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篇《“三八节”有感》几乎让丁玲因此性命不保，尽管之后的戏剧性冲突使得丁玲的出击带上了几分“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悲剧色彩。但无可否认，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直面生存的勇气，冲破了图解政治、回避黑暗的流行模式，写出了独标真愫的文本，捍卫了人格的独立与文学的尊严，人散曲不终，丁玲的浩气长存！
致命的“三八节”
王震将军率部屯垦新疆时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几十万光棍都到了讨老婆的年龄，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军心随时都会动摇，毕竟革命不能革掉人正常的性需求。这位曾经以率领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而闻名天下的将军愁得茶饭不思。王震把这个情况上报中央，中央领导也不敢怠慢，新疆不稳，国家就难稳，于是1950年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运动拉开了序幕。
这八千湘女抱着保家卫国、建设边疆的崇高愿望参了军，一路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让她们热血沸腾。然而，她们不知道的是此行主要任务是去给人当老婆。到了新疆以后，她们将接受组织的安排，被新疆的将士们论资排辈挑选，而她们自己，只能被动的接受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哪怕对方是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糟老头子。
之所以啰啰嗦嗦地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是因为丁玲当时所处的陕北和王震所在的新疆颇有相通之处。我们知道，丁玲初到陕北的时候受到了党中央极高规格的接待，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像丁玲这样投奔共产党的女作家凤毛麟角，所以丁玲可以当作一面旗帜树立了起来。而到了“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各地投靠延安的女青年则如雨后春笋，蜂拥而至。很多文艺女青年们抱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来到了延安，没想到等待她们的首先还是光棍们热辣辣的眼光。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希望的所在，但这并不能代表它就是完美的，就像太阳上面也会有黑子一样。延安是新生事物，朝气蓬勃，但老的势力并没有因此缴械，这里依旧有不平等，有官僚主义，有趋炎附势、世态炎凉，有阴暗和见不得人的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丁玲、艾青、萧军、王实味为代表的“暴露黑暗”派开始在笔下针砭时弊，希望以此改变这些不良现象，他们认为，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就像王实味说的那样：“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在所有暴露延安黑暗面的文章中，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毫无疑问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这两篇于1942年3月7日同时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有人甚至略带夸张地说，就是这两篇文章导致了后来的整风运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笔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对延安的失望为引，揭示了延安存在的肮脏和污秽的一面，并对当时延安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批判。
由于性别因素，丁玲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延安的女性。《“三八节”有感》针对当时延安女性的现实处境发言，并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对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性做了深刻的揭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丁玲看来对当时延安的女性来说事实真的如此，她们的身体有时候还不归自己支配，而在年老色衰之后，更容易成为“落后”对象。在婚姻的问题上，丁玲同样妙语连珠，她说：“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最后，丁玲提出了关于“女性自强”的几点建议，包括爱护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愉快，凡事多动脑子，吃苦的决心和坚持到底的勇气等。
《“三八节”有感》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丁玲或许没有想到，这个“三八节”竟是一个致命的“三八节”。
命运的抉择
书生意气，有时候往往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革命革命，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丁玲们的举动不仅震惊了延安的共产党，而且震动了南京的国民党。他们的一些文章甚至被国民党拿来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场针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悄然拉开大幕。
