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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一、认识到位才能工作到位投入到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认真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并在规划制定中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列入其中。这是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在当前首要的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有科学和准确的认识。如果各级领导都能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认识到我国老龄问题的重要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特别是认识到当前面临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就会把它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加大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反之就会作为例行公事，不冷不热，我认为这就会贻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机”。
我研究人口老龄化20多年，现在来重新审视我国老龄形势，发现我国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认识不深刻，只看到前瞻的严峻性，轻视了当前已十分紧迫的形势。我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4154万，现在已达到近1.47亿，净增了1亿，这增加的1亿只是新中国前出生的先头小部队，随后新中国红旗下高出生的大部队将接踵而来，在今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加入老年队伍的有1500万人，每年净增500万～1000万，累计净增3亿老年人，构成一个4亿多人的老年群体，使我国老年人从占全球老人1/5上升到1/4，这是我们无法选择也不能回避的，只能去适应和应对它。如果考虑到我国的综合国力和自然资源状况和庞大的人口，特别是众多老年人口的需求，我们不能不居安思危。过去我们论证人口严峻形势时，常用我国只占有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世界上20%的人口，今天我们面临的老龄形势更为严峻，今天我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仅占4.4%左右，但要支持全世界1/5的老年人，再过一代多人的时间，要支持全世界1/4的老年人，届时我国人口将下降到世界人口的1/6甚至可能更低。而我国老龄人口的规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就是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水平时，由于老年人数量，我国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仍处于劣势。这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老龄工作者一直在呼吁，银发浪潮即将到来，但“狼”（喻为老年洪峰）还未来，人们已习以为常。但到“十一五”规划末，即从2010年开始红旗下高出生的人群即将大批大批地鱼贯进入老年期，在一代多人的时间每年平均净增800万左右老年人，那时真的“狼来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已经是到了“近忧’的时候了！在贯彻“十一五”规划中认真研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时，最令人担心的是对老龄化缺乏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二、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缺乏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事出有因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已经预见到中国人口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并提出可以提前采取措施，但是当时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1982年以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或老龄问题仍鲜为人知。
1982年我国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对人口老龄化、老龄问题开始有所认识，并在1982年4月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也出现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现象，特别是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卓有成效地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来，我国妇女生育率迅速下降，相应地，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上升。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后的历次人口普查和两次普查之间的抽样调查（小普查）都有相关资料证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是不争的事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确认中国在2000年是老年型人口（65岁以上人口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46%）。
经过20多年老龄工作的实践，老龄科学的研究、老龄的舆论宣传，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处理老龄事务的机构，也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出台一些应对老龄化的政策措施，但应对老龄化各种准备投入很少、力度不大，诸如物质准备方面如养老各种基础设施的投入、社保基金的筹措准备，在人才准备方面，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护理，对老龄事业的管理和社区助老的人才准备，对老龄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开展，特别是应对老龄化各种新的制度机制和立法准备，在全社会和家庭营造养老、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等远未摆到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老龄工作常常要给其他工作让路，似乎老龄事业来日方长，不是当务之急，这种状况同我国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对人口老龄化只认识到它的必然性、重要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是远远不够的，在我国今天必须认识到它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并要求有实际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位资深的专家科隆扎依的观点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中国在今后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人口老龄化最为突出，它对中国居民的储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等领域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政府今后将作出很多调整以适应老龄化问题，虽然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多多少少都有人口老龄化问题，但该问题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应及早作好应对准备。”【13】科隆扎依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研究室主任，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最近完成一个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他9月份代表欧洲经合组织来和我国官方对话，他回国后对记者发表上述谈话。
我国认识不到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归结为：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未树立起科学发展观，但思想不够解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像自然灾害和急性传染病那样，很容易就能判定它的严重性，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点像慢性病，在数量上的微小积累过程常常是被忽略的，到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变为积重难返，出现“急性发作”，那时解决起来就非常棘手，事倍功半。我国是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资源短缺，如何应付滚滚而来的人口老龄化，只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发达国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相当高度时才达到悄悄的、相对缓慢的人口老龄化。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迎来的急剧的老龄化，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紧迫得多；如果我们没有理论创新就是认识不深刻的！学习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成果是绝对必要的，但简单地、教条地照抄、照搬肯定不能认识真理，也做不出对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这里需要老年学的理论创新！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它的出现、进程、影响、后果和应对之策各国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西方不同之处是，我国是在基本认识了人口规律后，自觉选择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为了不妨碍推行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我国在一个时期内，尽管已认识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但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这一个时期内，讨论老龄化的严峻性、急迫性和要有危机感的论文是很少的。这就妨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对一些领导人来说，重视人口老龄化就要加大投入，常常是不能彰显政绩的，如果一个领导人不能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站在协调发展和“五个和谐”的高度，老龄问题自然不会作为重要政事的优先选项！
三、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重新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和紧迫的形势
