护承诺，“申遗”成功后，应景式的保护承诺化为乌有。高速公路从长城上翻过，平遥古城的部分墙体在风雨中坍塌，三江并流处布下了“天罗地网”，小桥流水的周庄充溢着市井铜臭的恶俗喧嚣……。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在所谓“开发利用”的影响下，旅游业急速发展，门票收入越来越高，致使一些世界级的文化遗存面临着新一轮的生态危机。比如，像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入遗”第二年就达到2700万元；去年刚刚“申遗”成功的殷墟，一年之内门票收入暴涨一倍，还不算其他附加产品的消费、不时来自联合国组织的经济资助等。“申遗”成功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一些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益的诱惑蒙住了人们遗产保护的双眼。借维修、整治名义进行的大拆大建，遗产地周围迅速建起的各类宾馆、度假村，历史文化名城的老城区在集体翻新后沦为几条仿古商业街区。在这一系列以遗产保护为名义的可疑作为里，我们沉痛地发现，“那些历经天灾人祸劫波犹存的文化遗产，正在一片歌舞升平中遭受其乐融融的温柔宰割”。那些丢弃了以保护为目的的“申遗热”，那些“吃祖宗饭、绝子孙路”的掠夺性开发，只能是对遗产保护和文化赓续的严重戕害。
这是一篇较早出现的关于对“申遗热”进行认真清理和反思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读者纷纷来信给予赞许，甚至呼吁追究相关文保单位失职之责。文物局老领导和在职负责同志专门打电话予以肯定，认为说出了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心里话，也为下决心加强遗产管理提供了有益参考。随着相关文化遗产所在地过度开发的事例曝光，尤其是包括“三江并流”在内的6处遗产地在31届世遗大会上受到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的检测等等，正视“申遗”出现的问题已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共识。在2007年举办的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甚至大声疾呼：“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而我们要警惕的却是，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
这篇文章从发表、议论到获奖的过程，作者没有受到有所心理准备的批评和责难，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下来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受教育。它所产生的有益启示至少有三：一是面对纷纭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媒体承担着一份理性思考的责任；二是在目前所处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舆论监督大有用武之地；三是批评性的报道或言论只要重事实讲道理，出于公心、与人为善，不仅公众欢迎，被批评者也会给以谅解并虚心接受的。尽管我们不拥有真理，有些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大家都有追求真理的诚心，许多异见都可以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变革中守望京剧的精魂
作为一种融汇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京剧内涵的博大精深、范式的儒雅经典、唱腔的韵味醇厚，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靓丽的文化遗产之一。京剧的精魂与魅力，鲜明地勾勒出传统艺术充满活力的苍翠身影，赢得人们的普遍喜爱和深情守望。
然而，现阶段，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大众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文化消费方式的多样，京剧市场拓展遇到不少难题。是固守？还是革新？经常成为京剧界面临的两难。如果把以舞台为生命的传统艺术仅作为古董进行仪式性展演，京剧肯定没有希望；而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变迁的革新创造，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无疑是维系京剧赓续的不二法门。
推动京剧革新，首先要找准传统与时代的契合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作，这是民族艺术传承的标志。对于古老剧种的经典剧目，不仅要原汁原味高质量继承，发挥其巨大品牌效应，使之成为最具代表性和保留性的京剧范本；而且要加强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传统剧目的再加工，通过创造性的传承，不断增强和补充经典剧目内容。同时，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观众需求，更要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展示新的时代内容，在遵循京剧创作特有规律的前提下，努力打造一批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为京剧注入新的时代蕴含，为艺术史留下新时代的标杆。
京剧革新需注重固有程式与现代手法的融合。写意性、程式性、虚拟性作为京剧的基本特征，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优势。离开了这些，京戏就不成其为京戏。早年的舞美受制于物质条件的贫乏，一桌二椅展现庭院瓦舍，一条马鞭两个喽罗昭示千军万马。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京剧音乐、舞美、灯光等提供了崭新道具，活动布景、灯光效果、遥控机关甚至转台的出现，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但舞美太实、太奢华，京剧的虚拟性就会丧失。传统京剧脸谱、水袖、髯口、高靴和台步与其表达内容紧密相关，但表现现实生活时这些东西则派不上用场，写实的扮相与写意的风格势必产生矛盾。如何运用现代科技丰富原有程式，创造适应现代生活内容且又具备京戏特点的新范式，是京剧从古典进入现代的一个绕不过的关口。特别是把现代京戏成功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范式遵循，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京剧革新要强化演员技法训练与文化素养的统一。京剧的特性决定了师傅带徒弟为基本传承方式，大到一出戏，小到一个手势、身段与眼神，都靠师傅的真传实授。由于师傅都是一线演员，传授的多是技法，因而重技术轻文化、重继承轻创造、重经验轻理论的问题严重存在。许多京剧演员和编导对戏班的操作流程、表演程式非常熟悉，对民族传统文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却了解不多。文化修养普遍较低，是导致戏中人物、时代、历史精神把握不到位的症结所在。如何在学习技法的同时，系统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拓宽文化视野，增加知识积累，是提高京戏人脉和影响，打造京剧变革人才基础的关键。
京剧革新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个艰难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徽班进京二百年，京剧一直处在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中。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前辈已把京剧锻造成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大师们在我们面前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艺术留给后辈开拓的空间十分有限，今人要超越前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力气和智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京剧要想重新赢得大众，不是简单靠下文件、投资金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坚守、努力和奉献。只有以完美的继承，和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创新，才能留住老观众，培养新观众，让京剧艺术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