1942年4月初，在中央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丁玲第一次受到了猛烈攻击，其中“炮火”最凶猛的是一“虎”一“龙”，“虎”是母老虎，即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龙”是从前方回来的贺龙。曹轶欧只是康生的发言工具而已，背后的指使者自然是康生，康生对陷害丁玲一直都是不遗余力，这一次绝好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贺龙则怒吼道：“老子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贺胡子”这话大概来源于“王胡子”，因为这话之前他的好友王震就说过。不过贺龙说这话绝不是替王震发言，贺龙性格直爽，从不拐弯抹角，常常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话里也绝没有康生的政治目的，因为他在政治上一向比较天真。贺龙说这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贺龙出身草莽，向来大男子主义思想比较重，当年毛泽东向中央申请，要跟江青结婚，中央领导一片反对，只有贺龙大吼一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贺龙做梦也想不到江青一个女人将来敢于兴风作浪；其次，贺老总一生有过多次婚姻，小老婆也娶过。而当时他正追求从天津投奔延安的漂亮女学生薛明，眼看成功在即，没想到丁玲在文章中抨击延安许多“土包子”地位提高后，就抛弃前妻娶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不是指着鼻子骂人嘛，也难怪贺龙震怒了！
“虎啸龙吟”之后，会场一片肃静，气氛异常紧张，接下来毛泽东的谈话将起决定作用。沉默了一阵，一直在大口吸烟的毛泽东发话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瞬间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丁玲重回天堂，台下的她不由得感激涕零，而王实味则走向地狱，数年之后他被秘密处死。
对于丁玲这个老乡和自己亲自树立起来的旗帜，毛泽东终于网开一面。为了更好的帮助丁玲，会后毛泽东立即找丁玲谈话，推心置腹地对她说：“你进行批评是对的，但要讲究方法，先得肯定别人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有功劳，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点有待改进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先抨击……”毛泽东知道众怒难犯，他向丁玲悄悄授计：先去拜访意见最大的贺龙和康生。
事后，丁玲立即去了贺龙那里，毕竟是湖南老乡，豪爽的贺龙见丁玲亲自上门，气很快也就消了。但一直与自己为敌的康生那里，出于本能的反感与自尊，丁玲却没有去，这也使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
韦护精神
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于当时的丁玲来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单枪匹马挑战整个男权社会，嫉恶如仇，快言快语，这使她看起来不像一个以文乱法之儒，而更像一个以武犯禁之侠。虽然她的挑战正如堂吉诃德攻击风车一样落败，并差点粉身碎骨，但其浩气长存，历久不散。
80年代初，丁玲曾经写了一篇杂文《韦护精神》，再论瞿秋白的“韦护精神”。文章里她说：“韦陀菩萨疾恶如仇，一发现尘世的罪恶，就要抱打不平，就要拔剑相助，就要伸手管事。”然而，“佛教是以慈悲为本，普度众生为怀的，深怕这位菩萨犯杀戒，所以塑像时就让它只看佛面，只见笑容，而不让看见纷扰的尘世和罪恶的人间。”
丁玲谈“佛”不过是为了抛砖引玉，她随即笔锋一转：“现在有的人见怪不怪，讳疾忌医；有的人把头钻进草窝里，不顾屁股露在外面，却以为把丑遮住了，心安理得；更有甚者是对韦护们施加压力，只准韦护面壁朝佛无所作为，而不准韦护观察、议论、思索；更不允许医生用刀、韦护施剑。”针对这种现象，丁玲呼吁：“我们应该大大提倡韦护精神，让韦护们转过身来，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40年代初，丁玲曾经以女儿身化身韦护的角色，仅1941年，丁玲就创作出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十余部作品，成为她延安十年创作生涯的最高峰。然而1942年的整风成为丁玲创作生涯的“滑铁卢”，她的创作在达到极富激情和创造力的时候遭到了“应力性骨折”，遗憾的是，此后她主动转身回去面壁朝佛，她的创造力也就从巅峰跌落悬崖。
顺便说一下，《“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确实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地方还是超前的。比如，文章里讲到当时延安的女性普遍都害怕生孩子，生了孩子得到处央求别人收，这一点就连毛泽东自己和当时的“第一夫人”贺子珍一定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贺子珍自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从井冈山到延安，十年怀了九胎，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她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受到伤害的不止是身体，还有精神，贺子珍后来变得暴躁易怒以至于和毛泽东分手，这和她多次的生育不无关系。而他们的孩子除了不幸夭折的之外，大多选择了送人，后来音讯全无，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悲痛。
少女的贺子珍在家乡有“永新一枝花”的美誉，她自己曾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然而，在革命年代，她不能也无力“善自珍重”，这也酿成了她人生后来的悲剧。