现在我国的学者和老龄工作者论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和紧迫形势的主要论据是利用我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证实我国已进入6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7%这个指标。但仅靠一个或几个指标来认定是老年型人口，就认为是严重，使有的同志甚至认定11%就比10%严重，提前一两年达到10%就比晚一两年达到更为严重，这样来说明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未免过于教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无助于正确认清形势。
其一，60岁老年人在全部人口中达到10%并不是衡量老龄化严重性的客观标准，更不是联合国认定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的数量界限，它不过是1957年联合国出版的一部专著《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与社会含义》中，主编法国人口学家皮撒在该书前言中对人口老龄类型的一个武断划分。他说：“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以上可以看成是老年型人口”。后来有学者比照这划分，认为60岁及以上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达到10%就是老年型人口。即或说这个数量界限在当时有一定科学依据，但也是60年前制定的。更为重要的它是针对当时发达国家情况而言，而我国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以统计指标达到老龄型人口来说明老龄化严重性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法国、瑞典等19世纪中期老年人口就达到10%（今天欧洲平均达到20%）我国香港前几年也达到15%。难道像它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就算是严重吗？
其二，许多人用抚养比来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企图用多少劳动年龄人口支持一个老年人来说明老龄化的严重性也不能达意，首先就业年龄人口同老年人口比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用劳动年龄人口同老年人对比为标准，可能更直接一点，但仅靠它同样不能说明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大部分从事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和从事低附加值的低端加工工业，而许多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只占人口的3%～5%，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附加值高的高新产业。两种不同情况的抚养比抚养老年人的能力有天壤之别，何况我国还有1～2亿富余劳动力，他们无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所以，仅靠抚养比等指标也不足以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要全面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必须把人口学的统计指标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特别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相结合。这是今天新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方法论。
上面提到欧洲经合组织学者认为我国今天老龄化的严重程度比欧洲更突出，主要是认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比欧洲低得多。且不说欧洲已有一二百年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和社会上已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人口普遍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大高于我国，尽管它们的老龄化是我国的一倍，但它们应对人口老龄化比我国从容得多。又如新加坡和我国都面临人口老龄化，但其老年比和老年人增长速度比我国快，新加坡由于人均收入比我国高20～30倍，能够采取强制储备基金（类似我国的住房公积金）来应对，何况它没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庞大的贫困老年群体的压力。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峻性和紧迫性体现在我国的老龄化指标与国情相结合上。此外，我国还有很多事情决定的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非常严峻和紧迫的难题。诸如：发展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并存，失业、剩余劳力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并存，寿命延长与“寿而不康”造成的医疗卫生和护理的压力，经济快速增长造成老年人同中青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和改革成果同我国发展要求效率优先的矛盾，新中国高出生的两代准老年人增加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问题，二元经济体制下我国庞大农村老年群体的贫困预防等。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导刊—中国老龄》，2005（12））科学认识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14】
最近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对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进行了清晰而理性的判断，为统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指明了方向。但是，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而生育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又处于低水平的现实，有同志担心，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加重我国未来的养老负担。对此，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
一、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概莫能外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过程和趋势，受到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的影响。我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和流动规模较小，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不大，因此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的迅速下降是引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生育水平的下降，使得新生人口规模缩小，低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对减少，相应地加大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又使得老年人的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可以说，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类的食物、居所、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生存条件才能得到有效改善，寿命才得以延长；也只有社会经济的进步、婴幼儿存活率的提高，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高，才会推动人们由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变为追求孩子的质量，使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现代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所以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人口老龄化的内在因素。
世界人口的发展历程能够很好地佐证这一人口趋势。人口老龄化率先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出现。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发展，人口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迅速下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陆续达到7%（即联合国认定的老年型人口标准）。随后，北美洲、大洋洲国家和日本等陆续进入老龄社会，而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口也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逐渐老龄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到本世纪中叶也会陆续迈入老龄化的门槛。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只是出现时间早晚、进展速度快慢、程度高低有所差异。在我国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干预，人口老龄化也终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出现。
二、控制人口数量与延缓老龄化进程是两难抉择，只能统筹解决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人口数量庞大、分布不均、素质不高等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放在解决各种人口问题的首要位置，是符合国情的选择，是一种客观要求。但控制人口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会提高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于这种两难抉择，我们只能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选择最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案，而不能顾此失彼。
30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控制人口的同时密切关注并着力解决包括老龄化在内的各种人口问题。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一阶段我国人口战略的核心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当时，建国以后出生的数以亿计人口尚未进入老龄阶段，但中共中央在1980年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对严格控制人口的后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已经有所预见。这一阶段，由于实行了有效的控制生育政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初的5.8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更替水平（2.1）以下。
第二阶段：2000年，当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颁布了两个决定：3月，做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之后，鉴于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趋势和紧迫性，又于同年8月下发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老龄工作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老龄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第三阶段：200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将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道提出来。
这个过程说明，党和政府对于我国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关系的认识是清醒的、及时的，也是高瞻远瞩的，做到了全面安排、统筹解决，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计划生育全然不顾及后果”。
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同总和生育率处于1.8上下、略低于更替水平，是我国逐步实现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的数量界限。但我国现实的人口情况是：人口数量依然庞大，人口的惯性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出生率反弹的危险还不能排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表明，人口惯性增长的转变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有的国家可能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解决各种人口问题会更加困难。人口规模的稳定是我们工作的关键所在；生育率达到并在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是人口规模稳定的前提。只有如此，中国人口达到零增长的目标才可望也可即。这就要求我国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归罪于计划生育是不科学、不公平的。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老年的人口，都是实行计划生育以前就存在的人口，是过去高出生率和人类寿命延长的结果。计划生育的影响只体现在减少了出生人口数量，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从长远来看，计划生育有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口的数量。因为现在新出生的人口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就少。
必须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生育水平越低越好。因为过低的生育水平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造成未来社会中老年抚养比过大，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既要控制人口规模，又要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要通过持续监测生育率的变化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使我国适龄人口的生育水平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三、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处变不惊
过去，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挑战并不突出，而人口规模过大对我国发展的全面影响却非常突出，必须优先解决。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44亿人，占总人口的11.03%，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挑战是严峻和紧迫的，必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中国老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数量庞大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在物质生活、医疗保健、精神关怀等方面的需要。事实上，未富先老与资源不足的双重压力，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所在。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比重并不算高，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不足，难以满足1.44亿庞大老年人群的需求。而且，与一般人群相比，老年人的需求具有独特性，在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比较强烈，这就对社会、家庭的经济资源、医疗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较晚，至今尚不完善，现在大多数的老年人在过去工作时没有进行养老积累或积累很少，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老年人很容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特别是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滞后，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庞大的老年群体在经济收入、医疗保障、生活照料等方面面临更突出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为减轻社会抚养负担、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许多家庭成员的素质、生活质量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子女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家庭养老的功能。待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婚育期后，“四二一”家庭（即四个老人、两个中青年人、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或“四二二”家庭（即四个老人、两个中青年人、两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对于长期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地区尤为巨大。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切实为独生子女家庭未来的养老做好准备。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制定和落实老龄事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农村要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政府、集体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养老服务机构。城市要逐步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服务机构在城市规划中的比重，鼓励社会开办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发扬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大力弘扬子女赡养、家庭养老和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同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建立满足特殊需求的老年用品和服务市场。
四、用提高生育率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下策，后患无穷
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既有利于应对人口惯性增长，又有助于预防人口过度老龄化。有人提出以放宽生育率来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认为，从长远和全局来看这是下策。
首先，根据人口增长规律，放宽生育必然增加新生人口，使人口规模扩大并相应推迟人口实现相对稳定的时间；其次，通过增加新生人口来缓解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是“远水不救近火”，于事无补；再次，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在成长为劳动力以前，属于被抚养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社会负担，形成社会老少负担的“两头沉”；最后，现在增加出生人口，意味着60年后扩大老年人数量，不仅无助于缓解我国长期的人口老龄化，反而会造成人口恶性循环，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认识到位，才能工作到位。
要“防洪”更要“抢险”【15】——访著名老年学家邬沧萍教授应对老龄化，要“防洪”更要“抢险”，记者曾在多种会议上听到邬沧萍教授这样呼吁过。在13亿人口日到来的今天，邬教授仍如是说。
一、老年人口规模扩大、老龄化速度加快
邬教授说，我国从1990年的12亿人口日开始，控制人口工作初见成效，当时提得最多的还是控制人口增长。在13亿人口日到来之后，我们就应该开始关注人口结构问题了。因为在13亿人口之后，我国老年人增长的速度达到3%，将远远大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老年人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达到4亿，占到总人口的25%。
另外，我国从现阶段开始，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10%增长到25%，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中国老年人口增长不是永远快的，只是这一阶段会最快。其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人口，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都即将慢慢呈队列进入老年人行列。
总之，13亿人口日使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将进入老年人口规模扩大、老龄化速度急剧加快的阶段。对此，政府要及早做准备，尤其要有“防洪”的措施。
二、要“全程帮助”，不只是“终端输血”
邬教授说，13亿人口日，我们要考虑13亿人的需要，其中包括1亿多老年人的需要。在我国，老年人的第一需要是经济保障，满足基本生活。我国老年人大多收入低，尤其早退休的高龄老人收入更低，而他们面临的困难最多。从“五普”调查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有71%的老年人靠退休金养老，而农村一半以上的老年人还在自己劳动。此外，老年人很少有别的收入；收入来源单一，是老年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邬教授以为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和救济金，其实只能是“终端输血”，是“抢险”，起到的只是兜底作用。为使以后的老人有更多的经济保障，国家现在就要开始对整个人群进行“全程帮助”，即“防洪”。
所谓“全程帮助”，邬教授以为就是在每个人年轻时就开始帮助他，增加教育投入，培训职业技能，提高个人能力。个人有能力创造财富后，他就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养老，而不一定要依靠国家。提高个人能力最重要的是教育，邬教授曾有个想法，就是至少要在北京让每个小孩都念到高中毕业。
对于有人提出的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来解决养老，邬教授以为这不是上策。多出生的人，而个人能力如果没有提高，那么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下，由此增加的只是人口而不是财富，对保障养老自然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